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寒夜》中的矛盾性

试论《寒夜》中的矛盾性作者：袁元来源：《卷宗》2016年第06期摘要：本文试从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入手分析巴金后期小说《寒夜》的文学内涵，以启蒙视角阐释其矛盾形成的社会根源——既是国统区大背景下的社会矛盾，又是知识分子本身身份变化的立场矛盾。

并以五四时期为参照就启蒙到抗战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上的转变做一阶段性的总结。

关键词：《寒夜》；矛盾性；启蒙视角；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寒夜》作为巴金先生后期小说中的成熟之作，其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它织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繁密的矛盾之网。

这张网由社会至家庭再到个人内心层层渗透，压得读者喘不过气。

我们要很好地分析《寒夜》的文学内涵，就得紧紧抓住“矛盾性”这一突破口。

为了说明这一矛盾的复杂性，我们可以拿巴金先生前后期的创作——《家》与《寒夜》作比较。

众所周知，《家》中以高老太爷为首的长辈与“觉”字小辈间的矛盾也是非常尖锐的，但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却经常在听了觉慧叛逆的言论后感到酣畅痛快，并对长辈的假仁假义深恶痛绝，而不像读完《寒夜》后那么压抑心寒。

因此，我想《家》的矛盾理论上是有解决的可能性的。

其可能性就在于将长辈和晚辈隔离，让长辈无法对晚辈施加影响，而晚辈逃离封建专制的大家庭获得新生。

而《寒夜》中的矛盾恕我至今未能想出三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这恰好体现了巴金先生在后期创作中所达到的高度，他把塑造《家》中“觉新”形象思想矛盾性的技巧运用于《寒夜》的三个主要人物（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中，并且直到结尾都没有像“觉新”那样统一了自己的立场和行为。

这种塑造体现了人物的人情味也恰恰是作品想表达的最残酷的一面，非高超的技巧不能办到。

巴金先生在创作的时候把他的旧友身上的要素拼凑成了《寒夜》的主要人物形象，反映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生存境况并控诉旧社会制度的罪恶，意在描写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之间的典型矛盾。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当时是怎样的大环境下生存着的怎样的人物，他们是怎样产生这些看似必然的矛盾的，而这些矛盾的根源何在，谁应该为矛盾负责，在社会矛盾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怎样的人物内心的矛盾，而一系列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又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怎样的生存矛盾。

总之，如果我们要对《寒夜》做出更丰富的阐释，就得意识到这部作品矛盾性的内涵不仅体现在对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之间的典型矛盾的描绘，还将矛头指向了对启蒙思潮退去后男女两性知识分子面临的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的反思。

若将抗战与五四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相对照，我们便可发现两者生活上的落差与矛盾以及思想上的发展与变化，从而就启蒙到抗战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上的转变做一阶段性的阐释与总结。

1 人物形象的典型矛盾解读（一）无助的弱者——汪文宣汪文宣是《家》中“觉新”形象的延续，与觉新只承受精神上的压力不同的是，他还要承受生活的困顿所带来的压抑。

作为“顶点”的他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从社会境遇来说，他要忍受官商阶层对他的剥削以及生活条件的穷困——那些老板上司“连文章的做不通，我却怕他们”，“家里凌乱狭小常停电，甚至还有老鼠咬床板的声音”，汪母不得不出去给人当老妈子补贴家用；从家庭关系来说，他的妻子常出走晚归，母亲对妻子的成见极深以至两人一见面就有吵不完的话，他在家中总是忙于两头劝架感受不到一丝真正的关心和温暖，从而发出“我有怎样一个家！”的悲叹；从内心情感来说，他无时不刻不在感受到单调繁琐的工作对他“想同树生合办教育”的理想的束缚，于是他一面自我暗示“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一面呐喊“无处不是苦恼”。

终于，他积劳积郁成疾，得了肺病，“成天地咳嗽，偶尔还有血痰”，公司以此为由辞退了他，这宣告着汪文宣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可能再给这个寒冷的家以支持，反而成了拖累。

在汪文宣病倒了之后，是曾树生和汪母对他的爱令三者不至于分离，却又是爱令三者都更加痛苦。

这是一份难以评价的爱，它给予最后一线生活希望的同时又毫不留情地带给这个家黑暗、冷清与寂寞。

它试图消解三人之间矛盾的同时又造成了汪文宣内心的矛盾。

曾经的他白天在压抑的工作中消磨，晚上又得忍受妻母间时而激烈的争吵，时而压抑的冷战以及苍老的母亲时而像老妈子一般做活的场景，时而为家中账单发愁的叹息。

如今竟然连自己最后一点工作能力也被剥夺，完全要母亲和妻子来侍候本该让她们过上好日子的自己。

他觉得冷，觉得暗，想到曾经的梦，想到如今的现实，却只能在醉时控诉，醒时忍耐。

他在酒馆见证了老同学柏青从落魄到萎靡到死去的过程，终于想到了死。

这就是像他这般“无用书生”的宿命么？在困顿的生活中忍受梦与现实的差距。

汪文宣陷入了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的矛盾中去。

他的理智告诉自己“应该放树生去寻找更好的归宿”，但真正得知树生要同陈主任去兰州时又是那么地渴望得到树生的温暖，以至于竟天真地想让她给母亲写一封道歉长信并回来，最后换来的是树生的“分手”长信。

汪文宣矛盾的根源在于男性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确立致使其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及官僚主义的压迫，而他们本身对于自由与理想又是极其敏感与渴望的，一旦生活剥夺了他们理想的可能，剥削限制了他们行动的自由，他们就会像被扼住命门般感到压抑沉郁，而此时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又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着自己的无能，加重了自己因负不起家庭的责任而造成了精神负担，试图以拼命工作来弥补又恰恰是恶性循环。

这不是汪文宣的特殊境遇，而是抗战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矛盾。

（二）新式的女性——曾树生曾树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形象，但是我想很少有人会对她的出走深恶痛绝，取而代之的该是更多的同情，这就是巴金先生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虽然她最后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观念转而追寻自己的幸福生活，但因为这种对伦理和人欲抉择的矛盾心理的细腻描写以及对寒冷压抑的家的深层刻画，与树生鲜活的生命力形成鲜明对比，让我们觉得她的逃离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曾树生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即在于她代表了个性解放后的新式女性的生活观念：主动寻求多彩的生活以及自由快乐的人生：与男同事亲密地喝咖啡，晚上跳舞归来后激动的神情，感受到家里的沉闷压抑而主动寻求改变在外寻找快乐。

我们把树生与《伤逝》中的子君做对比，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启蒙与抗战时期两代人个性解放程度的差异。

彻底的开放并不意味着抛开一切家庭的责任，虽然树生坐在没有生气的家里常想着“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么？”，但当汪文宣病倒之后，两人间深厚的爱还是体现了出来，毕竟曾经他们有着美好的回忆与共同的理想，树生不再每天早出晚归而是守在丈夫的床边嘘寒问暖，一开始并不为陈主任调职兰州的提议所动。

但是这种对病人的爱爆发是不长久的也是表面的，更深层次的是在巩固她逃离的的意识。

树生看着窗外，叹道“他们都忙啊，我们很闲”，表达着他对单调生活的厌倦。

她觉得这个家冷清、黑暗、寂寞，一直在逃离还是固守的边缘挣扎。

后来，是汪母的逼迫令她赌气离开。

汪母异化心理带来的过激言论与她内心的痒处一触即合，终于对汪文宣坦白“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我一个女人，我……”深刻地表达出了“新式女性”渴望自由与享受，不愿与寒冷的家一同灭亡的心声。

更令人动容的是临别时分，曾树生不顾汪文宣的肺结核传染的危险，与他深情一吻，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干枯与丰满的灵魂之间的沟通，这一切让我们无法完全地批判与同情曾树生的形象。

她的“新式女性”的立场与对汪文宣爱的行为使传统伦理与个性解放的矛盾富有张力。

（三）传统的慈母——汪母汪母的形象是三个主要人物中相对单一的，她的自我意识已经弱化：她是一个受过传统教育失去老伴的女性，这决定了她一方面受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她将自己不幸的生活都归结为命运，已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境遇，而是把一切她能给的关怀倾注到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汪文宣和孙子小宣身上。

因此，从个人意愿来说，她的形象并不复杂，只是把自己的出于亲情的爱尽可能多地给予亲人。

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爱在施与的过程中就体现出了矛盾性：曾树生的生活习惯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也造成自己儿子内心的痛苦，更何况她其实与自己家本没有亲缘关系，于是排他性就体现出来了——汪母感叹“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关于树生对文宣的爱视而不见，反而在文宣病倒时树生对丈夫的关切称作“打扰他休息”，当树生想辩解时，汪母就反诘她“从来就不关心文宣，只顾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你这个连家也不要，打算跟男朋友私奔的女人，还有脸对我讲话”。

但是汪文宣又能够理解树生的生活习惯并且两人感情很深，既然汪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她看到文宣不愿树生受委屈，而自己的话又无形中加重了儿子的痛苦，她就尽量用沉默代替斥责——曾树生一回家，汪母就走进自己房间或静坐一旁不插话。

可不说话并不代表消除了婆媳间的矛盾，沉默往往是酝酿矛盾使其激化的最佳土壤。

总之，汪母是一个传统的慈母形象，爱自己的家人是她唯一的出发点，可她的爱归根结底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她并不了解儿子真实的想法，而汪文宣自己心里也在迁就母亲还是妻子两方面挣扎，或者说她了解儿子离不开树生的心结，但跨不过自己心中传统妇道的坎。

于是当这种爱表现出来时，往往适得其反加重了儿子内心的负担，从而导致自己内心的矛盾，立场和行为的分离。

综上，这部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两两之间都存在尖锐的矛盾，但由于亲情和爱情的维系，完整的家直到最后文宣的病死才被破坏，但是完整的表面下酝酿着日益尖锐的矛盾，不仅是三人由于观念造成的矛盾，而且还有由爱妥协而滋生的每个人心中的矛盾。

这些矛盾都没有真正地爆发，却在无声中消磨着每个人的生命和意志，最后家就如同文宣一般无声地死了。

2 试探寒夜矛盾的根源柏青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学硕士却在酒馆里借酒浇愁，汪文宣第一次在酒馆里见到他，他的妻难产而死可他无力挽回，并且为了生活卖光了自己的所有著作，悲叹道“我得生活啊！著作不是我们的事”，“我觉得醉了还比醒着好些”，“，死，我不怕，醉死也好，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

第二次再见到他，他的“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也布满血丝”，“他没有了住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并且悲愤地控诉道“势力，势力，没有一个人不势力”，最后他回家时跑向马路被大卡车碾死。

这就是国统区里知识分子的宿命，生活如水蛭一点点吸尽他们光辉的理想，坚强的意志甚至健康的身体，或曝尸街头或病死床上，似乎唯一的区别就是死法不同。

柏青的遭遇一定程度上也暗示着汪文宣的未来乃至当时一切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与善良灵魂的灭亡对应的是病态生命的诞生，汪文宣的儿子小宣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下成长，才十三四岁，就变得不爱讲话，不爱笑，丧失了本该与他的年纪对应的天真和快乐，成了老成的书呆子。

正如小说中提到“简直和他的爸爸一模一样”。

这是真正令人感到痛心的，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去了一切好的因素，把恶的渣滓留在世上，并在其的熏陶下，老一辈的病态灵魂在新一代中传承着，谁来救救孩子，救救中国？寒气进一步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