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在晚明最后的四年，钱谦益赋闲，精神状态介于道、儒之间。陈寅恪为他的入世情怀感动，同情于他的际遇，也因此为他辩护。陈寅恪自己是一个出世者，关注的是大概念的社会—人性或文化，他对钱谦益的理解是深刻的，区别于那些喧嚣而行的斗士们。

一、人治与理治的辩证

《说剑篇》见于【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写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

壶公注：

辛巳年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壬午年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这是大明朝最后的4年。无论从任何角度说，这一段历史都是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历史，这种关注更重要的是省悟，如同晨钟暮鼓。

《说剑篇》相关两篇：

其一、【燕誉堂秋夕】

雨过轩窗浴罢时，水天闲话少人知。凭阑密意星娥晓，出幌新妆月姊窥。

斗草空阶蛩自语，采花团扇蝶相随。《夜来》一曲君应记，飒飒秋风起桂枝。

其二、【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在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钱谦益和柳如是二人，在《夜来》歌唱中，在洞房清夜秋灯里，居然不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而是感受着秋风飒飒的时局，议论着剑气吞吐的庄周论战。

从两诗的意境看，其一篇是以柳如是的口气写，浴罢、新妆、斗草、扇蝶，沉迷之际却又提醒自己新婚的夫君：飒飒秋风起矣，时局不宁。其二篇以钱谦益的口气写，东虏游魂、双鬓皤然、贳酒论兵、凉风细雨，勾画了当其时社会的内忧外

患与参与者的无边愁怆。作者叹到，多少英雄马革裹尸，我的人生也在磨蚀中进入了晚年。可是在这洞房花烛夜，清夜秋灯里，我们说的还只能是那些我们无法排解的苦难。

应该说明的是，《说剑篇》写的不是铸剑技巧、运剑方法，文章以剑为载体论述了关于力、势、道三个不同层面的战略思想。《说剑篇》与墨子的《非攻》一样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亮点。

当然，在基本点上仍然存在差别，例如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墨子以立于“天下”的高度论证，任何战争都是权力者的争权夺利，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孟子没有墨子式的平民倾向，但是他说：“春秋无义战。”而庄子则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的激愤源于其对于大道的理解和坚持，是对公平正义的理解的和坚持。当孙中山大书“天下为公”的时候，当中共坚持其旗帜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明白庄子的“道”从三千前至于今天，至于今天仍然必须坚持。

应该注意到，陈寅恪读罢《说剑篇》相关的两篇他的心情受到两个层次的激动：

其一、新婚宴尔的钱谦益，不是在银釭斜照、黼帐高张之时，撤粧流盼，怜此佳人，却在为国事担忧。尤其是柳如是，一个刚刚脱离风尘的女流，《夜来》曲后居然和夫君进入庄周《说剑篇》的讨论—中国史上能够进入这一层面讨论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其二、关于“道”，笔者在【《三国》的启发】中曾经谈到司马懿先生。笔者写到：

“曹操在赤壁战中有‘三笑’，笑一次败一次，最后仅仅靠关羽的怜悯而以身免。曹操也算是一世枭雄了，可惜也只限于知‘力’、知‘势’而已。司马懿听腻了曹操的笑话，于是就打瞌睡。曹操最后不得不屈尊就教，司马懿最后不能不告诉他：你说的什么也不是，赤壁兵败的原因在于‘道’。”陈寅恪先生是中国中、近代史学的权威学者，对于魏晋往事了如指掌。在《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中陈寅恪讨论了当其时中国的阶级分析，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角逐发生在皇室贵族、世家豪族和非儒家的寒族之间。刘备以兴汉为意，侈谈仁义，代表皇室贵族；曹操籍权术蔑视陈腐朝廷，代表非儒家的寒族；而司马懿代表的世家豪族，其志在道与术的统一。中国的封建史与欧洲的封建史并不相同，基本上是世家豪族的游戏—谁来坐庄。旧的应该去了，寒族的胜算

却太少，司马懿胜在合理，更胜在合度，合理、合度即为道。

正是庄子的说剑--道的演绎，陈寅恪在【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里读到了知音。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能够感觉到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具有世家豪族的特色，重于道而轻于治，这一点也体现在钱谦益的学生顾炎武的那一节著名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中。

中国思想自魏晋后逐渐摆脱“人治”而走向“理治”。所谓“理”，朱熹以“性即理”论之，也就是说“理治”是文化之治，是共识之治。

从“人治”走向“理治”，这是中国走出类西方中世纪的历程，尽管这一演变过程极其缓慢，但是在民族精英的层面上这一观念却是明白的，不仅仅表达于晚明的钱谦益，晚清的曾国藩思想亦是—读其《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讨粤匪檄》篇可知--《敬》章是满酋咸丰“怒掷于地”的奏折。而梁启超同样有此理解，在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已经为“天下”与“匹夫”建立了自然的联系--“匹夫”即不期待救世主，更无需受制于救世主。精于魏晋之学、学贯中西的陈寅恪于此具有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他从钱谦益的诗中读到的是发自内心的共鸣。这一点正好说明此四人受到社

会种种误解的原因。

二、隐与仕的辩证

以“道”的高度来看待当下中国所面对的态势，可谓经纬分明，胜负在算、信心十足。不幸的是，钱、柳不能，陈寅恪也不能，他们只能愁怆地面对中国文化的陨落，面对中国政治的混乱，这一切毕竟不是个人的问题。经过民国衰败，处于东正教影响巨大的时代，陈寅恪当然能够理解钱谦益。因于“道”的理解，陈寅恪具有钱、柳同样的、博大的视野，但是他也和钱、柳一样处于一种尴尬中，例如被他的弟子李慎之解释为西奴派。

所谓道，它是一个自然形态，明末人物种种，“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更多地表达了人与社会自然的互动，而钱谦益的另外一些子弟如归庄、顾炎武、黄宗羲等则陷于父辈的苦难或狭隘的思维中无法自拔，演绎了一场从激昂到衰竭的悲剧。

钱谦益的思想有儒、道二重性，即入仕、出世的矛盾人格。有博友不能认同我对钱谦益的评价，认为可以肯定的应该是明宗室朱耷。朱耷是明宁王朱权后裔，但是明亡过程中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