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

2010年10月学术交流Oct ，2010总第199期第10期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199No．10

［收稿日期］

2010－05－06［作者简介］王海远（1973－），男，江苏镇江人，文科版主任，文学博士，从事先秦文学与文论研究。

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

王海远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苏州215009）

［摘要］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楚辞》传入日本到安

土·桃山时代。第二阶段为江户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数西村时彦，

其对楚辞的研究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加以形容。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

角度来进行研究，

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更加清楚

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

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关键词］日本；楚辞研究

；《楚辞》［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10）10－0181－04日本的楚辞研究是“传统汉学”与“中国学”中的一个分枝。藤井伦明在其《古代日本汉学简史》一

书中，对日本各时代的汉学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在古代，汉学的受众以贵族为主体，在学习方式上以摄取和模仿为主；中世汉学的受众以僧侣为主体，对中国文化处于消化和研究的阶段；近世以儒者为受众

主体，

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已能自由地应用中国文化，并能将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到了近代和现代，日本学者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并将这一学问提高到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学科化的高度。

作为日本汉学一个分支的楚辞研究，其发展轨迹自然也大致同于整个日本汉学发展的过程。如果

划分大的阶段，

日本的楚辞研究，如同整个汉学一样，也应该以明治时代为界，划分为古代阶段与近现代阶段。

一

中国典籍什么时候流传至日本的？我们一般都是根据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记载，认为

中国典籍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应神天皇时代。

《楚辞》究竟在何时传入日本，确切时间难以考订。据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一书所说，推古天皇

时期的执政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3月所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大概可以算是日本最早受到《楚辞》影响

的文献。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条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彼

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1］这段话中的“人皆有心，心各有执”，被认为是受到《离骚》中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独异”及《九章·怀沙》的“民生禀

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等诗句的影响。［2］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四条曰

：“无有嫉妒”，“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中的“嫉妒”一词被认为是从《离骚》中化用而来的。稻畑耕一郎在其《日本楚辞研

究前史述评》

中提到，在收入《大日本古文书》卷一的《写书杂用帖》中，有一条关于《楚辞》的记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稻畑耕一郎认为“此处所谓《离骚》，不待言

指的正是《楚辞》。天平二年即公元730年，值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录《楚辞》之始。”［3］藤野

岩友也曾著文说明《楚辞》已经对7世纪成书的《怀风藻》和《日本书记》等产生了影响。

［4］

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公元891年左右所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在此书中有关《楚辞》的著作共有六种。

此外，比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略微早点的还有《秘府略》，由滋野贞主撰，全书共1000卷，公元831年成书。这是日本最为古老的类书（将汉籍中的事物以类分别编辑），可惜此书今仅存2巻，否则我们当能得到更为详细的关于《楚辞》在日本流布的情况。

二

中日两国相隔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有很多交往。日本文化是以其自身原有文化为基础，同时主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化典籍的传入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流布于日本乃是经由百济而实现的。故有学者认为从公元285年到公元653年之间，是日本汉学的朝鲜化时期，因为其间日本多次向朝鲜派遣学问僧或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儒学博士。直到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量派遣遣唐使才是日本汉学的中国化时期。而日人神田喜一郎在其《飞鸟奈良时代の中国学》［5］一书中认为，中国学问传入的时间，应当在继体天皇七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第二年五经博士汉高茂来接替段杨尔来日之时。到了平安时代（794—1184，相当于我国中晚唐到南宋时期）是日本社会封建化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皇室大力提倡学习中国文化，多次派遣遣唐使前来学习，整个贵族阶层以汉文化为精神财富，主动学习汉文化。如平安时代著名学者庆兹保胤在《池亭乐》中这样写到：“饭飡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6］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是否有日本学者对《楚辞》进行过研究，从现存的资料上已无法考知。

就我们目前所知，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当从江户时代才开始。据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先生统计，江户时期与《楚辞》相关的汉籍“重刊本”及“和刻本”达70多种。“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是汉籍在域外传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

这一时期《楚辞》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这同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以故，日本学者将江户时代的儒学称为“宋学”。将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创始人是江户时代的学者藤原惺窝。《楚辞》在江户时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另取《注解楚辞全集》为书名，于庆安四年（公元1651年）京都村上平乐寺刊行，是日本《楚辞》训点本中最早的出版物，由藤原惺窝训点。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由于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只有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功底的学者才能读懂中国典籍并从事研究。到了宋学传入日本之后，读懂中国典籍成为日本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于是出现了“汉籍和训”的方法。所谓“汉籍和训”实际上就是变“汉文直读”为“汉文译读”，即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汉字的训诂意义标上日本假名，从而使得不懂汉文的人也能读懂。“汉籍和训”对汉文典籍的推广和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注解楚辞全集》将朱熹的《楚辞后语原序》与何乔新的《楚辞序》置于卷首，然后是目录以及朱熹的序目，再后是《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此书作为“训点”及“文选读”（一种音训两读的方式。其训点的标注方法是，本文语句的右侧下方标注随音读的“送假名”———活用语，即有词尾变化的词语的词尾———及助词，左侧则标注返点及解释词语意思的训读）等资料所表示出的信息则是，在江户时代《楚辞》不仅在学者中，同时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广泛流传的，从这一点来看，此书有着非常高的价值。

继朱熹《集注》后，宽延二年，即公元1749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楚辞笺注》的名称出版，稻畑耕一郎说：“这个本子只有句读，没有训读。”［3］

宽延三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也在日本刊行了。

稻畑耕一说得对，在江户时代出现了《章句》、《补注》、《集注》这三种《楚辞》基本书籍的翻刻本，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果”［3］。

日本为《楚辞》作注的学者，首先要提到的是江户时代早期的浅见絅齐（公元1652—1711），其著作为《楚辞师说》八卷、《《楚辞》后语》六卷，他以音训为主，同时加以意训。《楚辞师说》其实是浅见絅齐的课堂讲义，由其弟子若林强斋笔录而成。而浅见絅齐作为朱子学学者，其对《楚辞》的理解不出朱熹的范围，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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