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起因_扩展与衰落

1997年8月第16卷第3期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The S oc ia l S c ie nce J ourna l of Anq ing Te a che rs Co lle ge

Aug.1997

Vo l.16No.3

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起因、扩展与衰落

邢广丛　王学红

摘　要　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713-1834年,鸦片贸易兴起,并以走私的形式在中国沿海公开出现。中经1834-1839年猖獗的鸦片走私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两次鸦片战争先后爆发,中国主权一步步沦丧,鸦片贸易渐趋合法化,1858-1884年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达到了顶峰。1885年中国被迫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鸦片贸易虽最终合法通行中国,但中国国门也进一步打开,外国商品大量涌入,鸦片贸易随之走向衰落。

关键词　鸦片贸易　禁烟　鸦片战争

Ξ

提及中国近代这段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人们很自然地想到鸦片贸易。贩卖鸦片,一度是西方各国投机者和冒险分子最时髦、最热衷的活动,其中以英国鸦片贩子最为猖獗,是制造鸦片流毒的元凶。

一

英国对华贩卖鸦片较葡萄牙等国晚些,但步子却迈得很大。早在1715年,东印度公司就“决定正式参加对华贸易”(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史》第1卷第73页),在广州设置商馆,定期派船只来华,开始了小规模的贩运鸦片的生意,并尝到一定的甜头。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半岛的孟加拉、比哈尔和奥理萨等三大地区“所产鸦片的垄断权攘为己有”(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史》第1卷198页),迈出了垄断对华鸦片贸易的第一步;但这只是规定在这些地区种植鸦片的各国殖民者把生产的鸦片出卖给东印度公司专卖局,而鸦片的运输还是揽在私商手里。1780年,东印度公司对私商行使它的垄断权,把鸦片贸易的全过程都掌握在自己手里;1797年,东印度公司又最后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从此,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便在这个垄断组织的控制下一步步地发展起来。

“不必说贩卖奴隶同贩卖鸦片比较起来,还是善良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杀死非洲黑人,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我们保存他们的生命;我们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心灵。可是鸦片贩卖者既腐化了、降低了和毁坏了不幸福的人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毒杀了他们的身体。”(《马克思论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丛刊第1册第2页)鸦片贸易是极端罪恶的,是公理人性所不容的。但这种贸易,竟在清朝中国土地上兴盛起来,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巨额利润的吸引。正如丁名楠先生在《略谈英国商人为什么要把鸦片输入到中国》一文中所说:“英国商人把鸦片输入中国,主要的目的是为赚钱”。在当时,鸦片比任何合法生意都好做,一则鸦片是走私进口的,它不需要纳税,同时腐朽的清政府虽有严厉的禁止鸦片进口的条例,但都形同具文,丝毫不能对鸦片输入构成真正的威胁;再则贩卖鸦片的贷款是预先清收的,根本不存在贴本的问题,更没有进行其他商品贸易那种破产的担忧。因此,贩卖鸦片不仅利润丰厚,而且稳当可靠,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就在1818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1页)。东印度公司经营的主要是贵重的公班土,以1805年为例,公班土在加尔各答每箱售价988卢比,而在广州的售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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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到每箱3500卢比,转手之间就赚了2512卢比,约合当时中国724两白银(年安古《鸦片战争》第41页),而东印度公司收买的价格只有160卢比(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01页)。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得到这一年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的利润率为517.5%(少量的流通费用不计),1813年东印度公司贩烟利润率更高达924%(同上)。

第二,英国抵补对华贸易逆差的需要。随着中英商业往来的发展,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消费量不断增加,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茶叶已成为英国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了。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量不断增加,东印度公司在茶叶生意上获得了巨额利润,但同时也使英国对华贸易本来存在的逆差越来越大。尽管有中英贸易收支上的不平衡和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种种限制,但在利润的刺激下,英商仍然进行这种贸易。为了支付中国货款,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前半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大批的白银到中国贩运货物。这种巨大的逆差主要来自自然经济对外来势力的抵制和清政府闭关政策的限制,它使英国人一番苦恼之后,最终想到了鸦片。鸦片贸易果然很快地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的不利形势,它不仅维持和扩大了对中国茶丝的输入,而且换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使中国在十九世纪最初就由出超转变为入超。“从1828年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费玉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84页),白银的大量流出,造成了中国的银荒。

第三,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税制的紊乱,为鸦片贩运提供了可能。清政府在名义上自始就是反对鸦片进口的。1729年,雍正帝颁发了清代第一号禁烟令:“兴贩鸦片烟者,照收卖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转引《鸦片战争》(六)第140页)。之后鸦片禁令屡屡重申,而且渐趋严厉,但这只为那些贪婪的官吏创造发烟财机会。1816年广州第一次认真地执行嘉庆皇帝的禁烟谕旨,就是把鸦片贸易从广州口岸赶到外洋海面,结果鸦片进口量不断扩大。尽管他们的“圣上”,三令五申,但总督、粤海关监督、巡抚、知县以及其下与衙门略有瓜葛的大小人物,只要他们觉得可以从中取利,根本就无视法令,他们甚至发现禁令下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能借助禁令对过口鸦片勒索更多的税额,而且不必把所征款项列为税收上报。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立巡船,名义上是负责缉私,“实际上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万,放私入口”(魏源《道光洋船征抚记》上转引自列岛《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95页)。正是因为胥役包庇关津放卖,才出现了许乃济在1836年上奏中所说的“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的现象(肖一山《清代通史》第3卷第912页)。

从1773年到1834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兴起阶段。这阶段鸦片贸易的最大特点是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沿海进行公开的鸦片走私。这时期鸦片进口的数量和价值虽大不比1834年以后,但其在中英商业关系中所占的比重却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贸易的核心。另一个特点是,这一阶段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中注意力主要放在纯粹经商所取得的利润上,这以后即慢慢转移到税收和运输上。

二

十八世纪后半期,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势力蓬勃发展,与东印度公司的势力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833年,英国国会被迫作出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这使中英鸦片贸易进入自由走私阶段。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废除,使鸦片贸易完全向英国私人企业开放,敞开了“进入金果园的大门”,任何英商都可以到中国进行贸易,这就开始了1834年到1839年英鸦片贩子向中国猖狂偷运鸦片时期。这一时期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不仅在数量上呈现惊人的增长速度,而且经营地点还由伶仃岛扩大到广州城外及东南沿海。可见,1834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恩全集》第12卷第589页)。

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取消后,英国政府代替东印度公司直接领导贸易。1834年以后,英国政府开始直接对中国实行殖民掠夺政策,亲自指挥和关心英国殖民者在中国的活动。当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时,英国外相巴麦尊连续给他以训令,指出:“不要干涉和阻扰鸦片走私”(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6页)。这里英国政府纵容鸦片走私的态度昭然若揭,而且这时他们已经在做为保护鸦片走私而动用武力的准备。

英国政府的鼓励和鸦片暴利的诱惑,使鸦片贩子们不顾中国法律,甚至是绞首的危险,竭尽全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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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种罪恶贸易。183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共有21885箱(包括美国输入的),到1838年就达到40200箱,短短五年时间几乎增加一倍(马士《对外关系史》第1卷23页)。这一速度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标志着鸦片烟毒泛滥中国的时代已经降临。

鸦片泛滥严重危害中华民族的利益。1836年,外国人估计中国约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吸烟者,而包世臣在1820年就认为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1838年,林则徐坚持说,用洋药者至少占中国人口的1%。比这些统计数据更令人担忧的是举国到处出现了吸食鸦片的现象,所谓“官员弁兵,幸不登觉;负贩佣工,亦多癖嗜”(《四国新档 英国档》上卷第28页)。大清朝廷既为白银的大量外流而惊恐,又为整个官僚机构因吸烟而腐败感到震惊,更为军队因官兵吸烟而疲惫感到绝望。清政府发现即使为了自己的苟延残喘,也应该正视鸦片问题了。

鸦片贻害,无以辩解,且举目可及,所以当时朝野上下一致主张禁烟,但在具体禁法上又有争论。1836年6月许乃济的《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摺》,引起清朝中央官员关于禁烟办法的辩争,最后道光帝采纳了黄爵滋用死刑来惩戒吸烟者的办法,晓谕各地官员对吸食鸦片严加查办,并派林则徐前往广州查禁海口,一时,全国范围内的禁烟运动蔚然而起。

林则徐领导的卓有成效的禁烟运动,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他们在过去挑衅活动和侵略方案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维持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鸦片走私活动,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策划战争。

由于英国政府不愿放弃走私鸦片获取财源,始终支持鸦片贸易,也由于英国鸦片利益集团势力的庞大,1840年4月开始的英国议会关于对华战争的争辩,经过几个月时间的激烈交锋,最后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通过决议,决定发动以华战争——鸦片战争(肖一山《清朝通史》第2卷第914页)。

这场因鸦片问题而引起的战争,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在签订条约时,清朝政府理应重申鸦片问题,但是“独其为战争原因者之鸦片问题,朝野上下,竟漠然视之”(肖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994页)。会聚多年的禁烟决心,皆因一仗之败而烟消云散,甚至对鸦片只字不敢提及,深恐再次触怒侵略者。鸦片战争为鸦片输入中国进一步扫清了障碍,这以后鸦片进口实质上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牟世安《鸦片战争》第390页)。

1843年到1858年称为五口通商时期的鸦片贸易。这一时期鸦片贸易的特点是在中国政府禁烟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在英国政府协助禁烟的幌子下,进行公开的走私,且走私范围由广州地区扩大到各通商口岸,走私中心由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

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对华展开了频繁的鸦片交涉。由于这些交涉活动是在国内人民反鸦片运动的背景下进行,因而采取了独特的方式:就是不以签订双边条约的方式来为鸦片贸易取得在中国的合法地位,而是多方“劝说”清政府开禁鸦片。

早在1841年2月,英外交大臣向派往中国的全权特使义律发出训令已经指明了这种策略说:“我必须指示您们设法和中国政府达成某种协议,使鸦片作为合法商品输入中国”。但同时“您们应当说明准许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并不是您们受命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之一”。可见英国侵略者在不失其“绅士风度”的气氛中,对中国政府一方面威胁,一方面利诱,这就是其“劝说”的实质。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璞鼎查以个人名义就鸦片问题向与会的中国代表发表了一通“精彩”的演说,并在事后把演说内容写成备忘录递交给清钦差耆英等。他们在其中旁征博引,竭力证明鸦片贸易是禁止不了的,最后的结论则是“用实物买卖的方式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就是对这一贸易的唯一的补救办法”。针对璞鼎查的演说,清钦差大臣的回复是:“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至中国官宪之责,止限本禁本国兵民吸食。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牟世安《鸦片战争》第411页)。这一答复给了英国鸦片贩子既不受法律约束又不纳税的实惠。至此,英国政府在对华鸦片交涉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结果。

由于清朝政府对待鸦片的软弱态度,加之清朝官员鉴于上次禁烟惹起战争,对查禁鸦片都有了戒心,因而采取了敬而远之不闻不问的态度,正好便利了侵略者的手脚。再者战后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外商活动的公行制度被裁撤,任何一个来华的商人都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贸易,而且既有减税特权又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这一系列有利条件都给鸦片贩子巨大的动力,使这一时期输入鸦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了。

1843年印度输入的鸦片是42699箱,到18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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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邢广丛、王学红: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起因、扩展与衰落

就达到74966箱(马士《关系史》第1卷第626页),即使不算印度以外的鸦片输入,这个数字已经够惊人的了,比鸦片战前令人注目的1838年的四万零二百箱多得多了。香港在这一时期成了名符其实的“鸦片店”,所有输入中国的鸦片都在香港集中,然后分发五口,五口充斥着象浮动堡垒似的鸦片走私趸船。到1856年,鸦片已在上海市场上公开买卖,每箱鸦片只要纳税三十两就可“合法”进口,“从此以后,外国鸦片在上海以至全中国的流毒就一发不可收拾”(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29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政府放弃了对外国烟贩的管束,又在英国的劝说下默认了外界商贩在通商口岸远销鸦片的权力。但对本国臣民,清政府的查禁活动始终未停,许多吸毒、贩毒的官员和吏民不断受到惩处,甚至“在1853年咸丰皇帝虽然处在愈加困难的条件之下,虽然完全明白禁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之一切努力毫无结果,但终于不改变自己先人的一贯政策”(《马克思论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丛刊第1卷第6页)。这种片面的形式上的禁烟虽不影响鸦片的输入,但却多少影响鸦片的消费量,因而使侵略者仍感到愤愤不平。

如果说这种形式的禁烟还能反映清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的话,那末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清政府连名义上的禁烟也不敢提及了。于是在鸦片泛滥而又无可挽回的事实面前,在太平天国革命造成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趋向开禁鸦片,准许洋药进口。

1958年11月8日中国被迫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中海关税则的第五款规定:向来洋药“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唯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复旦大学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第177-178页)。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过渡到它的高潮时期,从1858年到1884年,鸦片进口的数量达到了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顶峰。在中国的英商每个人都充分利用他们的资力去从事毒品生意,鸦片输入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状态。鸦片开禁为鸦片贸易提供了正当的途径,但是这些走私成性的鸦片贩子,好象对这一途径总是不习惯,还是想方设法走私入口,以1883年为例,这一年运至香港的鸦片达94036石,经海关上报的只有68168石(牟世安《鸦片战争》第11页),余数皆由走私入口。1875年,威妥玛以“马嘉里事件”为借口,代表英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修约要求,重新提出了鸦片问题。中英双方经过一年多的交涉,1876年9月13日由李鸿章和威妥玛正式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其第三款规定了新的鸦片章程:“鸦片入口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买客一并在海关输纳厘税,以免偷漏”。“至于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19页)。

《烟台条约》虽然又为英国谋私了不少在华特权,但它却被英国政府延宕了九年才批准,其主要原因还在鸦片问题上。印度政府和在华英商极力反对鸦片税厘的多寡由各省察看情形酌定,认为各省随意加重厘金,将使鸦片进口滞销,影响印度政府的收入和英商在华的利润。当时印度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运往中国市场的鸦片数量直接相关,1871年-1872年,印度政府在鸦片经营和税收上共收入八百万英镑,约当于印度政府年收入的1 7。印度政府指责威妥玛忽视它的利益,上海市外国商会也认为税苛重必将“毁灭印度鸦片贸易”(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第152页)。

就在鸦片贩子们猖狂叫嚣和英国政府首鼠两端之际,英国国内人民的反鸦片运动于1881年再次复起,禁烟人士攻击政府的鸦片政策,希望这种贸易完全停止,认为批准《烟台条约》是一项明智之举,中国政府可以按约对鸦片课以重税,最后毁灭鸦片贸易。然而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印度政府和英国商人种植、制造、运销鸦片的利益,不顾国内舆论的压力,作了种种狡辩,拒绝批准《烟台条约》。中英继续交涉,直到1885年7月18日英国政府才最后同意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每百斤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而无须再捐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22页)。至此,鸦片合法通行全国,这就是十九世纪中英长期鸦片交涉的最后结果。

三

鸦片贸易扫除了它最后一点点障碍的时候,它的黄金时代却也随之过去了。随着中国对外大门的一步步打开,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鸦片贸易开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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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1885年以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进入衰落时期。

1885年运至香港的鸦片为90329石,1888年则为88830石,而到1899年就只有59000石了(《鸦片战争》丛刊(六)第167和176页)。单从数字上看,衰落的速度也许不太显著,如果联系当时中英商业贸易的基数在急剧扩大这一因素来看,就能发现鸦片贸易出现了一落千丈的势态。1880年鸦片收入占印度政府总收入的14%,到1905年就降为5%了。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对鸦片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1912年没收了在广东的所有印度鸦片。这一强硬行动迫使印度国务大臣在1913年宣布,以后不再向中国倾销鸦片,这时设在巴特拿的鸦片经理处才关闭,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鸦片贸易。

关于鸦片贸易衰落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坚持不懈的斗争。鸦片残酷地摧残了中华民族,引起中国人民的深切痛恨,中国的清朝政府也从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从鸦片走私的一开始,就颁布了一道又一道的禁烟法令,并且付诸以行动。这些虽没能阻止鸦片贸易,但不能不对这种贸易产生一种影响。九十年代后,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感加重了,要求改革,拯救民族危亡的呼声越来越高,对鸦片这一使中华民族进入灾难深渊的导线,产生了更深切的痛恨,这种民族心理就决定了鸦片贸易的衰落。

其次,是鸦片在国内种植的扩大。清政府曾用过保甲制度和奖励告密的方法制止国内鸦片种植,但始终没能达到目的。到1858年鸦片准许贸易以后,在主要的进口货中,鸦片虽在量和价上都有很大增长,但其在进口货物中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减退,这不意味鸦片消费量的增长速度缓慢,而是因为当时中国云南、四川、陕西、贵州等省自种鸦片的产量正在迅速地增长,已经接近当时进口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进口鸦片的竞争。到了八十年代,中国自种鸦片的产量继续增大,李圭在《鸦片事略》里认为:“各省自种之土烟,亦如进口之数,而两倍之”(《鸦片

战争》从刊第171页)。这以后土烟统治了中国的鸦片市场,进口鸦片无法在中国大量销售。

再次,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侵略的加深,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然经济已经逐步瓦解,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鸦片贸易的利润逐渐被工业品的利润所代替,就其本身利益而言,它也不愿再以鸦片贸易降低中国对其工业品的消费水平了。

最后,是英国人民的抵制和国际舆论的谴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从1839年开始的英国人民反鸦片运动一直间断地持续到八十年代,这一群众性的运动一直就是英国政府在中国实行鸦片政策的压力。八十年代,英国反鸦片组织在天津的“取缔东方鸦片贸易协会”和清政府及中国人民取得联系,呼吁共同努力禁止鸦片。这些活动无疑加速了英国政府鸦片政策的结束。同时,中国政府的禁烟努力得到世界各国的同情,美国政府在1880年同中国政府签约,同意禁止美国商人贩卖鸦片和用美国船只输送鸦片(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14页)。九十年代后,随着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确立,鸦片贸易在中国引起的混乱日益为列强所不满,继续维持鸦片政策势必威胁英国在国际上的声望。

考察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兴起、发展和衰落三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无处不留下英国政府的足迹。马克思说:“我们不能不指出戴着假面具的、始终空谈文明的英国政府所具有一个特别露骨的内部矛盾。英国政府以帝国政府的资格装腔作势,好象它与私贩鸦片的事情绝无关系,它甚至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这个政府并不因它在事实上参加这种贸易事业而满足,它直到现在(1858年8月)还与从事危险营业以毒害整个中国的那些商人和船主打夥,分享利润,并分担损失”(《马恩选集》第2卷第28页)。英国殖民者的罪恶和中国倍受鸦片之害的教训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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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邢广丛、王学红: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起因、扩展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