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的历史政治修辞以《都柏林人》中的两个故事为例

隐含的历史政治修辞：以《都柏林人》中的两个故事为例
郭军*
内容提要：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表面看去是十五个简单的故事，勾画了他同时代的都柏林人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但这只是文本的第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下面还隐藏着另一个叙事，即利用词语的多义以及人名和地名的影射功能、角色的隐喻身份、与历史人物的类比等而构造出的一个民族历史和地理政治的隐形文本，这种双重叙事是把历史与现状相对照，从根本上揭示了爱尔兰人精神状况的历史原因，达到了用琐碎的细节叙述其民族的目的，显现了“顿悟”美学的效果。

关键词：双重叙事“遭遇”“车赛之后”隐含的历史意义的顿悟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当时爱尔兰那样一个前现代的、殖民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伊格尔顿在他的爱尔兰研究著作之一《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谨》中所注意到的，艺术与政治当时还没有各自独立的领域，特别是在帕内尔的民族主义政治失败后，文化和艺术实际上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策源地①，所以有批评家甚至说，早期的乔伊斯玩的是政治，而不是语言技巧，当然这话过于极端，实际上，乔伊斯正是用复杂的技巧才构造出了复杂的政治修辞，利用这样的修辞，最终使得他的政治立场既不缺场，也不沉默，而是转入地下运作，靠的是利用词语的多义以及人名和地名的影射功能、角色的隐喻身份、与历史人物的类比等，构造一个民族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神话、文化抵抗和社会象征的隐形文本，达到了用琐碎的细节叙述其民族的目的。

于是，这样一个故事集便有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自然是故事本身，作为故事，它们构成了乔伊斯所说的“镜子”，让读者看到“瘫痪在如何实施其致命的行动”（Joyce，Dubliners 7）；第二个层面就是隐含的历史政治。

当时的文化领导人之一AE在约乔伊斯给他的《爱尔兰家园报》写故事时，让他写点简单的，不要吓着读者的东西，但是乔伊斯执意要吓着读者，怎么办？只能采取间接手段，于是使得《都柏林人》与《尤利西斯》一样，是个复杂的双重文本，在其描画爱尔兰众生相的文本言述层下面展开着一个绵延了八个世纪的历史积层，不断以其掩盖不住的“特殊腐味”（Joyce，Selected Letters79）侵蚀着乔伊斯时代爱尔兰社会空间中任何浪漫的文化喧嚣，为之罩上了命运的阴霾。

一
这个积层隐藏在所有的故事里，以“遭遇”为例，我们从文本层面看到的是两个孩子厌倦枯燥窒息的学校生活，被故事中的巴特勒神父叫做“这个学院”的学校也就是《画像》中的斯蒂芬所上的那个贝尔维德中学，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士所办的学校②，这是乔伊斯的父亲所信
*郭军，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和乔伊斯小说。

得过的学校，它提供良好的教育，也对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严加管教，有着浓郁的天主教和民族主义氛围，但前者由于英国的入侵而与清教的禁欲主义和严酷的惩罚相结合，后者则又由于对帝国文化体制的抵抗而与狭隘的自闭性相结合，这两点都从巴特勒神父训斥利奥・狄龙把美国西部浪漫传奇故事带到学校来看时的言辞中流露出来，他要求孩子们背诵罗马历史，而把那类故事书叫“垃圾”，威胁利奥如果再被发现做同样的事，将受到严惩；同时他让利奥意识到他是“这个学院”，而不是“国立学校”的学生，后者指的是19世纪英国在爱尔兰建立的公立学校，其教育理念是英国新教观念，爱尔兰人历来认为那是英国人试图从宗教、社会和政治上控制爱尔兰的手段之一。

但是“这个学院”中的清规戒律和对孩子的封闭式教育也是与孩子的浪漫天性相违背的，所以孩子们在课余时间看美国西部冒险故事，叙事者还喜欢美国侦探故事，津津乐道“里面野性、淘气、漂亮的女郎”，正是这些传奇为孩子们“打开了逃避之门”（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3），于是故事中的几个孩子———叙事者，马奥尼・狄龙和利奥・狄龙相约逃学一天，出去体验冒险与浪漫，但是，头一天受到巴特勒神父严厉训斥的利奥临阵退缩，没有胆量一起前行。

于是只有叙事者与马奥尼上了路，他们的目的地设定在鸽房（Pigeon House），一个历史上留下来抗击外敌的六角形要塞城堡，乔伊斯时代的灯塔房所在地，坐落在利菲河（River Liffey）南岸的防波堤上。

孩子们在都柏林皇家运河（Royal Canal）的一座桥上碰面后，其实可以走近路，直奔东南方向，即可到达目的地。

但是他们却先北上，再转东南，最后再向正南方向行进，过利菲河，再往东，往北，理由是避开众人视线。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线路图：沿着斯特兰德北大街（North Strand Road）到矾油工厂（Vitriol Works），右拐，再沿着通向东南方向的码头路（Wharf Road）走到熨铁角（Smoothing Iron），向正南到利菲河北岸，过河，走上一斜坡，到利菲河的支流多德河（the Dodder）不远处的田野里，从这里再向东北，才可到达鸽房③，但是到田野里时天色已暗，更主要的是碰上一个变态者，使孩子们的胆气和兴趣均大败，冒险的计划遂半途而废。

这个故事中的历史政治修辞其实就藏在这个线路图里，因为对于乔伊斯这样熟知爱尔兰“历史噩梦”的作家来说，这个线路绝不是随意和偶然的，而是有意安排。

为的是勾起爱尔兰历史上那些惨败的记忆，再把孩子们流产的冒险计划置于其中，两相对照之下，处处显示了爱尔兰历史噩梦的吊诡性，表明爱尔兰人的任何追求都是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语境中的一次超越命运的尝试，但是这个语境本身已经表明了命运的把控是一种结构性在场，无所不在。

用《画像》中斯蒂芬的话来说，它就是“一张大网，在一个灵魂刚刚诞生时就会铺散下来把他扣住，不许它飞翔”（Joyce，Portrait203），“遭遇”把孩子们所走过的地点串联起来昭示的正是这个历史命运的强制性。

首先，从斯特兰德到码头路这一段路是都柏林的克隆塔尔夫（Clontarf）地区，是爱尔兰历史上好几次失败的“遭遇”所发生的地带，最惨重的一次无疑是爱尔兰人早已耳熟能详的著名的克隆塔尔夫之战（Battle of Clontarf），当时的战场就在这里④。

这是公元11世纪爱尔兰人抵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场恶战，爱尔兰人在当时最大的省国王布里安・博卢（Brian Boru）的带领下击退了敌人，但是博卢阵亡，他是当时最有希望和雄心统一爱尔兰的省国王，他的去世结束了一个英雄的时代，随后各省国王竞相争霸，一派混乱，正是在这些争霸中，其中的一个省国王由于向驻扎在威尔斯的诺曼人求援而引狼入室，开启了八个世纪的殖民历史。

这里的又一次重大“遭遇”，虽然没有流血，却是同样的惨败，这就是1843年10月8日
原定在此举行的最大的一次“大型集会”，也称“魔鬼集会”（“monster meetings”），在英政府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取消。

这种集会形式由爱尔兰著名的政治家和自由主义战士奥康奈尔（O' Connell）所发明和领导，他利用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使群情激昂，逼迫政府取消英爱联合国会，而恢复“大学草坪上的古老议会”，即爱尔兰独立国会，他所领导的这个“取缔联合运动”（Repealing movement）的集会共举行过30多场，联合了最广大的爱尔兰民众共同争取共和与独立，他也由此被同胞们尊称为“导师”。

对于1843年10月8日那场“在里安・博卢战胜丹麦人的地点”所举行的集会，当时的《民族报》发了一则广告，称他们是“取缔联合运动的骑兵部队”，把他们的阵势描绘为：“每支部队有25个骑手，由军官打头，后面是6个纵队，4个横队，保持距离，每人手持杖棍和帽子”，并以极具鼓动性的语言号召：“取缔联合运动的志愿者们，聚集吧，前进吧！！！”结尾处再次号召“向着取缔联合前进！向着克隆塔尔夫前进！”⑤但是政府以大兵压境，阻止他们前进，为了避免牺牲，“取缔联合运动协会”只好临时取消了集会，以“倒高潮”收尾。

这以后，奥康奈尔再未能恢复他无与伦比的领袖地位，健康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抗英大业也一时搁浅。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频发的地区充满了各种历史记载，但无不是以征服者的胜利和爱尔兰的失败为内容，仅从孩子们在这条路上所经过的桥梁的名字上就可了解这点，因为它们几乎都是以征服者的名字所命名，如孩子们汇合的皇家运河上的拱桥，叫做纽考曼桥（Newcomen Bridge），就是以修建皇家运河的公司主管的名字命名。

总之，在这条路上，在孩子们还没有过河之前，他们就已经被那些悲剧的阴霾所包围。

过了利菲河往后，我们看到孩子们到达从利菲河到支流多德河之间那一片开阔地，进入林森德（Ringsend），那更是长期以来征服者进出爱尔兰-都柏林的门户，斯堪的纳维亚人当年在这里登陆，《尤利西斯》中斯蒂芬讲完历史课以后，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走出来徜徉的地方也是这片沙地⑥，在这里他眼前浮现出当年“一艘艘湖上人（挪威和丹麦人）的大帆船曾驶到这岸边，来寻觅掠夺品。

它们那血红的喙形船首，低低地停泊在融化了的锡镩般的碎浪里。

玛拉基系着金脖套的年月里⑦，丹麦海盗胸前总闪着战斧形的金丝项圈”（萧译本97）。

而这里的鸽房，即孩子们的目的地，正是17世纪英国国会军的先遣部队登陆的地方，紧接着，他们的首领克伦威尔也是在这里踏上爱尔兰国土，成为这个岛国的统治者，乔伊斯在《爱尔兰，圣者与贤人的岛屿》中告诉我们，爱尔兰人在诅咒时把克伦威尔与撒旦相提并论，说明了这个人的残忍，这个所谓的“人权的伟大捍卫者，实际上是一个野兽，他来到爱尔兰，用火与剑传播他的信仰”，他的清教士兵残酷屠杀爱尔兰天主教徒，“要把他们赶下海、赶进地狱”（Joyce，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176）。

在他以后，18世纪来管理爱尔兰的英国总督也在这里登陆。

于是，这里在见证了侵略者长驱直入、节节胜利的同时，也见证了爱尔兰人的一次次受挫和流亡，比如鸽房曾经是个兵营，存有弹药和枪械装备，它吸引了爱尔兰爱国主义者，他们试图获得这些装备抗击英帝国主义，但是从汤恩（Theobald Wolfe Tone）到埃米特（Thomas Em-met），再到后来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领袖亨利・哈塞特（Henry Hasset），无一成功者。

随着一次次起义的失败，天主教土著居民的生活日益艰难，广大农民更如同生活在人间地狱，这时，大批的百姓和志士仁人逃离爱尔兰，他们都是在这里告别祖国，流亡他乡。

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孩子们的计划最后搁浅的地点，可以说是乔伊斯历史噩梦感的最早表达，是后来在《尤利西斯》前三章中所给予的更为宏大的铺展的序曲。

在与出版商协商出
版事宜时，他的律师曾向他建议，如果“遭遇”被拒绝，他不妨专门以这个地区为主题写一篇
故事，我们难以想象，当自己的出版计划失败，再来写这“失败门户”的故事，那将是怎样一
“遭遇”这个关于失败的故事，让孩子们从浪漫故事所打开的逃避之门种情形。

但无论如何，
出发，走过以历史失败所铺垫出来的道路，最后被困在这失败的门槛，这已经够辛辣，它不仅
是对爱尔兰失败命运的又一次演绎，更是对爱尔兰的历史噩梦所造成的禁闭氛围的渲染。

如果说这种渲染在两个孩子与变态者的“遭遇”之前还一直是隐晦的，那么与变态者的
这个“遭遇”则是对这个隐含意义的最后揭示。

因为他们所碰到的这个有着纯正口音和良好
教育的“怪人”，用乔伊斯的话说，正是英国在爱尔兰所实施的国民教育的“副产品”⑧，换言
之，这种教育既灌输了帝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同时又把爱尔兰人变成这种畸形产品，并且使
得这样一个人既是这种教育的受害者，又用这种教育所给他的意识形态来辖制孩子。

这真
是对英国式的精明算计的绝好回报。

作为受害者，这使他在欲望和压抑之间倍受煎熬，这两
点全表现在他神经质的谈话中，他先是如此痴迷地谈论“端详一个姑娘那细嫩洁白的双手和
美丽柔软的秀发”（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8）的美好感受，典型地表现
出终生未能实现的、被压抑的欲望所留下的神经征兆。

当欲望再次被燃烧起来时，他只能走
开用手淫去发泄，但是当他发泄完以后，回来就换成了另一幅面孔，大谈惩罚，痴迷地描绘如
何用鞭子去抽打找情人的男孩，“仿佛是在向我（叙事者）展示某种精巧复杂的机密”，并反复
说“这世上他最喜欢做的就是这事情了”，“他很爱做这件事，超过他爱做世上任何事”（乔伊
《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20），其神经质的表现正如他先前反复说最喜欢的是斯，
看姑娘的双手和头发时一样怪异，借此他无疑是在自我惩罚，充分显现出被压抑而扭曲的人
性。

但无论如何，当他大谈惩罚时，他又俨然一个克伦威尔时代的清教卫道士和施虐狂，给
孩子们的心灵造成巨大压力。

这个变态者对“失败”这一爱尔兰命运的最后揭示就在于他从
反面证明了英国人在爱尔兰的成功，因为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他已经被它的教育所致残，他
影射着孩子们的未来，尽管故事中的孩子所受的是由巴特勒神父所代表的爱尔兰式教育，但
这种天主教教育在对人的禁锢上，使用的却是清教戒律，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培养目标
是神职人员，故事中的“孩子王”马奥尼・狄龙便是一个未来的牧师，而他的弟弟则在受了巴
特勒神父教训后选择了服从，而放弃了冒险。

故事中的两个孩子最后也终于在变态者所描
绘的惩罚的威胁下逃跑回去。

乔伊斯在论述爱尔兰民族失败的原因时常常用两个精辟的形象，即凯撒与基督，前者代
表武力征服，后者代表精神把控。

在这个故事中他也用细节暗示了同样的原因，在孩子们过
河以前，叙事者在码头上看热闹，从一个挪威水手脸上看到了罕见的绿色眼睛。

最后又在变
态者脸上发现了同样的一双绿眼睛，当然，对这个意象，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象征，即它
指向异域风情的浪漫、冒险、与现实的差异，或正如《画像》中小时候的斯蒂芬所幻想的代表
尚未实现的艺术或人生理想的绿玫瑰，而最后在变态者脸上看到同样的眼睛，表明这就是孩
子所追求的理想的样板，于是乎爱尔兰人的追求永远在一个怪圈中循环，他的结局永远无法
超越命运给他做好的模式，他无法超越。

但作为这个故事历史政治含义的一部分，这个意象
也有另一层所指，即出现在挪威水手脸上时指向域外征服者，尤其是水手那如胜利者的喊声
更强化了这层意蕴；而最后这双绿眼睛出现在变态者脸上，在他恶狠狠地重复鞭打的细节
时，这双眼睛幽幽地盯视着孩子，迫使孩子的目光在它的凝视下胆怯地转向别处，这时它无
疑指向阴郁的宗教训诫与惩罚。

而正如乔伊斯惯常所说，当爱尔兰人的心灵被罗马所把持，
侈谈什么抵抗英国人，这是毫无用处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这个变态者的“遭遇"也是对“失败”原因的实质的最后揭示。

乔伊斯这种把地名或人名连成一个地理历史的象征体系的方法，使得他对自己隐含的用意无须讲述，而只展现，正如本雅明意义上的马赛克或“星座”，是以细节的精心组合和共现来昭示（reveal）或启迪（illuminate）。

有意味的是，在对这种手法的描绘上，正如本雅明从犹太教卡巴拉神秘主义中借用了术语，乔伊斯则从基督教中借用术语，称之为“显现”或“顿悟”（epiphany）。

与此相对应，在向出版商解释自己的意图时，他又用通俗的比喻把这样的故事叫做“镜子”（mirror）和“擦亮的窥镜"（polished looking glass），作为爱尔兰的众生相图，它如镜子映照出国人的缺陷，构成其“道德史上的一章”（Joyce，Selected Letters83），但作为对这个缺陷的诊断，它又如“擦亮的窥镜"，向历史的深度探查，显现出一幅民族病理的基因图谱，两者的结合构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这“意味”正是那些被重新置放在故事中的历史影射。

二
这种形式用在“车赛以后”，也同样发人深省。

在这个故事中的爱尔兰青年与法国人、英国人的关系几乎是一个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寓言、索引，使得任何一个熟悉爱尔兰历史的人立即会联想到被叫做“卡斯尔巴追击”的战斗（the races of Castlebar），尤其是想到“追击之后”（after the race）⑨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知道，在爱尔兰历史上，爱国领袖汤恩在为爱尔兰争取独立与共和时，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他同时也想利用法国与英国的矛盾而从法国得到帮助，这种努力由于自然条件和政治的原因而频频受挫。

但是，1798年8月22日，终于有一只法国共和国军队在爱尔兰基拉拉湾（Killala）登陆，由亨伯特（Humbert）任将军，他们向爱尔兰农民军发放武器，灌输争取“自由、平等、博爱、团结”的理念，号召推翻英国统治，并且初战就告捷，将在卡斯尔巴所遭遇的由雷克（Lake）将军率领、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英军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窜。

但是，在这场“追击”之后，法国军队由于判断错误而被英军暗算，同时英国总督康沃利斯（Cornwallis，Lord Lieutenant）带领大批人马包抄过来，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法国军队投降。

然而，出乎正常意料之外的是，这些法国俘虏受到英国人贵宾般的待遇，在他们被押送到都柏林的途中，他们乘坐的是邮船，一路上玩纸牌、唱“马赛曲”、跳舞，如凯旋归来的英雄，到了都柏林以后，又受到盛宴款待，然后被送上船，经由英国，返回法国。

但是与此同时，那些参加“法国军队作战”的爱尔兰人却被格杀勿论，在牺牲者中就包括汤恩自己的弟弟⑩。

法国人对此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一是因为，援助爱尔兰本来就不是法国的终极目的，而是拿破仑欧洲战略棋盘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棋子，而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根本没有瞧上爱尔兰人，尤其是进入爱尔兰以后，发现这些人完全不值得帮助。

当时，那些纪律松散、愚昧落后的群氓在感谢法国人给他们发放枪支弹药时，信誓旦旦，表决心说一定要“为法国和圣母而战”，使得一个法国军官充满无奈与鄙视地感叹：“老天爷救救这些傻瓜蛋们吧，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对教皇和他的宗教多么不屑一顾，他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热切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帮助了，……我们刚把教皇先生从意大利撵走，却在这个国家又发现了他。

”并说，如果由他来选择，他会拎出三分之一，而把其他人统统枪毙（Kee137）。

故事中乔伊斯用了许多提示影射这样一种诡秘、复杂、令人既切齿又哀叹的关系，故事的开头，那些等着向法国“盟友”欢呼的爱尔兰人被叫做“感激涕零地受压迫的人们”（Joyce，
Dubliners44），这无疑影射的是爱尔兰农民对罗马和英国国王的态度，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们无论如何痛恨殖民统治，但是对教皇和国王的效忠情感却始终不渝。

借这词语，乔伊斯似乎把故事中那些在法国车队面前欢呼的人群又幻化为当时以同样的欢呼迎接共和国军队的农民军们。

故事中的吉米因为在国外镀了金，且口袋里有几个钱，于是觉得高出这些“世俗的大众”（Joyce，Dubliners46）一头，实际上他正是现代版本的爱尔兰傻瓜。

当他与欧洲人一起向爱尔兰“奔驰”（career）时，激发他激情的其实也是法国和一种神，而不是他的民族，只不过这个神不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财神（Mammon），这是爱尔兰宗教的实质空洞了以后成年人所敬的真神。

如果说在这篇故事中这还只是隐含的，在“寄宿舍”，在“委员会办公室的常春藤日”，在“母亲”中都已经是赤裸裸的了，“寄宿舍”中的母亲逼迫“薪水丰厚”，“还有点积蓄”
《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54）的多兰娶她女儿那天，正是礼拜日天主教（乔伊斯，
徒做弥撒的日子，但她听着教堂的钟声所策划的却是这场婚姻所带来的利益，并算计着“时间很充裕，足够跟多兰先生把事情摆平，还能赶到马尔伯勒街上参加正午的短弥撒”（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54）。

在“委员会办公室的常春藤日”中，如果英国国王可以带来资本，那么故事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们也不在意去欢迎他。

在“母亲”中，当“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渐渐得势”时（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24），卡尼夫人突然发现自己女儿的名字“凯瑟琳”由于正与叶芝民族诗剧中象征爱尔兰的女英雄同名而成了挣钱的资本，于是与同样想发民族复兴运动之财的演唱会承办人演绎了一出讨价还价的闹剧。

最后在“恩典”中，珀登神父的讲道为爱尔兰人这种追求给予了宗教正名，他把耶稣斥责“不义管家”的话进行了曲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要与借不义的财神交朋友，以便死时，他们可以接纳你们进入永久居所”（Joyce，Dubliners197）。

在那篇故事中，作为精神领袖的神父按计算金钱的模式来引导爱尔兰人的精神生活，让他们“都打开自己的帐本，打开自己精神生活的帐本，看一看自己跟良心的帐目是否清楚明确。

”而“他就是他们精神意义上的帐房先生”。

一个合格信徒的标准就是最后能对自己说：“好吧，我仔细查过帐目了。

我发现这里不对，那里错了。

可是，亏得上帝的恩典，我要改正这里，改正那里。

我将理清我的帐目”（Joyce，Dubliners198）。

吉米似乎正是为这个神而奔波，他不断算计着自己的得失，同时也检查着自己的良心。

但他的民族良心一如他爸爸，只有在缺钱时才感到其存在，因为只有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族姓身份，他才深切感受到他在富裕的欧洲人面前是个边缘的爱尔兰人、是个被藐视的他者，所以他所做的是想用钱来填补这个沟壑，但是正如那些为了保全自己的私家性命而不能将革命参与到底的农民，最终还是落得被屠杀的结局，吉米也在为得失的焦虑中不能尽兴，但最终被敌人和盟友合谋算计了。

我们看到，在故事的中间，几个年轻人共进晚餐时，不知从何处冒出个英国人劳斯。

一番喧闹以后，法国人煽动大家谈起了政治，使得吉米与那英国人产生敌对情绪，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法国人举杯向博爱致意，并“别有意味地推开了一扇窗户"（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36）；最后大家开始玩牌，赌额高涨，吉米既沉浸在民族情绪中，又沉浸在与欧洲人结伴的兴奋迷乱中，同时也为如此消费辛勤挣来的钱而隐隐作痛，所以并不能专心致志，不断看错牌，连自己欠的债都得别人帮忙计算。

虽然他还不明确谁是赢家，但已经清楚自己是个输家，他盼着他们罢手。

但是等他渐渐认识到“那是一场糟糕透顶的赌
“赌资是在劳斯和塞安古之间分享的。

”最后计算时，结果是：“劳斯博”时，结局也渐渐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