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试论清朝图书文化的繁荣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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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朝图书文化的繁荣
摘要:我国图书文化在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并在清朝时期形成大繁荣的局面。

它在传播和发展中华文化上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本文在明确图书文化的定义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按功能的不同而把图书文化划分为出版文化、藏书文化和阅读文化,并分别阐述这三大图书文化在清朝时期的繁荣状况。

关键词:图书文化;清朝;发展;繁荣
周秦时期的竹木简策开启了中国的正式图书文化的发展历程,帛书和纸书的相继出现和流行使我国的图书文化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图书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和缩影。

为此,要理解中华文化在漫长行程中的传递痕迹,就需要对我国的图书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1、图书文化的概念
图书以传播知识为目的,通过运用文字和其他一些视觉符号系统来传达意义,是读者获得知识内容的重要载体。

“文化”是“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简称。

图书因文化而产生,文化因图书而发扬光大。

图书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崇高的文化地位,是人类获得知识,创新知识的重要条件。

图书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着不磨灭的作用。

通过阅读各类图书,人们不仅自然、社会有了更科学的认识,获得一定的改造自然社会的能力,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情操。

图书文化,指的就是研究图书在生产、流通、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表现的文化内涵。

它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卓越创造物,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变迁的轨迹,以及人类知识文化积累的过程。

著名学者程涣文也曾经指出,“图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创造的,作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图书的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的总和。

”因此,渴望能够为新时代的发展寻找人文根据的人们总是力图从图书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来推演历史前进的轨迹,解释社会的成因,并借这些依据来对先民的遗训进行引证,探索传统文化。

学界在讨论和研究中国历代图书文化时,一般都会把图书文化分为出版文化、藏书文化和阅读文化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子文化来进行研究。

从出版物到藏书,从藏书到读物,图书在这三个系统中的角色不停转换,其功能也有不同的表现。

2、图书文化的分类及清朝图书文化的繁荣
中国古代图书文化的发展始于周秦时期的竹木简策,并伴随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于明清时期达到繁荣的顶峰,具体体现在出版文化、藏书文化和阅读文化这三大方面:
2.1 出版文化
所谓出版文化,乃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所决定的出版理念制约的、为一定的出版机制所保证的整个出版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总和。

在清朝时期的封建体制影响下,国内所有的出版组织机构一律都由皇进行帝册封和委派,并在中央的指示下负责编书、出版等事务。

清朝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已经相当成熟。

尤其是康熙以后,雕版图书的字体、纸张、版式设计等方面均超越了前朝,质量上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且随着人们对图书要求的越来越高,社会兴起了精写上板的风气。

如著名书法家林佶,曾手写汪琬的《尧峰文抄》,字体秀劲,刊印精工。

到了乾隆时期,书写上版的风气更盛,由郑燮自写、司徒文简刻的《板桥集》等书籍成了人们所珍爱和收藏的精品,私家写刻精本的质量上升到中国古代图书质量的顶峰。

同时,清朝时期的装帧技术也走向了成熟。

清初尚延续明朝的包背装,如《四库全书》,但已经
很少了,一般都以线装书为主。

线装书具有外观整齐美观、容易改装、不易散乱、方便典藏等突出优点,不仅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民间使用十分广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图书装帧。

清代坊刻业十分兴盛,刻书的数量、种类增多,平民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清代所刻的图书平明化趋势十分明显,大多为民间所用,如通俗小说、木板年画、日用杂志、民间戏曲唱本等。

其中,木板年画的出版更为普遍,其内容主要是故事、戏文,其次是仕女、娃娃、风景、花卉等,题材十分适合一般市民的需要。

加之印刷的精巧和色彩鲜明及其繁复的变化,深得群众喜欢。

同时,清代学术研究上的考据、校勘和辑佚等也有了新的发展,不少学者、民间藏书家都极擅长校勘等工作,所刻的图书不仅数量大、种类广,而且图书的质量十分好,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

清代学者在提倡汉学、发展考据学的同时,针对明人妄改古书的弊病,特别讲究版本和校勘,凡是群经、诸史和周秦诸子书,都尽力找宋元旧刊,精校精刊,使许多以前无法理解或不易理解的经书,有了比较可读的传本,为后人准备了阅读古籍的有利条件,从而促进了出版工作的质量,大大促进了出版文化的发扬和传承。

2.2 藏书文化
藏书,即对历代以图书为主的资料进行搜集、典藏、整理、研究利用乃至刊刻传播的文化活动。

藏书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当时的藏书环境和藏书风尚,以及人们在古典藏书方面的情趣和精神。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依靠手抄来生产图书,速度慢,藏书文化低迷,而印刷术出现以后,我国图书活动日渐活跃,并于明清时期走向繁荣和兴盛。

我国明清时期的学者详细总结和叙述了藏书活动的各环节。

例如,清代著名藏书家孙从添在《藏书记要》中把藏书具体活动分为购书、鉴别、抄录、校仇、装订、编目、收藏、曝书这八个方面,受到当时藏书家及后世的认可。

清代的石印、激光照排等先进印刷技术的使用和推广使得清朝时期的书的生产量大大增加,藏书活动达到空前的兴旺,并在民间出现了不同种类的的图书馆。

我国的藏书风达到气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藏书和学术风气互相影响。

学风带动了藏书风气,藏书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学风的兴盛。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如龙场书院、修濂溪书院、主贵阳书院以及稽山书院等都出现于明清时期。

清朝时期,藏书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以康乾盛世一百二十多年间为盛。

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士人读书、藏书的风气普遍盛行,藏书文化也因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推广。

乾隆皇帝认为书文有利于经世、载道、立言,并在统治期间下令组织知名学者编纂了《四库全书》这一大型图书。

纪昀是该书总纂修官,负责主持校正所征集的图书,并依经、史、子、集这四部名目分类汇列。

《四库全书》收入的图书达3461种,合79309卷,而尚未收的存目则有6793种,93551卷,共计10254种,172860卷。

此外,由统治者发起的征访、编纂、刻印的活动,以及对进呈图书者进行奖励的举动大大发扬了文风,极大地促进了官藏的发展。

清朝统治者多次发放诏令进行征书,使得图书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

例如,乾隆37年开四库馆征访天下遗书,并规定多种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方法,如献书百种者,择精本,皇帝题词,录后返还;赏赐官修大型图书;献书多者,封赏“藏书家”的称号,并把其姓名附载在书籍的提要之后,实行留名纪念等等。

这些举措大大满足藏书家们的心理需求,提高其献书积极性,促使他们主动向朝廷献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图书。

在清朝征书行动中,有超过一万种的图书从各地收集到中央,国家藏书由此而达到封建社会藏书业的顶峰。

2.3 阅读文化
阅读的广义十分宽泛,包括了从不知到渐知,从泛知到追求深知的全过程。

而狭义的阅读则主要涉及阅读主体、阅读客体、阅读本体,以及阅读学中所要研究的专题等内容。

阅读行为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而阅读文化则是指阅读主体(读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影响下,通过建立在特定物质和技术基础上的文化传
播媒介,接受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传承和创造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

清代私人图书的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当时著名的私人藏书楼——浙江绍兴古越楼开始实行对外公开借阅,并渐渐地出现了为社会服务的趋势,从而降低了借阅书籍的门槛,读书者有了更多阅读的机会,使得阅读文化更加普及,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

同时,清朝时期图书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增长。

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图书贸易的兴盛,士人读书的风气十分盛行,阅读文化达到空前的繁荣。

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和推广,普通老百姓也不断接触到图书文化。

明代已有的刻本小说名著《三国演义》等在清代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乾隆年间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促使把中国古代小说文化推向发展的顶峰。

《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小说的畅销使得可读书籍趋向于多元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促进了图书市场的发展。

清朝中后期,西方、日本的文化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传入中国境内,不少到华的外国人对西书进行大规模翻译,更是使得国人可读书籍的种类大大增长,促进阅读文化的发展的同时贯通了中外图书市场。

清朝末期,受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影响,我国图书文化经历了战争带来的短时期萎靡后重新迎来发展,出现了大量记述战争的历史和文学读物,中国的阅读文化走向新一阶段的发展。

这一时期,《三元里》、《十三日夷难备尝记》、《黒旗刘大将军史实》、《平原拳匪记事》等书籍纷纷问世,揭露斥责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同时称颂抗战者的英勇,清朝末年的阅读文化的不断完善和更新不仅给图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完善,而且通过宣扬爱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崛起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3结语:
出版文化、藏书文化和阅读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交融,构成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图书文化。

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并非毫无险阻,但尽管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汉武帝罢黜百家学术以及历代等挫折,图书文化还是继续发展,并在清朝时期达到了鼎盛,图书印刷的种类、数量、质量大幅提高,私人藏书风气浓厚,阅读人群扩大,阅读范围也更趋广泛。

中国的图书文化在艰难的历程中,极大地起到了传播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作用,不仅启迪国人的智慧,而且促进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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