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思想史论文1

中国史学思想史论文
简论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
——以《文史通义》为研究中心
姓名：姜莹莹
学号：1011114127
专业：10级历史学
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简论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
——以《文史通义》为研究
中心
摘要：章学诚是清代方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与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中国史学理论史上的“双璧”，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集中在《文史通义》中
关键词：章学诚方志学思想
清代是中国方志学大发展时期。

清代方志学的发达，源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的文化工程。

为配合《大清一统志》的修纂，各州县也逐渐形成了地方志60年一修的传统。

现存清代的众多方志，正是这项文化工程下的产物方志数量的激增，无法掩饰当时方志学家们所面临的困境，“前志难觅”是众多方志编撰者不约而同地感叹这到底是清代方志学的不幸，还是大幸，很难断言。

但可以肯定是，由于缺少传统约束，加之官方的重视，以及众多著名学者的鼎力加盟，清代方志学的理论得到很大的发展。

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章学诚是清代方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与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中国史学理论史上的“双璧”。

他在史学和方志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是《文史通义》，此书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35岁，但直到他逝世前全书仍未写完。

下面就以《文史通义》为中心，简要来论述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

一、“志属信史”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学者多坚持是“地理专书”，清代考据大家戴震尤其认为应将修志归入考据范围，章学诚反对这些观点，他主张方志相当于古代列国之史，他说：“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详细的来说是“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图经而失之者也。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

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所取裁”[1]。

章学诚从“方志”名称的起源，
来论述它属于史书。

据史书记载，周朝外史掌的“四方之志”，指当时诸侯国史，这种地方性的史书成为后来方志的滥觞。

先秦时对“方志”无统一的称呼，上面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都指地方诸侯国史，章学诚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方志。

章学诚还驳斥了有人将方志“误仿唐宋图经”的说法。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诏令地方地方编纂方志呈上朝廷，这是我国官修全国性区域史的开端，为说明地方情况，常以图文并存的形式制作文件，这就是“图经”，最早的图经以图为主，用以表示某地区山川物产，配以文字说明，这就是“经”，章学诚认为方志不是图经，他认为：“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

”[2]
章学诚在此指出，因方志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后人认为它们是一回事是“不辨其类”，他坚持“志乃史体”，并将史书分为几类：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人之史。

传壮志述，一人之文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3]。

所谓“天下之史”即指国史，综记全国；“一国之史”就是方志，专载一方。

他还讲“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

既然方志是“一县之书”、“一国之史”，就不应当仅局限于地理内容。

《文史通义》中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4]。

章学诚强调方志是从《春秋》传下来的，它的记事如同人骨，文辞如皮肤，义理如精神，方志的价值应与国史相同，他从方志的发展历史论述其属于史书：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之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有人认为）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

他认为宋元明人对方志的认识是错误的，清人认为方志是“纂类诸家”，仍认为方志是地理专书，也不对，他的结论是：“志属信史”，对方志的性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为时人和后人承认。

二、“经世致用”
章学诚提倡经世之学，主张所学知识要为了实事，这是他学术思想十分进步
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学者“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精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这对于清初令人窒息的繁琐的考据和空言心性的清谈、禅理，是一个较大的思想解放，章学诚尤其主张修志为了“经世致用”的宗旨。

首先，他倡导修志要为社会教育服务。

他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

《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尤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乎！”[5]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章学诚当时谈到的是封建伦理教育，但是今日修志，应当发挥其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作用，道理是一样的。

可以说，向人民进行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知识技能教育，仍是现代方志的主要功能。

其次，方志还负有为国家修正史及为史学研究提供资料的作用，方志内容针对某一地方，尽其特色，收入志内，详细深入，为国史所取裁，成为我国史家必备的史料。

我国的不少史书著作，有的以方志的记载为史料，有的就是在方志的基础上删加而来。

章学诚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说“方州虽小，其所承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

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籍资于百国宝书”[6]。

章学诚认为修国史需根据方志取材，就如孔子作《春秋》以各国史书为素材，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详细的阐述了这个道理，里面讲“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

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着能择善而无憾也。

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

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诸县，亦自下而上之道也。

然则州县志书，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也。

”[7]
三、“方志分立三书”
章学诚在多年的修志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总结出欲撰好方志，必须“分立三书”的原则，他对“三书”解释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

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

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8]。

这里，章学诚讲的“三书”、即“志”、“掌故”、“文征”。

“志”是方志的主体，
就是“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掌故”相当于会要、会典，目的在于既使志书做到简洁明要，又使重要的档案史料得以保存，它是在志书之外将有关的档案文献编纂成的史料汇编，与志书相辅而行；“文征”则类似文鉴、文类，选择反映本地风土民情、“合于证史”的诗文。

按照章学诚的“方志分立三书”的理论修志，既可以防止之书内容重叠杂乱，又可以避免疏忽遗漏重要内容，使修志工作可以依据一定的原则，按照成熟的体例模式撰修，这对于充实方志的内容，保证方志的质量，极为有益，因而，章学诚的这一理论，是对于中国方志学发展的杰出贡献，也是他方志学理论的精华所在，他的这一理论产生，标志着中国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理论的成熟，同时也是对旧方志学体例的革新，为之后中国修志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四、“史家法度”
章学诚认为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历史，修志应该遵循史家修史的原则和方法，方志所反映的“政教所施，经要所重”都应该在方志中反映出来，这即是修志时的“史家法度”。

他重视的是方志与国史应当严名分，二者不可混淆，应载于国史的帝王后妃，就不应当记载于方志，否则，就名分混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有一些具体理论和方法：
第一，仿纪传正史之体。

第二，详今而略古，详后而略前。

第三，州县设立志科。

第四，列人物而为传。

尤其是“州县设立志科”这一项非常有助于地方档案史料的保存，而且就设志科提出了相当有益的建议。

这些都反映了他深厚的史学修养和卓越的史学才能。

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是对中国古代方志学理论的总结，也为当今乃至以后的地方修志提供了理论指导。

注释：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二·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第8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二·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第880页，同上
[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一·州县请立志科议，第588页，同上
[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二·修志十议，第843页，同上
[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二·记与戴东园论修志，第870年，同上
[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第573页，同上
[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一·州县请立志科议，第588页，同上
[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第571页，同上
参考文献：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吴怀祺主编、王记录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清代卷[M]，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版
3、刘耿生，论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方志学思想[J]，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