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吴敬梓《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中的一些知识分子

两颗伟大心灵的呼应

---比较吴敬梓《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中的一些知识分子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200101班张美云指导教师：杜改俊

摘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部小说专著，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精神的最佳体现者。他们相距近两百年，但笔下的知识分子却打着相同的精神烙印：封建科举的痴迷者、封建制度的反叛者、追寻理想的失意者、信念不灭的坚持者形象。他们对知识分子心理历程刻画的惊人相似，与他们相同的身世遭际密切相关。家庭的由盛转衰，旧文化的影响以及时代思潮的冲击，使得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封建科举及整个封建制度的罪恶，从而谱写出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关键词士人心理痴迷者反叛者失意者坚持者身世遭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是极为重要而又特殊的一个阶层。《儒林外史》是第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专著，作者吴敬梓执着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痛苦于部分读书人对自我意识和独立性的放弃，满怀悲壮之情地展示了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向社会向历史表达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而鲁迅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士大夫”[1]，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呼叫，为他们的解放而呐喊，“是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灵魂的最佳体现者和最典范意义的作家”[2]，代表作品为《呐喊》、《彷徨》。他们远隔近两个世纪，却在其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而且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解放与理想追求进行了剖析。这对于生长在封建思想严格控制下的吴敬梓与鲁迅，不能不说是伟大的觉醒与反叛。他们对旧制度无情的鞭挞，对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开掘的深刻，使其小说具有永久的魅力。

一

《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对封建科举及整个社会的批判，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学者们较注意从精神文化层面对二者进行审视。蒋寅在《古典文学与精神史研究》中说：“二十世纪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朝社会历史、风俗史，进而向以心态史为中心的精神史转向，就是对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的研究”[3]。在作精神、心理的审视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知识分子精神解放。精神追求问题，是《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共同关注的中心。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期望是“仕”，即做官。“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他们总是以能跻身庙堂为人生价值实现的目标。生长在封建制度严酷笼罩下的吴敬梓和鲁迅，以清醒的头脑、冷静的笔触，异常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满怀悲壮之情地展示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追求奋斗的真实的心灵历程。

《儒林外史》以科场为轴心，以童生及“名士”劣绅各类代表性形象，反映了在科举制度下，一心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现实悲剧。周进、范进执着地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艰难攀登，但周进六十多岁了还没爬上去，范进五十四岁了也还是个老童生，他们那副面黄肌瘦，破衣

烂衫的样子，完全是把身体和心灵都压垮了的悲剧形象。马二先生身形甚伟而躯壳里仍是一个卑微的灵魂，他是一个迂儒的典型。他自己并没有举业，却迂执地坚持“举业至上”的人生哲学，他把生命全部虚掷在八股时文。因此，他游西湖，不知赏风光，不敢看女人，一双破靴在人窝子里乱撞，除去关心自己八股选本的发售行情之外，就只对沿途的各种小吃馋涎吞咽了。八股时文已将他的灵魂异化，不能不说是读书人的悲哀。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人物系统，有一部分是继承着《儒林外史》的事业的，如科举制度的宠儿丁举人与赵秀才、科举制度的弃儿孔乙己与程士成以及被封建旧文化蚀蛀了灵魂的新“士流”四铭和高老夫子。代表作《孔乙己》全文虽不到三千字，却句句都写的是孔乙己的迂腐，同时句句又写的是他的善良，这迂腐与善良统一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旧士林的真实灵魂。

吴敬梓和鲁迅，不仅在各自作品中表露了深刻的理性思维，对传统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下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抨击，而且深入科举文化内部，挖掘知识分子精神心理层面，表现他们的精神危机，深入泥淖而无法自拔。知识分子被压抑、扭曲，在这样迂腐、麻木、卑微中，究竟归向何处？作品中没有正面地向世人指明一条康庄大道。但作为自古以来即被尊崇、有着特殊的超然地位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一蹶不振，并不是浑浑噩噩地连续在这个社会中苟延残喘地活着，而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这就是吴敬梓和鲁迅的伟大之处。他们反抗，他们失望，但他们并不绝望。他们根据自身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对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从不同的篇幅、不同的年代出发，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却有着共同的精神标记：封建科举的痴迷者、封建制度的反叛者、追寻理想的失意者、信念不灭的坚持者。

1、痴迷者——对封建科举虔诚崇拜、如痴如狂。

闲斋老人曾在《儒林外史·序》中提到：“其书人以功名富贵为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范进便是其中苦力追逐功名富贵，从而对科举不离不弃的痴迷者，他沿着科举的阶梯，艰难攀登，但五十四岁了还依然是个老童生。鲁小姐受其父鲁编修的教育，信了父亲说的八股文做得好，“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别的“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的昏论，从小就读经书，习八股。自己不可能去参加科举，只得逼着丈夫学、儿子学。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形象的最佳体现者，鲁迅对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灵魂作了深刻的剖析。但由于他根植于传统封建社会，因此接触过大量科场人物，对他们醉心科举的精神状态，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在他笔下，有诸多科场人物，对这些士林人物的描写，鲁迅做到了声态并作、洞见心肝，其复杂感和立体感是不输于《儒林外史》的。上文已提到，有孔乙己、程士成、高老夫子等，但其中最“痴心不悔”的莫过于孔乙己。孔乙己作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读书人，他对于统治者宣扬的“唯有读书高”的理论深信不疑，对科举成功始终不离不弃。他的整个灵魂浸透了这类思想理论的影响，并时时从自己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为了显示自己是读过书的人，他的话语散发着迂腐的气味。“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跟小孩回答时也用“多乎哉？不多也”的迂腐口气，他对读书人的执着而痴迷的信念，相信终有一天能靠读书中举来飞黄腾达，这使他无论如何不愿脱掉身上那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那一身长衫已成为他痴迷的外衣。

2、反叛者——对整个封建制度彻底绝决。

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机锋所向，尤在士林”[4]。但我们纵深挖掘，发现《儒林外史》是以揭露科举制度的遗害为引子，从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封建制度。为了表现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科举制度的罪恶，以及他们对读书人灵魂的毒害，因此作品开宗明义就写了洁身自好，乐道安贫的志士王冕。王冕小时放牛自学得以精通学问，且成为名画家，但他不求官司爵，卖画过活。县令亲自前往，屈尊来拜，他也避而不见，甚至因此远走他乡。朱元璋称帝后，征聘他做官，他隐而不出，不慕富贵显达，高风亮节，令人敬仰。作者以王冕开篇，表现了他已深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