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
从陈寅恪的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句话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心目中的大学精神。
这句话一听起来还是十分之有吸引力的，作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达到的境界是他们所欲最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而王国维，陈寅恪等优秀知识分子作为榜样也值得后世之人的效仿。
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
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
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例如在建国前的陈寅恪，朱自清，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相反的，顺从于当时之时势，并与之同流合污者，即使在文学上有不凡造诣但也逃脱不了后人的口诛笔伐。
所谓“独立”，“自由”，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
独立与自由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独立，自由。
比如，你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实现你的独立，自由，但是并不能触犯其法律。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文化评论家和思想家。
在中国近代史、文化变革和历史命运的研究中，陈先生埋下了深刻的思想种子。
他的一生都在为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传播和坚持而努力。
本文将就陈先生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进行探析。
陈先生的独立之精神体现在他在学术领域的追求和高度自信。
陈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他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捧读经史子集，钻研古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
陈先生认为，要理解一个文化，就必须深入了解其历史背景、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原则。
陈先生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解读和真实叙述也是其独立之精神的重要体现。
陈先生在研究历史时，始终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和准确。
他不受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影响，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抵制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倾向性的宣传。
陈先生认为，历史应当是客观的、科学的，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的目标是为了揭示真相，而不是用来服务于某种利益或意识形态。
陈先生的自由之思想则体现在他对知识和文化的追求和尊重。
陈先生对知识的追求是毫无保留的，他认为，只有通过广泛阅读和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能具备创新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陈先生不仅关注中国古代文化，还涉及到西方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他认为，尊重不同文化和思想的存在，才能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和谐的发展。
陈先生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也体现在他对学术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中。
陈先生一直支持学者们进行自由的学术探索和研究，反对对学术研究的限制和干预。
他认为，学术自由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有利于激发学者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有利于促进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陈先生始终呼吁保护和维护学术自由，坚决反对对学术研究的干预和控制。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宝贵财富，它激励着我们坚持追求真理、弘扬自由精神。
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当局优待，但从此期诗作看，其心境始终郁郁。学术成就仅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种，且未得出版，选题也不似大家境界。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然其出书计划始终不允（其间有康生的指令），遂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据余英时详考，陈渐已觉察到，在革命化的新史学中，自己“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这对陈而言，必痛莫大焉。故此，方能理解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实为“述事言情，悲生悯死”之作。正如作者在“稿竟说偈”中所言：
1949年共军围城，寅恪与胡适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而绝不赴台，亦不从妻愿去香港，执意偏安岭南。后人分析，这既出于家国情怀，及残躯不便，亦有对国民党失望、对新政权观望之意。传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曾询问陈寅恪下落（据传其著作中引用了陈的考证），毛回国方知陈在中大，即令优渥，执政广东的陶铸遂成为陈师的保护伞。60年代初，曾有多位高级领导亲自造访陈家小楼，如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惟后者求访时值寅恪生病而未见，康遂生芥蒂。
今年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离世40周年。11月中，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而40年前的春天，时年79岁的陈寅恪正是由这里被扫地出门，此后，这个既盲且膑的老人终于不堪折磨，泪尽气竭，从而提前到达了生命的终点。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
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后来，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陈寅恪去世，享年79岁。
摘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
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1890-1969）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近代史研究的泰斗”。
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备受关注，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他一生思考的重要主题。
一、“独立之精神”是陈寅恪思想的核心。
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国之分裂大趋势》一文中提到，“自由独立的存在，不自觉得‘独立’或‘自由’的检讨，它是几千万百姓心底的秘密与生活。
”可见，独立对陈寅恪来说是人类内在本性的一种表现，是人们在精神和思想层面的追求。
他认为，独立的精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只有拥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
陈寅恪一直倡导并强调独立精神在人的成长和进步中的重要性，认为独立的个体才能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思想的另一大特色。
在他的著作中，对自由的思考始终贯穿始终。
在《陈寅恪全集》中，他曾说：“我深信不疑的是，人类的根本问题莫过于追求自由。
”他认为，自由是人类精神的天赋权利，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追求。
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他都强调自由的重要性。
在《论十次文学》中，陈寅恪还提倡文学自由，认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文学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释放。
他不断呼吁人们要珍视自由和追求自由，这也是他一生所秉持的理念和信念。
四、陈寅恪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深刻阐释，为当今社会和个人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当下社会，面对着各种复杂的思想和价值观，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他的思想引导人们要珍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意识，不被外界的干扰和诱惑所左右，自主地思考、选择和行动。
他的思想也提醒人们重视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努力为实现自由的社会环境而奋斗。
只有在具备了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之后，人们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一生追求的理念和信念，也是他学术研究和思想创新的重要特色。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一精神应该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广义的教育，实际上需要有一种真正的从人的终极关怀角度来确立的教育目标，我把他叫做人格教育或人格塑造。
我们的教育现在缺乏一种人格的塑造，或者由于教育者的局限性，不知道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怎样的人格。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从陈寅恪的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
大师辈出、精英涌现。
陈寅恪先生就是民国时期涌现出的璀璨巨星。
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后人，佛房一盏明灯，照亮史学前进的道路。
一、初闻陈先生第一次初闻先生那是在无知的大二第一学期，记得某师老师讲课时说“做学问就要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读书写文章就要做到直掏心脏，立意拔高。
”上万老师的课总是能把迷失的自我拉回到现实的人生中，去思考，去感悟。
还记得第一次读的是陆键东老师著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刚开始读时心里只是带着老师给的任务去读，当慢慢深入了解到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人生经历，我已由不情愿读转变为心向往之。
对陈先生充满了尊敬崇拜之情。
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而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是那份沉重，除却陈寅恪晚年不得安宁的生活，还有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的凄凉。
字里行间，犹可清晰的的找寻到作者翻着泛黄的档案，动容而又感伤的印下上个世纪的学人风骨。
整本书刻画出了一个学者文人身不由己的画面。
我想，作者是极敬重陈寅恪的，那就难怪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丝丝的偏爱，一丝丝的怀念。
此书，与其说是在向我们展示陈寅恪的晚年光景，莫不如说是以陈为核心的一众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的沉浮录，一个群体有着难以自持以及身不由己的悲凉。
梁晓声先生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在谈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状时，曾这样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
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有几分不痛快起来。
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这在中国绝对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起源，只不过是当今社会的现状加剧了此类现象。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文化名人。
他在中国文化传承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他敢于直面现实，坚持真理的重要原因。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是指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行动的精神。
他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随大流，不墨守成规。
他认为“独立思考才能得到‘自由独立的思想’”，只有靠独立思考，才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
他引用曾国藩的话，说“我尽力写到自己的思潮和自己的意思”，要求自己有自主思考的能力，不受任何集体思想的束缚。
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是指对任何事物进行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能力。
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和自由的行动。
他强调自由的思想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源泉。
他说“思想是个人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干涉他的思想”，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由的思想，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和约束。
他强调了自由的表达，他说：“一个人在言论上的自由，是在别的权利中表现得最生动和最本质。
”他认为，自由的表达不仅可以表达个人的见解和思想，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和推动社会进步。
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独立的思考能力和独立的判断能力，使人们能够摆脱被动，去判断事物的好坏，真假。
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表达，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的基本权利，是每个人必须拥有的。
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因为他认为这两种精神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力量。
他认为，只有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人类才能摆脱黑暗和落后，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和文明。
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精神，并且付诸行动。
只有做到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才能达到正确思考、科学决策的目的，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高中本子上的一句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中本子上的一句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石破天惊般划亮智慧的夜空，这是当前浮躁社会所缺乏的一种精神，寻探这句话的出处，是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给国学大师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写下照耀千古的名文：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而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也刻在他自己的墓碑上，这也正是陈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而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也刻在他自己的墓碑上，这也正是陈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明星教授易中天曾撰《劝君免谈陈寅恪》一文，劝诫世人不要谈论陈寅恪，理由是一般人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再次是“耐不住”。
有此三“不住”，看来谈论也枉然。
陈寅恪家学渊源，又游学欧美十数年，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他一生治学涉及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方面，尤其精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学，造诣深厚，成就卓著。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是隋唐历史研究划时代意义的名著，每本书虽只有10万字，但其视野开阔、孕大含深，“研究之缜密、立论之严谨和说服力之强，前所未有”。
有论者认为“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确是知言。
《柳如是别传》虽是人物传记，却是一本论述明末清初政治史的力作，在清代文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寅恪三十多岁便入主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国学四导师．．．．．，可见其学养深厚、腹笥充盈。
对这样一位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师、文化巨擘、旷世奇人，后生小子焉敢言三语四妄加贬褒？但免谈，并不妨碍我们对陈寅恪的敬仰，这是我们的自由，怕是易教授也不好推三阻四吧？近年来，研究陈寅恪的著述不少，尤以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吴斌的《寂寞陈寅恪》材料最为翔实，剖析最为深刻，一代学术大师的孤清、倔傲、骨气、胆量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对我们了解一代学术大师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大有裨益。
阅读这两部著作，时常让人废书兴叹，感慨良多。
撮其大要，录于后，以就教于方家。
重学轻官，刚介有守。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一向为学人的价值取向。
做学问就是为了当官，这种传统根深蒂固，在行政权力独尊的年代尤其突出。
1953年，陈寅恪被任命为科学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但被他委婉地拒绝了。
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的言论真可谓石破天惊骇人心目。
陈寅恪励志演讲稿：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励志演讲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向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励志演讲。
陈寅恪曾经说过：“独立之精神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人对一切之自由之思想和文化的热爱。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也给了我很多启示。
首先，独立之精神是一种精神状态。
独立的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动权，他们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现状，而是积极主动地去改变和创造。
独立之精神是一种不惧困难、敢于面对挑战的勇气，他们不因外界的压力和困境而气馁，而是坚韧不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其次，独立之精神是对一切自由思想和文化的热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独立的人敢于持有并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轻易被他人左右。
他们善于思考和质疑，关注世界的多样性和人们的不同观点，从而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方式。
独立之精神使人们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勇敢追求真理和进步。
然而，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不断的锤炼和培养。
首先，我们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因他人的异议而退缩。
无论是在学校、工作场所还是社交圈，我们都应该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他人进行交流和讨论。
其次，我们要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不断开阔自己的知识面。
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拥有更深刻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最后，我们要勇于追求真理和进步。
面对改变和挑战时，我们不能畏惧，而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敢于在困难面前奋勇向前，不断超越自我。
独立之精神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只有拥有这种品质的人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成就自己的人生。
让我们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行动，勇敢追求自由之思想，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成为真正的独立自由的个体。
谢谢大家！。
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国学大师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
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
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
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求学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
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
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
“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由之思想，独⽴之精神“历史传承过程是需要读者、当事⼈、史学家三⽅合作完成的。
我们不断阅读着历史，也在反思着历史。
常说读史明智，可真要读懂历史却需要掌握正确的⽅法，才能得其真传。
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有这么⼀群⼈，他们既是读者，也是史学家，他们以辩证的思维来阅读历史，以批判的⾓度来反观史，同时⼜以旁观的姿态来记录历史，他们就是历史上那些软弱⽽⼜有着铁⾻的⽂⼈。
中国⼈讲史学，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
史才指的是⼀个⼈对历史事件的分析综合能⼒。
它要求⼈能条分缕析地去解读⼀个历史事件，同时⼜能⼀眼望穿事件，说出它的本质所在，与其相似的事件⼜有哪些。
所谓史识，就是能够通览全史，博闻强识，对于历史进程、历史知识有⼀个通盘的把握，并且有⾃⼰独到深刻的见解。
有了史才与史识，还须有的就是史德。
史德，就是读史时要养成的⼀种⼼智修养，从⽽能够在读史时不武断，⽆偏见，不凭⾃⼰的主观臆断去评价历史，下任何结论之前都要经过细致的考察。
以上史才、史识与史德，就是读史修史之⼈的必备素质。
古往今来，具备了史才与史识的⼈不少，真正难能可贵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就是史德。
陈寅恪是民国时的史学⼤家，是近代中国最具声望的⽂化名⼈。
他⼀⽣传奇⽽⼜坎坷，他的史学思想，可以归纳为“⾃由之思想，独⽴之精神”。
陈寅恪研究史学，⾸先将“国”和“天下”予以界定。
“国”是指朝代，亡国是指易姓改朝换代；⽽亡天下则是涉及整个民族兴衰。
这是因为陈寅恪所处的正是政治混乱、政府更迭的时代，他的好友王国维因为⽆法接受清王朝的覆灭⽽固执到⾃杀。
在陈寅恪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国家⽂化的关怀。
⼀个⾜以体现的细节就是，他的著作署的⽇期都是天⼲地⽀和公元纪年，只对于那些皇朝变更的，他才会写上甲⼦并且注上“某帝某元年”。
陈寅恪强调史学要使⽤真材料，注意辨别史料的真伪。
他说我国史料的⼤致情况就是，私家编撰的，容易夸张虚假，⽽官⽅修订的，⼜存在很多忌讳伪饰的部分，所以要考察历史的来龙去脉，如果能将官⽅史书与私⼈著书等量齐观，详细地辨别并且慎重地选取，这样⼤概就能得到真相，就不会有忌讳伪饰的问题了。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以其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陈寅恪的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对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进行探析。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体现在他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观点的坚持上。
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传统观点，而是以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和评价。
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对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文化与制度”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独立的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也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体现在他对知识自由和学术独立的追求上。
陈寅恪曾在《对青年学生的告别书》中提出：“要保持自己个人的独立意见，要有自由散漫的精神。
”他主张学者要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被传统观念和权威压制，要有自由探索的精神。
他还强调学术独立，认为学术研究应该超越政治和时势的干扰，只有保持独立的学术立场，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陈寅恪的自由思想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勇敢探索，独立思考。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还体现在他的学术方法上。
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中，不拘泥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大胆创新，提出了“史事求是”、“实证求证”的研究方法，主张根据史料和事实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他的这种学术方法不仅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也对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也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探析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析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倡导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一直是人们所推崇的。
这两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互相依托，相得益彰。
下面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探析陈寅恪所倡导的这两个概念。
首先是独立之精神。
对于陈寅恪来说，独立意味着不受外界的干扰，不受外来的约束，自己有自己的主张，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在面对种种复杂和残酷的现实条件下，不负以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能够独立思考，在人生道路上走出自己的路子。
在学术界，陈寅恪主张独立思考，不受权威和学派的束缚，不盲从海外学术，坚持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倡导自主与独立。
而在政治方面，陈寅恪坚决反对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干涉，主张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的决策权，独立的民族意识与自主意识。
其次，是自由之思想。
自由的思想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信仰、行为和价值观念的自由把握和主宰。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学术界与政治界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传统上的束缚，思维是相对僵化的，需要突破。
自由之思想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审视。
自由思想鼓励人们不拘一格，勇于挑战固有的思维模式，排斥教条主义和盲从主义，努力探索事物本质和深层次的含义，从而获得更广阔、更深刻的认识。
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相辅相成，它们的关系体现为“自我决策权的发挥”和“自由发挥主体性和个性”。
在现代社会，个体和群体在出行自由、言论自由、对外自主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这也要求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不断开拓创新，勇于创新和创造。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以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为基础，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推翻陈旧的观念，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个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奋斗。
总之，独立之精神是人们在面对困境时成功的关键，而自由之思想则是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源泉。
陈寅恪强调通过独立思考和自由创新，激发内在的动力和潜能，以求人的本真和价值的体现，这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和榜样。
中国经典演讲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
中国经典演讲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中国经典演讲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
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
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
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
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我、你都应该如此。
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
我对胡适也骂过。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中国经典演讲二：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蔡元培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
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
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
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 陈寅恪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博尔赫斯"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鼓励和允许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纽曼林肯说，平等并不是我们都有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命运，而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自由和独立去追逐权利、民主、幸福、教育与职业……这些独立的，曾经被杰佛逊、富兰克林们视为建国理想的自由权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活跃，以往费劲心力想要消除的限制如今正回归并越来越多.911，它的影响在如今一步步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许多人认为，它改变了当今世界的走向.我却以为，它不过是一助推器，加速了这种早已存在的改变而已.以政府而言，譬如美国，这个国家正深深陷入保守之中.每天，借着自由的名义，政府正在夺走自由，它的做法如此娴熟巧妙，以致于大部分的人并不知情.911后，自由民权、应当有的法律权利不应当受到歧视影响的观点和原则被政府抛到了九霄云外，类似"2003年国內安全提升法案"的对自由的践踏体现了这种趋向.革命导致了成长、繁荣，他们重视自由，并强调权利和责任.然而在某个时候，成长与发展停止了，保存前人的努力成果成了强调的焦点，社会反而进入一个限制成长的时期.人类天性对安全感的欲望是否真的比创立自由来的强烈呢？即使一小撮的自由权也能被创立而繁盛多年.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对安全感的渴求逐渐产生，开始要求更多的控制.自由便开始腐蚀了.自由，曾经的理念正逐渐沦为形式.为了一部分自由，我们放弃和被迫放弃了更多的自由.2001年的夏天，杭州，一如既往的炎热，却有两个人的两句话如刀锋凛然划开了混沌. 我们大二时的年级主任吴先生，一个毕业不久的留校生，他给我们的见面礼就是把所有人以往的成绩单全部寄回家，好好地晾晒了一把.这，仅仅是一场暗战的开始.两年之后，在我的大学回忆中，将之称为我们班对一个人的战争.仅仅是我们班，因为其他四个班都已经屈服和沉默了.在暗流潜涌中，直接的冲突终于爆发.某个晚上，我们聚集在寝室里看碟片，吴先生悄然出现，在宣扬了一通所谓学校的精神后，提出没收我们的VCD机，因为它妨碍了我们学习. 早已半公开对抗许久的我们被彻底激怒了，小小的房间挤满了二十多人，和吴先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即使是一个刚刚结束学生生涯的大学老师，某些东西却已在我们之间划开了一条无形的鸿沟，吞没了一切锐气和理想和浪漫，可怕的精神阉割.在争执中，我的一位平时沉默寡语的同学说出了一句让我至今久久难忘的话："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让不让我们活？让我们怎么活？这是个问题.那时在迷恋许知远的文字，70S的忧伤.是他让我思考，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大学，怎样的教育，怎样的自由.在讲述了一个喜欢偷窥学生上课的训导主任的故事后，他告诉我们："他们虽小，也是个人，需要人的基本尊严，教育的努力是给人尊严，而不是剥夺尊严." 文明的进步是给人自由，而不是剥夺自由.浙江台的下午档经常会播放一些老影片，放假后百无聊赖的我常常靠这打发一个无趣的白天.奇怪的是，很多时候，编导都选择科幻片，可能，因为这样的时间，思维都会被空气凝固，需要一些幻想来活跃.确实如此，那一天，我看的是楚门的世界（Trueman Show）,金·凯利的作品.一个出生起便被5000架摄象机监视，一举一动都被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直播的"超级明星"，他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电影的道具，当然他自己也是，Super Star.当他逐渐成长，终于发现自己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即便前途如此未知，留下的诱惑如此巨大，他依然选择了离开.离开，因为，自由的尊严.即使你拥有其他的自由，却没有某一项自由，你便无法真正地拥有其他自由.天赋自由.任何自由，不可以用重要性来划分等级.数天之后，在学校广播台狭小的播音间里，借着新鲜的冲动，我和这个校园里最锋利而被排挤的老师讨论自由，之于大学. 他刚刚因为被一个优等生投诉，上课时经常跳开讲课本以外的东西而被处分.而我，刚刚成为学校电台的台长和思政网站的站长，管理着学校的宣传喉舌.非常有意味的组合.因为当今学校电台的式微，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我们也长时间的回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大学，西南联大，蔡元培，理想与精神气质，独立于政治和社会.而前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室友们为他的遭遇夜不能寐，久久的争论，因为很不幸，这个投诉者来自我们这个素来以叛逆著称的班级.***说，如今的大学生都是幼稚园级的，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在填鸭和书山题海的中学教育后，大学又压制对于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自由，所以现在的大学出产的都是机械化的产物，一如爱因斯坦所言："一条受过训练的狗".节目结束的时候，这位我所尊敬的老师问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否觉得悲哀.我默然，"早已经学会了随波逐流".随波逐流，而竺可桢先生说过："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然而更让我们觉得可悲的是，更多的人，对自由精神的淡漠和对这种淡漠表现出来的麻木和习惯.当一个时代的背影只能靠文人撑起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悲剧的发生.肯德基的落地玻璃上拍上血手印的刹那，求的是快意.但当文人甚至不能呐喊，或者对被禁止站出来呐喊习以为常的麻木时，这个时代就彻底沦丧了.压制自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压制的无动于衷.自由，就是追求任何吸引你智慧和灵智的生活，以及为了这种追求而奋斗的权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是我对陈寅恪先生的解读.我是如此的羡慕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说，我们还年轻，我们在路上. 我们在路上，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和驯化的教育背景，注定了我们的软弱，注定了我们对自由、独立的渴盼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自由、正义、平等的旗帜应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却只是遥遥望着，像是在看风景，又像是在等待.这是一个没有颜色的青春.最后，我想引用康德的一段话来结束.我记得某人说过，大量的引用，不过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虚无，我想我就是."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该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引用)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博尔赫斯"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鼓励和允许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纽曼林肯说，平等并不是我们都有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命运，而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自由和独立去追逐权利、民主、幸福、教育与职业......这些独立的，曾经被杰佛逊、富兰克林们视为建国理想的自由权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活跃，以往费劲心力想要消除的限制如今正回归并越来越多.911，它的影响在如今一步步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许多人认为，它改变了当今世界的走向.我却以为，它不过是一助推器，加速了这种早已存在的改变而已.以政府而言，譬如美国，这个国家正深深陷入保守之中.每天，借着自由的名义，政府正在夺走自由，它的做法如此娴熟巧妙，以致于大部分的人并不知情.911后，自由民权、应当有的法律权利不应当受到歧视影响的观点和原则被政府抛到了九霄云外，类似"2003年国內安全提升法案"的对自由的践踏体现了这种趋向.革命导致了成长、繁荣，他们重视自由，并强调权利和责任.然而在某个时候，成长与发展停止了，保存前人的努力成果成了强调的焦点，社会反而进入一个限制成长的时期.人类天性对安全感的欲望是否真的比创立自由来的强烈呢？即使一小撮的自由权也能被创立而繁盛多年.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对安全感的渴求逐渐产生，开始要求更多的控制.自由便开始腐蚀了.自由，曾经的理念正逐渐沦为形式.为了一部分自由，我们放弃和被迫放弃了更多的自由.让我们觉得可悲的是，更多的人，对自由精神的淡漠和对这种淡漠表现出来的麻木和习惯.当一个时代的背影只能靠文人撑起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悲剧的发生.肯德基的落地玻璃上拍上血手印的刹那，求的是快意.但当文人甚至不能呐喊，或者对被禁止站出来呐喊习以为常的麻木时，这个时代就彻底沦丧了.压制自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压制的无动于衷.自由，就是追求任何吸引你智慧和灵智的生活，以及为了这种追求而奋斗的权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是我对陈寅恪先生的解读.我是如此的羡慕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说，我们还年轻，我们在路上. 我们在路上，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和驯化的教育背景，注定了我们的软弱，注定了我们对自由、独立的渴盼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自由、正义、平等的旗帜应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却只是遥遥望着，像是在看风景，又像是在等待.这是一个没有颜色的青春.最后，我想引用康德的一段话来结束.我记得某人说过，大量的引用，不过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虚无，我想我就是."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该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最近在看陈寅恪的传记，的确陈老一生所追求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贯穿了他的生命，尤其是在最后的二十年里，表现的尤其突出。
独立之精神_自由之思想_试析陈寅恪先生治学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试析陈寅恪先生治学思想刘 洋陈寅恪(1890 1969年),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
祖父陈宝箴(右铭),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主持湖南新政,维新失败后被革职。
父三立,字伯严,又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四大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陶宝廉、吴保初齐名,有#散原精舍诗∃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
1925年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校内以至国内外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誉。
他来清华后,即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稍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惟一的一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和历史组主任。
西南联大时期,同时兼有!部聘教授∀荣衔,并被英国牛津大学特聘为第一位华籍汉学客座教授,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堪称名满天下的国学泰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所崇奉、践履的为学准则,为后人治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1927年端午节前夕,身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王国维先生纵身投入颐和园昆明湖。
1929年,他的清华同事、好友,另一位学术巨擘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为他写了如下碑文:!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两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竞。
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茨不获已,谨举先生之至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斯60&读 书&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率,系哀思而不忘。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暂无来源：《教育家》 2016年第7期文/ 刘斌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幽静的清华园，矗立着王国维的纪念碑，学子们每经此地总会怀着对一代国学大师的崇敬与惋惜的心情，而又总会为在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陈寅恪所写的碑铭所感动与激励。
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练的语言总结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要求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
早在1905 年，王国维即论述了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
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
”因而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天职，他希望“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
他评论学术界时，主张将学术研究视为目的，而非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这样学术才能独立，而“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自杀方式表现的独立与自由是伟大而永恒的。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学术史上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开拓出了崭新的学术路径，这其中陈寅恪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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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中国人若有这两样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必将会有更多的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涌现出来，也必将改变无数国人的生活品质。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一）今年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离世40周年。
11月中，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而40年前的春天，时年79岁的陈寅恪正是由这里被扫地出门，此后，这个既盲且膑的老人终于不堪折磨，泪尽气竭，从而提前到达了生命的终点。
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
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
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
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
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
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
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余英时之说最见中肯（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版《现代学人与学术》）。
陈师平生亲近的友朋不多，有能力追随他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唯周一良、蒋天枢等少数弟子，才觉得听陈师讲课比看一场大戏还要幸福。
陈寅恪识才用人重出身，崇士族。
理由是：“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其重要之影响。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本人即出生官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贬斥。
寅恪早年受教于私学，同堂者还有茅以升；12岁即负笈东渡，同船者有周树人。
此后断续留学15载，研读于欧美多所名校，备受赞誉。
只因将学位视为身外之物，竟未得一纸文凭（后辈钱钟书留洋经历亦似陈师）。
被荐入清华时，曹氏校长因陈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欲拒之。
梁启超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遂得聘。
此后凡有陈寅恪讲课，常有京师各校教授旁听，陈亦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奉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
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
抗战期间，寅恪一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国家光复时他却双目失明。
期间任职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一组组长。
时联大名教授刘文典扬言：“陈寅恪（月薪）值400大洋，我值40大洋，沈从文只值4块大洋。
”解放后中山大学评教授，因陈被评为一级，其他人学问再高也无与比肩，结果均在二级以下。
寅恪一生无党无派，却因学问之高，而使各派政治领袖无不仰视，传为美谈。
1949年共军围城，寅恪与胡适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而绝不赴台，亦不从妻愿去香港，执意偏安岭南。
后人分析，这既出于家国情怀，及残躯不便，亦有对国民党失望、对新政权观望之意。
传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曾询问陈寅恪下落（据传其著作中引用了陈的考证），毛回国方知陈在中大，即令优渥，执政广东的陶铸遂成为陈师的保护伞。
60年代初，曾有多位高级领导亲自造访陈家小楼，如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
惟后者求访时值寅恪生病而未见，康遂生芥蒂。
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当局优待，但从此期诗作看，其心境始终郁郁。
学术成就仅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种，且未得出版，选题也不似大家境界。
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然其出书计划始终不允（其间有康生的指令），遂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据余英时详考，陈渐已觉察到，在革命化的新史学中，自己“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
这对陈而言，必痛莫大焉。
故此，方能理解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实为“述事言情，悲生悯死”之作。
正如作者在“稿竟说偈”中所言：奇女气消，三百载下。
孰发幽光，陈最良也。
嗟陈教授，越教越哑。
丽香闹学，皋比绝舍（注：此二句似讽学生造反，师道不存）……怒骂嬉笑，亦俚亦雅。
非旧非新，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贮泪盈把。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二）最能体现陈寅恪风骨的是1953年他口述给北京的一封信。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议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分任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所所长。
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分别致函，盛邀陈迁京就职。
双目已盲的陈寅恪口述覆信，提出两个条件：“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否則，就不谈学术研究。
”在当时政治情势下，敢以不奉马列、不学政治为就任所长的前提，并要求国家领袖书面保证做挡箭牌，且不论陈寅恪是否“愚腐”或托辞不往，都堪称胆大包天。
不过细想，此话确与陈的一贯思想相一致。
这个“从不对共产党说假话”的人，大事当前，似乎也只能这样回答。
此信一出，再无声息，陈也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新史学的赶超对象。
郭沫若1958年给北大历史系《关于厚今薄古》的信中宣称：“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如今再看，郭的后期表现已成了文化的笑柄，范的历史研究已经沒有价值，只有陈寅恪至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时代的大动荡中，陈寅恪之所以未随风倒，既在于他学术上的强烈自信，更因为始终一贯地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追根寻源，这一思想应形成于上世纪初，张扬于1920年代。
当年，陈寅恪与王国维共事清华而成为忘年交，王后来自沉绝世，清华学生向遗体三鞠躬，唯陈寅恪行三拜九叩大礼。
对静安之死，当时众说纷纭，陈寅恪对此则有深刻的理解：“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1929年即王国维辞世两年后，在清华大学为之立碑纪念时，陈慨然命笔，写下传颂至今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实证明，寅恪师提出的这一思想，的确被民国时期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坚持着。
有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蔡元培发端的北大精神才可能在战乱中历久而不变，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编入教材，共产主义学说才作为一种自由选择而未成为大学的异端。
而如今，大学精神的全面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独立、自由”的缺失当为本源。
想到80年前，陈师是那样信奉这一真理，称之“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料也有暗淡之时。
若使发扬光大，仍需后人努力。
晚年陈寅恪，已到“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年为诗欠斫头”境地，仍明知不可而为之，底线绝不改变。
1957年，他在给友人刘铭恕的信中说：“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
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
”余英时考，太史公为司马迁，冲虚真人乃列御寇，陈的“游戏试验”仍坚持不用马列主义的方法。
可谓“愚顽”至极。
1958年，中山大学部分师生以“厚古薄今”、“无聊考证”之名向陈师问罪。
陈悲愤交集，致书校长：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自躲一处著书立说。
中大不敢造次，仍留陈住校内。
三年后，栖身武汉大学的吴宓来广州探访陈师，相见甚欢。
这位老清华的教务长在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
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陈寅恪之特立独行，政治是非暂且不论，的确体现着学人的操守和完整的人格。
余英时遂生慨叹：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
陈寅恪的遗产关于陈寅恪凄惶的晚年，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已有详述。
按中山大学教授梁宗岱的说法，陈是被造反派安在床头的高音喇叭吓死的，或许有些夸张。
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若是不被撵出他住了近20年的那座小楼，肯定会多活上几年。
寅恪之死，当年在大陆悄无声息。
即使后来拨乱反正，陈的价值仍未得到充分肯定，至多被当作一个博学而孤傲的史家，放在“过去式”里给予泛泛的尊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知识界因思想启蒙运动遭遇挫折、渐趋功利化或犬儒化时，已在地下沉寂20多年的陈寅恪才重新被人提起，进而被一些智识者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标。
受大陆学界影响，海外学者余英时等也推波助澜，以一系列专论对陈的学术思想深入剖析、不吝张扬。
神秘的陈寅恪这才被揭开面纱，恢复其本来面目，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
时至今日，当中国的教育进退失据、学术精神渐趋泯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一派浑沌之时，重提陈寅恪，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泯灭文化的时代而开始尊重大师时，却突然发现，在眼下的文化土壤上，再也没有站立着的大师了。
勿庸置疑，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杰出的代表，和值得当代学人仰慕的高峰。
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大博大雅，在他的时代乃至当代，无人能出其右。
从余英时说，陈寅恪的学术权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一是博通多种古典语文，二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亲切了解，三是对与史学有关的辅助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四是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掌握达到惊人的广度和高度（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对此，今日学人只能望其项背。
姜亮夫回忆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受教经历时曾说：“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
”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陈师常以八九种语言释文讲义，连国学根底不错的姜亮夫能听懂的内容也不过三成；这曾极大地打击了他治学的信心，幸得黄侃先生鼓励才坚持下来。
实际上，就连胡适、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陈寅恪也为之提供了许多高见、解决了不少问题。
如此“通儒”，史上罕见。
陈寅恪的价值不仅在学术本身。
就现实的意义而言，他对学术理想的坚持、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弘扬，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