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供问题的法律解析

对口供问题的法律解析内容摘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七大证据之一。

它在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口供具有真假混杂、反复性等特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并完善我国证据制度中的口供，确保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口供证据非法口供口供补强沉默权从2000年6月发现的云南省昆明市“杜培武杀妻冤案”到2005年“涉嫌”故意杀人、蒙冤11年的湖北省京山县农民佘祥林，4月13日被法院当庭宣判无罪；因“犯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的河南农民胥敬祥，在服刑期满前15天被检察院不起诉，走出了关押他的监狱。

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十多起冤案引起全国震惊。

虽然这样的错案为数极少，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说明我国司法体制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造成杜培武、佘祥林、胥敬祥等冤案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法律对口供的规定存在许多不足。

为防止冤案的发生，保证口供在处理案件中应有价值的实现，避免司法人员对口供的盲目迷信而产生的非法取证行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并完善我国证据制度中的口供。

下面，笔者将从口供的概念、特点、我国口供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等方面对口供进行阐述。

一、口供的概述（一）口供的概念、特点在我国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情况，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

①口供的内容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人物，他所处的特殊诉讼地位决定了口供这种证据有以下主要特点：1、口供能全面、直接地反映案件事实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他对自己是否犯罪、为何犯罪以及犯罪的具体过程和情节，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

因此，他所作的有罪供述，会更直接、更全面地反映出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时间、地点、后果等事实情况；他所作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也会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申辩理由，使司法人员了解案件的全貌；他所作的揭发举报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可以反映其犯罪的形成、分工和具体实施犯罪的全过程，还可以反映其认罪态度和思想状态。

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能更直接、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实情况，这是其他证据无法比拟的。

2、口供虚假的可能性较大，往往真假混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对象，他深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他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他在诉讼中不论是供述还是辩解，以及如何供述和辩解，都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对他的处理。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往往要隐瞒罪行，避重就轻，或者否认犯罪的事实，甚至编造谎言，进行狡辩。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掩盖某种隐私，把本来不是犯罪的行为供认为犯罪，或者为了给亲属开脱罪责，冒充犯罪行为人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或者出于“哥们义气”，把别人的犯罪行为包揽在自己身上。

基于上述原因，口供虚假的可能性较大，或者真真假假，真假混杂。

这是口供不同于其他证据的又一特点。

3、口供具有双重的诉讼性质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因此，其供述和辩解一方面是对案件事实情况的陈述，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是对控诉内容所作的辩解，具有辩护的性质。

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法定诉讼权利，而不是他的诉讼义务，他可以利用供述和辩解的机会来充分行使其辩护权，提出自己无罪或罪轻的材料和意见，也可能利用陈述的机会制造假象，进行无理狡辩。

由于陈述是他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因此，当他拒绝陈述和辩解时，不能强迫其供述和辩解。

4、口供易有反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除具有虚假的可能性外，还容易出现反复，很不稳定。

主要表现在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思想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极易产生波动，随时可能翻供，甚至时供时翻，屡供屡翻。

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具有上述特点，因此，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对待这一诉讼证据，务必保持清醒认识，既不能对其一概不信，也不能盲目轻信，一定要同其他证据互相对照、互相印证，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口供的作用纵观中外刑事诉讼程序发展历史和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口供作为一种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形式，一种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息息相关的证据，一直存在于各个诉讼阶段和刑事审判模式中。

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在内容上有真有假，但是实践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对于全面分析研究案情，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处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在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口供是取得其他类型证据的重要途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可见，口供是搜集其他类型证据的手段。

具体而言：（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交代自己所犯罪行，对办案人员迅速了解案情，全面收集证据，正确认定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的过程和情节，有重要作用。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辩解，可以使办案人员“兼听则明”，重视调查和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事实和材料，防止先人为主，主观片面，避免冤假错案。

辩解，或是检举揭发他人，均有助于办案人员从中发现新的情况和证据线索，及时核实、调整调查取证的范围。

（3）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与其他证据互相比较、互相印证，可以更好地审查和核实其他证据，发现矛盾，辨别真伪。

2、口供是降低诉讼成本的有效手段。

失去口供的帮助，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将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搜集其他类型的证据，这与我国现阶段司法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技术水平相对偏低的实际情况相矛盾，不利于查清犯罪事实，高效有力地打击犯罪。

3、口供是量刑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分析，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改的态度，判断对其进行改造的难易，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正确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悔罪程度设置了从宽幅度，从低到高的递进式的从宽制度体系，包括坦白、自首和立功。

悔罪程度较好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悔罪程度差的要从重处罚。

这是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必然要求。

而犯罪嫌疑人是否如实供述、全部供述、及时供述表明了犯罪嫌疑人的悔罪程度，是能否适用从宽制度、如何适用从宽制度的重要依据。

4、口供是降低社会危害后果的有力措施。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行为也许还未造成实际社会危害后果，但存在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的可能。

如果能及时取得口供就可能避免造成或减轻社会危害后果。

5、完全出自自愿的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还是建立其他诉讼制度的基础。

如美国的的“辩诉交易”①就是如此。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口供存在的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当事人之一，是任何刑事诉讼都不可缺少的独立的诉讼参与人。

总的讲，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就没有诉讼。

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自己是否进行了犯罪以及出于何种动机、为达到何种目的、用何种手段进行了何种犯罪行为是最清楚的，因此，口供经过查证属实之后，无疑可以成为定案的强有力的证据之一。

但正是因为口供有如此巨大的现实作用，它给侦查、审判机关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极大，其在司法实践中所隐含的危机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一）使刑事侦查工作模式僵化由于口供成了快捷的取证途径，刑侦工作方式在相当一部分侦查员心目中被简单化，长期习惯并依赖于“摸底排队——发现嫌疑对象——突击审讯——破案”这一案件侦破方式，刑侦基础建设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刑事技术遭冷落，案件侦破中科技含量不高，严重制约了刑侦工作运行机制的发展，影响了现代刑侦体系的形成。

（二）侦查视野受口供左右在具体案件侦查中，由于过分依赖口供破案，外围侦查取证工作滞后，使侦查工作易陷入漫无边际的核查口供之中，侦查方向极不确定。

对此，往往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耽误了宝贵的调查取证时间，以致造成部分案件定案的关键证据因取证不及时而永久缺失，产生既无法认定又无法否定的疑难案件。

（三）诱发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曾经把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案的必要证据。

例如，中世纪欧洲国家的法律就明文规定被告人口供是“最完整的证据”，是“证据之王”。

中国古代也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等诉讼原则。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的供述，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

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①辩诉交易：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

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

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离不开，忘不了，说不要，又舍不掉。

以口供为“证据之王”的诉讼制度必然导致刑讯逼供的泛滥。

诚然，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司法人员对口供的偏爱。

口供的运用提高了侦查的效率，节省了侦查的资源是不言而喻。

然而，口供的易变、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庭审翻供在实践中是见怪不怪，单凭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在少数。

更可怕的是迷恋于口供诱发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现象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成为痼疾，不啻于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

面对司法人员对口供的偏爱，有人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下联是“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横批是“打死我也不说”。

①这就从反面说明了“口供情结”的弊端。

三、完善口供证据价值的建议（一）充分使用口供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自己是否进行了犯罪以及出于何种动机、为达到何种目的、用何种手段进行了何种犯罪行为是最清楚的，因此，口供经查证属实之后，无疑可以成为定案的强有力的证据之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在这里，口供作为独立类型的证据被法律化。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今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口供在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充分使用口供。

不轻信口供是指对口供的采信首先要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口供与当事人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其所陈述的内容往往真假混杂，如果轻信口供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