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国家与企业关系及当今的金融危机

韩国的国家与企业关系及当今的金融危机韩国是人们所说的四小龙之一，过去几十年，其经济增长举世瞩目，而目前它又遇到了一场金融危机。

这些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着重试图借鉴韩国的发展经验，因此，目前再仔细地辨析过去韩国的发展模式及当今危机的成因，是很值得探讨的议题。

一个国家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因素有多种多样，且其间的互动关系也错综复杂，因而，一目了然地把握那些渚多因素及其间的关系，是十分艰难的研究课题。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是围绕国家与企业关系来开展对这些问题的简要分析。

即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1．东亚模式及韩国的国家与企业关系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东亚经济的腾飞，引起了许多西方政治经济学者对此的关注和解释，并创造了挑战于新古典模式(neo—classical model)的国家主义神话。

据c.Johnson的了解，一个国家按照它所采取的经济行为模式可分为两个类型：即发展导向型国家(devil—potential state)和调节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

这里所谓的发展导向型，指的是国家在具有高水平的自主性和能力的前提下，推行产业政策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一种政府经济行为模式。

1C．John—son首次以日本的经验为依据提出这些模式后，许多政治经济学者基于这些观点分析了韩国、台湾等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由此，发展导向型这一术语成为描述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念。

发展导向型国家的基本制度特征之一，是高水平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和国家能了力(state capacity)。

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国家具有不该由资本势力所捕获(capture)执行并贯彻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功能之一的阶级妥协功能，为此所要的就是国家自主性。

与此相比，国家能力指的是，为实现国家自主性所需的一系列工具性概念。

比如，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国家能力，主要是以政府官僚体制驾驭市场的能力而表现出来，进而，这些在国家能力上的强国家(strong state)有效地行使着阶级动员战略，由此提高它对社会部门的自主性。

即发展导向型国家的发展之路，主要是在于以较强的官僚制能力为依据而提高与社会隔离起来的相对自主性这点上。

按照这种国家主义观点较为系统地分析韩国发展经验的，有A．Madsen。

她在《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和后期产业化》一书中2，将韩国的发展导向型政府经济行为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韩国的国家发挥着企业家、银行家和产业结构形成者的作用；第二，国家通过对企业的资助、保护、价格控制、金融和投资的进入限制等种种手段扭曲了价格结构，且这些扭曲又产生了对有些企业不利的产业结构；第三，采取这些行动的国家与占支配地位的几家大企业相辅相成，由此，在韩国经济中的大部分交易不是由市场原理，而是由管理科层的原理进行着的；第四，国家不仅积极支持了企业集团的发展，而且对效益低下的企业不给资助而提高了政策手段的效率性。

这四点说明韩国的经验与新古典模式有实质的区别，并能说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是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总之，据Madsen的观点，国家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以不偏私的、利他的态度而增进经济发展。

另外一位学者R.Wade也在《驾驶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一书中，高度重视了韩国政府在发展导向期间驾驶市场的能力。

他说，在韩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维持了一种发展得比较完善的政策网络，由此他们可以发展长期的交流关系和互惠关系。

根据国家学派的著看，他们在描述韩国的发展导向战略时，其侧重点放在中央政府的角色和能力上。

就是说，韩国的发展导向强国家积极干预于经济扩张，并能选择其发展战略，而且这点正是与在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上有良好条件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区别。

不过，这些国家学派的理论观点，在决策过程的分析当中，把国家的政治制度因素引进了其分析变量中，但这种分析的静态性特征所引起的弊端也还不少。

首先，在这一派学者眼里，国家成了某种一元的、浑然一体的东西，因而就难以给国家下定义，并且由于明确分离国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两分法思维方式而扩大了其领域之间的隔离性。

其次，它又忽视了国家所具备的自主性因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动态性牲以及因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而被制约的这一事实。

第三，正如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发展过程的说明那样，过分强调了政府机关内官僚的意志，而忽视了因国家制度变化而国家政策也随之改变的客观事实。

2、韩国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实质辨析如上所述，描述东亚模式的国家主义观点，不仅有其概念上的片性，而且它在韩国经验也有局限性。

其实，关于韩国在发展导向期间的国家含义，已有不少人提出了其理论观点的片面性。

即大多数国家学派观点将国家的决策过程视为自上而下的过程，这里，企业只不过被认为是消极地反应于国家干预的客体，但更多的研究成果则显示出，国内资本也可施加独立的影响，并具有可对抗国家干预的能力。

进而，国家官僚也并非如国家学派所描述的那样，是高度整合的，具有自主性的行为主体，恰好相反，在许多场合显示出失误、腐败、失效的行为主体。

这里，让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在韩国的发展导向期间，其国家与企业关系中国家自主性的实质内容。

人们常说的韩国强国家的典型实例，是70年代初，林正臣熙总推行的重工业化产业政策。

5推行重工业化的初期，不顾国内“为时过早论”的反对，国家以它的强制能力为依据，大力推进了重工业化政策。

从项目的选择到参加企业都由政府筛选：有洋尽的投资计划和时间表：政府用赏罚分明的手段，动员私人企业参与；而且按行业建立一两个大型最终成品工厂或部件厂。

不过，据目前的评价，这些政府主导下的半强制性计划，只不过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依赖关系(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而已。

在战略性相互依赖关系卜，国家推行该些政策无法赖于单向的强制关系，而是赖于双向的依赖关系，进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国家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即在重工业化的启动初期，它耗资大，回收慢，需要很高技术，所以私人企业对投资方面的积极性很低。

因此，国家为了吸引私人企业向重工业的投资，需要落实一定的优惠措施，加之，企业一投资，回家又不能继续支持该企业的诸多需求。

就是说，几乎所有重工业投资，并非建立在企业自身积累基础上，而缺少的投资资金是由国家来大力支持的。

这些政策性信贷的传统，不仅导致—厂政治化的市场经济(politi—cized market economy)，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国家的自主性。

国、企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虽说对经济增长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所导致的后果也十分广泛。

首先，政府把缺少的资金通过“官治金融”的手段提供给企业，在这些官治金融的传统下，政府的金融分配偏重于大型企业。

由此，资金分配的优先序列与轻工业、与内需产业的需要相脱节，因而产业结构的失衡日益加剧。

其次，金融资金的国家分配不仅耽误了后来金融体制的商业化改造，而且导致了资金分配的软约束现象。

在韩国大型企业的资产结构中，其过高的负债率也来源于这些资金分配的软约束传统；再次，由于在发展导向初期国内资本积累的缺乏，国家对企业的支持直接建立在外资，进口设备及进口原料的基础上，而这就加重了外债负担和外汇收支不平衡80年代初，总外债曾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成为世界第四大负债国。

这些渚多后果与其说是国家自主性的表现，不如说是其自主性的约束。

认识到这些，始于80年代初，韩国政府提出了经济运营机制由“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的过渡，其目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干预，加强企业的自主性，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首要推行的政策措施，就是截断对企业资金分配软约束的恶性环节，比如国有银行的民营化、各项放松管制、资本动员渠道的多元化、重工业过剩投资的调整等措施。

这样，韩国政府落实了诸多机制上的改革，但政府对金融支配的实质内容方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这里也有战略性相互依赖关系。

为了调整过剩及重复投资问题，政府落实了重工业投资调整的措施，但有关企业不愿遵循这些措施。

因为在那些工业的命运取决于政府金融分配的继续与否的情况下，企业知道，即使他们不听从政府的要求，政府也不敢截断金融分配的恶性环节。

国家自主性的约束不仅来源于与企业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还来源于国家官僚部门的利益分歧。

如果一个政策对社会的利益分配是不均等的，这就直接反映到国家官僚部门的利益关系中，且成为国家自主性的内在性约束条件。

在韩国的政府组织结构中，经济企划院(EPB)是综合经济指导部门，它是不受社会利益的干扰而享受较高自主性的机构，相反从事专业管理部门的有财务部、商工部、建设部等，它们与社会利益集团有密切的关系。

在发展导向期间，经济企划院与其他专业管理部门的利益分歧或者专业部门之间的山头主义等现象，不仅降低了国家机构之间的内聚力，而且还导致了国家政策自主性的损伤。

比如．以金融政策为例，经济企划院积极推进金融民营化、自主化的政策方案，而财务部作为金融当局，主张国家不能不对金融部门持续干预，且代表企业部门利益的商工部，也提出保护并支撑支柱产业的必要性。

80年代初，由于贸易逆差严重，外债猛增，韩国经济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且堵多结构性经济改革也没得到充分的成果，然而，到80年代中后期，韩国经济又进入了再次腾飞的阶段。

当时一些经济稳定化政策，比如抑制通货膨胀等措施，对这些腾飞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对韩国经济运行起了重大的作用：首先，由于韩国石油全靠进口，国际石油价格的下降带来减少原价的效果；其次，由于日元升值，韩国在汽车、机电等部门获得了出口竞争能力：再次，世界金融利率的下降，减少了外债负担。

不过，到了90年代，这些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逐渐消失了，且由此积累下来的实物资产跑到房地产、证券、观光等非实物性消费上，这对韩国经济带来一定的泡沫效应(bubble effect)。

80年代韩国经济的回升期间，是由国家来推进诸多结构性改革的好机会，然而当时这些改革又是持续拖延了。

80年代的权威性军事政府所推进的有些产业合理化措施，虽说是为了缩小大型企业的支配力而提高国家自主性，但这些权威性政权表面上有较强的国家能力，而基本上缺乏了权威的合法性，由此，他们所落实的经济政策隐含着偏重于大型企业的倾向。

在这些政策环境下，国家的官僚阶级和资本阶级形成了一种支配联盟(ruling coalitions)，因而他们之间蔓延了钱权交易、官商一体的权力寻租；这些政策环境给坚实的企业家带来萎缩投资心理并回避制造业投资的后果，与此相反，给支配联盟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带来由不正常的手段谋取投资利润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