5.哈耶克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及启示

哈耶克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及启示

:面对近现代以来理性主义政治强行对人类社会进行的规划和设计造成的灾难,哈耶克以

理性不及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直陈理性的虚弱乏力之处,洞悉理性主义政治实验之不能性,从而论证个人自由的价值。哈耶克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为我们深化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对哈耶克研究的脉络中,大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以约翰·格雷、刘军宁、汪丁丁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常识路径;以邓正来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路径,以高全喜为代表的政治哲学路径。虽则三者的研究视角、论述重点和理论建构颇有差异,展示了哈耶克理论的不同面相和丰富内容,然而,三者均一致认同哈耶克庞大思想体系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石———理性不及主义认识论。约翰·格雷认为,“哈耶克的论著阐发了一个思想体系,其抱负之宏大完全可以与密尔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相媲美,但是却远不如它们易受到批判,因为哈耶克的体系是以一种在哲学上站得住脚的有关理性之范围和限度的观点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他的理念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一体系有某种人性观,也有一个关于人的有意识的认识能力及在社会中利用知识能力的范围和局限性的概念。这一概念贯穿于哈耶克对经济理论、法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种种立场中”。正是在理性不及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哈耶克对理性主义政治建构的理想社会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和解构。然而,约翰·格雷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却将哈耶克归之于洛克、康德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传统:通过理性共识进行规划设计,寻求适用于全人类的最佳生活方式。而这和哈耶克一生致力于批判的理性主义政治建构明显相悖。一、近现代政治的理性主义之困:哈耶克政治哲学的时代难题政治哲学家的哲学追问源自于对自身所处时代困境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哈耶克面对的是近现代政治中理性主义的盛行所导致的诸多灾难。伴随着文艺复兴的肇始、中世纪的终结,在神意关照、遮蔽乃至主宰下的人类逐渐觉醒并重新发现自身,千年神与人之间的对立趋向和解,终至以神的隐退而结束———世俗生活世界终归属于现世中的芸芸众生,人类需要自己掌控现世生活。启蒙运动则为人类掌控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把钥匙———理性。自古希腊以降,对理性的尊崇即构成西方历史的文明基因和固有传统,即便在神意笼罩下的中世纪,以理性对抗信仰的活动也从未停息。神性的消解、人类的觉醒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确认了人的理性属性、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并为理性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机会、土壤和空间。但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可能转化为谬误。理性为人类认识、理解与把握外部世界和现实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工具,它要求置身于现实世界的人类亲身观察、独立思考、探求知识,以便真切地认识、适应客观世界,指导自身的生活,从而有助于廓清迷信,破除虚幻,明智审慎地追求和行为。然而,理性的这种功能却隐含着一种危险———走向理性主义,即对理性的无限夸大乃至崇拜,不仅认为理性可以认识客观的物质世界,甚至可以重构人类的社会生活。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翘楚的古典希腊哲学试图从“多”中发现“一”、从“表象”中找到“本原”,在混乱的政治现实中建立“理想国”的努力已清晰地表征着理性主义的企图,只不过失落的城邦世界终使柏拉图的努力付诸东流。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鼓舞了人类的雄心壮志并唤醒了沉睡中的柏拉图精神。以培根、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家们开始谋划寻求确定性的知识,试图从一个确定无疑的逻辑起点,经过理性的推理演绎,建构逻辑上自洽的知识体系,从而获致某种具有确定性的结果。笛卡尔声言,切勿轻信“那些不是完全确定无疑的东西”,“只要我在那些东西里找到哪怕一点点可疑的东西就足以促使我把它们全部都抛弃掉”。“我思故我在”成为笛卡尔为理性辩护的最强音。真正的知识必须经由理性方法才能获得,而且理性方法也是获致真知的唯一途径,感觉经验因无法达致确定性而被蔑视、遭抛弃。由此确证了人的主体性认识地位———人成为他者存在的根据和尺度,所有这一切依凭的媒介则是人的理性。理性成了最高的法庭和裁判者,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天平上进行评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以人对‘神’的反抗开始的:人把自己虚幻中观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坛,

把人及其理性放在了原来上帝的位置。原来以神圣天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和道德秩序,不得不让位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理性思维完成了向理性主义的蜕变。这种理性主义倾向不仅体现在哲学认识论上,而且开始渗透并主宰了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人类不仅试图凭借理性实现对自然世界的控制,甚至开始计划依靠理性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彻底重构,建立一个至善的俗世天堂。人类相信,社会生活的至善、人类的解放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借助于外在的力量即可实现。在近现代,理性的力量不断膨胀并日益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进步乃至无限的进步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仿佛依靠理性设计能够完全控制社会的运转,带来意想中的进步并进而达到“至善”的境地。“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至此,在理性主义的鼓舞下,人类试图实现从上帝的救赎到人类自我救赎的转变。最终各种满怀完美理想的理性主义政治设计在近现代世界大行其道。整个社会似乎也开始朝着这个目标转向,“社会主义理想”和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欧洲呈现繁荣之势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正当人们信心满满之时,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西方的福利国家分别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国家盛极一时,战争与奴役成为时代的表征,最后导致了种种疯狂的行为和结果,人类文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灾难。针对此种社会状况,哈耶克警言,人类“致命的自负”正引领自己走向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对政治中理性主义的怀疑、反思和批判逐渐成为当代政治哲学致思的时代任务和难题。身置现代性社会的哈耶克,自觉承担起破除政治中理性主义神话的重任,而破除政治神话的工具即为理性不及主义认识论。二、不完美的理性和自由的价值:哈耶克的知识论在哈耶克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唯理智论”带来的恶果。作为一种认识论和知识论,“唯理智论”认为人类凭借理性的力量完全可以掌握经验之外的知识,对未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觉设计,达到一种“至善”的境地。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进步,唯理智论者渴望将一切事物都置于人类理性控制之下,包括政府试图利用所掌握的控制技术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行整体的计划。问题正出现在这里。哈耶克认为,人类毫无疑问具有理性认识能力,并且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禀赋”,但人类理性的力量无疑被唯理智论者过分夸大了;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人类理性取得了确定性的成就和进步,但是理性认识却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特别是理性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更是如此。哈耶克把人类社会比作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包含着无限多的要素,相互关系极为复杂。而个人的理性认识是既定时代、生活环境以及风俗习惯等的产物,这既是理性产生的基础,又是理性局限性的根源。现实的世界总在不断地出现“实际的困难”———这正是我们的知识远未完备的标志,否则就不应该有任何困难存在。同时,人类社会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未来更是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人类的理性认识和思想能力对此无能为力,也就是说,进步只能是人类不断发现和克服未知领域的未知困难过程。因此,他断言:“人类的理智既不能预知未来,也不能着意塑造未来。”而宣称发现了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演化规律、试图对整个社会进行完美重构的念想更是荒唐可笑的。哈耶克把这种“唯理智论”称为“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在哲学认识论上具有根本性的错误,不管其动机是否高尚,结果必然走向专制和奴役。哈耶克曾引用F.荷尔德林的话语以示警告:“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与哈耶克一道致力于批判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波普尔也发出同样的感慨,“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它导致不宽容”。不仅如此,哈耶克还发现,“知识只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知识’的说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比喻”。个人的智力水平、生活经验等决定其不可能掌握全部的知识,知识仅以分散的、局部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见解的形式存在于难以计数的个人身上。基于特定的智力水平、个人经历、现实处境乃至个性差异等,不同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一套适应其个体生活情境的独特的知识体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