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wo)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文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的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注重文学文本客观分析的科学主义精神，并使这种传统发展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它又开启了解构主义和阅读理论的新思想。

什么是结构主义？从广义上讲，结构主义可以看作是20世纪发生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思潮，它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然后迅速蔓延到欧美各国，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思潮。相对于其他思潮来讲，它不重视因果解释，而是坚持如果要弄清楚一种现象，人们就必须描述其内部结构——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并描述它跟其他现象的关系，因为这些现象与之构成更大的结构。从狭义上来讲，结构主义一般只是指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结构主义风行于很多国家，同时也造就了不少结构主义文论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被称为“结构主义五巨头”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文论）、雅克·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心理学）、福柯（结构主义历史学）、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雅各布逊、普洛普、格雷马斯、热奈特等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观点统一的学派，它没有统一的纲领，每个人的说法也都不一，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它也可以跟其它思想体系联姻，正如上边我们所举的结构主义五巨头，他们都是结构主义与不同的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因此，结构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方法，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结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客观世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可以被科学认识的，只是构成客观世界的事物的本质不存在与单个的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于事物的关系之间。结构主义者特别关注对结构的感知和描绘，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关于客体事物的结构模式来达到对于客体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结构主义具有了方法论的性质。

一、兴起的社会背景、理论根源及自身的发展过程

1、社会背景

有着激进传统的法国思想界，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困境。以萨特的《现代》期刊为核心的左派知识分子阵营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也无法解释苏联正在发生的复杂情况，而萨特在50年代上半期一如既往宣扬他的人道主义，却对苏联的高压政策置若罔闻，这使大部分的追随者开始怀疑他的理论。法国思想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代替左派的意识形态，结构主义如期而至。

1962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野性的思维》一书，书的最后一章“历史和辩证法”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基本观点提出明确挑战，引发了一场决定法国乃至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走向的学术论战，使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存在主义把主体的作用抬高到极端的地步，把人的主体性作为哲学思维的起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来源于主体的设计、选择和创造，认为只有主体才是能动的，否定任何客观的存在，并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排斥严格精确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反，结构主义认为，人只是构成结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项，本身没有独立性，是被结构所决定的，因而人是被动的。他们力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消除方法论的主观因素，标榜科学，注重整体和社会性，认为事物可以认知的。这种反存在主义思想，后来成为一种思想运动，对西方人文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主要背景，然而，要想追根溯源的话，结构主义方法却要归根于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2、理论根源及其发展过程

结构主义文论作为结构思潮的一部分，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存在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经过了由索绪尔语言学到捷克结构主义，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自身发展过程，而对于结构主义文论自身发展过程的了解，对于我们理解结构主义文论本身，无疑是有益的。

索绪尔日内瓦大学普通语言学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其中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结构主义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回顾一下索绪尔所提出的四组核心概念：

（1）语言和言语

他将人类语言活动分为言语和语言两个层次。言语：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个体语言活动，比如说出来的话和写下来的句子，它是一种个人行为。语言：指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它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部分。在语言活动中，这两个层次相互关联。一方面要使言语能为人们所理解，首先必须有一个能被参与言语活动的各方共同掌握的语言系统，否则言语活动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一种语言，又必须有言语实践，语言是言语的产物。索绪尔指出，虽然两者关系密切，但决不能混为一谈。语言超越和支配着言语，而又在言语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存在。这种关系，就如同象棋中下棋规则跟具体棋局的关系一样。棋局不是规则但必须遵守规则；规则超越棋局却又只能在每盘棋局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形式。

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它告诉人们，任何具体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都是由于那个超越其上的语言系统的作用。人们所说和听的都只是言语，之所以能够交流，是由于它体现了语言的规定性，它是人们认可并了解的规约。这就表明，虽然人们的言语千差万别，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结构。这就构成了结构主义文论家寻求文本内在结构的出发点。同时，这一思想直接启发了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

（2）历时与共时

从以上的论述中，索绪尔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言语和语言都可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分别以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也应该有所分别。“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言语的历时性发展，构成了语言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演化，研究这种演化的，称作历时语言学；与此相对，从语言的现实用法的角度，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对构成这一系统的各项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展开共时研究，称作共时语言学。在这两种研究中，索绪尔更强调的是对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因此只有集中于某一状态，排除历时的干扰，才能深入到它的系统内部去了解和描述它。

这一点也促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对文学系统和它内部结构的注意，成为结构主义文论将寻找和建构文学内在结构作为主要研究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出发点。

（3）能指和所指

在确立语言系统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索绪尔进一步论述了语言符号的性质。他认为，我们不能把语言符号系统只看成“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那样，就无法真正认识它的性质。作为语言结构基本成分的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概念—所指、音响—能指)语言符号不是能指与现实中事物的结合，而是能指与所指即音响与概念的结合。例如“树”，它指的就是木本植物这个概念，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树木。“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是思想离开声音。”

索绪尔还认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从符号生成的过程看，人们用某个音响形象来指称某个概念，除了文化上的约定俗成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并不是某个概念本身决定着它一定具有某个音响形象。如果有内在联系的话，那么相同的概念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