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资料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一、什么是中国思想史
顾名思义，所谓“思想史”应该包括一切属于思想范畴的历史，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军事的、文学的、艺术的、伦理的、宗教的、科学技术的、民俗的、民族的等等思想，都应该包括在内。

二、“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发展脉络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发展至大势》，大体上可定为中国第一部有“近代学科”意义的中国思想史著作。

但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此前的思想史主要包含在经学史、学案史或学术史之中。

五四到1949年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围绕若干重要思想家,如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进行的,尤其是孙中山的思想颇为当时学者所关注。

但这一时期近代思想史研究还比较分散,研究范围也较为狭窄,缺乏系统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代思想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了一些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影响的著作,如：
石峻、任继愈、朱伯昆《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
李泽厚《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胡滨《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
赵靖、易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64年、1966年)。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著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习惯于以阶级或派别划线,将思想家区分为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并以此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对思想家自身思想的来源、内容和价值等重视不够。

“文革”期间,和其他学科一样,思想史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与国内的状况相反,此期海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则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成果都未能得到及时的引进和介绍。

中国大陆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真正繁荣,是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而逐步实现的。

首先受到关注的是近代政治思想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不少,比较早的有:
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 年)；
桑咸之、林翘翘《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陈旭麓《五四以来的政派与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评要》(华夏出版社, 1990年)；
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以上著作都是以政治思想史为主，而其他方面的思想,如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伦理思想等等,虽也有学者涉足,并有著作出版,但总的来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提并论。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近代思想研究又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趋向,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1）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潮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近代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为主线。

较早以“思潮”命名并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此后以思潮命名的著作日渐增多：
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 4年)；
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彭明、程歉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一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这类著作多以潮为线索,分类撰述。

尤其是吴雁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代社会思潮》,围绕救图、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这一历史时代的主旋律,对近代109年起伏跌宕、异彩纷呈的社会思潮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其涉及的思潮中,既有主导思潮,又有非主导思潮，甚至还有一些消极或反动的思潮,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多样性以及曲折复杂的特点,从广阔视野上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轨迹,剖析了各种思潮之间的矛盾、斗争、渗透和影响,从社会思潮角度揭示了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

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6年)；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彭平一《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丛书”。

整理出版了一些相关资料：
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

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每卷之中,按内容分为若干专题,每个专题之前有介绍本专题的说明文字。

（2）思想家研究进一步深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思想家的选择上,已改变了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进步的思想家,而对许多次要的或所谓反面的人物关注不够的倾向。

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人关注的思想家,尤其是比较温和的和保守型的思想,如曾国藩、楼仁、张之洞、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罗家伦、傅斯年、吴宓、陈序经等,开始进人到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
高力克《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细珠《楼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0 1年)；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 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

另一方面,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比如,对戊戌时期的康有为的研究,近年来不再停留在泛泛谈论康有为的贡献、局限、历史地位等问题分析，而是深入剖析他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变化。

戊戌变法后到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是中国思想界执牛耳的人物由于梁启超当时居住在日本,其思想深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思想的影响。

然而以往学术界对此缺乏深人细致的研究 , 谈到日本思想对梁氏的影响时都比较空洞,人云亦云的内容不少,郑匡民新近出版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对于梁启超所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梁启超思想的认识。

而黄克武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则通过对比严复所译《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原著《On Liberty》,分析严复对于穆勒自由论的理解以及影响严复理解的原因,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其研究路径值得重视。

（3）学术思想史研究渐成热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晚清与民国学术史上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个案研究,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陈寅格、陈垣、傅斯年、顾颉刚、吴宓、钱钟书、范文澜等“国学大师”。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集中成果是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尤其是后一丛书由中国史学会前任会长、著名史学家戴逸主编,自1999年推出后,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其中一些著作还被海外一些大学网站购买了版权。

此外,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备受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如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章清的《重建范式:胡适与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刘巍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罗志田的《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
转移》等论文及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书,都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是对清末民初的重要学术流派进行专题研究, 包括晚清经学、理学、民国史学的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等。

这方面的成果有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以及罗志田的《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和史学的中心走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4年)、刘大年的《评近代经学》等论著。

与此同时,近代学术史上的其他重要问题，如晚清的学术分科、整理国故等也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开始尝试用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来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问题, 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和桑兵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在学术史资料的整理方面,由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学术经典》和由戴逸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20世纪中华学案》值得关注。

前者按人物编辑,每人一卷或两三人合为一卷,仅第一批就收录了4人,35卷。

后者借用了传统的学案体编撰方法,分“综合”、“哲学”、“史学”和“文学”卷,依据学派按人编辑。

（4）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引起学界的强烈关注：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以及思想史的具体研究方法等等,都缺乏有深度的讨论。

【第三个标题里面有提及，此处不做赘述】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1、根据学者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分为了不同的学派：
（1）社会史学派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认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2）哲学史学派
从胡适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而徘徊于天人之际，以其为旨，可成为“哲学史派”。

（3）一般态思想史
80年代之后，葛兆光提出在以往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精英和经典之外，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得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存在，而他的中国传统思想史就是以此为研究对象。

（4）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匡亚明在《中国思想家评述丛书》，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的那些促进（或制约）健全人格的形成，乃至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因而可以名之曰“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派。

（蒋广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2、综合学者对思想史研究对象与范围的讨论，主要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想家或称之为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或称为民众思想）在思想史中的位置；二是思想史与哲学史以及各专门思想史之间的范围究竟如何划定。

（1）思想家（或称为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或称为民众思想）在思想史中的位置：精英思想是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
李长莉：一方面肯定了精英思想往往是时代观念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代表，是当时人们思想智慧的精华凝聚，因而理应成为思想是的主要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提出，研究思想史必须对民众思想以及民众思想与精英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予以足够的重视。

徐宗勉：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是高层次的思想，粗略地说至少是具有对社会（包括人生）认识价值、具有一定系统性和逻辑水平的思想，不是普通的看法，更不是随便什么“念头”。

马勇：思想史在中国古代学术分类中并不存在，而是现代学术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学科，随后又从思想史的范畴中逐步分化出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科学思想史等等。

因此，从学术发展的趋势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是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至于民间信仰、社会生活、一般知识的研究，应该是思想史下的分支，可以称为思想史下的
民间信仰史、社会生活史、一般知识史。

如果把这些都纳入思想史的范围，那思想史的边界就会无限制地扩大，大有回复到前现代学术的感觉。

他主张，为探讨精英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精英思想的社会影响，思想史当然也应注意大众思想，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吸收一般历史、社会史、民间信仰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没有必要自己动手解决一切问题。

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主要是认为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精英思想”，出于研究精英思想的需要，可以研究大众思想而为研究精英思想服务。

既要研究精英思想，也应该研究大众思想：
高瑞泉：思想史的“边界”有两条，一条是向上的、通向哲学、形而上精神的世界;另一条是向下深挖的、通向社会的、形而下生活的世界。

谢保成：同意侯外庐将“历代的主要思想主潮，主要的思想家，主要的学术流派”作为思想史的主要内容的处理方法;但他也强调思想史应与社会史结合。

(2) 思想史与哲学史以及其他专门思想史之间范围的区分：
高瑞泉：广义的思想史当然包含了哲学史，而且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史著作必然会有作者的哲学观念在内。

但思想史与哲学史还是有区别的。

哲学史作为哲学的展开，更多地研究那些人类最基本、最永恒的根本性问题，它虽然离不开社会史的具体发展，并且要依赖思想史为其提供资料，把思想史中那些前哲学形态的思想质料上升为哲学的思辨之果，但表现出的毕竟还是超出经验材料的性格。

能够称得上哲学的思想是不多的，但思想是普通人都可以有的。

郑家栋：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哲学史都需要研究者的洞见，都是研究者通过对当下现实生活的理解去解读思想或哲学。

两者的区别是：哲学史的重点在哲学，是哲学的一种表述方式，因此哲学一定是精英，而且必须是精英的；哲学史是当下的，处理对象在历史上的影响并不重要；哲学史是逻辑的，并不需要刻意关注历史的脉络。

而思想史的重点在史上，承担了更多的描述功能，必须关注思想在历史中的脉络，考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考察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落实情况，考察思想产生的实际效果与思想本身的关系，因此，思想史是民众的、社会、客观的、延续的、历史的。

耿云志：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是具体回应各种历史时代出现的逼人的挑战性的问题，而提出的各种思考和主张。

而哲学是人类把自己的思想和思维对象化的
结果，思想作为哲学史的对象时，它是一种抽象物。

这一点，在古代并不很容易区分，原因是哲学形态不断发生变化。

大致说来，越是古代，人类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就越依靠主观的思维去构建世界图像和社会图像，这时哲学的范围十分宽泛。

越往后来，科学越发达，原来靠思维构建的图像不断被打破，而由有关的科学取代了它们。

哲学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越来越直接以人类的思维本身为对象。

从这一点说，古代哲学史和近现代哲学史的范围是有差别的，而古代思想史与近现代思想史的范围也因此会有一些差别。

（邹小站《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综述》）
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从主要研究精英思想家的思想扩展到对民间思想进行研究，探讨精英思想和民间
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单纯就思想研究思想，到结合思想的社会实践研究思想。

●从以研究政治、文化思想为主扩展到思想的各个领域，为此打破学术分科的限制。

●从不同学科对思想史上的各种思想进行研究。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即便是微观的领域，即便是对于已经有相当研究的思想家的研究，也有深入发展的空间。

比如学界对魏源的研究已经不少，但他的诸子学、今文经学、理学思想等都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邹小站《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南吉首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8—20日在吉首举行。

对于如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学者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 关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与材料处理
由于对思想史的对象与范围理解各异，学者对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与材料的处理，意见不一。

胡伟希：思想史研究固然需要解读思想家的文本，研究精英思想家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其思想造成的影响，但只有当这些方法、问题意识与思想史存在之依据——揭示思想观念对于人的历史活动的影响——联系起来时，才称得上是思想史研究。

因此，思想史研究必须区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必须关注一定的思想观念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的影响，必须注意考察思想家提出其思想观念的主观心境与深层动机，并对其思想观念的价值层面加以发掘。

李长莉：研究精英思想可以依靠对精英文本运用梳理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进行。

至于大众思想的研究方法，她提出，首先要将大众思想的载体大众文化文本如小说、唱本、民谚等以及非文本的载体如民俗、生活方式等，“翻译”成精英思想符号，然后从中发现民众思想观念自身的逻辑。

葛兆光：举例说明他的材料处理方法。

他说，皇历基本上是一个时代一般人生活中所需要的常识、生活信息，教科书、类书则是一个时代人们知识的基本来源之一，这两者都可以用来测定那时人们的常识。

而档案材料如法庭判决，则可以成为我们了解那时官方思想观念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落实情况。

民间的礼俗，则表现了一个时代基本的伦理秩序及人们对此的实践情况。

(二) 关于文本的阅读与阐释
有人认为研究思想史可以不那么注重史料，这是极大的误解和偏见。

思想史也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它与一般陈述史不同之处，一是取材范围不同，二是思想史研究需要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

耿云志、马勇等都强调了这一点。

在占有材料之后，如何阅读、阐释，就十分重要。

徐宗勉：历史研究必须尊重“史实”。

对思想史来说，就是要完整地而不是片断地讲述、引录研究对象的话语、文本，不可任意剪裁和拼接，不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阐释时要忠于原意，不可歪曲、夸大，更不可无中生有。

房德邻：对于文本的阅读，第一层面是应回到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状态 (即“历史实位”)，认真理解研究对象究竟说了些什么。

对于材料的解释，不能全都“与时俱进”，近代今文经学的“与时俱进”的解释功夫做得最好，但有些方面却很荒唐。

雷颐：对于思想材料所蕴含的思想的阐释，必须与考察思想提出的背景、提出的人、提出的目的以及思想产生的效果等等结合起来。

后现代主义认为阐释是无边界的，有所谓“作品一出，作者即死”的说法。

他认为，在思想史领域，这种做法根本不可
取。

思想史对于文本的阅读、解释，如果像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从文本到文本，无限阐释，那是十分危险的、十分荒诞的。

诸如“日本的侵华理论是合理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主运动”；“中国古代妇女的缠足也是妇女解放”，“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而他晚年的思想则是伟大的，是后现代化理论的先驱”等等荒谬的结论，都是从文本到文本、无限阐释的恶果。

（反对后现代主义从文本到文本的阐释）
(三) 关于借鉴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
王中江认为，中国思想史现有的研究范式大都借鉴西方，存在着生搬硬套的缺陷，忽视了中国思想史的复杂性。

如何建立适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式？
第一，广泛借鉴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但切不可照搬。

房德邻：思想史内容丰富，不同内容的处理方法应有所区别，没有统一的贯穿一切的研究方法，因此思想史研究应当借鉴一切可以借鉴的方法，对于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应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哪个好，哪个合适，就采用哪一个。

耿云志：思想史研究自然应当借鉴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借鉴不是照搬别人概述出来的方法，而是从精研成功学者代表作的过程中所领悟的方法。

换言之，不是搬用别人的教条和公式，而是领悟导致成功的具体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二，立足于近代中国来研究近代中国思想。

李细珠：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近代自身的思想问题，是中国思想在近代的内在结构演变和发展脉络。

外部的因素只是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条件之一，而且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因应发生作用。

中国人对于西学迎拒因应，有传统的思想资源在起作用，外来思想也首先要经过这些思想资源的溶释，才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思想。

陈其泰：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一些近代因素，这是近代先进人士吸取外来文化的内在基础。

刘桂生认为，中国近代思想是在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展开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应从总体上研究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的各种文化条件，除了内部的文化条件之外，必须把握西方文化观念、文化样式在近代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必须把握与此同时在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国家发生的思想、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