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熹的了解和认识

对朱熹的了解和认识

摘要：辩证看待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否定其部分思想的同时，对其在儒学发展史上做出的贡献予以肯定。本文同时注重朱熹在文学上的造诣，对其文学作品以及书法写作进行分析时，抛开对其思想上的褒贬，展现一个更为真实具体的朱熹。

关键字：朱熹理学辩证文学作品书法

正文：

一、朱熹生平

朱熹，南宋人，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朱熹为绍兴十八年进士，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二年到任。任满后，请求辞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朱学派的创始人。

淳熙二年，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

淳熙五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庆元二年，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

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

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时，留有《过润溪》诗。

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以纪念朱熹。

可以说，朱熹的一生仅为官十余年之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教书授课，宣传自己的思想，为程朱理学思想的开创做出自己的极大贡献。先不就其思想进行评价，单就其生平事迹来看，我们就知道朱熹确实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受到大家的追捧。

二、思想家朱熹

后人对朱熹的评价是：朱熹，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早年出入佛、道，后来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朱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比较讲究。但是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主要是因为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朱熹的理学主张可以概括为：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美学思想

理气论朱熹所谓的理，主要是以下含义：理是形而上者，先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理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朱熹首先说明理与天下万物的关系，主张理是万物之源，提出了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观点。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一，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皆为形而下之器。同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

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二，在他看来，理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并且理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三，的超意志特征，和无所适而不在。四，的超时空特征；普遍之理又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天下没有理外之物。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气是形而下者，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之分，理生气并寓于气中。

动静观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他探寻了事物的成因，认为运动和静止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一观点是朱熹思想中的辩证法观点的体现。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逐渐积累，最终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对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肯定先验论，又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穷其理。朱熹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主张“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熹的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中“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观点。

心性理欲论在人性论上，朱熹结合力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这样说来，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有主从关系，“人心”必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但是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朱熹的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