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始终是最引人注目的。

当今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与消费，并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

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

如果说当今文化研究的中心是大众文化，那么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心就是传媒，可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异常复杂的，而在我国，如何正确处理好大众传媒引导与大众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其一，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出现，是在全球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产物，它既有世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又有自己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所赋予的特性。

一般来说，中国大众文化的真正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推进而开始的，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大众传媒承载着大众文化不断地向前发展，形成了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严肃艺术和高雅艺术并行前趋的一种文化景观。

但是，中国大众文化由于产生的时间不长，所以其发展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主要体现在理论上缺乏对大众文化包括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具体研究和理论总结;缺乏对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应有的战略规划、实施计划及相关政策的宏观管理，因而显现出一定的无序和盲目发展状态。

另外，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还具有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消费娱乐业的发展很快，文化产业结构失衡，富有民族特色文化传统的国有文化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过多地引人国外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布局失衡。

正是由于中国大众文化的不成熟性和不平衡性，造成了大众文化创作在其快乐原则的指导下，不注重和国内优秀传统文化、精英文化融合，一味追求娱乐的消遣性，追求内容上的非历史性、无深度性。

在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将大众文化的社会大众性、商业赢利性、娱乐消遣性摆在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之上，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的失调。

此时此刻，推动和承载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大众传媒，在发挥其传播功能的同时，理应担当起正确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重任。

在我国，大众传播媒介既有文化产业功能，同时又有舆论宣传和引导的功能，其文化产业功能直接推动着大众文化向前发展，其舆论引导功能则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出引导中国大众文化朝着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发展。

特别是在文化转型时期，无论是从理论上、客观管理上、大众文化结构和内容上，还是从大众文化布局上，都应引导他们和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绝对不能使它们相互对立或者割裂开来。

具体来说，在当今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我国的大众传媒应紧紧围绕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将大众文化引导到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轨道上，减少那些片面追求娱乐、消费、搞笑、逗乐、感官刺激的文化产品，保持整个社会文化产品均衡有序地向前发展。

其二，大众文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普及而产生的，大众传媒很容易控制大众，将大众引人由媒介营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甚至远离现实的伪现实中。

大众文化中传达出的带有现代文化特征的无中心、无深度、反理性、消解神圣等特性，极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中找到同盟军，二者坑淦一气，无异于一剂毒药毒害我们的国民精神。

同时，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的经济落后、社会贫穷、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少、国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容易造成对社会文化转型期外来的腐朽文化产品不辨良萎。

这些都会严重影响中国人原有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

因此，目前的现实需要迅速建立起正确的大众文化批评。

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维结构中，文化的本质功能即在于批判，在于对政治、经济偏差的矫正。

大众文化批评正是代表着文化行使批判使命的有效形式。

一般来说，大众文化批评具有三大功能，即调节功能、监督功能和建设功能。

通过批评对大众文化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进行调节，对承载大众文化的大众传媒进行监督，在大众文化内部制定审美规范，建立大众文化秩序。

特别是对大众传媒实行监督，中国大众文化还缺乏这种批评意识、批评机制。

前面已提及到，现代科技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超常的功能，可以发挥并扩张自身的媒介意志，轻而易举地将大众引人由媒介营造出来的虚伪世界之中，对社会造成潜在危险。

特别是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况下，大众传媒又被党和政府赋予了舆论监督权，那么，谁又来监督大众传媒呢?长期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在党和政府制订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制约下，没有形成大众传媒极权，从而保持了社会的平衡。

但中国加人WT()后，随着文化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大众传媒产业化功能将得到有效发挥，大众传媒将凭借其经济实力形成极权机制，这时的政府法规制约可能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所以，必须建立大众文化自身的批评机制，通过职业批评家和大众中自发的批评者形成批评网络，通过舆论监督、道德监督，以社会雷达探测器的功能去辅助和弥补社会法规的功能，监督大众传媒。

事实上，承载和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是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建立和完善大众文化的批评机制，则是大众文化自身的需求，是社会大众的需求，也是中国国情的特殊需求。

提倡大众文化批评监督大众传媒，这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之一。

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文化研究主要是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所以，正确处理好
大众传媒引导与大众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一在思考大众文化的成因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比如,周宪在述及大众文化的成因时指出:“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规模都市化的形成以及大批城市大众的涌现,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一种带有文化产业性质的大众文化应运而生。

”②而陈刚在给大众文化下的定义中,也明确地把大众传播作为其构成大众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

”③显然,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有着撕扯不开的关系。

那么,什么又是大众传播呢?看来,在梳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大众传播的涵义,这对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形成很有必要。

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二十年代广播电台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和战后才出现的电视)。

”④从目前的情况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不但促成了旧电子媒介的更新换代(如从普通电影到立体电影,从普通电视到高清晰度电视、卫星电视等),而且也催生了一批新的电子媒介(如程控电话、录像机、VCD、DVD、卡拉OK、传真机、多媒体电脑、因特网)。

可以说,电子媒介的队伍已经壮大;同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壮大的趋势必将愈演愈烈,以至于我们今后肯定是生活在一个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时代。

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尽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两个部分,但是在催生、塑造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电子媒介无疑起着更大的作用。

按照传播学家的看法,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已经经历了口语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三个阶段。

在口语文化时期,由于传播是在单纯的、人人都具有的说—听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口语文化具有了粗陋的民主和平等色彩。

而随着印刷文化的来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民主平等关系被取消了。

因为印刷文化机制本身便具有一种拒绝和排斥功能,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进入印刷文化的中心位置,进而掌握、控制、甚至垄断文化的阐释权,而大量的没有识文断字能力的芸芸众生则被印刷文化机制无情地抛置到了边缘的角落,他们惟一具有的资格是被动的接受与倾听。

可以想见,在典型的印刷文明时期,与之成龙配套的只有精英文化、贵族文化,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只有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电子媒介的出现对于大众文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美国学者丹尼尔·杰·切特罗姆在分析早期电影对美国人的影响时指出:由于电影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和景观融为一体,从而导致了这种新型的电子媒介与传统文化精英的格格不入。

同时,由于电影不是为了特定的阶层、客厅、课堂而设,而是为了现实生活、为了了解西部、工人、农民、木匠和工程师,为了探讨关于女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广阔领域,所以电影深受底层民众的喜欢。

结果,电影不但把平等意识带到了人民大众之中,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到了二次大战末,电影媒介已建立起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即继印刷文化之后的艺术、娱乐、大商业和现代技术的汇合,它符合大众的口味,又从大众中获得力量。

这种新的大众文化把作品和制作过程联系在一起,这二者都不符合旧的文化学说的模式。

……对大众来说,看电影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体验和解释同代人或家庭的共同价值观的新方法。

⑤
从切特罗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电子媒介的电影,由于其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本身便蕴含着一种平等、民主的理念,所以与印刷媒介对大众的拒绝、排斥功能相反,电子媒介最大限度地对大众行使着、发挥着它的接纳和聚合功能。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切特罗姆才认为电影创造了大众文化。

如此看来,电子媒介不但在创造大众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次极富革命意义的壮举,因为它打破了精英文化或贵族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大众也由于有了自己的文化领地和文化支援,第一次具有了与上层精英垄断的传统文化分庭抗礼的资格,甚至有了蔑视、无视传统文化存在的权利。

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在催生了大众文化之后并没有抽身而去,可以说,在20世纪大众传媒的更新换代中,每一种电子媒介的出场都是对大众文化的一次再引导和再规范。

于是,电子媒介在完成了大众文化的“助产婆”的使命之后,又充当了大众文化的“整容师”。

而不断的引导和规范,反复的化妆和整容,也使大众文化的革命性冲动耗尽了、反叛性精神衰竭了。

如今,整个西方的大众文化不仅安居乐业,而且其产品在具有了典范效应之后已批量生产、大量输出。

如此说来,大众传播便不可能不是一把双刃剑,它成全了大众文化,同时也使大众文化成了它的奴隶。

这虽然不是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复杂关系的全部。

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把握和认识大众文化的基本思路。

事实上,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交往的一个最大成果是使文化彻底地媒介化了。

所谓文化媒介化就是首先依靠某种传媒的特性生产文化产品,然后再借助传媒的力量推销其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