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的契机
刘易斯拐点演示文稿
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 与城市职工相比，进城农民工的面临的劳动环 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 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因此， 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 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 • 这就要求政府应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 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首先，对农民工与城市户 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 人身安全；其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 合法权益；第三，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 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第四，妥善解 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五，国家还应加 大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 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 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 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 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 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 出培训以 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 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 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 记求 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 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 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 质就业、稳定 就业。
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 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 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之后，劳 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 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 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 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 劳动 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 “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 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 形成新的劳资关 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 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
lewis相关概念
lewis相关概念摘要：一、导言二、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三、刘易斯拐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四、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发展现状五、应对刘易斯拐点的策略与建议六、结论正文：一、导言刘易斯（Lewis）拐点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以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的名字命名。
他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了这个理论，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关键阶段。
本文将详细介绍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以及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并针对我国的发展现状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
二、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刘易斯拐点，又称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开始持续上涨的时刻。
在此之前，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充足，工资水平较低，非农业部门需要劳动力但无法支付较高的工资。
而在此之后，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非农业部门为了吸引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
这一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被称为“工资上涨的转折点”。
三、刘易斯拐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刘易斯拐点对于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速度较慢，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而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加速，非农业部门迅速发展，经济增长加速。
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达到刘易斯拐点，对于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四、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发展现状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已在21 世纪初越过刘易斯拐点。
在这一阶段，非农业部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工资水平开始上涨。
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调整政策，促进劳动力进一步转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五、应对刘易斯拐点的策略与建议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挑战，我国应采取以下策略：1.加快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2.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满足非农业部门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3.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创业创新，拓展非农业部门的就业空间；4.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刘易斯拐点产生原因论文
刘易斯拐点产生原因论文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立足于国情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不断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及国内市场和资源受到限制等宏观经济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结果。
一、刘易斯拐点产生的原因根据1972年刘易斯发表的《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可以知道刘易斯拐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
当二元经济发展从第一阶段转变到了第二阶段，劳动力从无限供状态给变为了短缺状态，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劳动力短缺的原因，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逐步开始上涨，这时“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
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基本相等时，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总的来说，刘易斯拐点就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古典经济条件转变到新古典经济条件的过程中出现重大转折点的时间段，其最明显的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过剩逐渐转为短缺。
在学术界有一种大家都默认的说法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可称为农业产出的短缺点，“刘易斯第二拐点”可称为农业的商业化点。
二、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影响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都会伴随着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
对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亦是如此，既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已经无法避免，那么清楚认识它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必做的功课。
“刘易斯拐点”是把“双刃剑”，它的到来不仅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1.刘易斯拐点带来的积极影响一是农村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将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平衡中国经济结构、加快化工业和城镇化进程，走向新兴工业化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增长。
人保部官员称中国未到刘易斯拐点 政策强调稳定
???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沿海城市出现用工荒，并且导致以富士康为典型的大型制造企业内迁寻求竞争力。针对这种现象，有专家诊断为中国制造业正遭遇“刘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消失将迫使工资上涨，提高工资在收入中的占比。
??? 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昨天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不同意“刘易斯拐点”的提法，并称沿海城市的用工荒则是暂时的现象，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城市化推进吸纳的劳动力还是会释放出来，何况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还没有完成。
??? 于法鸣认为，在中国讨论“刘易斯拐点”意义不大，中国的就业政策更多强调的是社会稳定，“中国远远没有走到标志着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拐点".”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 孙立坚还表示，国外出现“刘易斯拐点”是伴随着国外经济结构转型完成，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远远没有完成。“大企业在转型过程会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会向城市的中小企业流动，中国劳动力仍然会很充足。”
??? “有人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持续到2020年，不过对此我有质疑。”按照孙立坚的判断，这一时间应该会更长。
??? 于法鸣指出，中国劳动力没有短缺，人口峰值在2033年预计会达到15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劳动力资源可达11亿。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只在第一产业存在劳动力短缺现象。
??? 此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曾参加了今年6月温家宝总理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的蔡昉也持此类观点。
??? 人保部官员：中国远未走到“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核心提示:就业市场的逆转,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7-8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
刘易斯拐点,乃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消费潜力。
在中国做投资,必须洞察刘易斯拐点可能带来的危机与商机。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在二元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将走向枯竭，出现一个从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当然，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绝对短缺，而是相对短缺，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不涨工资就招不到合适的员工。
这个工资成本明显上升的时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近年来一些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民工荒”和“涨薪潮”等现象看，应该说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到来。
与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普通打工者的工资水平已经不再具有优势，甚至高于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制造”产品被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制造产品替代的原因。
中国农民工短缺在2010年变得十分突出。
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暴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
其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
在2005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
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
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
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其思考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其思考作者：赵晓彤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6年第06期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度过“刘易斯拐点”，经济转型已经势在必行，而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中高级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大学生是中高级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其就业情况对经济的转型有着重要影响。
笔者就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对122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企、事业单位应届大学生就业面试平均录取率却只有20%左右，被录取的应届大学生30%不胜任本职工作，两年内离职的大学生比率很高。
因此，全面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势在必行。
关键词：经济转型大学生就业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开始进入了转型期，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知识密集型经济。
转型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向的改变，也包含资源配置方式尤其是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大学生是人力资源供给因素内中高级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这一人力资源要素目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深入研究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将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对企、事业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易斯拐点”是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他提出，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廉价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并逐渐减少，最终廉价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这个转折的瓶颈就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2015年，中国农民工数量第一次出现了零增长，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底来了没有？目前经济学界还有争议，但是刘易斯拐点所描述的现象，诸如民工荒，出口商品价格失去优势等现象，2007年之后在中国就明确的出现了。
阿瑟·刘易斯同时还指出，度过刘易斯拐点之后的经济出路，是引导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移。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产生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我国的“刘易斯拐点”研究——诠释、判断与反思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总第２０６期）人口与经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５，２０１４（Ｔｏｔ．Ｎｏ．２０６）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 研究诠释㊁判断与反思周建锋（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３５０１０８）摘㊀要： 刘易斯拐点 预示一国将经历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㊁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转型过程㊂本文通过利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分析，证实了我国农业内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２００４年开始显现出的 民工荒 的事实㊂但我国日益严重的 民工荒 浪潮并未能形成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㊁农民市民化之间的和谐互动，我国并未能出现与二元经济模型预测相一致的转型㊂从根本上讲，我国并未出现 刘易斯拐点 ㊂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１ ２１㊀文献标识码：Ａ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４１４９（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０４－１０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４１４９ ２０１４ ０５ ０１２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０３；修订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８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课题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ＪＢＳ１００３２）㊂作者简介：周建锋，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厦门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㊂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ａ ｓ Ｌｅｗｉ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Ｆｕ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１０８，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ｅｗｉ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ｌ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ａｔｌａｂｏｒｉ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ｓｕｒｐｌｕｓｔｏ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ｓ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ｆｒｏｍｂａｓｅ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ｏｂａｓｅ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ｂｏｒ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ｒｐｌｕｓ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ｔａｒｔ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ａｉｌ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ａ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ｇａｐ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ｕ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ｄｏｅｓｎ ｔ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Ｌｅｗｉ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ｄｏｅｓｎ ｔ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周建锋：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 研究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ｒｐｌｕｓｌａｂｏｒ；Ｌｅｗｉｓ⁃Ｒａｎｉｓ⁃Ｆｅｉｍｏｄｅｌ； Ｌｅｗｉ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ｖａｌｕｅ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瑟㊃刘易斯（Ａｒｔｈｕｒ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年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 ‘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１］㊂在文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只能获得相对较低㊁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①，而且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城市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且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高于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从而城市工业部门能得到所需的由农村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㊂但随着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最终将会被吸收光，将呈现农村劳动力②由过剩到短缺㊁劳动力工资由一成不变到不断上升的态势㊂在刘易斯看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变是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一个必经阶段，而这一转变的交点则被称为 刘易斯拐点 ㊂刘易斯曾在１９７９年预言： 由于缺乏物质力量抑制农村人口迁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每年增长３％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在现代工业部门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２］㊂ 然而，我国 民工荒 现象自２００４年在沿海局部地区出现，近年来更是蔓延至一些中西部地区㊂当今我国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紧缺的图景完全颠覆了刘易斯当年的预测，这是否意味刘易斯错了呢？如果刘易斯没错，那怎么解释我国的 民工荒 浪潮？ 民工荒 是否意味着我国真正跨越了 刘易斯拐点 ？一、文献综述刘易斯拐点 描述的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变，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在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往往等同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的问题㊂对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一是，通过直接考察农村劳动力供求数量上的变化来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㊂一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尽枯竭，尽管分析得出的 刘易斯拐点 出现的时间存在差异，但都承认我国 刘易斯拐点 已经显现的事实［３ ６］；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农村还大量存在，我国只是处在向 刘易斯拐点 迈进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出现 刘易斯拐点 ［７ ９］㊂其二是，通过对比由于劳动力稀缺性变化所导致的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差异来说明 刘易斯拐点 是否到来㊂有学者基于农民工工资在２００５年以来出现大幅度上升以及相伴随的农民工劳动力短缺的事实［１０ １２］，有学者从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态势与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直接关联性角度［１３］，有学者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由负到正的变化视角［１４］，还有学者通过我国愈演愈烈的 民工荒 ㊁ 涨薪潮 和 劳资纠纷 现象，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新态势［１５］，得出我国已经越过 刘易斯拐点 的结论㊂但同时有研究表明：我国非熟练工人平均每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负数或零［１６］，我国还未出现同期韩国㊁日本越过 刘易斯拐点 的一些特征［１７］，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国还未出现 刘易斯拐点 ㊂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对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 存在较大争议㊂刘易斯只是描绘了 刘易斯拐点 出现时的特征，并没有告知其出现的衡量标准㊂因此，判断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 ，还必须仔细研读 刘易斯拐点 的内涵，找到 刘易斯拐点 的最本质含义㊂①②由于在传统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并不存在广泛的雇佣关系，农民作为劳动力其收入主要从农业家庭经营中获得，为表达方便，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工资等同于家庭经营收入㊂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留在农村的农民基本在农业内部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本文中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为相同概念㊂㊀‘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５期二㊁ 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及判断标准图１㊀刘易斯 拉尼斯 费景汉模型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建立了二元经济经典模型，但只是粗略勾勒出 刘易斯拐点 出现的图景，而对 刘易斯拐点 的详尽分析则是刘易斯的追随者拉尼斯和费景汉的重要贡献㊂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经典模型进行了拓展［１８］，其构建的模型（一般被称之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简称为刘－拉－费模型）可以通过图１来表示㊂在图１中，ＣＤ表示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Ｏｒ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Ｏｃ表示城市工业部门雇佣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㊂在不考虑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只要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获得的工资（Ｗ∗）高于在农业部门就业获得的最低生存工资水平（Ｗ１），农村人口就会不断涌向城市，进而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㊂第一阶段为Ｎ１Ｎ２部分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工资水平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水平（Ｗ１）㊂城市的工业部门遵循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工资水平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对农村劳动力吸纳的数量（ＯｃＬ１）由固定工资水平（Ｗ∗）与劳动边际产出曲线（Ｍ１Ｎ１）的交点决定，从而农村劳动力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动力（ＯｒＬ１）停留在农业内部就业，一部分劳动力（ＯｃＬ１）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由Ｍ１Ｎ１逐步上升到Ｍ２Ｎ２，被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也由ＯｃＬ１上升到ＯｃＬ２，由此，一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Ｎ２Ｎ３）㊂而连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Ｎ２点则是 刘易斯第一拐点 ，其对应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水平为ＯｃＬ２㊂在这一阶段，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将会得到延续，但由于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不是水平状，而是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㊂这一变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并不只停留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Ｗ１），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而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㊂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农村就业人员获得的工资会高于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Ｗ１），而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仍停留在固定工资水平（Ｗ∗），相对于第一阶段（Ｎ１Ｎ２），在农民数量减少的基础上，第二阶段（Ｎ２Ｎ３）的城乡收入差距①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并最终在Ｎ３点趋于一致㊂Ｎ３点则是 刘易斯第二拐点 ，由此，经济发展越过Ｎ３点的Ｎ３Ｗ∗部分则是第三阶段㊂在这个阶段，城乡差别已经消失，并且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表现出相同的稀缺性，城市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呈现一一对应的同步上升态势㊂由此可见，刘－拉－费模型将 刘易斯拐点 进一步分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 和 刘易斯第二拐点 ㊂进一步来看， 刘易斯拐点 （不管是 刘易斯第一拐点 还是 刘易斯第二拐点 ）关注了两个主题㊂其一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人口的供求问题㊂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 之前，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㊂而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 和 刘易斯第①在刘－拉－费模型中，考察的是农民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就业收入的差距，因为在城市就业的居民的劳动收入主要通过工资性的收入表现出来，因此，为了表达方便，后面直接将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等同于城乡收入差距㊂周建锋：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 研究二拐点 之间，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吸纳完毕，换言之，城市工业部门在吸纳农村人口的同时，农业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农村就业人口工资呈现上涨态势㊂ 刘易斯第二拐点 则是城乡一体化后，劳动力整体短缺的描绘㊂其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㊂刘－拉－费模型中，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 未到来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被稳定在一个固态水平（Ｗ∗－Ｗ１）；在跨越了 刘易斯第一拐点 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仍稳定在Ｗ∗水平，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上升至Ｗ２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而城乡收入差距在 刘易斯第二拐点 以后真正消失㊂而且在刘－拉－费模型中， 刘易斯拐点 的出现是与城乡就业人口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调整同步的过程㊂具体而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呈现三个阶段（由ＯｃＬ１上升到ＯｃＬ２为第一阶段，由ＯｃＬ２上升到ＯｃＬ３为第二阶段，ＯｃＬ３到ＯｃＯｒ为第三阶段），而与之相对应的城乡收入差距（等于Ｗ∗－Ｗ１㊁小于Ｗ∗－Ｗ１㊁０）则呈现阶段性的下降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使经济转型㊁ 刘易斯拐点 出现的手段，而且，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㊂从这种意义来看，两者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㊂而如果仅仅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核心指标来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则从根本上忽略了 刘易斯拐点 需要表达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核心目的㊂因为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从本质上是描述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判断我国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的必要条件是：其一，我国农业部门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否呈现短缺状态；其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在一定时期呈现明显缩小的态势；其三，在前面两个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消灭后，与之相匹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不断缩小的动态变化㊂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剩余劳动力的解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由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决定，并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㊂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一致时，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价值将会相等㊂当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时，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㊂反过来说，当劳动力价格小于㊁等于或者大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供需状况分别对应的是供给过剩㊁需求平衡㊁供给不足三种情况㊂对一国来说，劳动力是否过剩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反映出来㊂这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的偏离程度是与劳动力供求状况一一对应的映射㊂假定在ｔ时期，劳动力价格用劳动力工资来表示，一国劳动力价值㊁劳动力工资分别记为Ｖｔ㊁Ｗｔ㊂如果仅考察ｔ时期的劳动力需求状况，只需要计算出ＷｔＶｔ即可㊂定义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ｔ＝ＷｔＶｔ，当θｔ＞１时，劳动力工资Ｗｔ大于劳动力价值Ｖｔ，表明在ｔ时期劳动力是短缺的；当θｔ＝１时，则表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达到了平衡；当θｔ＜１时，则表明劳动力已经过剩㊂刘－拉－费模型将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在达到 刘易斯第一拐点 前假定为不变的工资水平，在达到 刘易斯第二拐点 前的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假定为一固定水平㊂在现实中，不管是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还是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静态水平㊂即劳动力工资上涨并不意味着和劳动力短缺有必然的联系㊂以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来考察劳动力的短缺情况，则能更贴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动态变化㊂具体而言，考察 刘易斯拐点 中的劳动力的需求情㊀‘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况，不仅要考察劳动力工资的变化情况，还需要考察劳动力价值的变动情况， 刘易斯拐点 表明的是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短缺㊁农业规模不断萎缩和城市工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动态演化过程㊂这一过程中，农业规模和城市工业规模是不断变化的，使得与之对应的劳动力需求规模也不尽相同，即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是个相对概念，对 刘易斯拐点 的分析应在动态分析框架中展开㊂假定在ｔ＋１时期，劳动力价值（Ｖｔ＋１）㊁劳动力工资（Ｗｔ＋１）都在变化（相对于ｔ时期的Ｖｔ㊁Ｗｔ），自然θｔ＋１＝Ｗｔ＋１Ｖｔ＋１也不相同㊂从动态视角来看，我们需要比较在不同时期劳动力需求状况的变化㊂如果θｔ＋１＞θｔ，则表明相对于ｔ时期，劳动力工资在ｔ＋１时期变化的正向幅度要大于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幅度，这也说明劳动力供给在相对减少；反之，如果θｔ＋１＜θｔ，则表明劳动力的供给在相对增加㊂ 刘易斯拐点 还必须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变化情况㊂假定在发展初期ｔ时期，农村和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分别为θＲｔ㊁θＣｔ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在发展初期，城市工业部门并不能马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劳动力都存在过剩的情况，刘－拉－费模型中暗含着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Ｒｔ＜１以及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Ｃｔ＜１这一假设条件㊂假定在ｔ＋ｎ（ｎ＞１）时期出现 刘易斯第一拐点 ，这时农业已经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达到了维持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平衡㊂同时，当越过 刘易斯第一拐点 后，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与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向上调整一一对应㊂换言之， 刘易斯第一拐点 的出现必须建立在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Ｒｔ θＲｔ＋ｎ－１＜θＲｔ＋ｎ＝１＜θＲｔ＋ｎ＋１ ）的阶段性跳跃的基础条件之上㊂由于 刘易斯第一拐点 出现后，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相对较高，仍然会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直到在城乡收入趋于一致的 刘易斯第二拐点 出现后才会停止㊂假定 刘易斯第二拐点 在ｔ＋ｎ＋ｍ（ｍ＞１）时期出现，则意味着劳动者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就业，所获得的收入相等，城乡劳动力流动出现动态均衡㊂而越过 刘易斯第二拐点 后，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直接效应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升㊂这也就是说，ｔ＋ｎ＋ｍ（ｍ＞１）时期是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求平衡的时间点，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也将呈现（θＣｔ θＣｔ＋ｎ＋ｍ－１＜θＣｔ＋ｎ＋ｍ＝１＜θＣｔ＋ｎ＋ｍ＋１ ）阶段性动态演化的过程㊂四㊁对 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 的实证分析和判断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的条件，将涉及两个核心变量：城乡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㊂如果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进行分解，判断城乡劳动力供求状况可以先分别估算出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Ｒ＝ＷＲＶＲ和θＣ＝ＷＣＶＣ的值，然后再分别把θＲ和θＣ与１作比较㊂城乡收入差距则可以用劳动者在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来衡量，定义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为δ，将城乡收入差距系数记为δ＝ＷＣＷＲ㊂由此可见，判断 刘易斯拐点 是否出现将涉及ＷＲ㊁ＶＲ㊁ＷＣ㊁ＶＣ四个变量㊂１．我国城乡劳动力价值（ＶＲ㊁ＶＣ）的估算马克思认为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㊁发展㊁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１９］㊂具体而言，劳动力价值主要由三部分构成：①维持劳动者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②劳动者养活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③劳动者受教育或训练而花费的一定量的价值㊂从周建锋：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研究图２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负担人口数变化㊀㊀数据来源：农村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者的负担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城镇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者的负担人数除１９７９㊁１９８０年外，其他年份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的数据通过城镇总人口数除以城镇就业人数得到㊂某一年份的截面来看，在一国中，既存在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参加工作的劳动者，也有不参加工作的退休人员，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将通过社会必需品的支出㊁对养老和家庭抚养费以及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来体现，即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三部分都会通过一相应支出值表现出来，但注意到必需的生活资料需要满足劳动者本人和家属子女生活所需，故需要以家庭支出作为测算依据，而不能仅仅计算单个劳动者的生活消费支出㊂由此，得到一均衡式：Ｖ㊃Ｐ１＝Ｃ㊃Ｐ２，其中Ｖ为劳动力价值，Ｐ１为家庭中就业的人数，Ｃ为劳动力价值构成中的①㊁②㊁③的人均图３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家庭人均支出变化㊀㊀数据来源：农村家庭人均支出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中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㊂城镇家庭人均支出由‘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中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和社会保险费支出的加总㊂由于数据缺失，城镇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支出在１９７８ １９８０年的数据直接用平均每人消费支出替代㊂支出值，Ｐ２为家庭的总人数㊂进一步就可得到劳动力价值的估算公式：Ｖ＝Ｃ㊃Ｐ２Ｐ１，定义ｐ＝Ｐ２Ｐ１，则Ｖ＝ｐ㊃Ｃ㊂为了估算城乡劳动力价值，需要计算每一年度的ｐ和Ｃ值㊂这里选取的ｐ值就是在家庭内每一参加劳动的就业者的负担人数；Ｃ值则是一家庭的生活费支出值①㊂根据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我们能分别找到和计算出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年每个年度城镇②家庭和乡村家庭中所对应的ｐ和Ｃ值㊂由图２和图３可知，城镇和农村家庭在Ｃ和ｐ值上都存在差异，由公式Ｖ＝ｐ㊃Ｃ可知，城图４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价值变化乡劳动力价值也必然存在差异㊂图４是估算的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年城镇和乡村每一年度的劳动力价值㊂可以看出，城乡劳动力价值尽管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㊂２．城乡收入差距系数δ的测定在刘－拉－费模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来源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较大的劳动收入差异㊂在农村就业的①②在生活费支出中，由于我国目前只在城市建立了覆盖面较广的养老保险市场，因此，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生活费支出将不仅包括社会消费支出，还包括农村所没有的养老保险费用的支出㊂根据我国‘城市规划法“对城市的定义： 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㊁市㊁镇 ，本文将城市与城镇视为同一概念㊂㊀‘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农民，其劳动收入通过家庭经营获得，在城市大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是以被雇佣而获得工资的形式呈现㊂因此，在衡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系数δ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将用家庭经营收入替代，而城镇劳动力收入则仍沿用劳动力工资的指标㊂在图５中，我们计算出了每一年度城乡收入差距系数δ㊂可以看出，δ值在１９７８ １９８４年间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在１９８５ １９９７年间较为平稳，在１９９８年以后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㊂从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年的整体变化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㊂图５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㊀㊀数据来源：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每一年中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经营收入㊂城市劳动力人均工资则直接选取‘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每一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指标㊂３．城乡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Ｒ㊁θＣ）的测算上面的分析中已经估算出ＷＲ㊁ＶＲ㊁ＷＣ㊁ＶＣ这四个变量值，由此可以计算城乡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Ｃ＝ＷＣＶＣ和θＲ＝ＷＲＶＲ㊂图６是对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估算㊂从中可以看到：在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年长达３５年的时间序列中都存在θＲ＜１，这也就是说，在农业封闭经济体系中的农民，从事家庭农业经营并不能有效实现其劳动力价值，农村还存在剩余劳动力㊂而且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间，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θＲ）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农业经营需要的劳动力在不断减少，农村还存在大量可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㊂图６㊀我国农村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变化由图７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在１９７８ ２００２年都存在θＣ＜１的情况㊂在１９７８ １９９６年之间θＣ值在整体呈现波动的特征，但自１９９７年以后θＣ随时间不断增长㊂在这一时期，尽管城市劳动力过剩，但这种过剩的状况在不断得到改善㊂在２００３年的时间点上，存在θＣʈ１，这也就意味着２００３年是城市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的时点㊂在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年间θＣ＞１，并且存在不断拉大的态势，这也与２００４年以后我国愈演愈烈的 民工荒 趋势遥相呼应㊂图７㊀我国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变化４． 我国是否出现 刘易斯拐点 的判断从我国农业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来看，在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年３５年的时间序列中都存在θＲ＜１，这与刘－拉－费模型中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原始假设相吻合㊂自然，也不满足由θＲｔ＜１向θＲｔ＋ｎ＝１演变的判别条件，这也就直接否决了我国已越过 刘易斯拐点 的结论㊂从我国城镇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来看，１９７８ ２００２年存在θＣ＜１，２００３年存在θＣʈ１，在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年存在θＣ＞１，城市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周建锋：我国的 刘易斯拐点 研究度的变化呈现θＣｔ＜１⇒θＣｔ＋ｎ＋ｍ＝１⇒１＜θＣｔ＋ｎ＋ｍ＋１的阶段性演变轨迹㊂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我国城市劳动力短缺的事实来看，２００４年是我国 刘易斯拐点 显现的时间点㊂但如果按照刘－拉－费模型来看，城市劳动力短缺理应是越过 刘易斯第二拐点 以后的产物，这与吴要武得出的 我国已经跨越了 刘易斯第二拐点 的结论相一致［２０］㊂但在刘－拉－费模型中， 刘易斯第二拐点 的出现表明城乡劳动力收入趋于一致㊂然而，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年的城乡收入差距系数δ在整体上是不断扩大的，城乡劳动力收入并不存在趋于一致的态势㊂由此可见，我国只是出现了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一现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 刘易斯拐点 的出现㊂进一步来说， 刘易斯拐点 的本质在于刻画经济转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态势，显然，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直接否定了我国出现 刘易斯拐点 的结论㊂五㊁对 刘易斯拐点 理论的反思我国城市既出现了诸如劳动力短缺㊁农民工工资上涨等与 刘易斯拐点 相符合的基本特征，也出现了诸如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等背离 刘易斯拐点 的现象㊂由此就引出几个问题：作为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什么我国发展的实际与 刘易斯拐点 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这是否意味 刘易斯拐点 的分析本身存在缺陷？抑或是 刘易斯拐点 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遇到 水土不服 的窘境？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我国 民工荒 ㊁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找到合理的解释㊂首先， 刘易斯拐点 预示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的人均劳动效率也得到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的演变路径，但刘－拉－费模型中的这一分析结论蕴含着几个严格的假设条件㊂第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建立在城市工业部门工资和农业部门工资调整存在时滞的基础上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农村劳动力工资稳定在固定水平的时间相对较短㊂这也暗含着一种推论：在 刘易斯第一拐点 未出现时，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效率差距以及收入差距将客观存在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注定是一个漫长过程，按照刘－拉－费模型的研究逻辑就必然存在一个较长期的 大部分农民相对贫困式 的城乡收入差距的 鸿沟 ㊂第二，刘－拉－费模型遵循的是工业和农业非平衡发展的逻辑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的基础之上，城市工业部门是居于优先发展的地位㊂托达罗（Ｔｏｄａｒｏ）就曾经批评刘－拉－费模型中单纯通过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即可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观点，在其模型中认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不能仅仅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农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２１］㊂从我国发展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农民工严重过剩，使得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以下，形成城市工业部门的 人口红利 ，从而成为城市工业部门更快发展最有力的支撑㊂在假定农业生产部门效率低下，城市工业部门存在能支撑更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存在 路径依赖 的惯性㊂第三，农村劳动力同质化假设㊂在刘－拉－费模型中，劳动力被分为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两种不同的类型，而农村劳动力本身的差别却被抽象掉㊂这也就是说，在刘－拉－费模型中，农村劳动力是同质化的㊂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本身存在劳动力素质㊁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㊂如果在刘－拉－费模型中引入农村劳动力异质化这一假设，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㊂对于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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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的契机新闻作者：管理员新闻来源：日期：2011-08-19浏览次数： 2070“民工荒”、人力成本上升、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交织发生的经济现象直指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据此，多位学者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开始逐渐减少，劳动力过剩为短缺所取代。
也有异议者认为，这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所致，农村依然有充沛的劳动力存量。
“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来临？它对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风险还是机遇？为此我们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记者：近几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中部省份相继出现了“民工荒”，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普遍感觉即使涨工资也招不到人，这能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巴曙松：过去30多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是这一增长动力在2004年后开始弱化，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失业率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的供需状态，中国自2002年以后失业率出现下降，日本在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也出现了下降。
近年来，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逐渐上升、外出务工农民虽逐年增加但增幅逐渐趋缓。
同时，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在上升，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中西部省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农村居民转移意愿弱化。
从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上也能看出一些趋势，2005年之后，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加快。
2005年之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并没有显著性领先于东部。
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
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都出现了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居于全国前列的现象。
收入和消费的上升导致农村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动机的弱化，劳动力“东进”的趋势可能终结。
记者：也有学者认为“用工荒”是一种局部性现象，并不能反映出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市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可能普遍存在就业不足，工资上涨可能是货币的泡沫推动，而非“刘易斯拐点”，您怎么看？巴曙松：周期问题和结构问题往往是混在一起的，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很多人会认为是因为经济偏快时期的表现之一，此时就业机会多，导致了“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者是因为通胀的压力，不得不提升劳动力工资。
实际上，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这不仅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波动，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但没有出现明显的就业压力，这表明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仅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更多预示着人口拐点在到来。
据我了解，金融投资界看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都感到惊讶，怎么人口结构变化这么快。
事实上，在此之前，人口学界就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并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太多关注。
所以，未来的预期、资产的投资估值、行业估计都要做调整，让经济在这个新的人口环境下能够实现一个新的均衡平稳发展。
事实上，中国不仅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而且还面临着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
根据世行的测算，这个时点应当在2015年，从现在的统计数据看，可能还要提前。
记者：您判断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的依据之一是农村地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但事实上，这与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不无关系。
而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巴曙松：政策性补贴虽然与收入相关，但那只是一次性的。
以粮食价格为例，过去7年粮食丰收，但去年底至今年又出现了粮价上涨的情况，这是因为粮食价格一方面与供求有关，一方面还受更大因素的影响，那就是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
工业化和产业转移使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提高了，而如果种植农产品的收入不上升，农民就会减少农业生产的投入，这就导致了粮食、猪肉等价格的上涨。
非农产业的收入上升对农产品的价格形成了带动，这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结构的属性变化，说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接近尾声。
而原来农村劳动力供应很充足，则不一定能形成带动。
至于劳动者报酬，我认为前几年的工资水平是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改变收入分配制度说了很多年，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跟人口结构不支持也有关系，在劳动力很充足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没有现实经济支持的，人为缩小收入差距容易牺牲经济效率，让低收入者获得超分配、高收入阶层面临高征税，这会形成对经济效率的损害。
而现在的人口结构正好支持收入分配的转型，可以借此扩大内需，让中低收入阶层成为新的消费力量。
原来的经济推动力可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规模扩张，现在则要靠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扩大消费，促使经济增长更为均衡。
人力资源投资不可忽视记者：“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是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必经阶段吗？两个拐点几乎同时到来，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巴曙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经过“刘易斯拐点”，它更多涉及人口存量结构的改变，而人口红利拐点关注人口年龄分布结构的变化，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过的，其更多涉及人口增量结构的改变。
具有二元经济的国家，一般首先经过“刘易斯拐点”，但是经过“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则有所差异。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末通过“刘易斯拐点”，90年代遭遇人口红利拐点；韩国在80年代通过“刘易斯拐点”，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红利，预期在2015年通过“人口红利拐点”。
而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颇为接近，前后相差10年，因此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更大；不同于日韩收入分配缩小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是先到达“人口红利拐点”，也就是未富先老。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对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都将抬高劳动力供给价格，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第二，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第三，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第四，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第五，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贫富差距缩小。
前两个是越过拐点可能面临的风险，简单来说就是高通胀、低增长的风险；后三个则是可能面临的机会，在越过拐点后，经济内生增长的激励将增强，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将扩大服务业需求，从而有效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
记者：从理论上来说，“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为什么还会出现很多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的问题呢？巴曙松：这正需要政策的引导，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表明我们的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展还很缓慢，教育结构也有问题。
所以一方面要放松服务业管制，发展医疗、教育、通信、金融等高端服务领域；另一方面，教育结构要适应转型的需求和升级，现在的教育结构和经济结构是错置的。
此外，还要防止教育的负向激励，在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时候，低端劳动力收入低，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就很稀缺。
这段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很快，读书、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上升，而正当劳动力需要去学习和接受培训的时候，如果教育是不激励他去学习的，这个问题会很严重。
所以，今后应该考虑将义务教育实行到高中阶段，并提供读书补贴，或者是在工人上技术学校阶段的时候，再对他进行义务教育的补充和扶持。
只有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才能适应人口结构的调整。
这个情况在日韩的转型时期都碰到过，但他们的义务教育实行得比较好，所以能够平稳过渡。
而我们的义务教育还远远不够，现在好多小孩不上学了，这是很可怕的，受教育水平低，将来的产业升级就无法完成，国家难以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抽象的，从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力资源投资角度看，是很实际地在我们身边。
投资型经济将无以为继记者：短期内，拐点带来的风险是不是更大一些，消费型的经济还未建立，而投资驱动的经济已经趋于瓦解？巴曙松：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短期内会增加融资风险，特别是面临短期的宏观紧缩政策时，这种潜在风险暴露和释放的可能性会明显加大。
首先，如果不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未来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的占比将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将面临下降。
虽然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可以部分对冲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但是如果把产业链条拉得更长一些，人口结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非体现在用工成本上，而且还会通过对整体产业链的影响，对原材料价格、甚至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都会产生冲击，这才是企业利润率下降和企业收入下降的最大风险。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其经历“刘易斯拐点”之后，工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也曾出现系统性下移；其次，FDI留驻中国的投资收益可能逐步呈递减趋势，如果未来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和中西部产业转移速度低于预期、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那么FDI存量资金存在重新配置、其中小部分资金流出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低利率与高投资率，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中国低利率的格局必将逐步发生改变，融资成本会整体上升。
资金配置于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效率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降低，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模式代价则会更大。
人口约束使得经济体内部的腾挪空间变小，既容易出现过热，也容易出现“硬着陆”，两者之间的切换频度会明显增多。
在新的投资渠道或新的投资收益增长点、负债渠道产生以前，经济过热与“硬着陆”的双重担忧可能会成为一种过渡中的常态。
记者：可能发生的政策频繁切换会不会给中小企业造成致命打击？巴曙松：频繁变化会对企业形成干扰，如果对人口结构的变化认识不足，还是按照原来的期望去刺激经济，很快就会发现有物价压力。
我们的增长速度应更均衡一点，质量更好一些，给劳动者更高一点的待遇，真正的消费经济不可能是类似投资和出口主导时期那么高速增长的。
记者：房地产泡沫也是近期的担忧，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中，资产购买者减少，而资产出售者增多，从而使资产价格出现下降，甚至使资产泡沫破灭，那么中国的房地产资产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结果？巴曙松：从趋势来看，肯定是回落的，参照日本的情况，人口结构变化之后，刚性需求肯定不再是主要的需求，刚性需求在减弱，投资需求是主要的，人口结构变化，我们需要不了那么多的房子了，所以对房地产的调控很可能中期化，不再是个短期的行为，要防止它出泡沫、对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在房地产金融和银行金融之间也会有严格的监控措施。
所以人口拐点来了之后，对房地产商也会是一个转型的驱动，要考虑到底做什么样的地产。
当然，刚性需求只是一个因素，如果货币宽松，在投资需求推动下，房地产价格还会有起有落，但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狂飙突进式地增长，在平稳的经济环境下，可能跟GDP速度保持相差不多的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