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萧红《马伯乐》幽默讽刺艺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年论文第1页

浅析萧红《马伯乐》幽默讽刺艺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孔祥彤

［摘要］萧红作为中国30年代女作家，因其独特的文学才华和飘零身世而备受文坛瞩目。萧红作品因为内省与自传的笔调而别具女性作家作品的细腻与美感，但是其文学创作多方面的才华却被人们无意忽略。1940年底，萧红主要创作的两部小说《呼兰河传》与《马伯乐》，前者为萧红赢得无数赞誉，而对于后者，文学评论家们却出奇地选择沉默。但是论其文学价值与创作水平，《马伯乐》丝毫不逊色于《呼兰河传》，更是由于全书弥漫的幽默辛辣笔触，才能将作家的创作的才华淋漓尽致地展现。笔者在此将对于文本的幽默讽刺艺术进行浅析。

［关键词］幽默，显隐性，形式，意义所指

林语堂关于幽默的论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1］，可谓是对萧红《马伯乐》最好的文学概观。

《马伯乐》之于它的创作时代，是个异数，它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尽管寥寥数笔也提到了抗日抗战，但那只是作为时代背景的素描。然而由于萧红“进步作家”的身份，这部作品也没有被逐出时代的洪流。更是因为显示的作家高超精炼的幽默才华，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一讽刺幽默的显隐性

幽默不同于肉麻的诙谐有趣，后者往往会让人捧腹大笑，而前者或许不具备让你笑的力量，却能给予你审视灵魂的视野。老舍曾经以幽默小品文独占文坛多年，而后的文学转向，让中国文坛失去了幽默作品的空气许久。萧红的出现，将寂寞许久的幽默之风吹回文坛。对于幽默元素的运用，萧红无疑是独具才华的。笔者将其分为显隐性，容易为人发觉审视的，是显性，不易被发觉的是隐性。其中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显性幽默元素，莫过于主人公马伯乐自身所具有的喜感。

（一）显性幽默

“‘幽默’若以文字的形式表现，是属于语文的，而漫画和讽刺画是属于视觉的。”［1］显性幽默的直观体现在于主人公的语言对话。

马伯乐最常说的几句话，一是“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出生在信教的家庭，父亲虔诚笃信耶稣，但是骨子里透着虚伪与奴性。为着信教，马伯乐父亲甚至说出过这样的话：

“外国人是比咱们强，人家吃的穿的，人家干起事来那气派。咱们中国人，没有外国人能行吗？虽然也有过八国联军破北京，打过咱们，那打是为了咱们好，若不打，中国的教堂能够设立这么多吗？……人家为啥呢，设立教堂。”［2］

多么可笑！多么可悲！赤裸裸的崇洋心理跃然纸上，但是对于耶稣，只有形式的膜拜，不复有真正的信仰。这类例子俯拾皆是，最触目惊心的当属对待家里的车夫，为了节约开支，把家里打杂的兼做了车夫，又病又慢的车夫，爬上坡吃力得“和一匹害病的马似的一边冒着沫子”，马伯乐的父亲到了地方下了车，也会发出“你这可怜的人呐”的感叹，然后拿出五个铜板给他。但是有一次车夫拉着老爷子回来，一放下车人就不行了，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医院，父亲立马就说“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车夫躺在大门边，街上聚了很多人。老爷子出来为车夫祷告，仆妇主张抬到屋里去，马老爷子还说“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其伪善的嘴脸暴露无遗。

生于这样的家庭，马伯乐是看不起父亲的。但是每每经济拮据的时候，又不得不向父亲伸手要钱，耻辱与羞愤，常常让他爆出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而读到写得比较不错的翻译小说时，也会发出“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这样的感叹。有时候说梦话也会说一两句这话“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虽然不会说外国人的好，甚至公开场合还会大声辩驳“王八蛋才崇拜外国人呢！”，但是一旦差点撞到一位外国姑娘，马伯乐赶忙点着头说“sorry”，并不像撞到中国人那样，瞪一瞪眼睛“真他妈的中国人”。为什么不用“真他妈的外国人”表达自己的及时情绪呢？可见马伯乐的骨子里透着的还是与马老爷子一样的“媚洋”的思想，只不过马老爷子披了一层宗教的外衣，“媚”得

［1］郑慧玲《幽默的奥秘》第1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年论文第3 页是理所应当，而马伯乐是不信耶稣的，自然不能随便流露。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文本中随处可见，几乎贯穿小说的始末，嘴上说着不信，行为上处处媚洋，比那些言行一致的媚洋者，更加让人痛恶。而讽刺的意味也较之于对马老爷子的揭露显得更加浓厚。将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家国论”者刻画得淋漓尽致。

马伯乐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前一句话，似乎能显示出一点未雨绸缪的“智慧”，但是将其放置抗战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再加之马伯乐的前后言行。此言无疑显露了他过于惜命的胆小无能，更是彻彻底底的悲观论者的无聊喟叹。小说第四章就明明白白地写出来：

“马伯乐最害怕的事情是未来的事情，那事情还没有发生，只要一让他预料到了，他就开始害怕。无论那事情离着发生的时候还有多么远，或者根本不一定发生的，只要那事情他一预料是有可能性，他就非常的注意了起来。”［1］

卢沟桥事变之后，马伯乐立刻逃亡到了上海。然而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后，战争的气息仍旧未闻。于是不免担心，太太不来上海，从而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所以才不由得担心“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又得回家了”他怕回家又沦落到“更屈辱”的日子。战争的残酷他不担心，相反的，一说到逃亡，反而莫名的兴奋与喜悦起来，而一想到回家则是愁眉不展，作家独特的笔触与视角挖掘出了这么一个病态的性格，通过对比，幽默反讽的艺术手法得以展现。

作者在刻画马伯乐的懦弱胆小与自私自利，运用的手法异常繁复。其中，对于自我激励的警句的反复使用，以及激励之后心愿往往不能得逞的落空，更是增添了无限的喜剧效果。太太终于在马伯乐的日盼夜盼中，来到了上海。马伯乐想问太太要钱又不敢，作者是这样描绘马伯乐的斗争心理的：

“做人要果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大丈夫，做起事来要直截了当”

“真英雄要敢作敢为”

“大人物要有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