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师杏园晚唐墓出土铁牛铁猪研究
偃师杏园唐墓墓志之十二生肖纹饰相关问题讨论
偃师杏园唐墓墓志之十二生肖纹饰及相关问题讨论——考古系10222018 游富祥1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杏园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配合当地基建，前后里历经10年，共发掘69座唐墓，出土墓志46方，其中上刻十二生肖图像的墓志有6方，墓主人分别是盛唐时期李嗣本与李延祯，中唐时期李景由与郑琇夫妇，晚唐时期卢夫人与李杼，①详见下表：这些墓志上刻划的十二生肖的文化涵义是否与现代我们所熟悉十二生肖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它们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现今流行的十二生肖的文化意义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呢？又是从哪里起源的？笔者对此比较感兴趣，为此也收集了一些资料，虽然不能将上述问题都完美的解答，不过笔者意在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深入得了解，并不妄想能够彻底得解决上述问题。
接下来笔者将把上述问题综合成若干部分来论述。
一，十二生肖朔源十二生肖，古曰十二时、十二神、十二兽或十二属，常与十二地支相配和使用，合而谓之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十二生肖实物资料的时代是北朝。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十二生肖的产生远早于此。
我们暂不把神话传说考虑在内，单单是可信的文献记载就可以早到东汉时期。
清人梁章钜《浪迹续谈·十二属》记载：十二辰各有所属，其说始于《论衡》。
《物事篇》言其十一，所缺惟龙，而《言毒篇》有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辰为龙，巳为蛇”二语，合之今说，已无参差，而统谓之曰禽。
《论衡》①为东汉王充（公元27—97年）穷三十年之力写成，成书在东汉早期。
今本《论衡》共三十卷，分为五十八篇，其中《招致》仅存篇目，是现存最早完整记载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配属的文献，其《物事篇》云：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
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
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自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
唐代的耳环——兼论天王戴耳环问题
唐代的耳环——兼论天王戴耳环问题耳环是一种重要的首饰，但其在中国的产生、引入、使用等问题，鲜见有人进行过认真而深入的探讨。
就唐代的耳环而言，虽然有几种论服饰或风俗的论着有所涉及，但多语焉不详，甚至有误。
本文不揣简陋，想极疏略地叙述一下唐代耳环的使用情况，希望抛砖而能引出玉来。
一“耳环”一词似出现较晚。
用电脑检索《四库全书》，发现最早的用例是在五代。
《旧五代史》卷八四《晋书·少帝纪四》[1]说开运三年九月，张彦泽“破蕃贼于定州界……生擒蕃将四人，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同年同条记“蕃贼”为“契丹”，可证此处虽记载了“耳环”，但戴耳环的是契丹男子，属于少数族。
那么，此时或此前汉族的耳饰称什么呢？主要被称为“瑱、珥、珰”等。
这些名称早期大致都指“充耳”之珠，似非耳环，也并不穿耳。
例如《说文解字》云：“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尔雅翼》卷二一曰：“珰，音当，充耳珠也”、《集韵》卷三“珰，充耳也”、《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在解释“卷耳”时说：“如妇人耳中珰，今谓之耳珰”。
到后来，出现了穿耳的珰，但那是学的蛮夷，并没有流行起来。
所以虽然汉刘熙《释名》释“珰”为“穿耳施珠”，但此后的字书如上引《尔雅翼》、《集韵》等仍释“珰”为“充耳珠”。
从理论上推测，唐朝的汉族，不论男女，可能都不应戴耳环。
因为“穿耳”与儒家的理念相悖。
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开篇即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自儒家独尊的地位持续数百年后，唐朝以“孝”治国。
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颁布全国，被称为《御注孝经》从而流行于世。
儒家的思想[10]加上皇帝的权威，相信这一要求或曰规则会约束当时人的行为方式。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强调，首先从唐代的思想、礼俗环境考虑，一般的唐人[11]是不戴耳环的。
现在我们看实际情况。
查唐代文献，有关唐人戴耳环的记载几乎不见。
试论唐墓出土的铁牛铁猪
种类，还有一些随葬海螺、海蚌等。 这些墓葬中出土铁牛铁猪各一件的有
六座，出土铁牛一件、铁猪两件的一座， 出土铁牛铁猪各两件的一座，仅出土铁牛 一件的两座。铁牛铁猪制作均比较粗糙， 还有一些因锈蚀面目不清。除三门峡王迈 墓出土的两件形制相同的铁牛、铁猪为卧
姿外叫其他均为站立状，且形制相近。 铁牛头有两角，短柱状腿，垂尾，长1540、高10-30厘米。铁猪体圆胖，短尾， 长20-35、高15-25厘米。
博物馆研究2019年第3期（总第147期）
•潴与文物•
试论唐墓出土的铁牛铁猪
杜坯
DOI： 10.13368/j. cnki .mure.2019.03.015 铁牛、铁猪作为随葬品励代至元代
的部分墓葬中见有出土，一般认为其即为 葬书《大汉原陵秘葬经》“明器神煞”部 分的“金牛铁猪” o之前已有学者对其出 土情况及性质等问题进行过讨论巴很多 都提到随葬铁牛铁猪的记录最早见载于 《大唐新语》，但并未就此深究。本文拟 在前人基础上将《大唐新语》中所载的随 葬铁牛铁猪的丧葬之法与出土铁牛铁猪唐 墓的考古资料进行对比，并对文献记载中 此法创始人僧泓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初步梳 理，最后对铁牛铁猪的性质与形象的选择 进行了探讨。
邙山南麓洪积扇区域。由于山洪淤漫， 一般唐墓墓口之上都有2米「3米厚的淤积 土” 171,故此七座墓葬唐时的深度应在7 米一8米；墓室四壁未见明显为下阔而上 敛者，七座墓顶为拱顶；装饰情况限于资 料不足无法考证。
随葬品方面，一是不置砖瓦（烧 制）、黄金、朱丹、雄黄、矶石、毛羽， 除薛丹墓出有金丝、李税墓出有朱砂石块 外，其他墓中均未出现；二是置铁牛铁猪 及玉器，晚唐墓葬中流行的滑石器一般认 为是当玉器来摆放使用的，故出有玉器及 滑石器的共有六座。
对比可见，考古资料（详见附表一） 与“僧泓之说”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虽然 其中必然带有中晚唐时期中原地区中小型 墓葬的共通之处，但其在墓葬形制及随葬 品方面的相似性足以推定此类墓葬的营造 用物是受到了同一理论的影响。
浅析唐代茶具的设计观
浅析唐代茶具的设计观作者：宋玉立来源：《现代装饰·理论》2012年第01期摘要唐代较之以往，在饮食上的新变化就是饮茶风气在全国的流行。
正因为饮茶风气的流行，才使茶具在唐代成为专门的器物类型而被创造出来。
本文结合唐代出土的茶具实物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对隐藏在其中的唐人的设计观进行分析关键词唐代；茶具；造型设计；设计观Brief analysis of Tang Dynasty tea design concept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than before, in the diet on the new change of ethos in the nationwide prevalence is tea. Because of the prevalence of tea culture, to make tea in Tang Dynasty as a special type of objects created. This combination of Tang Dynasty unearthed tea materials and relevant documents, the hidden in which people design concept analysisKeyword The Tang Dynasty; tea; design; design concept茶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饮料作物，因其生长在南方的植物，所以茶之为饮的流行地区主要是在南方，直到南北朝时期，茶饮在北方仍受冷遇。
而到唐代尤其是中唐以来，则出现“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的局面。
“茶滋于水，水藉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而废”，这是明人许次纾在《茶疏》中关于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足见茶具在饮茶中的重要地位。
唐代饮茶风起的盛行，必然要求相应的茶具的出现，以满足人们的要求。
河南古代镇河铁犀牛考略_王蔚波
卫
峪
甚 至 以牛代犀 的情 况开始出现 。 因此 , 我 国不少地 方 所 出现 的不 同时 期的镇 水铁 牛 , 就是这种 以牛代犀 的 最 好证 明 。 而犀对 飞 普通 百姓来说 , 似 乎太遥远神秘 了 , 远 没有牛那么亲切直观 。 有趣的足 , 开封铁牛村 的居民尽管世代与铁犀相 守 , 却不肯叫铁犀村 , 而只 铁牛村 。 铁犀高 米 , 胸围 米 , 而北 习 河 ,
河与古运河汇流 处 , 是河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 单位 。 二 牛大小相 同 , 均 高 米 , 长 米 , 生铁铸 就 , 币
赫 奕 。 填御堤防 , 波涛永息 。 安若泰 山 , 固如磐石 。 水怪潜形 , 冯夷敛迹 。 城府坚完 , 民无垫溺 。 雨顺 风 调 , 男耕 女织 。 四时循序 , 百神效职 。 亿 万间阎 , 措 之枉 席 。 惟 天之 俯 , 惟 帝之 力 。 尔亦 有庸 , 传 之 无 极 。 ” 铁犀前 方月台两侧 , 立有石狮一件和清康 熙三 十年石碑两通 , 系巡抚 阎兴邦撰文 、 刻立 的改建铁犀 镇河庙碑和铁犀铭碑 。 铁犀 是 占代 人们幻想 中的镇水 灵物 , 也是古代黄河 两岸 频遭 水患的历史见证者 , 反 映 了占人企图借助神力制服黄河的美好愿望 。 上世纪 年代初 , 开封 市河 务部 门为展示地方文
关键 词 河南 古代 镇河 铁犀 牛
在 中国古代 , 江河湖海 之滨 曾安放有不少铁犀牛 镇水 。 铁犀 , 俗称铁 牛 , 之 所 以用它镇水 , 一般有两
牛 , 今江 神亦必为牛矣 ,其无记 者 ' 。 遂吼呼而人 , 须臾 , 雷 风大起 , 天地 一色 。 稍 定 , 二牛斗于水上 , 公练甚长 白 , 武土 乃齐 射其神 , 遂毙 。 从此蜀人不水所病 。 ” 两种传 说虽然
越窑瓷器的鉴定
越窑瓷器的鉴定1、器物造型与纹饰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
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
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
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
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
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畅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663）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
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778）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
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806～820）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
“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
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
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
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
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
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隋唐墓葬
隋唐墓葬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
陵的封土高27.4 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
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 米，南北宽652 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
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
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 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
①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
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
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
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
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
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
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
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
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 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 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
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
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 米。
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
洛阳偃师唐夏侯敏墓发掘简报
2013年1月，偃师市文物旅游局等单位配合中德印刷材料厂建设项目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厂区中部清理出一座具有明确纪年的唐代中期墓葬，编号M1。
该墓位于洛阳市偃师市首阳山镇邢沟村西约600米（图1），由于前期盗扰严重，保存状况较差，墓内随葬品极少，但出土了1合墓志。
现将该墓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M1坐北朝南，为平面呈刀形带有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方向200°。
（图2）墓道位于甬道之南，呈长方形竖穴土坑式，东、西两壁自上而下略微内收，横剖面呈倒梯形。
上口宽1.06米，底部呈斜坡状，长4.83米，宽0.87米。
墓道坡度25°，坡长1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6.5米。
墓道内填花土，保存基本完整。
甬道呈过洞式，位于墓道以北，平面为长方形，长1.08米，宽0.73米，东西两壁较直，底与墓室底平，顶部坍塌，淤土填实，高度不详。
甬道与墓道之间有一封门，现已坍塌无存。
墓室位于甬道北端，平面大致呈长方形，略向西北拐折，直壁，平底，顶部略弧，南北长约3.02米、东西宽约2.35米，由于顶部坍塌，高度不详，墓室底部至地表高度为6.5米左右。
葬具及人骨均无存。
二、出土器物由于该墓曾遭盗扰，故出土器物极少，且摆放杂乱。
仅存陶罐2件和墓志1合。
其中塔式罐出土于盗洞内，另一件陶罐出土于墓室，墓志出土于墓室与甬道衔接处。
塔式罐1件。
标本M1:2，罐身已经修复，盖缺失。
泥质红陶，小口，圆唇，矮颈，圆肩，上腹部外鼓，下腹部斜收，平底，器形瘦□偃师市文物保护服务中心洛阳偃师唐夏侯敏墓发掘简报图1M1位置示意图长。
器座边缘处除有一小块残缺外，整个器座还较为完整，呈上端封顶的束腰喇叭状圈足。
口径9.6厘米，最大腹径20.4厘米，通高40.2厘米，其中底座高13.1厘米。
（图3-1，图4）陶罐1件。
标本M1:3，圆唇，圆肩，短颈，深腹，平底，器表有明显的凹凸弦纹，且通体饰有白陶衣。
口径10厘米，最大腹径14.6厘米，底径7.3厘米，高17.6厘米。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伎乐飞天所持乐器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伎乐飞天所持乐器文图/茹实__r肃省宕昌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枚铜—镜。
该镜呈圆形，直径18.1厘米，—I厚0.87厘米。
半圆形钮，钮高2厘米，钮台下有八卦纹一周，每个八卦两边施竖向连珠纹作为分隔。
往外一圈为镜背纹饰的内区，有8个姿态各异、手持不同乐器的伎乐飞天，八卦纹和伎乐飞天之间以迕珠纹相隔。
洱往外为镜竹纹饰的外区，为楷书铭文带一周,铭曰：“光流素月，质禀玄精。
澄空鉴水，照回疑清。
终古永固，萤此心灵'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每个篆字两边施竖向连珠纹作为分隔。
内、外区之间饰锯齿纹两周，外缘台面饰缠技草叶纹，外区及边缘之间以一周锯齿纹相隔。
镜体整体光洁润泽，边缘及内区有少镇锈斑。
该镜于1958年在宕昌县哈达铺王家村农田基本建设中被发现后保存在村民家中，其后由宕昌县文化馆征集，现藏于宕昌县博物馆，2002年由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足为一级文物。
i同镜时代这面铜镜为征集品，并无明确出土墓葬可证其年代。
外区的铭文形容该铜镜美好精良,相同铭文内容的铜镜发现较多，统称为“光流素月”镜，这些铜镜的内区图案和尺寸虽有所区别，何镜面的总体布局基本一致。
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光流素月”镜，rt径10.3厘米，圆钮，内区4只瑞兽环钮而奔，瑞兽间点缀缠技葡萄纹，外K一周24字楷书铭文带，首尾以一圆点作分隔；广西博白县沙河村圆岭屯出土 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1.5厘米，圆钮，内区4只鸾鸟衔绶绕钮环列，鸟间衬以花叶纹，其外有短斜线纹一周，外区有24字楷书铭文- 周；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而“光流素月”镜,内区为五瑞兽，外区有4字楷书铭文一周，首 尾以五点作为分隔;西安亦出土多面“光流素月”镜，镜铭、构图基本一致，仅纹饰题材、细部 处理略有差异。
通常认为，拥有此类铭文铜镜 的流行时间约在隋至初唐，但笔者认为宕H县 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应该晚于这一时代。
“_寻墓”_江苏常州朱夏墅宋代墓地的发掘与研究
朱夏墅墓地位于常州钟楼区西林街道朱夏墅社区。
2015—2019年，为配合皇粮浜湿地公园及周边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常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南京博物院对建设用地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清理各类遗迹300余处，涵盖商周至明清各个时期，其中3处宋代墓园和1处坟庵建筑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墓地，为研究宋代品官家族墓的形制和分布特点提供了新材料。
一号墓园一号墓园位于整个墓区的北端，占地面积文 图/黄督军 郑铎“寻墓”江苏常州朱夏墅宋代墓地的发掘与研究约2000平方米，由作为“风水靠背”的土墩和兆沟、墓葬、享堂建筑、廊道建筑以及门房建筑构成，保存相对完整。
靠背土墩经过清理证实为春秋时期土墩墓，发现有墓葬、灰坑和器物坑等遗迹，宋代对土墩进行修整，使土墩形态与墓园中轴保持一致，兆沟断续环绕墓园，起到明确边界的作用。
墓葬3座，编号M24—M26，其中M24和M25为石盖板砖室墓，M26为券顶砖室墓，由墓圹、砖室、椁室和棺室等部分组成，棺木保存较好，外髹红漆，墓底有方胜形的腰坑，四角放置头向墓外的铁牛。
享堂建筑平面呈方形，面阔3间，进深4间，由18个方形磉墩和夯土朱夏墅宋代墓园及坟庵建筑分布北台基构成。
享堂中轴正对北主墓墓室。
享堂东南角有一座南北向廊道，与享堂东一进深相接。
门房建筑位于长廊南端，平面呈“凹”字形。
根据出土圹志，一号墓园为宋代名臣张守的玄孙张雪溪及其夫人□氏和继室徐氏的合葬墓园。
张雪溪生于嘉定丙子年（1216），卒于咸淳辛未年（1271），历任承直郎、建康军节度使推官等职，曾与刘克庄共事，做过汪立信的幕僚。
一号墓园修建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距今已有750余年历史。
朱夏墅一号墓园航拍M26出土木牌M24壁龛及圹志M26壁龛及圹志M24出土龙泉窑簋式炉M26出土白瓷盖罐M24出土石砚台一号墓园出土花纹砖一号墓园出土脊兽M26墓底腰坑及镇墓铁牛M25壁龛及圹志二号墓园二号墓园位于墓区中部，在3座墓园中规模最大。
26384307_唐砚流变
唐朝无疑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尤以文化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除了我们熟知的唐诗、壁画等外，还有与文化息息相关的一种器物———砚台。
这种器物，通过代代相传保留到今天的概率不高，但古代一些贵族、官吏或者文化爱好者(古称处士或徵士)死后墓葬里却随葬有各式各样的砚台，通过考古发现，我们能感知其精致的外表，甚至还能触摸到器物背后大唐的文化气息。
目前，考古见到的砚台，向前能追溯到汉代。
这时的砚台比较简单，就是一块长方形石板，拿人工制成的墨块直接在石板上研磨，滴水写字。
魏晋时仍然沿用石板砚，但也出现了较为高级的圆形三足石砚或方形四足石砚。
北魏以来，圆形砚砚面中部凸起成为砚堂，周遭低洼部分成为砚池，砚足增多，向辟雍砚转变。
隋代大量使用辟雍砚，砚堂与砚池完全分离，砚足多在10个以上。
到了唐代，辟雍砚仍在使用，主要流行在唐前期，材质也有所变化。
盛唐以后，辟雍砚让位于花池砚、箕形砚、凤字砚等，本文拟考述这一转变过程。
一、唐砚种类1.辟雍砚。
隋代，辟雍砚多为瓷质，这与隋代发达的瓷业有关。
辟雍砚，施白釉或青釉，实用且美观。
唐初受战乱影响，人口减少，经济凋敝，经过唐太宗长期的休养生息，高宗以后，社会经济才逐渐恢复。
故这一时期砚台并未发生变革，辟雍砚仍大行其道。
然而由于初唐后期出现了唐三彩，三彩辟雍砚也盛装登场，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砚。
总的来说，初唐至盛唐是辟雍砚流行的时期，但墓葬里发现的辟雍砚偏少，这应与战后文化一时凋敝有关。
唐初，一些辟雍砚有盖，说明砚台比较讲究。
如1986年，昭陵博物馆发掘了公元643年的唐长乐公主墓[1]，墓中所出瓷质辟雍砚，砚堂未施釉，余施白釉。
盖弧顶，宝珠形纽。
砚堂高于池沿口沿，壁中部有细凸棱，棱下有25个蹄足及托泥。
口径27.5厘米，托泥径31.5厘米，通高18厘米。
（图1-1）根据墓志上长乐公主善书的记载，推测此砚为实用砚。
195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西安羊头镇发掘了公元668年的银青光禄大夫李爽墓[2]，墓中所出瓷质辟雍砚，施青釉，壁上残留16个蹄足，壁中部凸棱稍粗。
唐代的围棋活动
文 图/刘梦娜唐代的围棋活动围棋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到唐宋时期发展成熟。
唐王朝幅员辽阔、国富民强、对外交流频繁，加之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都对围棋活动近乎痴迷，这些均为围棋在唐代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契机。
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考古出土了诸多与唐代围棋活动相关的遗物，为我们了解唐代围棋活动提供了佐证。
考古资料中的围棋目前，与唐代围棋活动相关的考古实物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棋子、棋盘等实物资料，二是以围棋或弈棋为题材的图像史料，三是墓志文等文字史料。
棋具唐代墓葬、遗址、窑址中出土的棋具主要是棋子、棋盘，以棋子为最。
考古发现的唐代棋子均是圆形，主要为石质。
如洛阳偃师杏园唐郑绍方墓出土石质棋子44枚，有黑、白二色，用天然石子稍加研磨而成。
偃师杏园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穆惊墓出土黑色棋子18枚，两面微圆凸，用黑卵石研磨而成。
偃师首阳山镇唐长庆三年（823年）薛丹及妻李氏合葬墓出土石质棋子120枚，用黑、白二色石子打磨而成。
陕西凤翔南郊唐墓出土3枚石质扁圆形围棋子，阿斯塔那第206号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木质围棋盘白色1枚、玄青色2枚，磨制光滑，尤为规整。
陕西石泉发现晚唐时期棋子115枚，白子由汉白玉磨制而成，黑子由绿色矿石磨制而成，一面凸。
除墓葬以外，遗址、窑址内也出土不少棋子。
如隋唐洛阳城内先后出土20枚素烧瓷质棋子。
敦煌唐代寿昌城遗址出土66枚棋子，黑色41枚、白色25枚，呈圆饼状，精巧细致，为花岗岩或玉石质地。
唐长安城大明宫清思殿遗址出土多枚石质黑白棋子，可谓宫廷御用物品中的佼佼者。
西北大学修建教研楼时，在唐代渗井中发现石质棋子22枚，分为白、绿两色。
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淮北柳孜运河遗址、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均发现有少量的棋子。
由此可见唐代围棋辐射地域和人群的广泛。
相较于棋子，围棋盘出土数量较少，主要有陶质、木质等。
如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06号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木质围棋盘，棋盘表面纵、横各19道线，制作精巧。
26384281_民俗学视野下汉水中游地区与海岱地区史前随葬猪习俗比较研究
我国史前时期猪常被随葬于墓葬中，这个时期的墓葬中除少量用整猪随葬外，还常见用猪下颌骨、部分肢骨随葬，其中又以猪下颌骨最为普遍。
裴李岗时代随葬猪的现象已出现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随后扩展到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并形成不同的兴盛程度。
随葬猪的习俗在传播中被各文化区吸纳及改造，并被赋予了各自特有的文化内涵。
一、考古发现所见随葬猪骨墓葬的分布、年代及特征史前时期随葬猪下颌骨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
裴李岗文化（距今8500—7000年）的贾湖遗址、老官台文化的大地湾遗址发现这时随葬猪骨的习俗刚刚开始。
距今7000—6000年，随葬猪骨的习俗开始向各地发展。
随葬猪骨的遗址增多，多集中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群。
另外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遗址开始出现猪骨随葬。
距今6000—5500年，随葬猪骨的习俗开始兴盛。
黄河中上游地区随葬猪骨的遗址有所减少，下游大汶口文化区域内随葬猪下颌骨的遗址增多。
距今5500—4500年，随葬猪骨的习俗大范围流传。
发现猪骨随葬的遗址增多，在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内形成核心。
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随葬猪骨的遗址大幅度增加，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非常显著。
猪骨成为长江中游地区雕龙碑遗址最主要的随葬品。
长江流域此时在墓葬区周围有较多的整猪、整狗祭祀坑，与随葬猪骨一起形成了长江流域的随葬、祭祀特点。
距今4500—4000年，在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内随葬猪骨的现象仍比较显著，在尹家城、三里河遗址随葬猪下颌骨的势头达到最高峰。
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墓葬中有集中发现，但随葬猪下颌骨的兴盛程度大大降低。
1.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时期随葬猪骨情况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一期遗存的123座土坑墓中，M705墓葬中随葬有猪上颌、象牙等。
仰韶文化二期遗存的451座土坑墓中，M173随葬猪头1个[1]。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前段的120座墓葬中有极少数墓随葬较多的猪下颌[2]。
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屈家岭文化的38座墓葬中，M11腰坑出有猪头1个[3]。
偃师杏园唐代家族墓地研究的开题报告
偃师杏园唐代家族墓地研究的开题报告1.研究背景洛阳西南偏南的偃师市（旧称伊阙）位于中国历史古迹保护区之一的伊洛平原上，是天津莲花山、湖南岳阳楼和江西庐山三大名胜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商朝故城的所在地。
在偃师城墙内，有一片面积为800余亩的杏林园地，兼有3000余栩栩如生的唐代家族墓地，被誉为作为唐代家族墓地中最大的一处。
2.研究意义在唐代社会中，家族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唐代文化最重要的传承载体。
各千家族，在唐代社会中都有其所独具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家族制度等表现形式，所蕴含的文化呈现出丰富的唐代民俗文化、经济活动、社会风貌、族谱史料等重要价值。
探究偃师杏园唐代家族墓地的文化背景、制度和价值等，对于研究唐代家族文化、家族类型、唐代墓制、社会文化、墓志铭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含义、各类题材墓志铭表现手法的演变等都具有独特的学术、社会历史和文化价值，对于深入挖掘唐代社会和文化形态、更好地展示我国墓志铭文化底蕴和贡献等方面将有重要启示。
3.研究目的通过对偃师杏园唐代家族墓地相关文献、墓志铭和墓葬结构特征的考证和分析，探究唐代家族文化的特征和墓志铭表现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含义，揭示唐代墓葬文化和唐代社会文化的演进历程和变化趋势，还原唐代社会和文化面貌。
4.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1）对偃师杏园唐代家族墓地文化遗存的考察和整理；（2）对偃师杏园唐代家族墓地墓志铭的收集、鉴定、整理和分析；（3）通过对已发现的墓志铭结构、表现手法等特征的综合分析，探究唐代墓志铭的表现方式和文化含义；（4）通过外部文化交流、社会体制变迁、地理环境和人口等方面的考察，探究唐代社会和文化演进的影响因素；（5）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还原唐代墓葬文化和唐代社会文化面貌。
5.预期研究成果（1）整理偃师杏园唐代家族墓地相关文献资料和墓志铭的收集、鉴定和整理；（2）探究唐代家族文化特征和唐代墓志铭表现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含义；（3）揭示唐代墓葬文化和唐代社会文化的演进历程和变化趋势；（4）还原唐代社会和文化的面貌，为研究唐代社会文化提供学术支持和参考资料。
唐墓-洛阳地区第一部唐墓发掘报告_偃师杏园唐墓_评介_孙秉根
69座唐墓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也是洛阳地区 第杏园唐墓》 除编后记及英文提要外 共分十个章节：即壹、前言；贰、杏园唐墓的概 况与分期；叁、初唐期墓葬；肆、盛唐期墓葬； 伍、中唐期墓葬；陆、晚唐期墓葬；柒、墓志录 文及考释；捌、杏园唐墓的分期及其演变轨迹； 玖、结束语；拾、附录。依内容的不同大致可 分为五部分。
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
作者： 徐殿魁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出版物刊名： 考古
页码： 1-24页
主题词： 开元通宝;唐墓;杏园;发掘简报;金戒指;墓葬形制;博物馆;随葬品;镇墓兽;墓志铭
摘要： <正> 杏园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2公里处。
这里北倚邙岭,南瞰洛伊,坡度平缓,土层深厚,是汉唐时期坟茔密布的区域。
1983—1992年,我队在杏园村以南配合洛阳首阳山电厂建厂,发掘清理了一批汉唐时期墓葬,并先后发表了5篇发掘简报。
偃师商城博物馆1991年配合杏园砖厂发掘的唐户部尚书崔凝墓,在杏园村之北,与我队发掘的唐代墓葬群仅相距数百米。
现将我队在配合电厂基本建设过程中陆续发掘的另外4座唐墓报道如下(图一)。
略论洛阳红山HM2026 出土的铁牛与生肖俑
2009至2011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于洛阳市红山乡工业园区发掘了5座唐墓，HM2026便是其中之一。
考古发现，却未获得应有的关注，其意义与价值尚有待揭示。
本文将重新判定红山HM2026的年图二 镇墓武士1.红山HM2026出土2.李延祯墓出土3.李嗣本墓出土（1采自《洛阳红山唐墓》，第246页；2、3采自《偃师杏园唐墓》，图版5）得头重脚轻；李景由墓、李元璥墓的生肖俑身体则更为丰满，头部比例也相对协调（图三）。
生肖俑的形态应直接受到当时人物俑造型的影响，李景由墓、李元璥墓的生肖俑很可能正应和了当时人物俑丰腴、肥壮的体态，红山HM2026的生肖俑则反映了更早时期人物俑的风格。
另外，红山HM2026的生肖俑集中排列于甬道壁龛，而李景由墓墓室开一周共计12个小龛放置生肖俑，李元璥墓生肖俑同样出于墓室之中，这种出土位置的差异可能也是时代先后造成的。
红山HM2026虽受到较严重的破坏，信息不完整，但据上述比对，可推断该墓两组陶俑的年代相近，均在710年左右，故而墓葬本身年代亦应与此相差不远，不会晚于开元初年。
二 红山HM2026的铁牛与生肖俑墓葬中的铁牛与生肖俑属盟器神煞范畴，为随葬品中较为特殊的种类。
红山HM2026出土了生肖俑6件与铁牛2件（图四），颇值得关注与探讨。
就目前发掘资料看，生肖俑最早出现于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于两湖地区。
安、洛阳出土生肖俑的唐墓中年代最早者分别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孙承嗣墓中，结合当时人口流动、民间信仰传播等情况，作综合之考量，此非本文所能及。
这里谨将这些现象提出，以求教于学界。
注释：［1］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洛阳红山唐墓》，第。
护佑与威慑——镇墓兽的演变
2007年7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巩义芝田镇益家窝村北岭根发掘了一座纪年唐墓。
墓为斜坡墓道中型土洞墓。
墓中出土一砖质墓志，可惜近半漫漶不清，墓主的官职、夫人姓氏及葬年尚在，墓主为吴兴郡司户参军（从七品下），夫人为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天宝五载（746年）窆于“仁□原”。
墓中出土不同质地的各类文物70余件（套），其中两件粉彩镇墓兽形体高大，装饰华美，是中原地区唐墓中不可多见的精品。
尤为重要的是，墓主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两件镇墓兽及其他器物均可作为郑州地区唐墓的标准断代器。
其一为狮首镇墓兽，头顶两弯角，弯角中部有两副角，副角下有节，两角根部镶嵌一宝珠，文 图/何娟的演变郑公大墓出土人形镇墓兽，高47厘米、长34厘米、宽30厘米脑后齿戟高竖，须发如板，前有两小耳，双翼呈半月板状，板须及翼均刻划沟槽以示毛羽，前肢较细，蹄足，无尾，蹲坐于椭圆形中空穿孔高台座上。
兽长眉横挑，双眼暴突，上颌宽大，张着血盆大口，獠牙出露。
镇墓兽原饰粉彩，现多脱落。
另一件为人首镇墓兽，“国”字脸，大耳狂张，横向耳棱二道，头顶长舌状弯角，脑后双齿戟，肩生半月板状翼没有刻槽，前肢光滑，蹄足，无尾，挺胸蹲坐于椭圆形中空穿孔高台座上。
兽白脸，耳内涂橘红彩，脑后、角涂黑彩，戟涂铁锈红彩，翼上云纹多不显，胸、腹部、前腿、后背、台座饰彩同狮首镇墓兽，唯腹中粉红色条纹中增添了橘黄色月牙纹。
镇墓兽蹙先生曾在《四神、巾子、高髻》一文中对它们作了推测，认为这四件器物要比一般器物高大，且位于墓室入口，面对埏道起保卫作用，当圹、当野为两镇墓俑（武士俑），祖明、地轴为两镇墓兽。
《后汉书·礼仪志》指明十二兽有衣、毛、角，祖明位列其中（十二神之一），而《六典》亦说祖明是神，故此，王去非先生认为墓中长着角的镇墓兽即是后汉书中所谓的“祖明”。
1986年，巩义康店镇砖厂唐墓中出土两件镇墓兽，狮首者背颈部墨书“祖明”二字。
1991年巩义黄冶村南岭唐墓也出土两件镇墓兽，狮首者背部墨书“祖明”二字，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祖明即是狮首镇墓兽。
流光溢彩镇墓兽
1两眼圆睁，鼻孔翕张，排齿错落，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此兽通体错银，纹样百端，视之光华焕然，俨然自仙界飞临的圣物。
长40.1厘米，高23.9厘米（图3）。
这三例形态各异，虽处镇墓兽的草创期，但无论材质还是工艺皆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所谓草创，是指镇墓兽的初出形式而非工艺。
初成期的三个代表1.偃师杏园西晋34号墓出土的灰陶镇墓兽。
头、尾似狗，咧嘴圆眼，小耳贴面，耳下一撮短鬃，长尾甩起，蹄、身似牛，颈鬣三束，呈戟状，肩部生短羽，脊背长飞羽。
此兽体形壮硕，模样凶狠，正义无反顾地走向墓中保护主人，是单体走兽式镇墓兽的杰出代表。
长34. 5厘米，高23.7厘米（图4）。
2.洛阳北魏元邵墓（公元528年）出土的一对灰陶镇墓兽。
分狮首与人首两种，皆昂首挺胸，脊背三撮鬃毛，短尾上翘，肩生飞羽，颈披长鬣，前肢直立，后肢蹲坐于长方形底板上。
狮首镇墓兽，小耳大眼，口舌外吐，看上去不怒自威。
高25.5厘米。
人兽镇墓兽，头生锥状短角，小耳外张，隆眉凸眼，鼻头与紧抿的嘴唇均前伸，似有不高兴的事。
高25.5厘米。
镇墓兽在北魏晚期完成华丽转身，由单体走兽式变为双体蹲踞式，从此这对兄弟形影不离（图5）。
3.安阳隋张盛墓（公元595年）出土的一对瓷镇墓兽。
几乎通体施青釉，亦有龙首与人首区分，两兽挺胸抬头，脑后有戟，背饰短鬣，短尾，肩生飞羽，前肢斜支向前，后肢蹲坐于长方形底板上。
龙首镇墓兽，头顶两弯角，小耳掩在鬓须中，双目似铃，列齿如阵，鼻头一点黑釉，显得俏皮玲珑。
高56厘米。
人兽镇墓兽，头顶一角冲天，两鬓大耳招展，浓眉凹目，塌鼻高颧骨，紧抿的嘴唇带动八字胡上翘，唇下的三撮短须因而更加开散，令人忍俊不禁。
高50厘米（图6）。
成熟期的六个代表自从镇墓兽在北朝晚期以对兽形式固定下来以后，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发展始自兽的肩部，即由飞羽一跃而成肉翼。
由于社会动荡及经济凋敝，在初唐很长一段时间里，镇墓兽样子少有变化。
公元675年后，镇墓兽走上了发展快车道，短短几十年里数易其身，至公元700年更发展出飞扬跋扈的姿态，敷彩艺术也达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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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杏园晚唐墓出土铁牛铁猪研究Abstract:It is popular to bury tomb-quelling monsters and human figurines in the bu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se monster and human figurines were replaced by iron oxen and pigs, which is concentratedly reflected in eight burials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at Xingyuan Village in Yanshi County. As evil-suppressing objects, the iron oxen and pigs buried in the burials were not only protecting the occupants but also bless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ir descendants: this ide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at time, which was also shown in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As the time went by, this funeral custom diffused from the Luoyang area into the Xi'an area and continued down to the Five-Dynasties Period and Song Dynasty, and diversified into the Luoyang Type and Xi'an-Chengdu Type.Key words:Bur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at Xingyuan in Yanshi; Iron Oxen; Iron Pigs; Evil-suppressing Objects摘 要:唐墓中随葬镇墓兽、镇墓俑是普遍现象，但晚唐时期却被铁牛铁猪所取代，这一情况集中反映在偃师杏园的八座晚唐墓中。
铁牛铁猪被作为压胜之物放置于墓葬中，不仅仅保佑死者，更关系到后代子孙的昌盛，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这样的观念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也有体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葬俗从洛阳地区传播至西安地区并在五代、宋朝得以延续，并呈现出洛阳类型与西安—成都类型两种分化。
关键词:偃师杏园唐墓 铁牛铁猪 压胜之物孙 宇（兰州大学萃英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厚葬之风兴起。
丧葬制度上较前朝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些大中型墓葬中也出现了新的随葬品。
随葬品在墓中的分布有着一定的规律，“用于镇慑鬼魅、守护亡魂的镇墓兽、武士俑或天王俑放置墓室前部，迎门列布；镇墓兽在最前面，其后才是武士俑天王及其他俑类、器皿及各种模塑，放置在靠近墓室后壁的地方”[1]。
可以说，唐代随葬镇墓兽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学界对于唐朝的丧葬制度历来不乏研究，但囿于考古资料限制，中晚唐时期的丧葬面貌始终不甚明确。
偃师杏园唐墓则填补了这一空白。
1984至1993年，在这一地区发掘了六十余座唐墓，其中中晚唐墓葬的数量占了很大的比重，成为了填补这一缺环的重要材料。
同时，这批墓葬也出土了一些以往所不见的随葬品，铁牛、铁猪便是其中之一。
一、铁牛、铁猪的出土在偃师杏园被发掘的69座唐墓中，属于晚唐时期的有29座，其中有铁牛、铁猪出土的有8座[2]。
笔者现根据社科院考古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3]一书与《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唐墓》[4]《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5]《河南偃师县四座唐墓发掘简报》[6]《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7]等考古发掘报告整理出如表一、二。
二、学术史回顾关于铁牛铁猪的性质，宿白在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压胜之物”的观点。
在白沙宋墓中出土了「探讨·争鸣」文博·2018年第3期表一 偃师杏园晚唐墓出土的铁牛和铁猪表二 8座墓中铁牛铁猪位置两枚长方形铁块，一长16、宽6、厚3.5，一长20、宽8、厚4厘米，分别放置在后室前端东西二隅。
宿白先生考证认为这些生铁块是当时置于墓内以作镇压之用，且这些生铁块是前代墓葬中所用的铁牛铁猪的简单化，提出了铁牛铁猪乃墓中“压胜之物”的观点并以《地理新书》中的材料“厌乎龙，以生铁五斤安墓内”[8]来印证[9]。
1963年，徐苹芳先生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藏经>札记》一文，从《大汉原陵密藏经》出发，以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互相补正，对于唐宋时期墓中出现的各种明器神煞以及墓仪一一做了考证。
在此文中，徐先生沿袭了宿白先生的说法，认为“唐宋墓中时常发现的铁牛、铁猪，皆为压胜之物”[10]，对唐宋墓中出土的铁牛铁猪的“压胜之物”作用做了明确的界定。
可以说在这时，铁牛铁猪乃压胜之物的观点正式确立。
但由于此时并无过多铁牛铁猪的实物资料出土，因此徐先生也并没有用墓葬出土实物来展开论述。
在洛阳偃师杏园墓地发掘后，面对墓中所出土众多的铁牛铁猪，学者们自然而然也将这一说法应用其中。
之后的论文与专著大致可分为两类。
首先是对压胜之物这一观点的认同与发展。
如徐殿魁先生的《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11]一文，便是将偃师杏园唐墓作为新材料，与先前所发现洛阳地区唐墓结合，对洛阳地区隋唐墓做出了完整的分期与各期特征的概括，可以看做是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
徐先生在其所分的第四期晚唐期中提到，在这一期中，作为压胜之物的铁牛、铁猪等频频出现于墓中。
在对墓葬形制的概括中，徐先生提到禹县白沙沙东区171号小砖墓，虽然是晚唐墓，但其墓室四角的仿木斗拱结构却是宋墓的重要特征，这说明“宋代的某些瘗埋制度，与这一地区的晚唐墓习俗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承袭关系”[12]。
也再一次呼应了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所提及的唐宋墓葬俗之间的承袭关系（由铁牛铁猪到生铁块）。
部分有关丧葬制度的专著中也沿袭了这一看法。
如牛志平先生的《唐代婚丧》[13]中，在提及晚唐墓中的铁牛铁猪时，将其称为“压胜之物”。
徐吉军先生的《中国丧葬史》一书中，也说铁牛铁猪在墓葬中“守卫、辟邪、压胜等作用”[14]。
除此之外，也有对于铁牛铁猪的性质持保留意见的。
齐东方先生在《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一文中，没有直接定性其为压胜之物，而是将铁牛铁猪的出现归为唐后期墓葬中的新因素之一，认为这是新的丧葬观念，也与唐代前期的堪舆观念不符，“对亡灵命运的重新理解和把握，在乞求安宁，消灾解难，期冀祥瑞的思想指导下，趋向于世俗化、大众化的墓葬建造和随葬品选择受到关注，与礼仪制度有关、又游离于礼仪制度之外的风俗信仰变得突出了”[15]将这种变化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联系了起来。
在郝红星与张倩等人合写的《中原唐墓中的明器神煞制度》一文中，作者也没有将铁牛铁猪定性为压胜之物，并且提到在芝田唐墓中屡有发现“棺内头部东侧放置铜镜，头西放置铁板和铁剪，如92HGZM4、88HGZM38、88HGZM71等，我们不知道这种安置是否和金元时期的金牛铁猪有直接关系”[16]，又将铜镜铁剪与铁牛铁猪联系起来。
但这一联系后来被范淑英先生所否定。
在2015年3月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上，范淑英先生所做的“铜镜与铁剪——唐墓随葬品组合的性别含义及丧葬功能”报告中，通过对64座出土铜镜铁剪的墓葬分类后发现，铜镜铁剪基本只出现于女性墓葬，为女性专有，而非如铁牛铁猪一般广泛存在，“唐墓中出土的剪刀与随葬的压胜明器——金牛铁猪不是一类物品”[17]。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史梳理可以看到，对于铁牛铁猪乃压胜之物这一观点，部分学者支持部分学者持保留意见，但总体来说鲜有反对意见提出。
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对此展开大篇幅的论述。
即使是在部分支持者的文章中，也只是简单的挪用这一观点，而无新的阐释。
对于偃师杏园这批新材料，更无过多研究，仅仅说明它们都是压胜之物，但是究竟铁牛铁猪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意涵，又为什么会在晚唐时期大量出现，这才是需要更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因此，下文将结合偃师杏园晚唐墓所出土的铁牛铁猪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三、史料辨析宿白先生最早在论述“压胜之物”时所援引的材料为《大唐新语》中的记载:开元十五年（727）正月，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问域兆之制于张说，说曰:“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
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
礼有升降贵贱之度，惮存殁之道各「探讨·争鸣」得其宜。
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
仆常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
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
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
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
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
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敛而傍杀。
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
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于火。
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
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
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
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
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
’僧乱之说如此，皆前贤所未达也。
”[18]徐萍芳先生又以《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记载为之佐证: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金牛长四尺，安丑地。
铁猪重二百斤，安亥地……金牛长二尺，高一尺二寸，安丑地。
铁猪重三十斤，安亥地……已上皆大夫庶人之用吉。
[19]按照书中记载，金牛安丑地，铁猪安亥地，则应该分别在墓室的东北及西北部。
杏园晚唐墓中的铁牛铁猪的位置摆放也大都集中于东北角与西北角，且大小也都与文献中记载相差无几，因此根据这些材料，铁牛铁猪确应为“御二龙”的压胜之物。
但是正如齐东方先生所提到的，晚唐时期的这种葬俗转变绝非偶然，应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再次回到《大唐新语》中的记载。
宿白先生在其书《白沙宋墓》中所引述的张说的话并不完整。
在《大唐新语》中，张说在复述完僧泓的话后接着又讲了另外一个例子:桓魋石槨，王孙倮葬，奢俭既过，各不得中。
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人用赖焉。
及其葬也，俭不逾制。
将穿墓者曰:‘必有异应，以旌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