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生平

哈贝马斯生平、著述及思想概况
哈贝马斯生平
尤尔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批判理论” 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以《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这篇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自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始涉猎学术研究起，便以思想活跃、政治激进著称。

他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思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对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成一说的“交往行为理论”。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如此，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西方世界的晴雨表，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西方世界，或者说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西方世界的政治决策。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

哈贝马斯先天兔唇，早早就认识到个体的脆弱性，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人是社会的人。

幼年时期因口齿不清而不被人理论，因此“交往”在他日后的理论体系占重要地位，他认为，“非强制的交往是自由的本质，而符与是交往的媒介。

”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

不过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

在清华的演讲中，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老人还是孩子）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1945年纳粹投降，看过集中营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

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重的批判意识。

他在以往的一次回忆中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

”哈贝马斯一生不但对诸多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阿尔多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与当代著名的理论家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

（哈贝马斯是一位喜欢论战的思想家）
1949年—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

期间1953年的海德格尔事件对他触动很大。

这一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1935年所作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仍保留着1935年称“纳粹是伟大运动”的辞句令，阐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为纳粹德国进行辩解。

因此他对《形而上学导论》非常不满。

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精英主义和神秘主义是有害的。

这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在这个时候，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已经初露端倪了。

1955年，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

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引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

由于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认识分歧，他同学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决裂。

他指责学生们脱离现实、理论立场上过于教条主义，认为议会中的不民主现象只能采取说服或者启蒙的形式解决，而不应该借用暴力。

学生运动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

由于这种矛盾，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
郊的斯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

1983年，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哈贝马斯的著作
哈贝马斯著述甚丰，除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数量可观的文章外，出版的著作有30多部，主要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理论和实践》（1963）、《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68）、《认识和兴趣》（1968）、《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以及《真理与论证》等，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同领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

哈贝马斯思想的发展历程
1、前交往期（1959-1968），这期间，哈贝马斯的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

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这期间，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
1、首先是论战性。

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

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2、其次是综合性。

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3、再者是体系性。

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4、最后还有实践性。

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

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哈贝马斯一直自命为关心公共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以此与他德国大学的同事相区别。

但他与萨特和罗素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他决不涉足街头示威与广场
集会，更不会像伯尔那样在铁路上堵截载有核于武器的军车；而是以接受传媒采访，为报章撰文作为他介入公共事务的主要手段。

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论，提供理论支持。

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哈贝马斯与中国
1、邀请哈贝马斯访华，最初可以追溯到1980年。

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代表团应邀访问德国，重点访问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并专程前往慕尼黑，拜访了时任马普学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的哈贝马斯。

据哈贝马斯本人和他的弟子杜比尔（Helmut Dubiel）教授回忆，中国的这个代表团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并曾正式向哈贝马斯发出访华邀请。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邀请一直都停留在书面上。

2、哈贝马斯第一次与汉语世界建立起直接的文化间性关系，已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

1996年6月，哈贝马斯应邀访问香港。

可能是当时的知识准备还很不足，或是访问的调子太低，哈贝马斯的香港之行没有留下专门的演讲材料，在学术界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除了《明报》杂志曾专文记述外，似乎没有再见到其他的相关报道。

哈贝马斯与汉语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显然是磨合得不够理想。

3、时间很快到了20世纪末。

这中间，有许多学者代表不同的学术机构，以不同的方式，曾不断地向哈贝马斯发出访华邀请。

大概是盛情难却吧，哈贝马斯终于决定1999年4月正式访问中国。

据安排，在访问中国大陆之间，还将赴中国台湾讲学。

然而，好事多磨，哈贝马斯的访问因故被迫推迟。

当时声明的理由是生病，但也有别的解释，比如，中国国内就有人认为跟他支持科索沃战争不无关系，而德国本土则有人推测，哈贝马斯对中国信心不足。

1998年六月哈贝马斯在"布兰特之家"论坛发表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后民族格局与民主的未来》。

在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领土主权原则'。

国家观念和国际观念在民族国家中是分得一清二楚的”……。

“随着全球化的来临，随着现代性批判的逐步深入，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范畴，都已经充分暴露出了其弱点和弊端。

”他认为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观念将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受到冲击并发生动摇，因而要对其进行调整，甚至是彻底转型。

（参见曹卫东《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这篇报告虽然是针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欧盟的前景所讲，但它表达了一种观念，而这不仅是哈贝马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思想观念，那就是不惜一切地推行其“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战略。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世界舆论哗然。

此时哈贝马斯先生又在《时代》周报发表文章《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公开为北约武装干涉南联盟辩护。

他在此文中指出：“在古典国际法框架下，这意味着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即违反了不干预禁令。

但在人权政治的前提下，这一国际社会许可的（虽无联合国授权却也是默认的）干预应该理解为用武力实现和平的使命。

按照这一西方的阐释，科索沃战争将意味着从国家间的古典国际法向世界公民社会的世界公民法演变过程的一个飞跃。

”他还说：“这次干预乃是对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与宗教）族群采取的紧急救援措施”，这“是武力逼迫他们接受一个保证所有公民具有同等权利的政治制度。

”（《读书》1999年第9期）在这里哈贝马斯把西方的人权政治理想阐述得淋漓尽致。

即他们希望将人权不仅局限在道德的范畴之内，而是要
把它法律化，成为一种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世界法律。

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主张超越把主权国家当作法律主体的古典“国际法”，走向把世界公民当作法律主体的世界公民社会的“世界法”，而“在一个世界公民联合体中的直接的成员身份，也保护人们免受自己政府的任意妄为之苦。

”哈贝马斯的这种立场，不仅在西方国家受到反战人士的广泛责备，而且在中国—尤其是5月8日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以后—引起有些学者的强烈愤慨。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卡尔·施密特有一个著名的反人道主义的公式，曰：“人性，兽性。

”意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性，即其动物性，或者兽性。

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契约论的前提——自然状态，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人性即兽性的意思。

而此番哈贝马斯用连词“与”将“人性”和“兽性”隔开，自然表示人性与兽性判然有别。

施密特认为，国家间的斗争完全是自然的斗争，将原本中性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道德化”，势必使国家间的自然斗争变成卑劣的“反对邪恶的斗争”。

而哈贝马斯却认为人权政治决定了国与国之间斗争的道德性。

换言之，与人权政治有关的—切，包括战争，都有道德的性质。

）
4、历史进入了21世纪，2001年4月15日至4月29日哈贝马斯偕夫人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之约，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大地。

尽管姗姗来迟，但终归把他和中国之间的文化间性付诸了实践。

在哈贝马斯到来前夕，北京有媒体大造舆论，把他的这次中国之行与上个世纪罗素、杜威、萨特的中国之行相提并论，认为必将大大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媒体舆论虽有造势的意思，但只要想想哈贝马斯在上海和北京激起的学术热潮，也就会发现媒体舆论倒也不虚。

（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会见哈贝马斯教授；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设晚宴招待哈贝马斯夫妇；4月24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中央党校与哈贝马斯进行了深入交谈；4月25日，哈贝马斯夫妇在上海受到汪道涵同志的会见）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哈贝马斯访华共有七场演讲，演讲地点分别为京沪两地的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演讲的题目大都是哈贝马斯从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有《论人权的文化间性》、《论实践理性的语用学意义、伦理意义以及道德意义》、《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以及《再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哈贝马斯在华演讲，从人权概念讲到民主范畴，再到民族国家，最后落实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地位），层层推进，其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就是文化间性背景下的话语政治概念问题。

哈贝马斯在这些讲演之中他的态度变得比较谨慎，很少提人权对主权的挑战，而更多是谈到人权问题受到主权立法者的制约；谈到人权问题的文化间性，强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之间人权问题所受到的影响和制约；谈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的重要性。

而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哈贝马斯在2001年10月14日接受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做的答谢讲演《信仰与知识》，在这里哈贝马斯又重新阐述了他的行为交往理性的思想，提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

就连对待9.11美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采取一系列的反恐怖主义行动这样的事情，哈贝马斯都变得极为谨慎。

他不再倡导用武力来实现某种使命了，而是指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一个（军事）战争。

在恐怖主义之中，也同样体现出不同的世界之间灾难性的沉默和碰撞。

这些不同的世界必须超越恐怖主义者和导弹无言的暴力，而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语言。

面对着冲破一切国境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全球化，很多人期待着另一个政治的回归：不是霍普斯最初设想的那种全球化的治安国家－即在警察、情报机关和军队的层面上，而是一个全世界的、推动着文明化进程的建设性政治。

此时此刻，我们除去对理性和一点点自我觉悟苍白无力的期望，别无选择……。

”
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以萨达姆政权被推翻而告终。

但是，作为攻打伊拉克主要理由的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却迟迟没有找到证据予以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政府越来越转向另一个理由，从推翻独裁、建立民主的角度来为其战争行为辩护。

在西方（包括欧洲），越来越多的人们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在有些人看来，与包括自己利益在内的“国际安全”这个理由相比，“他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甚至还称得上一个更高尚一些的理由。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哈贝马斯更多地致力于从理论上阐明“自由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差别。

他设法表明，即使美国的目的真的是要输出民主和自由，它也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看到，民主、自由作为价值，并不是可以由一方分配给另一个方的。

从理论上说，这里存在着国际政治中两种普遍主义的差异。

哈贝马斯指出，自由民族主义的那种普遍主义，根源于一种将“自身和周围世界都客观化、以便将一切都置于控制之下的主体”的视角。

（Habermas，2003）从这种单个主体的视角出发，价值—哪怕是确实有可能赢得全球范围普遍承认的价值—被当作可以由私人来拥有、并在全世界分配和出口的物品；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这些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意义和有效性，是取决于所有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理解和同意的。

哈贝马斯写道：
“恰恰是民主和人权的那个普遍主义核心，不允许它们借助于火和剑单边地实现。

使西方受到其‘基本政治价值’约束—也就是受到民主自决的程序和人权的词汇的约束—的那个普遍的有效性主张，切不可混同于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的主张，它把一个特定民主国家—哪怕是历史最久的民主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当作所有社会的典范。

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老牌帝国的‘普遍主义’，它仅仅从它自己的世界观的中心化的视角出发来感受超越其边界的遥远视域的世界。

相反，现代的自我理解，则是由一种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所塑造而成的，这种普遍主义要求的是对每个人各自的视角的非中心化。

它要求我们将自己的观点根据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的他者们的意义视角而加以相对化。

”
必须承认，哈贝马斯的每一次演讲都是十分精彩的，严谨而不失幽默。

尽管由于翻译水平比较悬殊，机构特征各不相同，各地演讲的效果有所差别，但总体而言，演讲都取得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听众太多，许多人不惜在狭长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据说是社科院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学术活动；在清华大学，莘莘学子们不顾劳累，东奔西走，为的只是能在变更后的报告厅里争到一席之地，哪怕是站席也行；在北大、在中国人民大学，场面或许都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在复旦大学，“相辉堂”几乎爆棚。

面对滚滚人流，校方无奈之下，只得动用武警维持秩序，把报告厅变成了进不来出不去的“围城”。

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效应，无疑会使得哈贝马斯的来访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为帮助哈贝马斯了解中国学术界，哲学所《哲学译丛》编辑部与哲学所资料室特意编制了哈贝马斯译著、研究著作和研究文章的目录索引：《哈贝马斯在中国》。

这些目录全部被翻译为德文。

看到他的10余部著作被译成中文，看到10余部研究他的思想的中文著作和数百篇研究他的论文，哈贝马斯夫妇深受震撼。

4月22日，他在《哲学译丛》的访谈中首次表达说：“一周来的访问让我越来越感觉不舒服，其原因就是，你们中国人对西方，包括对我本人了解得如此之多，而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却几乎没什么了解。

”4月24日下午，在中央党校演讲会上，哈贝马斯教授又换了一种方式说：“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不对称的，你们对我们知道得很多，而我们却对你们了解得很少。

”当然，哈贝马斯的最重要反应是在4月24日上午他会见德国ZDF电视台和《法兰克福总汇报》时的讲话。

他称：“中国方面给我的接待是友好的、热情的、很多时候是令我感动的。

……我越来越有一种尴尬的感觉，那就是中国人对我们了解得如此之多，而我们对中国却知道得那么少。

”正是在这里，哈贝马斯说：“我要向德国新闻界说一句话，你们关于中国的许多报道是肤浅的、不全面的。

”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

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而得名。

这个流派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

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为了研究迫切的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由具有进步倾向的
费列克斯·威尔发起并出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

刚开始，研究所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对各种不同观点兼容并蓄，理论脱离实际，学院气太重，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作为和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则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

霍克海默尔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决定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克服过去单纯研究哲学、忽视社会现状的偏向。

他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从不同学科领域招揽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如卜洛克、格罗斯曼、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洛文塔尔等，先后被吸收参加了该研究所工作。

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几经周折，迁居美国，坚持对法西斯主义批判。

二战后，应西德政府之邀，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等人于1949—1950年返回德国，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同实证主义社会学展开论战，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

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

其主要理论论题，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家”进行了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对法西斯主义极端憎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侨居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

但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

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主张通过对“工具理性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

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否定作用，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

但这种批判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不仅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抹杀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把当时反对法西斯的苏联、美国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一律当作“独裁国家”加以抨击。

从此该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开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异倾向，并对人类前景存在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

（二）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综合”，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

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缺陷。

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把“爱欲”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害正是对于人的“爱欲压抑”。

所以，人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爱欲的解放”。

“爱欲解放”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马尔库塞把弗洛依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熔于一炉，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他把弗洛依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了一种爱欲解放论。

还把弗洛依德关于在现代文明中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批判。

把弗洛依德对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的分析相结合，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文明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