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作者：王伟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13期
【摘要】很多曾经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期待回归社会时，常常会遇到社会各界的歧视，因此，前科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

本文从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特征等方面出发，结合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真正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要走的道路进行评估，同时对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探讨如何实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以期在适当的时候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
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屡见不鲜，以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例，2009年该院公诉科共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1人，占该年度刑事犯罪总人数的15.3%；2010年共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4人，占该年度刑事犯罪总人数的9.1%；2011年共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6人，占该年度刑事犯罪总人数的13.6%。

而且，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低龄化、多样化、手段恶劣化等新特点，在松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中，犯前罪时尚不满18周岁，成年之后再次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例屡见不鲜。

如该院2011年办理一起舒某涉嫌盗窃的案件，舒某在其17周岁时因盗窃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刑满释放两年后，再次盗窃，涉案价值达8.98万元，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导致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很多，包括家庭、学校、社会、未成年人本身等多个方面。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我国立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改变的情况下，应当在我国健全完善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并逐步确立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含义
目前，理论界对前科消灭的定义存在差异，有学者提出，前科消灭（又称刑事污点取消或者犯罪记录销毁），指对被判过刑罚或被认定为有罪，但处免刑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法应视为没有刑事前科，或者由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程序宣布取消该未成年人的刑事污点，视为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视为没有前科。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免除未成年人轻微犯罪的前科报告义务及《刑事诉讼法》关于对未成年人轻微犯罪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结合其他国家的规定及我国理论界的探讨，笔者认为，在我国，前科消灭指的是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包括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但不应当包括法院宣告无罪的情形），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将其犯罪记录送司法部门单独留存，不计入档案，经过一定合理期限的考核
后，不再对该人进行监管，由该人或者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提起申请时未满18周岁）向终审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官以裁定的方式宣布其前科消灭，从此，该人视为无刑事前科。

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实践中的困境
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消除未成年人前科记录的不利后果奠定了基础，是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一次进步。

但同样不应忽视，“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并不等同于“前科消灭制度”，不仅与国际公约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且与我国现行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中的一些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改革成果也有一定距离。

虽然我国很多规定都是对“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在实践中，来自公检法办案部门，来自人民群众的质疑声一直不断，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等导致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实际上任重道远。

（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使得办案机关存在极大压力，触犯人民群众的观念底线。

在未成年人犯罪不升反降的今天，未成年犯罪人已不再如往日那般容易得到谅解，而办案机关依法对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减轻、从轻处罚时极易引起被害人一方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人民群众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敬而远之”，更不利于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二）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的素质不一，导致他们在实践中难以掌握法律规定与维护公平正义之间的平衡。

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很多，因一时冲动或主观恶性不大而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往往能予以宽宥，但是，对于惯犯、有前科者却在“气愤”之余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大多认为，在“宽恕、放纵”这些未成年犯罪人的同时，难以维护公平正义。

（三）立法条文原则性的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轻罪的犯罪记录封存，但只是严格控制和使用，由谁申请，由谁决定，涉及哪些部门，经过怎样的程序，都没有相应的细则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如何操作面临现实层面的难题。

（四）我国实行户籍、档案制度及政审制度，很多行政法规对某些职业资格的取得也有限制性规定，而这些都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题中应有之意相违背。

（五）网络既可能成为伸张正义的“战场”，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侵犯当事人隐私的“罪恶之源”。

在网络言论缺乏相应监管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未成年消科者的隐私，怎么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宽容的氛围，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应对民众的质疑，都是我们在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路途中不得不思考的难点。

三、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
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而且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存在冲突，虽然我国各地都有与之相关的尝试，但是，在没有具体的操作标准的情况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都面临现实上的种种困难。

然而，我们欣喜的看到相关配套制度（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正在缓慢有序的建立，我们有理由相信，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不是梦想，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在我国建立并实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不仅仅是立法机关的工作，它需要立法、司法、执法、民政、社区等各个部门的协调互动和相互配合。

笔者结合理论上及实践中相关内容，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从条件、期限、程序等内容上作如下设想。

（一）相关机构的设立。

综合目前我国的机构设置，笔者认为，在人民法院内部依托少年法庭（未设立少年法庭的则可以设立少年前科消灭科），办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相关事宜，在人民检察院内部依托未检部门（未设立未检部门的则可增设一个科室），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或从平时工作中发现线索，并对法院的工作进行监督。

（二）在目前状况下，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实施细则等，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及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细化，并在适当的时机制订单独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对与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事项进行系统规定，包括从侦查、逮捕、起诉到判决、前科消灭等。

（三）改革户籍制度，将对前科情况的记载从户籍制度中剥离出来，建立犯罪人员信息库，但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应当分别录入，分别管理，逐步健全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封存的未成年人前科设置严格的查询程序，除司法机关的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查询。

哪些机关可以查询，《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则意味着《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会计法》等规定的取得执业资格的条件都有效，但这显然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精神不符，因此笔者认为，除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的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公务员岗位，可以排除消科者，其余则应当允许消科者取得相应的资质，以便更好的生活。

（四）充分利用社区矫正、社会帮教等制度，发挥整体联动效应。

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与社区矫正及社会帮教制度的有效结合。

对于偶然或者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此时，就要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和社会帮教制度的作用，社区矫正和社会帮教制度往往比前科制度更有利于未成年人未来成长。

（五）规范网络环境，营造保护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的舆论氛围。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之后，未成年人的名誉自然回到未犯罪时的状态，相应的，揭露犯罪事实的行为通常被视为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的行为而被法律禁止。

因此，在现实中，在网络上散布已经消科者的前科情况，应当视为侵犯隐私权与荣誉权的行为，消科者可提起民事诉讼。

未成年人的成长需要引导与鼓励，对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我们更要多一份关心。

目前，我国的立法工作、配套制度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我们相信，学习国外的相关立法，总结各地实践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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