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之洞与康有为文化观之异同

试论张之洞与康有为文化观之异同

作者：张卫波

来源：《历史教学》2001年第09期

张之洞和康有为原本不是冤家，在关于变革内政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等问题上，两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可谓同路人。但是自从张之洞１８９８年抛出《劝学篇》后，两人关系却骤然紧张，甚至势同水火。那么《劝学篇》到底揭示了张、康两人文化观上的哪些异同呢？本文便是要从《劝学篇》入手，试图探讨张之洞和康有为文化观的异同，进而说明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之所以先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后又反对他们，并不尽是权术应变和个人恩怨的原因，而更多的是因为维新运动的发展超出了他的容许范围。

一、尊儒宗经的异趣

如果要对张之洞的文化观作一概括的话，那么《劝学篇》则充当了折射张之洞文化观的三棱镜，几乎折射出了张之洞文化思想的全部。尊儒可以说是《劝学篇》所要阐述的首要问题，它既反映了张之洞和康有为文化观的共同基础，又揭示了两人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异趣。

张之洞和康有为毫无疑问都是主张尊儒保教的。虽然在近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之洞的作用远不及康有为重要，但是由于其政治地位影响较大，因而也是尊儒的重镇之一。在《劝学篇》中他扼要地阐明了其尊儒的基本观点。面对古代诸子学在晚清兴起的潮流，张之洞主张兼取诸子学精义，他说：“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辟足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①但同时他仍认为孔子学说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说。他说：“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鉴于此，他认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再及其他②。张之洞在学理上尊孔宗经，在实践中则是要维护三纲五常的至尊地位。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③。而“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④。就尊儒保教的宗旨而言，张之洞和康有为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把尊儒保教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如康有为呼吁国人“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⑤，而张之洞也提倡“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⑥。尽管张之洞和康有为都主张尊儒宗经以保国、保教、保种，但是在尊儒宗经的内容和方式上，两人却大相异趣。

首先表现在尊崇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异趣上。今古文经之争，由来已久，在学术界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由于参与今古文经之争的学人，往往在政治上有维新与守旧、改良与革命的

分野，因此，和前代相比，近代的今古文经之争就显得格外复杂。张之洞和康有为对今古文经尊崇的不同，便制约了他们政治见解上的沟通。康有为尊崇今文经学，推重公羊三世说，这一点可从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中得到证实，在此不赘述，而仅对张之洞尊古文经，恶公羊学的观点作一概述。和康有为先尊古文经、后尊今文经相比，张之洞推崇古文经学，可谓自始至终。受韩迟、吕文节等诸师学风影响，张之洞早年就开始学古文经学，之后便坚定古文经学立场，以春秋左氏学说力辟春秋公羊说，俨然为晚清古文经学之一重镇。与康有为的学术观点正好相反，他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⑦。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崇古文经、恶公羊的旨趣更是显而易见。如他批评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抨击公羊学说造成谶纬迷信思想盛行，以致于“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⑧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张之洞和康有为之间学术源渊、旨趣的不同，不能不影响他们的政治合作。张之洞曾派试图说服康有为放弃其尊今文、崇公羊的学术观点以弥合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结果都被康氏多次拒绝，因此两人交恶成敌便不可避免。这也难怪梁启超认为，是“学派不合”导致了张之洞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⑨。虽然梁氏这种分析失之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毫无依据。

其次，在尊儒的方式上两人也有分歧。康有为是要用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重构孔子学说的框架，从而使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如他所著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都说明了这一点。而张之洞则是要用儒学附会西学或用西学装点儒学，以便使儒学染上现代的色彩。如为了阻止民主平等思想扩散，使人们相信“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他便把西方“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会之权”的制度说成是“西国故有君臣之伦也”，把西方社会的男女礼仪差别也说成是“西国故有夫妇之伦也”⑩。同时，为了证明孔子学说的不落后，他竟在《劝学篇》外篇之《会通第十三》一节中列举了古代经书中所包含２２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类别，可谓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瑏瑡。

同样是尊儒，但是尊崇的内容和方式却不尽相同，这便是张之洞和康有为尊儒思想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中学术流派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变革内政的方式和力度。

二、西方文化观的异同

和康有为相比，张之洞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墨守成规的人，相反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更多魄力和务实精神。他在湖北创办近代企业、开设新学堂、遣派留学生、编练新军等一系列举措都证明了这一点。综观张之洞、康有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有共识的。

首先，都有一种“变局”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要产生新思想，承认“变局”既是前提，也是先兆。“变局”意识是张、康二人所共同具备的。康有为早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就已意识到古今形势的不同。他说：“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瑏瑢之后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认为：“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瑏瑣张之洞虽然在较晚一些时候才意识到此变化，但对此也是感触至深的，认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瑏瑤。“变局”意识是他们在对国内外大势及西方文化所了解后产生的，同时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探索西学和进行变法的热情。无论是张之洞，还是康有为，之所以能够在以后对西学产生兴趣，并倡言变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这种“变局”意识息息相关的。

其次，都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１９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国衰民穷的危局，康有为屡屡上书倡导变成法、兴教育、学西学、设议院，基本上充当了当时维新思潮的代言人。对于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建议，除设议院、兴民权外，张之洞基本上是持赞同态度的，这可以从《劝学篇》中得到印证。在该书中，张之洞关于“沧海横流，外侮氵存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瑏瑥的见解，以及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科举始”瑏瑦的主张，大体上与康有为的见解一致。同时外篇所列举的１５项内容，如益智、游学、变革教育、强武备、兴铁路、设农工商学等，也基本上与康有为的相关主张大同小异。

既然张之洞和康有为在关于时局、变法、学西学等问题上都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那么为什么两人却始终没有很好合作而最终走到了彼此的对立面？究其根本，除了学术流派、政治立场不同外，还与两人对西学的理解程度不同相关。

康有为虽比张之洞年小二十多岁，但却要比张氏接受西学的时间早，他１８７９年游香港时便开始接触西学，之后更是广泛涉猎西学，坚持不懈，从而对西学的认识达到了一定深度。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他已意识到中西差距不仅表现在科技、军事和经济上，而且还体现在政治制度的优劣上。他指出：“夫泰西行之（按：指开矿、修铁路）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瑏瑧相形之下，张之洞对西学的接触则要晚一些，并且对西学的认识也要肤浅得多。虽然他创办了许多洋务企业和学堂，主张“政艺兼学”，并认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瑏瑨。但他对西学或新学的认识，以及对西政、西艺的理解始终没有超越科技、教育、军事、经济等方面。如他认为：“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瑏瑩。而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权学说则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误解。如对自由党的理解上，他认为，“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瑐瑠。对于“西学”或“新学”的理解上，张之洞和康有为的最大分歧在于中国是否应该设议院，以及如何理解“民权”学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康有为变革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方案，为此他多次呼吁清廷“设议院以通下情”瑐瑡，并上书要求定立宪开国会，他说：“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