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萧红《马伯乐》幽默讽刺艺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年论文第1页

浅析萧红《马伯乐》幽默讽刺艺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孔祥彤

［摘要］萧红作为中国30年代女作家，因其独特的文学才华和飘零身世而备受文坛瞩目。萧红作品因为内省与自传的笔调而别具女性作家作品的细腻与美感，但是其文学创作多方面的才华却被人们无意忽略。1940年底，萧红主要创作的两部小说《呼兰河传》与《马伯乐》，前者为萧红赢得无数赞誉，而对于后者，文学评论家们却出奇地选择沉默。但是论其文学价值与创作水平，《马伯乐》丝毫不逊色于《呼兰河传》，更是由于全书弥漫的幽默辛辣笔触，才能将作家的创作的才华淋漓尽致地展现。笔者在此将对于文本的幽默讽刺艺术进行浅析。

［关键词］幽默，显隐性，形式，意义所指

林语堂关于幽默的论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1］，可谓是对萧红《马伯乐》最好的文学概观。

《马伯乐》之于它的创作时代，是个异数，它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尽管寥寥数笔也提到了抗日抗战，但那只是作为时代背景的素描。然而由于萧红“进步作家”的身份，这部作品也没有被逐出时代的洪流。更是因为显示的作家高超精炼的幽默才华，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一讽刺幽默的显隐性

幽默不同于肉麻的诙谐有趣，后者往往会让人捧腹大笑，而前者或许不具备让你笑的力量，却能给予你审视灵魂的视野。老舍曾经以幽默小品文独占文坛多年，而后的文学转向，让中国文坛失去了幽默作品的空气许久。萧红的出现，将寂寞许久的幽默之风吹回文坛。对于幽默元素的运用，萧红无疑是独具才华的。笔者将其分为显隐性，容易为人发觉审视的，是显性，不易被发觉的是隐性。其中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显性幽默元素，莫过于主人公马伯乐自身所具有的喜感。

（一）显性幽默

“‘幽默’若以文字的形式表现，是属于语文的，而漫画和讽刺画是属于视觉的。”［1］显性幽默的直观体现在于主人公的语言对话。

马伯乐最常说的几句话，一是“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出生在信教的家庭，父亲虔诚笃信耶稣，但是骨子里透着虚伪与奴性。为着信教，马伯乐父亲甚至说出过这样的话：

“外国人是比咱们强，人家吃的穿的，人家干起事来那气派。咱们中国人，没有外国人能行吗？虽然也有过八国联军破北京，打过咱们，那打是为了咱们好，若不打，中国的教堂能够设立这么多吗？……人家为啥呢，设立教堂。”［2］

多么可笑！多么可悲！赤裸裸的崇洋心理跃然纸上，但是对于耶稣，只有形式的膜拜，不复有真正的信仰。这类例子俯拾皆是，最触目惊心的当属对待家里的车夫，为了节约开支，把家里打杂的兼做了车夫，又病又慢的车夫，爬上坡吃力得“和一匹害病的马似的一边冒着沫子”，马伯乐的父亲到了地方下了车，也会发出“你这可怜的人呐”的感叹，然后拿出五个铜板给他。但是有一次车夫拉着老爷子回来，一放下车人就不行了，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医院，父亲立马就说“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车夫躺在大门边，街上聚了很多人。老爷子出来为车夫祷告，仆妇主张抬到屋里去，马老爷子还说“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其伪善的嘴脸暴露无遗。

生于这样的家庭，马伯乐是看不起父亲的。但是每每经济拮据的时候，又不得不向父亲伸手要钱，耻辱与羞愤，常常让他爆出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而读到写得比较不错的翻译小说时，也会发出“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这样的感叹。有时候说梦话也会说一两句这话“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虽然不会说外国人的好，甚至公开场合还会大声辩驳“王八蛋才崇拜外国人呢！”，但是一旦差点撞到一位外国姑娘，马伯乐赶忙点着头说“sorry”，并不像撞到中国人那样，瞪一瞪眼睛“真他妈的中国人”。为什么不用“真他妈的外国人”表达自己的及时情绪呢？可见马伯乐的骨子里透着的还是与马老爷子一样的“媚洋”的思想，只不过马老爷子披了一层宗教的外衣，“媚”得

［1］郑慧玲《幽默的奥秘》第1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年论文第3 页是理所应当，而马伯乐是不信耶稣的，自然不能随便流露。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文本中随处可见，几乎贯穿小说的始末，嘴上说着不信，行为上处处媚洋，比那些言行一致的媚洋者，更加让人痛恶。而讽刺的意味也较之于对马老爷子的揭露显得更加浓厚。将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家国论”者刻画得淋漓尽致。

马伯乐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前一句话，似乎能显示出一点未雨绸缪的“智慧”，但是将其放置抗战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再加之马伯乐的前后言行。此言无疑显露了他过于惜命的胆小无能，更是彻彻底底的悲观论者的无聊喟叹。小说第四章就明明白白地写出来：

“马伯乐最害怕的事情是未来的事情，那事情还没有发生，只要一让他预料到了，他就开始害怕。无论那事情离着发生的时候还有多么远，或者根本不一定发生的，只要那事情他一预料是有可能性，他就非常的注意了起来。”［1］

卢沟桥事变之后，马伯乐立刻逃亡到了上海。然而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后，战争的气息仍旧未闻。于是不免担心，太太不来上海，从而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所以才不由得担心“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又得回家了”他怕回家又沦落到“更屈辱”的日子。战争的残酷他不担心，相反的，一说到逃亡，反而莫名的兴奋与喜悦起来，而一想到回家则是愁眉不展，作家独特的笔触与视角挖掘出了这么一个病态的性格，通过对比，幽默反讽的艺术手法得以展现。

作者在刻画马伯乐的懦弱胆小与自私自利，运用的手法异常繁复。其中，对于自我激励的警句的反复使用，以及激励之后心愿往往不能得逞的落空，更是增添了无限的喜剧效果。太太终于在马伯乐的日盼夜盼中，来到了上海。马伯乐想问太太要钱又不敢，作者是这样描绘马伯乐的斗争心理的：

“做人要果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大丈夫，做起事来要直截了当”

“真英雄要敢作敢为”

“大人物要有气派”

(1)

诸如此类的决心，一通表白，然后气冲冲去找了太太要钱，结果一开口，说的是“晴天里洗衣裳，一会就干了。”如此无关痛痒的一句话。而后自不必说，因为愿望的没有达成，马伯乐自是又痛苦了很多天。前后两相对照，雄心勃勃与低眉驯服，作家的幽默在此类表达上，倒更像是调侃戏谑一般，辛辣讽刺不足，而闹剧意味浓厚，从而显得温和许多。

（二）隐性幽默

幽默力量比谈笑更有深度，产生的效果比微笑更大，幽默力量不一定要引人发笑。作家的隐性幽默元素就体现在其遣词造句的别出心裁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马伯乐其实是萧红早期短篇小说《逃难》中何南生的延伸与扩展。马伯乐简直就是具体化了的何南生。甚至作家在塑造马伯乐的时候，还保留了何南生惯用的口头禅“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真是他妈的中国人”。不知道作家是有意还是无心。对于两部作品主人公的名字，都颇值得玩味。何南生，“何难生”，顾名思义，乱世之中，难于生存；如果对于名字是有意为之，那作家对于“马伯乐”，就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伯乐既缺少伯乐的眼光，也绝非是千里马之才，有的只是小知识分子的逃跑主义与利己主义思想。可以说，马伯乐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的讽刺！

我们说，一部好的讽刺作品，绝不会是对一个人物的简单的嘲弄和娱乐。《马伯乐》之所以为人称道，除了成功塑造出马伯乐这样一个经典的脸谱化的小人物，更在于对其他配角的细心雕琢。

马伯乐要去上海做生意，一家子人，包括丫环，仆妇，车夫大大小小，老老少少，跪倒了一屋子一院子，为他们的大少爷祷告，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马家丧葬。就是通过这样一幅戏剧化场景的描写，反衬马伯乐后来生意的失败，作家才会对以这种功利性的祈求以戏谑嘲弄。马家上下无一人诚心信仰上帝，却时时标榜自己的信徒身份。太太是为了讨老爷子欢心，以便多分家产；梗妈是为了自己悲惨的过往；小丫环是以为自己又犯了错；而马伯乐更是每每不得已而为之。作者讽刺的妙笔从不露骨，只将事实简单描摹，正是这种漫不经心，才能显示其讽刺艺术的张力。

同一时期创作的《呼兰河传》，因为内省的笔调和儿童的视角，备受时人赞誉与喜爱。《马伯乐》作品风格如此的大相径庭，却依然能在一些不经意的巧妙比喻中，探寻作家的天真眼光与孩童视角。比如形容马太太的动作的“她跳得那么灵便而轻快，就像她长着蚂蚱腿似的”，还有写马太太对马伯乐的冷落“她的脸和熨斗熨过似的那么平板”，以及描摹马伯乐吃包子一下吃噎着了的“包子在他嘴里被咬着越变越小，而相反马伯乐的眼睛却越变越大，因为那眼睛充满了眼泪，像两个小泉子似的”这些巧妙的比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作家在《呼兰河传》中描绘的儿童眼中的后花园。读之令人忍俊不禁。不经意间，方有幽默。

二幽默的形式

幽默的形式千变万化──双关语、俏皮话、格言、警句、诗、漫画等等，然而具体到文学作品中，无外乎对比、夸张、变形等几种。《马伯乐》能为人称道，是一部优秀的幽默讽刺小说，离不开其幽默形式的多样性。

对比的手法在文中运用得最多，几乎随处可见：马伯乐自身矛盾性格的对比，马伯乐与马父的对比，马伯乐与太太之间的对比，马伯乐对待洋人与中国人的对比等等。作为知识分子，马伯乐看不起下层阶级，却也看不起上层阶级；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状态，造成了他不得不跟上层保持脸面，战乱时又不得不跟低下阶层共患难。看不起崇洋媚外

的中国人，自己却是一副奴颜媚骨；爱钱，却看不起守财奴的父亲和妻子……正是自身这一串矛盾的对比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才会让人见之憎恶其灵魂的丑恶。马伯乐一家逃难初到南京，进了一个馆子吃烤鸭，吃得不大满意，出来就说“这是下等人去的地方，不会好的”，然而马伯乐本人“很坚定的，认为有钱的人不好。”这一事例幽默意味不浓，作者的嘲讽姿态却很鲜明。绝妙的是，作品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对比：《马伯乐》作品的幽默与主人公马伯乐自身的却毫无幽默感的对比。旧时友人在街上抓起他的帽子开个玩笑，他都能气得脸都红了。

至于夸张和荒诞手法的运用，让马伯乐这个人物有些失真变形，却让讽刺意味来得更重。夸张，也就是修辞学上所说的夸大法，能使表达的观点更为锐利。夸张出现在幽默中时，塔铸炼强有力而和平的武器作为幽默的力量。而荒诞与夸张应该属于“异枝同脉”，荒诞是变了形的夸张。比如，前文所举的，全家人一起跪倒在地上祷告，就是采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手法。讽刺并不是一味的闹剧，多指能反映人类愚蠢的一种幽默。许是女性作家独有的温柔宽厚，作家的讽刺之语并不多见。但是也因为字里行间穿插着让人反思的东西，真正让人于笑闹过后，一经思索便感沉重与沉痛。反语，或称反话，则是以轻描淡写或隐喻的方式使讽刺不那么刺耳。或者有对时间问题提出反问，造成令人痛苦的幽默。鲁迅是“反语”运用较好的大师。尤为人称道的莫过于“还要将脖子扭上几扭，实在是标致极了”［1］。身为鲁门弟子，同写幽默作品，《马伯乐》中所使用这种形式并不少见，幽默之外，更见作家对这个人物的宽容与理解。

此外，幽默的形式还有嘲讽、俏皮话、嘲弄这几类。嘲讽是较苛刻的讽刺和反语。而俏皮话是有讽刺意味的妙语。嘲弄，这类幽默曾被认为太近似讽刺，用来令人不快，嘲弄只有用在开自己玩笑时方为人接受。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可以说近似于这种，只是太过痛苦的陈述内容，让看客们只会赏鉴其悲哀，无法正视这种悲哀背后的凄凉幽默。《马伯乐》中此类幽默的表达，更易于凸显主人公马伯乐的自怨自艾。

三幽默的意义所指

“对于习惯于萧红一般文体和题材的读者而言，《马伯乐》是一部令人大为惊异的作品”，“在幽默和讽刺的作品短缺的时期，《马伯乐》书中却具有非凡的幽默感和讽刺意味．”［1］葛浩文先生这样评价这部独树一帜的作品。《马伯乐》写于1940年。

同样写逃难，同样采用戏谑笔法，叶圣陶对人物的讽刺辛辣而平静，暗暗发出冷光；而萧红则比较温和，行文中更多琐细和理解后的宽容，笔墨更多集中在对马伯乐的精神

领域的挖掘与再现，“他想，中国人非得外国人来治不可，外国人无缘无故的踢他几脚，他也不敢出声，中国人给钱给晚了一点，你看他这样凶劲。”1这句话与马老爷子“外国人是为了中国人好”的言论如出一辙，马伯乐典型一副市井知识分子的嘴脸：奴性，自负又自轻。

鲁迅的幽默是学不来的，因为“他的幽默源自一颗痛苦而尖刻的灵魂”［2］。身为鲁门弟子，萧红的作品，以极致的笔调追随着老师的步伐。

马伯乐于难中出逃，从青岛家中逃往上海，再至南京，后到汉口。颇为遗憾的是，作家萧红在此稿未完成之际就与世长辞了，我们大可以尽情想象，马伯乐接下来的逃亡，必会围绕着大半个中国，“痛苦并快乐的出逃”。马伯乐于家中受尽“屈辱”，却在逃亡中寻找了某种似是而非的意义。因为“那种饱满的精神是不可挡的，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3］。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除了逃亡这件事情之外，马伯乐对待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如此之高的热情。

马伯乐欺辱弱小的国人，却媚于洋人。“他看他是一个孩子，比他小得多，他就伸出脚来往一边踢着他。……回头一看，是个外国人，虽然是他的鞋子被人家踏掉了，而不是踏掉了人家的鞋子，因为那是外国人，于是连忙就说‘Sorry，sorry！’”［4］逃难的时候，他想“这是什么时候，我还管得了你们女人不女人。”5坐上火车之后，马伯乐的儿子约瑟与人打架，马伯乐的态度是这样的：“一个穷老头子，打一打又怕什么的。”［6］小孩，妇女，

老人，这本是社会阶层中的弱势群体，马伯乐自认为是高一级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却在逃难之中，暴露出卑琐自私的性情。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小人物，却对于更弱小的人，不施与物伤其类的同情，反而冷漠相加。马伯乐只是对于外人如此吗？当然不。对于自己的太太，他也可以做到无动于衷。“太太的哭，显然他是不往心里去，也不觉得可怜，也不觉得可恨，他毫无感觉的漠视着她”［7］对待自己的亲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这样一个冷漠自私的小人物，在逃难之中，只顾自己，“一到了紧要的关头，他就自己

［1］萧红：《萧红全集》第三卷《马伯乐》第370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2］曹文轩：《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第3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萧红：《萧红全集》第三卷《马伯乐》第370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4］萧红：《萧红全集》第三卷《马伯乐》第208,209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5］萧红：《萧红全集》第三卷《马伯乐》第215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6萧红：《萧红全集》第三卷《马伯乐》第294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去呆着”，自然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了。

如果对于马伯乐本质的剖析仅限于其人性的自私冷漠，那么作品的深度也就不值得我们一再探究了。“在街上他瘦骨伶仃的，却很欢快的走着，迈着大步，抬着头，嘴里边有时打着口哨。他是很有把握的，很自负的。用了一种鉴赏的眼光，鉴赏着那些从北四川路逃来的难民。”［1］这种于家国苦难之际，鉴赏难民引以为乐的行为，之于鉴赏祥林嫂苦难的妇人们，鉴赏看中国人被砍头的留学生们，究竟有何不同？看到这里，再回看之前马伯乐所倡导的“要用文章救中国”这一说法，真是莫大的讽刺！一个人本质的自私冷漠只是让人心生厌恶，而国民性意识的彻底沦丧，才会让人愤恨痛心。

作家更是通过对旁人的描述强化了这种国难当头，却麻木不仁的行径，然而她还是没有直面的批判和谴责。只是在众人逃难渡河时，淡淡地带出了这么一句“这船上的人，都好像马匹一样，是立着的，是茫然不知去向的，心中并没有期待，好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叫做目的地，好像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要到那里去。甚或他们自己也真变成一匹马了，随他的便吧，船到那里去就跟着到那里去吧”［2］仿若笑闹过后的静谧，只给人以“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赫斯，为什么这么悲凉”［3］的飘浮无奈之感。

在这一幕幕的闹剧背后，我们自然会去考究这样一个时代的异类，他身受教育，接受西方思想，甚至西方的信仰（尽管多半是糟粕），却为什么一事无成，如此不堪？而他身上所反映的那种自我暗示，自我解嘲的方法，也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个经典形象——阿Q。尽管二者的社会地位阶层不同，但是他们麻木不仁的灵魂与愚钝的国民性意识，同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作家完全可以运用强烈的口吻去叙述和谴责马伯乐这样的人，但是最终选择了运用这么幽默的笔法娓娓道来，究其原因，许是作家多种文体的有意尝试，许是作家自身幽默才华的不经意显露，毕竟谁能说萧红的其他作品中，对于幽默，完全是弃之如履的？

结语

《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一系列作品中，对人情世故的描写，对人们的冷漠麻木的揭露，对国民性意识的剖析，其实与《马伯乐》母题类似，两者只是存在着表现手法的差异。

1萧红：《萧红全集》第三卷《马伯乐》第214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2萧红：《萧红全集》第三卷《马伯乐》第333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萧红一生执着于“为国民画灵魂”，这是她最根本的创作诉求，从未间断。所以《马伯乐》这类作品的出现，并不违背作家的意愿。

内省的笔触和儿童的视角更易于被常人接受，而辛辣的讽刺与幽默，则需要深刻的灵魂去接纳。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赛珍珠曾经说过“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

《马伯乐》无疑让我们见识到了萧红童真之外的智慧之光，这比前者更让人叹为观止。

萧红以异于时代主流的笔触创作了这样一部异类作品，因其幽默讽刺的才华，而使得这部作品大放异彩。对于灵魂的探讨，亘固了多久的时光都不会过时。如果说《呼兰河传》是作家的自省，那么《马伯乐》则是对自身灵魂的映照。尽管《马伯乐》的未完成，是致使它没能走上蜚声文坛的幽默讽刺作品的不得不提之缘由。但是这部作品所折射的熠熠光辉，必定会在后人的多次解读中重新闪耀。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幽默人生·论幽默》，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郑慧玲：《幽默的奥秘》，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

3.萧红：《萧红全集》，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

5.葛浩文：《萧红评传》，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6.曹文轩：《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8．孔凡梅：《萧红小说创作的源与流》，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5。

9宋喜坤：《萧红小说文化意蕴新探》，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