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空间的“中心”与“外围”

人类社会各个国家、地区经济生活的等差与历史发展水平的落差，在社会—空间结构上表现为中心与外围的关系，这一命题作为描述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利益格局的一种模式，最先是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来的。

普雷维什是拉美发展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积极倡导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上世纪中叶，由于技术变迁、国际分工重构、市场容量以及需求弹性、收入弹性等一系列条件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利益盘剥。

这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实力强盛的中心地带与经济贫弱的外围地区在地位、作用和权利等方面的分野。

面对这一不合理的经济—社会空间关系，站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利益立场上的普雷维什，于1949年5月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

我们借鉴这一空间分析的社会逻辑，观照今天的国内经济布局和经济全球化格局，能发现许多需要重新澄明和诠释的问题。

一、　经济中心和外围空间格局的成因普雷维什认为，拉丁美洲落后状况的改变，需要并正在突破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

以往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世界经济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是为大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

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生产之间的分工不是互利的。

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导致这两个体系的利益关系不对称。

对此，普雷维什指出：历史地看，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率先实现技术进步的国家首先获得竞争优势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后推广新技术的国家则因为失去发展先机沦落为服务于2019年第2期经济空间的“中心”与“外围”胡 潇［摘 要］　自普雷维什提出社会经济布局具有“中心”与“外围”之空间关系的理论以来，世界经济地理变化深刻。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交往网络化，以及技术服务的“泛在” 化的强力推动，使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格局变化加快，空间“脱域” 现象趋强。

经此多重作用，“中心”与“外围”不复是原来版图式的空间关系，亦非单纯的经济地理格局。

空间被不断再生产出来，同时又给社会经济关系以反馈性的再建构；科学技术及其知识信息的经济意义，使经济部分地非物质化，给它们的物理空间的开发、使用方式以崭新的样态；新兴城市群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内与世界经济空间之“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及其互联互动机制。

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明了“中心”与“外围”关系的成因、模式和趋向，对于科学理解“一带一路” 战略的世界意义，坚持多边主义和相互开放、包容，反对“中心” 唯一化、霸权化等，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　“中心”与“外围” 成因 模式 变革〔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2-0015-08作者简介 胡潇，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 湛江，524048）。

中心地区的经济外围，长期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中心和外围的形成，作为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结果，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它的持续存在就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必须用新的经济秩序取而代之。

这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一国之内，情形都是如此。

经济中心区域的形成，早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并从发生学上指出它们最初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

”a他们有多种需求，于是建筑、生活服务乃至文化教育人员、机构相应聚集。

这些行业又会生成新的经济体，使生产、营商环境改善，引来更多企业，并推动交通发展，形成沿江河、沿铁路的城镇群落。

大工厂城市迅速发展，形成最初的区域经济中心。

产业革命史上，英国19世纪中期因大机器生产力迅长，工人数量剧增，企业衍生和汇聚，让许多偏僻之地变成繁荣的工业—经济中心。

工业“好像用魔杖一挥，创造了居民共达70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

b这便是经济中心滥觞的产业成因。

当然，在往后的社会、产业、科学技术、市场的发展中，经济中心—外围的关系之建构因素就远为复杂了。

用经济中心与外围空间关系的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经济格局，我们或许能更深刻、更具体地把握空间的经济学解释机理。

毋庸讳言，中国的经济版图是五颜六色、高低不平的。

从最直观的GDP能耗来说，早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长期以来，中国单位GDP能耗一直保持在国际水平的3至4倍。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前30年的快速崛起并非没有代价。

30年中，中国消耗了同一时期内全球生产的46%的钢铁、16%的能源、52%的水泥，却仅仅创造了不足全球8%的GDP。

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更加直接的危害是在投资过热的背景之下，高通胀和高债务隐患给酝酿中的未来金融战争制造了容易被人破袭的薄弱环节。

从世界经济版图来看，中国的快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以前那种处于外围地带、多方面被动受压的局面。

但是，从现代经济的物质技术构成、能耗物耗与效益之比、人均GDP水平、生态环境的负荷等现代文明所给出的经济水平衡量尺度来分析、度量，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显然还未真正进入中心地带，许多时候只是把自身的经济触角伸进了中心区域，形成了一些产业、一些领域中心、外围犬牙交错的“插花”地带。

这首先自然是由科学技术的不济、资源人均占有不平衡所造成的暂时被动。

如果没有凭借当代高新科技支撑起来的、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和参与制定社会行为规则的话语权，中国只会沦为美国的制造工具与生产车间，而我们自己还为制造过程中的高GDP而沾沾自喜。

中国本身在知识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在欧美技术垄断的大环境下，受益于制造业迁徙而飞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了欧美国家的廉价工厂。

2008年，中国在次贷危机中的坚挺，为美国海外企业9560亿美元的盈利贡献了不小的力量，而其国内企业盈利不过才5320亿美元，海外企业盈利是国内企业盈利的1.8倍。

从投入产出的获利比量数据看更加明显，中国制造产品每花一美元，就有55美分流向美国的工作岗位。

同时，中国人民是用超乎西方经济列强的坚忍、勤劳和智慧，赢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成就。

仅人均一年工作时数就可见一斑，我国劳动者一年工作时间平均2400多小时，远超美国人均一年工作1800多小时的水平。

中国崛起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功，是全体人民奋发努力创造的历史性成就，决非美国所赐。

相反，美国不仅在享用中国崛起的经济果实，更是借用了中国之手，为自己进一步研发高新技术腾出了制造业空间，甚至连工业垃圾都向中国倾倒。

关于经济发展的空间运动之关系或秩序的描述，中心和外围的理论还告诉我们，二者不只是经济体内部生产力的地理布局，同时还存在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

作为科学技术进步原生地的工业中心凭借先发优势，有条件将各类新技术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形成中心地区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同质性，用先进生产手段覆盖社会经济的中间产品、最终消费品生产的广泛领域，从而形成了经济中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0页。

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8页。

心的整体优势和强大竞争力，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和固化了本土的中心地位。

而外围地区的经济结构则多是异质性的，因为从中心地带传播而来的新技术在时间上先后不等、在水平上参差不齐、在产业中覆盖不均，使较先进的、中间状态的和落后的生产技术在国民经济的不同区域、各个部门同时并存。

也正因此，中心与外围地区形成了发展状况和利益关系的不对称、不平等。

从世界经济大融会和经济发展的具体空间格局来审视“中心—外围”理论，笔者以为即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仍然是有相当解释力的。

它有益于我们深刻揭示生产关系跨国建构趋同性中的差异性、矛盾性乃至对抗性。

这方面的原因有原发性的，也有次生性的。

从初始致因而言，率先凭借高新科技手段进行工业革命的英、荷、法等国，在经济发展中因为空间的相近与彼此互动作用的强烈而有效，它们对新技术与工业革命形成的新体制发生空间内的地区共振，相继快速地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借鉴的推广与普及，因而在资本运行中更早也更多地获得世界市场中高出平均利润率水平的相对剩余价值，拥有经济市场竞争和赢利能力的优势。

与此相反，那些外在于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之中心区域的落后国家，由于空间阻隔和交往不便，工业革命无论从体制还是从物质技术乃至思想文化方面，都迟迟无法企及中心地带的发展水平。

故它们总是以低水平的物质技术条件进行低效率的生产，以低价格、低收益的态势向发达的中心国家和地区输送廉价初级产品和原材料，进行利益不对等的交换。

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仅支持着中心地带的发达，而且也维持着外围地区的落后。

在这里，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采用的时间差演变成了经济发展水平、态势的空间差。

反过来，这种工业发展的区位差异，又作为原因生成并维持着经济发展的空间落差。

原因的结果，再循环地成了结果的原因。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中心与外围分立和落差的次生原因，则是来自社会制度的差异、市场规则制定权的拥有及其造成的世界贸易条件恶化，它们共同进行着中心与外围经济反差性趋强的空间生产。

首先，工业中心生产的终端产品与外围地区生产的初级产品形成的区间贸易，其利益关系的不对称加剧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发展反差和不平等。

中心国家利用高新技术形成的高效率，进行知识密集型、高产出的生产，把成本低、物耗少、附加值高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与不发达的外围国家生产的那些物耗高、低廉劳动价值密集、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初级产品相交换，贸易额度越大，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越悬殊，经济空间的区隔越显著，边界越是难以平夷。

外围国家因为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的初级产品生产，以及粗放条件下简单地增加投入，结果只能是边际收益递减，进一步拉大与中心国家的经济差距。

其次，中心与外围在遭遇贸易周期下降运动的冲击时结果是不一样的。

经济中心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因其低耗能和高附加值具有市场垄断性质，而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却是分散进入市场并仰仗中心国家的工业景气度、采购指数和定价权。

当工业成品生产萎缩时，无法直接进入社会消费领域的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会比制成品严重得多，因而外围国家要承受更大的经济损失。

这样，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及其市场赢利能力更趋恶化，从而加固了两类经济区的社会空间壁垒。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驱动中心”范围的扩大，如从英国向美国延伸，使世界市场的竞争激化，加剧了列强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于是有了由中心国主导的诸如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一类的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强权秩序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