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孤独者形象

1幸运中的不幸---浅析鲁迅笔下孤独者形象“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彷徨》写于1924-1925年间。

由于学生爱国运动的深入遭到了当权者的疯狂镇压，是思想界的保守势力抬头，形成了一股反动逆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裂。

一些曾觉醒的知识分子一面独立地同反动势力进行着坚韧的斗争，一面又由于还没有与当时正在走向高潮的革命运动相结合，暂时还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成了游勇，步不成阵”，陷入寂寞、孤独、苦闷、彷徨中。

作品在反封建内容上与《呐喊》相承续，艺术上更加的成熟。

作者的爱憎更深地埋藏在对现实的冷静客观的描写中。

在对旧制度、旧传统进行更加细致的揭露的同时，集中地描写了在历史变动中挣扎浮沉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软弱、动摇以及孤独、颓唐的思想性格特点。

他们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首先觉醒，然而又从前进的道路上败退下来，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例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等。

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也着重揭示了他们的精神的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

他们是幸运的却更是不幸的，本文主要以魏连殳为例，分析其幸运和不幸的原因。

《孤独者》写毕于1925年10月。

这篇小说不仅具有象《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那样的较为单一集中的社会主题, 而且更多地蕴含着作家自己的精神探索, 内容复杂曲折, 气氛沉郁悲怆。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一个同大家异样的“外国人”，他接受了新思想，遵循新的社会规范，无视旧传统，对人爱理不理、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他也是一个令人害怕的“新党”，敢于发表一些没有顾忌的议论。

他在世人的诽谤、侮辱中顽强地活着、然而他只是孤独地挣扎着，最终失去了理想、信念，采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向社会进行着盲目的报复，甚至躬行起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成了一个真正失败的“胜利者”。

特罗耶波尔斯基说“生活在前进，它之所以前进，是因为有希望在；没有了希望，绝望就会把生命毁掉”。

魏连殳虽然是个悲剧人物，但与背着生活重担、忧郁、麻木的“苟活者”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

中国遭受屈辱，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日益加重，“苟活者”无所谓变革，无所谓希望，麻木地、愚忠地维护着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

魏连殳之所以“同我们是异样的”：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倒中学去做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觉醒了人的意识：认清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封建礼教束缚下人的贪婪、无情；看透了看客们以观赏他人生命的消逝为乐趣，最麻木、最残忍的爱好；体会了陷入无物之阵的苦闷、绝望。

他以讲授历史为手段，怀揣改变国人盲从迷信、坐稳了顺民现状的希望，宣扬“人性、自由、平等”思想，并为之奋斗。

魏连殳进行了三次复仇以反抗社会，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

第一次复仇是作为启蒙者、觉醒者对“看客们“的复仇，“使人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祖母死后，族人聚集了一屋子，商议怎样对付他。

议妥之后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

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的听候消息，等待酿1①鲁迅《题<彷徨>》②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③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魏连殳显然摸透了他们“从四面奔来，拼命地伸长脖子，要奸商这拥抱或杀戮”的看客心里，所以他在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地说完，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的时候，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

他用让他们无戏可看，让他们觉得无聊报复他们，让他们失望：“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看客们看戏般的眼神中，个体的牺牲变得像一出滑稽戏，失去了坚持真理所应具有的崇高感和神圣感。

随着礼仪制度发展的僵化，嚎啕大哭失去了追忆逝者的情感，演化成了一种模式化的礼制需要，变得虚情假意。

魏连殳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他用“不哭”与老例的又哭又拜、念念有词的行为做无言的对抗。

虽然他像一匹受伤的狼一样发出了愤怒又悲哀的嗥叫，但最终他用熟睡拒绝了族人看热闹的愿望。

第二次复仇是对生活中“庸众”的复仇。

“五四”新文化运动关注了妇女、儿童，发现了弱势群体，先驱者以一种人道主义观念看待、尊重他们。

魏连殳也是以老者和幼者为本位，他认为“孩子总是好的。

他们全是天真……后来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

”他尊敬老者、儿童，尊敬所谓的“下等人”，包括房东。

可是他的坚持没有换来对等的结果：魏连殳在街上看见了一个还不能走路的孩子指着他喊杀；房东的孙子在他被辞退没有了收入后不仅不吃他的东西而且躲着他；他被房东嘲笑是哑子、总是低声下气的。

“苦痛总是与人生连带的……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是‘骄傲’与‘玩世不恭’，‘玩世不恭’就是‘专与痛苦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也包括“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

魏连殳因为被自己恭行的的尊重拒绝，继而又因发表文章受到迫害失业，陷入了孤独、困顿之中。

他不愿象吕纬甫一样为了生计而敷衍，他在绝望中愤怒，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向庸众发起了报复：躬行起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起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他成功地以自己做杜师长的顾问的“升”剥露了许多人的丑相，报复了社会。

第三次报复是对自我的报复。

“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

倘有谁以为那么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在特殊情况下，当一个人无力也无法与压力抗衡时，自杀也是一种抗争，因此能自杀的人有时也不失为勇士。

魏连殳的自我毁灭也是抗争和报复。

“我已经躬行起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

”他的“胜利”在于他用自暴自弃、用直面自身的方式，如他不珍惜钱财，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用庸众艳羡的生活嘲笑、报复了看客们，报复了不理解他、伤害他的所有人。

他如“神之子”一般：“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待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视他们的现在”，他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因此“快活极了，舒服极了”。

从觉醒到死亡，从希望到绝望，从对看客们痛快的复仇到让他心生痛苦的对弱者复仇，再到躬行自己先前憎恶的一切、对自己展开复仇，魏连殳用自己的生命与黑暗的社会展开激烈的对抗。

他虽然死了，但他永远活在觉醒者的心中，他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一样张开有力地翅膀，毫无畏惧地在恶劣的环境里飞翔，给人间播洒自由、平等、博爱、反抗的种子，一直鼓励人们前行。

他尽管失败，但23其生命的自我牺牲要比苟活者的偷生有价值得多；他虽然只是散播了星星之火，但终究会形成燎原之势。

因此，他是幸运的。

4魏连殳更是不幸的“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魏连殳虽然报复了社会，但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他更是不幸的。

魏连殳的不幸表现在他最终也走上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圆圈人生模式。

魏连殳因为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抛弃，走投无路。

（父亲死后，夺我的屋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出外游学奔向现代都市去实现精神的蜕变，成为了现代知识分子。

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S城没有给他提供理想的精神家园，他因为言行古怪被人们当作谈资。

由于祖母的死亡，“归来”寒石山奔丧，被族人们的看客心理、愚昧、贪婪、无情击恼，做出了对寒石山的价值否定，再度“离去”。

但他一直都无法摆脱孤独、寂寞的精神痛苦，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形成了一个“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的圆圈，也是一个从希望到绝望，再从希望到绝望的人生历程。

“自己应当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当时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思想觉醒的根本标志。

”魏连殳不幸表现在他所崇尚的真理，他所信仰的理念都一一破碎。

“五四”时风靡一时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在他的生活中无一实现，要改革中国的愿望被现实击的粉碎，他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孤独者”，在无人理解中孤独地走向死亡。

魏连殳陷入了“无物之阵”中，想要举起投枪，可是遇到的一切都只对他点头，他的投枪投出去也刺不中任何目标。

他想要改革社会，改变的却只是自己。

然而造成这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现状的原因有很多，有社会原因，有自身原因，也有作者的心态因素。

庸众里的狂人“人们其实并不这样。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你应该将世间看的光明些。

”“也许如此罢。

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

”与社会的关系是“五四”时期小说表现知识者的基本模式。

孤独者魏连殳是新文化思想的体现者，是改造旧中国的积极力量，他的思想行为与传统文化坏境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魏连殳的祖母是“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咀嚼的人”，而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余威仍在。

她对于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每一个主动选择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被动屈从。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和群体为本位。

儒家文化的伦理本位不是关于“人”的思考，而是关于“做人”的要求。

儒家文化的伦理本位的价值尺度是群体至上，否定个体的价值。

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在于其思想的独立和为人的真诚，而在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

人被确定在某一位置上，而不同位置又限定了具体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23魏连殳的祖母是大家族的女主人，她负有操劳家庭生计的实际责任和义务，但由于她是以族长续弦的身份来到的家里。

她被冠以“名分不正”的帽子，继而失掉了自己完整的个人利益和领受家族伦理体系的庇护和保障的资格。

她以终日终年机器似的做针线供养着全家老少，却没有在家族内部同其他成员进行情感交流的权利，所以给“我”留下了“冷冷地、令人发烦”的印象。

当她和其他家族成员断绝日常的情感交流之后，必将遭到进一步的侵犯和欺凌。

因此，魏连殳才发出“人要是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是不容易的事”的感慨。

从祖母孤寂而辛劳的人生行迹中，魏连殳所看到并确认的是自己一方面难以见容于世，另一方面又难以卸却道义责任的社会异类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现实必然性。

正如魏连殳的祖母无法通过她在家族中的实际贡献而获得自己的地位一样，他也无法通过自己区别于众人的在思想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现代性觉醒而确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