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是红学绕不过的话题-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第36卷第2期2017年3月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enan Institiite of Education(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36 No.2Mar.2017文章编号：1006 -2920(2017)02 -0001 -04doi：10. 13892/41 - 1093/i.2017.02.001周汝昌是红学绕不过的话题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张庆善尊敬的主持人、各位新朋老友：大家上午好！在传统的鸡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聚集在这个特殊的“会场”，举办“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 会。

这无疑是一次很特别、很重要的专题座谈会。

吸引了这么多在《红楼梦》研究上卓有成就的著名专 家学者，我感觉这很有可能是红学史上非常值得记载的一次专题座谈会。

在此，谨对主办单位对我的 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借此机会提前向各位朋友拜个年，祝大家健康、幸福、愉快，阖府安康！坦率地说，当接到主持人淮生兄的邀请后，要不要参加这次座谈会，是有些犹豫的，我感到有些左 右为难。

如果不参加，那肯定是个问题：这里离我家很近，几分钟就走过来了。

你不参加是什么意思？你对周汝昌先生是什么态度呢？参加也为难:来了就要发言，谈什么，怎么谈，很费思量。

谈“周汝昌与 现代红学”这个题目不容易，远比谈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红学大师困难得多。

这不是因为周 汝昌先生的红学观点有多深奥，有多难解读，而是因为现在一谈周汝昌就容易引起争议，就容易闹“意 气”，很难把握在学术的范畴内，所以说是左右为难。

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参加这次座谈会。

我认为 参加比不参加好，不管围绕周汝昌先生有多少话题、多少争论，甚至“恩恩怨怨”，我们都得面对，因为周 汝昌是红学绕不过的话题。

为什么一谈周汝昌就会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总是那样愤愤不平呢？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和 研究的。

其实，研究周汝昌，应该与研究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冯其庸、李希凡等红学大家一 样，是红学史研究绕不过的话题，因为这些红学大家都是在红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研究他们 不是简单地评价他们个人，而是研究红学史。

因此，不管是怎样的观点，是赞赏还是批评，只要是认真 的学术研究，都应得到尊重。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要尊重你的学术权利。

周汝昌先生无疑是当代红学史上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也是“话题”最多的红学家，谈周汝昌先生不 容易。

要谈好“周汝昌与现代红学”这个题目，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充分肯定周汝昌先生在 红学史上的地位，充分认识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贡献；二是全面细致地梳理围绕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方 法和学术观点产生的争议，分析这些“话题”产生的原因，争论的要点，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分析。

一、关于周汝昌先生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学术贡献毫无疑问，周汝昌先生在当代红学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称他为红学大师、红学泰斗并不为 过。

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指出：“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那么，周汝昌就是 ‘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

”（《曹学叙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我想，冯其庸先生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红学界的共识。

早在1953年，《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就奠定了周汝昌先生的学术①本文在录音稿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加工，一是加了标题;二是重新核实引文，随文注明；三是座谈会规定发言不超过 20分钟，发言时内容有省略，征得作者和主持人同意，发表时恢复了省略的部分。

2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0地位。

《红楼梦新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巨著，它的出版可以说是红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多少年来，《红楼梦新证》都是红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书，几乎像工具书一样被人们所重视、所使用。

《红楼梦新证》的主要价值在于文献史料丰富而翔实，其中“人物考”“雪芹生卒”“史事稽年”“脂砚斋 批”“本子与读者”等章节的价值尤其大。

周汝昌先生在胡适开创的基础上，把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及 《红楼梦》时代背景研究更加体系化，并在《红楼梦》早期抄本、脂批、探佚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从而建立起一座巍峨的红学大厦。

这充分展现出周汝昌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识见，也是他对红 学的最大贡献。

当然，《红楼梦新证》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无论《红楼梦新证》存在多少问题，都不影响 它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除《红楼梦新证》外，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艺术，特别是《红楼梦》表现手法的研究上，也有着突 出的成就。

他的《曹雪芹小传》是第一部关于曹雪芹的传记，其历史性的贡献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坦 率地讲，我非常喜欢看周汝昌先生的《红楼小讲》《红楼艺术》等书，他对《红楼梦》许多章回和故事、人 物、艺术特色的分析是非常精彩的。

几十年来，周汝昌先生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红楼梦》研究上，他不仅是红学著述最多的红学家，也是 影响最大的红学家。

他的影响力，对红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此，科学地梳理、总结周汝 昌先生的红学贡献，应该是红学的重要课题。

我希望能有人系统地做做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希望年轻 学者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这对红学的建设和发展是很重要的。

二、关于围绕周汝昌先生的“话题”周汝昌先生贡献很大，但同时围绕着他的争论也很多，也就是“话题”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 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周汝昌先生的名气大、影响大，他无论说什么，都很容易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很 容易形成“话题”；二是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许多观点很多学者不认可，争论也就不可避免。

我的 意思是说，围绕周汝昌先生的“话题”多、争论多，是由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方法、研究观点引起的，是由周 汝昌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造成的，也是由于“话题”本身具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而不是大家与周汝 昌先生过不去。

周汝昌先生的“孤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家的不友好或是文化层次低，或是缺少特 殊的悟性，恐怕还是与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方法、研究观点以及个人性格、想法有重要关系。

我们不妨细细地捋一捋围绕周汝昌先生的那些“话题”。

如，什么是红学；关于“还‘红学’以‘学’”的问题;后四十回是乾隆皇帝与和珅阴谋的结果；曹雪芹的妻子是史湘云，即脂砚斋；贾宝玉不爱林黛 玉，爱的是史湘云；“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都是指贾宝玉与史湘云的爱情，史湘云才是《红楼梦》的主角。

其他还有"“曹雪芹佚诗”的真假；“《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兼凭吊雪芹》”的真伪；王国华的“太极 红楼梦”是不是“震惊人类的发现”；关于曹雪芹祖籍的“丰润说”“铁岭说”；曹渊即曹颜，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等等。

这么多“话题”，哪一个都是值得讨论而又敏感的学术问题。

何况这些又都是周汝昌先生提出来 的，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在广大的读者中有着很大的影响，怎么可能不争论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 的“话题”，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争议。

我认为围绕周汝昌先生的“话题”展开的讨论或争论，都是正常 的学术研究，不能因为少数文章的语气比较尖锐或不怎么“友好”，就否定讨论的学术性质和学术价值。

虽然围绕周汝昌先生有那么多的“话题”、那么多的争议，但归纳起来，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观点有三 个核心，即写实自传说、后四十回阴谋说、史湘云主角说。

其中，核心的核心是写实自传说。

早在1953年《红楼梦新证》初版时，周老就认定《红楼梦》是作者的写实自传。

他说：“我讨论过好 些人，他们都不大赞成把小说完全当历史看，因为小说没有字字句句都是实话的。

但我岂真是头脑简 单得连这个大道理也闹不清楚？只是我看过了脂批以后，益发自信并非自己呆头死看。

《石头记》如果 不是百分之百的写实，那只是文学上手法技巧的问题，而绝不是材料和立意上的虚伪。

譬如大荒山下第2期 张庆善#周汝昌是红学绕不过的话题—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3的顽石，宝玉梦中的警幻，秦钟临死时的鬼卒……我虽至愚，也还不至于连这个真当作历史看。

但除了 这一类之外，我觉得若说曹雪芹的小说虽非流水账式的日记年表，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话并无 语病。

”（《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953年版，第570页）这里，周汝昌先生说得清清楚楚，《红楼梦》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写实”，也只是文学上手法和技巧的问题，“材料和立意”则是写实的，也就是曹 家“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

把一部《红楼梦》看成曹家“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实际上否定了《红楼 梦》是一部文学作品。

所以在《红楼梦新证》中，周汝昌先生常常是“曹贾不分”“曹贾互证”，他以历史 上实有的曹家的事情推证小说本事，又以小说故事情节反证历史。

在他的“新证”下，历史上实有的曹 家人常常与《红楼梦》中的人相会，譬如他说：“曹頫在二十来岁上被过继给贾母，抛开嫡亲生母，以他人 之亲为亲……而曹覜与胞兄贾赦反较亲近.”（《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78页）又说：“贾母¥生只哭过五次……其余二次便都是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一次是方才所引，与贾政 说，当初你父亲何等待你，何曾下过毒手？因而下泪。

另一次是在第二十九回，张道士拿宝玉比曹寅……原来贾母在五十多岁上，把威扬显赫的丈夫失去，不到三四年，唯一的儿子曹颗又病死……”（《红楼梦新 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78〜79页）“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所谓旧时真本，也许是 可靠的；而脂批《红楼》的脂砚斋，就可能是曹雪芹所遗的未亡人史湘云。

”（《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 1953年版，第100页）这里曹寅成了贾母的丈夫，贾政成了过继的儿子曹倾，曹雪芹则娶了史湘云，这都 真真切切反映出周汝昌先生的基本认识：《红楼梦》是曹家“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当然还包括了苏州 李家的“生活实录”，甚至还隐藏着康熙废太子胤扔夺嫡斗争的“清宫秘史”。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的 根本任务就是搞清楚“本事”，他明确地说《红楼梦考证》“唯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 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566页）。

因此，写实自传说的实质 就是否定《红楼梦》是文学作品。

虽然周汝昌先生后来提出《红楼梦》是“文化小说”的观点，但我们很 难理解，一部“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怎么会成为“文化小说”呢？我们都说周汝昌先生是新红学“自传说”的集大成者，但周汝昌先生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还是 很不同的。

他的研究方法也不是胡适的“考证”，而是“考证+索隐”。

胡适倡导“有一分证据，只可说 一分话。

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倡导“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 证”。

周汝昌先生则把胡适批评的“索隐”又拿了回来，认为考证就是索隐，索隐就是考证。

胡适批评蔡 元培的索隐是“猜笨谜”，周汝昌先生的索隐又何尝不是“猜笨谜”呢？周汝昌的“索隐”与蔡元培的“索 隐”以及霍国玲的“索隐”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认为当下红学之争最大的焦点，就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研究，还是把《红楼梦》当作曹家“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来读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