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和“两地书”——鲁迅与朱安、朱安

“三人行”和“两地书”——鲁迅与朱安、朱安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白话文经典作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之一。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首次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用的笔名。

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官绅家庭。

一生发表、出版了大量小说、杂文、散文、文诗、日记、书信、论文、学术著作和翻译、编著之作，解放后辑有《鲁迅全集》、《鲁迅选集》等。

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艺术宝库，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尽些年有人要诋毁、打倒鲁迅，却始终难以撼动他崇高的地位，徒留笑话罢了。

其他人可能是流星，只有鲁迅才是恒星。

在鲁迅的生命中，前后有两个女人：妻子朱安和爱侣许广平。

他和许广平多年来的大量书信，曾被辑录为《两地书》出版。

前两年，曾智中著有《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即是反映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

朱安，鲁迅的原配夫人，亦即他名义上的妻子，大他三岁。

一位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的中国传统女性，是他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

1906年6月，鲁迅奉母亲鲁瑞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那年鲁二十五岁、朱二十八岁。

婚后不几日，鲁迅便与其弟周作人再赴东京。

三年中，夫妻没有通过一封信。

因为完全是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让鲁迅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两人始终互不了解、理解，没有共同语言。

甚至据可靠资料，他俩从未同过房，毫无夫妻之实。

朱安简直是鲁迅苦恼一生的来源，直至逝世；而她自己也是苦恼终生，成为悲剧。

在北京住处，有一次房东问朱安：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朱安淡淡地说：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朱安一直跟着鲁迅的老母亲一起生活。

夫妻之间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仅仅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婚姻关系。

朱安平日少言寡语，但炒得一手地道的家乡菜。

每当鲁迅有客人，她总是以礼相待，泡茶、弄点心，十分尽力。

剩下鲁迅和她时，家里就变得冷冷清清，即使同桌吃饭也不声不响，晚上又是各回各的房里睡觉。

提起朱安，鲁迅总是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又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但朱安对鲁迅却既敬佩又仰慕。

鲁迅不跟她说笑，她感到孤独。

他们一家住在北京砖塔胡同时，鲁迅与邻家女儿俞氏姐妹很谈得来，还编了套体操教她们练习。

朱安很自卑，不敢一块练。

但有时鲁迅出去了，她就招呼她俩一起学做体操。

那时她四十多岁了，一双小脚站不稳当，弯不下去，跳不起来，既好笑又可怜。

原来，她是出于对鲁迅的敬佩和爱慕，想暗暗努力，缩短和他的差距。

1923年10月鲁迅肺结核复发，朱安尽心尽力服侍。

病初发时鲁迅菜饭不进，朱安就在厨房里把大米泡了，亲自一下一下把米砸碎，天天煮成米汁，还把鱼熬成鱼汤，端给鲁迅喝。

后来鲁迅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天天给他做米粥吃；这都见于鲁迅日记，但并不指明是朱安所为。

鲁迅这才能在砖塔胡同带病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

这一时期，也是鲁迅和朱安结婚以来唯一接触较多的时期。

朱安抱着最大希望，想以自己的温存去暖和、感化鲁迅已冰得透凉的心。

她怀着无望的爱去服侍鲁迅，使鲁迅一往无前地冲锋陷阵，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有一分贡献的。

鲁迅虽不爱朱安，却十分尊重她的人格，尊重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对她的健康也很关怀。

朱安胃病复发，曾被一度怀疑是胃癌，鲁迅送她到医院住院检查，一星期才出院。

朱安做过种种努力，想缩短与鲁迅的距离，但往往适得其反。

有一次，鲁迅在吃饭时偶然谈到一种日本菜很好吃。

朱安为了奉承，就顺水推舟地说：是的，这种菜我也吃过，的确很好吃。

其实，鲁迅所说的这种菜只有日本本土才有，中国没有，绍兴更是没有见过。

鲁迅听了很反感，气得不知说什么好，这顿饭也没吃好。

朱安自作聪明、出力不讨好的言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很使鲁迅反感，因此彼此要说的话也就更少了。

鲁迅和朱安自1906年6月结婚至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整整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对朱安来说却名正言顺。

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这种幻想在她的脑海中一直时沉时浮着。

直到她从周作人夫人的口中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已在上海同居的消息，这一切幻想才都落了空。

她显得非常痛苦，精神十分疲惫沮丧。

她对别人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这是对爱情绝望的呻吟和抽泣。

她伤心地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

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事实正是这样，朱安日后的生活一直由鲁迅从上海寄钱供养；鲁迅逝世后则改由许广平给她寄钱。

据说周作人也按月给她一些钱，但被朱安拒绝了，因为她知道他们兄弟俩合不来。

朱安孝顺老实，尽心孝敬婆婆，直到老人寿终正寝。

对亲手造成这桩不幸的婚事，老人还是自责的。

她对人说过：他俩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是没有感情，不像夫妻。

老人曾问过鲁迅，为什么总是这样。

鲁迅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没趣味，不如不谈。

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包办了这桩婚姻的老人心里也十分不安。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

消息传到北京，朱安想去参加他的葬礼，终因婆婆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能前行。

她就将西三条胡同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为他守灵。

1947年6月，朱安终于走完了孤寂凄寒的人生之路。

她在临终前还苦苦哀求，要把自己的遗体送去上海，与鲁迅合葬。

这当然只是一相情愿，但也可以看出她对鲁迅的崇敬、向往之情，或者说是对自己一生婚姻的最后奢望。

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

她的确是个好人。

而且，第一个在作品中为朱安留下姓名的，也正是许广平。

许广平，鲁迅的得力助手和恩爱情侣，中国现代杰出女性。

笔名景宋，原籍广东番禺，出生于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

许广平也曾被被酩酊大醉的父亲许配给劣绅家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与鲁迅的出身、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大概这也正是他俩相知、恋爱和结合的基础。

1918年，许广平进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

1919年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辑，曾发表过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

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思想不断提高。

那时鲁迅开始兼任该校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的中国小说史。

她最盼望听他的课，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

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提问的活泼女生。

1925年3月，许广平开始与鲁迅通信，那年鲁四十四岁、许二十六岁。

许以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成为学生运动骨干，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

许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经常帮助他校对和抄写稿件，并积极为他创办的《莽原》周刊投稿。

1925年6月，许广平与人在鲁迅家吃饭，鲁迅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她的头。

自此以后，鲁与许通信的口气有了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

10月，许以平林为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同行者》一文，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本文选自）同是在这个10月，他们真正恋爱了。

一天晚上，在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里，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他的床头。

许首先握住鲁的手，鲁同时也报许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

许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

于是鲁首先对许说：你战胜了！许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

接着两人热烈接吻。

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都比他决断得多。

从他们开始通信，一直是许广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坚定打消了鲁迅的种种顾忌，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

1926年7月，鲁迅与许广平约定，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8月，鲁迅经上海转水路赴厦门大学任教。

许同行南下，到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11月鲁迅致信许，郑重地列出今后的三种打算，请她帮助选择；这实际上既是试探她也是向她求援。

1927年1月，鲁迅在接到许广平一封热烈表白的信之后，又致信她，明确表示与她结合的决心。

不久鲁迅也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职，许任他的助教。

2月，他们一起宴请也到中大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远足、看电影、吃饭，持续十余天。

3月，鲁迅因不满中大文学院长傅斯年聘用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

4月，广州反动派发动大屠杀，鲁迅愤而辞去中大职务，跟他形影不离的许广平也和他一起再度漂泊。

1927年9月，鲁迅、许广平两人同船离开广州去上海；10月抵达，几天后正式开始同居生活。

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了二十年之后，鲁迅终于逃出来了。

对于他俩来说，这是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介绍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

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许在三楼居住。

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

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多少给他俩的爱情生活投下了阴影。

但上海十年的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美好岁月。

在此之前，许广平其实是有自己的工作的。

她欲去大学任教，可又考虑到鲁迅昼夜伏案，身边离不开一个好帮手，遂放弃应聘，全身心地支持他写作。

许广平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为鲁迅的创作提供环境和机会，于是在到了上海后，她毅然辞去所有工作，担起了相夫教子的职责。

这样的角色转型，对于她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相反，她在这个过程中，还从鲁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面对生活的决心和信念。

此后，她不但一边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还在空闲的时候替他查找有关资料、抄写稿件，与他共同校对译著等。

他们还忙里偷闲，一起到杭州度过了迟到的蜜月。

1929年9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周海婴出世。

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灾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1930年，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人士的高度紧张。

有段时间，他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

许广平曾多次陪同他外出避难。

1932年12月，他们爱情的另一结晶通信集《两地书》出版。

鲁迅说过：《两地书》始终以迅师与广平兄相称，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们在刚开始时，就是那么毫不生疏、不需客气、亲密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