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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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

论钱谦益的生死观与人生道路

钱谦益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他于明代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数朝。

钱谦益一生展现给世人的有三种形象,甲申之变前是一个拥有“四海宗盟五十年”[1](卷二,《八哀诗·钱牧斋宗伯》)盛誉的文坛领袖和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济世救国之志的端人正士,甲申后则成为覥颜事清、首鼠两端的失节之人,清初他又辞去官职,成为抗清复明的志士。

钱氏形象之“三变”让时人费解、惋惜甚至痛骂。

更被乾隆帝等人称为“反复无常”之小人,但我以为钱氏之行为的成因与明代经济文化的发展、诡谲的政治斗争和动荡残酷的明清鼎革之现实等诸种因素合力作用有密切关系。

我们只有在这诸多因素的考虑中,仔细体察钱氏复杂的心态,尤其是他生死观的发展和转变,才能解释他所作所为的复杂多变。

钱氏历史形象之“三变”的根源在于他所处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死观之“三变”,将这个大时代的历史现状、士人的境遇及钱氏的诗文结合起来观照,我们不难看到钱氏的复杂心迹及生死观的演变。

一、钱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儒家生死观的形成(一)家学渊源钱谦益生活在江苏常熟一个家境富足的诗礼簪缨之族。

他对自己家世历史悠久、文采风流深感自豪,对祖先的辉煌更是念念不忘,专门写了《牧斋家乘文》一卷,以周代钱铿为有姓之祖,源流极为弘长。

其诗:“三世版图归脱屣,千年宗镜护传灯。

”[2](卷十三,《病榻消寒杂咏》)赞扬其祖钱鏐在唐五代时期建国吴越,占据江浙之地。

[3]钱谦益祖父钱顺时,进士出身,关心时事,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为钱氏家族留下了世代楷模。

钱谦益在《请诰命事略》中赞其:“倜傥有大志,不屑为章句小儒”,“讲求天文、律历、河渠、兵、农诸家之学,提纲举,荟蕞成书,凡百余卷”,“为《通典》、《通考》之流”。

并提到钱顺时于冬天奉诏向辽阳军送饷,面对隆冬绝塞,朔风袭骨,他慷慨而言:“吾一人寒,其忍十万人饥乎?”[4](卷七十四,《请诰命事略》)后因心力交瘁,传染疫疠,竟以此病卒。

其父钱世扬,长于经学,精于史学,且“好谈古忠节奇伟事,每称述杨忠愍、海忠介诸公,嚼齿奋臂,欲出其间”,[4](卷七十四,《请诰命事略》)并与东林党人往来密切,试图救世济民。

论史家陈寅恪的旧体诗

论史家陈寅恪的旧体诗

二○二○年·第一期文苑漫步39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陈三立第三子。

胡先骕列近数十年来具有伟大魄力之作家与学者,将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等并列。

他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史学大师、文化巨匠,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一、陈寅恪的诗学渊源陈寅恪作诗,旁搜远绍。

从诗集中可见,他读过不少诗。

其诗兼采唐宋,于唐诗受杜甫影响较大,如:“看花愁近最高楼”(《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化自杜甫“花近高楼伤客心”(《登楼》)。

又:“莫道京华似弈棋”(《乙酉新历七夕》)、“自古长安如弈戏”(《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土蕃石刻补正史事》),均化自杜诗“闻道长安似弈棋”(《秋兴》)。

又“眼枯无泪溅花开”(《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反用杜甫“感时花溅泪”意。

还有诗句比拟为杜甫:“少陵久负看花眼”(《目疾未愈拟先事休养再求良医》),又“归去含凄自闭门”(《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

杜甫诗“含凄”两字屡见,如:“含凄觉汝贤”(《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

又“一树枯楠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上句用杜甫《枯楠》诗意,下句化自杜诗:“恶竹应须斩千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又“五诗犹抵万黄金”(《杨遇夫寄示自寿诗五首即赋一律祝之》),即化自杜诗“家书抵万金”。

“杜公披雾花仍隔”(《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化自杜诗:“老年花似雾中看”(杜甫《小寒食舟中作》)。

陈寅恪曾两度谒杜工部祠,足见对杜甫的崇敬。

其乃因杜甫“千古文章孤愤在”(《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

陈寅恪有《读昌黎诗遥想燕都花事》,可见对韩愈诗也很熟悉。

又《失题》“东坡聊可充中隐,吏部终难信大颠”,吏部即韩愈,曾官吏部侍郎。

陈寅恪对李商隐诗也十分推重,特别是义山的咏史诗与无题诗,有《乙未七夕读义山马嵬诗有感》云:“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刘克敌)| [<<][>>]内容提要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

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

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好这一问题。

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关键词陈寅恪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一1927年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撰写的一系列纪念性诗文中多次提及屈原。

也许作如此类比并不恰当,但显然陈寅恪所强调的是他们内在的一致,即都是基于对现实的绝望和信念的破灭,至于导致他们自之具体直接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不必过分看重的。

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俄底浦斯被放逐的故事,后人据此写成同名悲剧,其直面人生的冷酷与命运的无常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以至俄底浦斯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而被经久不衰的研究。

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屈原和王国维又写过什么?不错,曾经有过一部关于屈原的现代话剧,但剧中的屈原却是一个被人为拨高和庸俗实用化的所谓进步文人,那不是历史上的屈原,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屈原。

相对于俄底浦斯对冷酷命运的一次次反抗,屈原虽然也有过“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却并未真正清醒到去追问一切的程度,对于造成其悲剧的,他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忠君思想的深刻烙印妨碍了他对自我独立价值的确认和思考,惟有发几句牢骚而已,屈原始终没有想通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是什么人?在那个时代他的位置如果不在宫迁又能在哪里?也即除了忠君之外,一旦不被信任,他还有何中可做?他回答不出,只有自杀。

钱谦益的作品《投笔集》

钱谦益的作品《投笔集》

钱谦益的作品《投笔集》《投笔集》是钱谦益最后一个诗集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取班超“投笔从戎”之意以命名。

全集共108首诗,均为七律,其中104首分为十三叠,每叠八首.均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构成有清一代绝大之组诗。

《投笔集》的创作始于顺治十六年,终于康熙二年,历时五载,其内容都与复明水师进取东南和永历政权的形势有关,其中也贯穿了他和柳如是抗清复明的心迹和踪迹。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对这组诗评价极高:“谱诗摹拟少陵,人其堂奥,自不待言。

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身所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

故就此点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

”《投笔集》以七律组诗的形式纪传记史,内容博大宏厚,不仅开拓了七言律诗题材的范围,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在意象的创造上,突出的体现了意象成系列的特点。

诗中集中体现了三个意象系列:诗人自我,复明武装,永历皂帝。

在诗人自我这个系列里,作者从两方面刻画自我形象和他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结构上,联章诗要求“和观之,联章若一章;分观之,各章又自成章,其先后次第,自有一定不紊之条理”。

《投笔集》为了使结构严密,采取了多种手法,其中有纵横交叉的贯通方式。

《投笔集》次杜甫《秋兴八首》的韵,从纵的看,是十三叠以八首为单位的组诗;把十三叠排列起来,押同韵的诗又是八组,各组十三首,这样,利用同韵,每叠一首,反复申写一个意象,赋物抒怀,随韵写志,十三叠诗一组有一组之意境,一韵有一韵的情怀。

因此,尽管《投笔集》是七律诗体的最大组诗,仍然是大而有物,丰富中有秩序,体现了诗歌史上少有的宏大典丽而布局有致的美感力量。

名作欣赏|钱谦益《投笔集》

名作欣赏|钱谦益《投笔集》

名作欣赏|钱谦益《投笔集》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投笔集】钱谦益步韵杜甫秋兴八首,凡十三叠一百零四首。

另加四首自题共一百零八首,合成《投笔集》。

被陈寅恪誉为“明清之际的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乃五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己亥七月初一作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

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

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碪。

杂虏横弋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

金陵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

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战鬼哭胡笳。

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大火西浪汉再晖,金风初劲朔风微。

沟填羯网那堪脔,竿挂胡头岂解飞。

高帝旌旂如在眼,长沙子弟肯相违。

名王俘馘生兵尽,敢道秋高牧马肥。

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

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

住山师子频申久,起陆龙蛇撇捩迟。

杀尽羯奴才敛手,推枰何用更寻思。

壁垒参差垒海山,天兵照雪下云山。

生奴八部忧悬首,死虏千秋悔入关。

箕尾廓清还斗极,鹑头送喜动天颜。

枕弋席蒿孤臣事,敢拟逍遥供奉班。

弋船十万指吴头,太白芒寒八月秋。

肥水共传风鹤警,台城无那纸鸢愁。

白头应笑皆辽豕,黄口谁容作海鸥。

为报新亭垂泪客,却收残泪览神州。

铃索警传航海功,秋宵蜡炬井梧中。

冯夷怒击前潮鼓,飓母谁催后鷁风?蛟吐阵烟掀浪黑,猩殷袍血射波红。

秦淮卖酒唐时女,醉倒开元鹤发翁。

金刀复汉事逶迤,黄鹄俄传反复陂。

武库再归三尺剑,孝陵重长万年枝。

天轮只傍丹心转,日驾全凭只手移。

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

后秋兴八首之二八月初二日闻警而作王师横海阵如林,士马奔驰甲仗森。

戎备偶然疏壁下,偏师何意溃城阴。

凭将按剑申军令,更插靴刀儆士心。

野老更阑愁不寐,误听刁斗作秋砧。

羽檄横飞建旆斜,便应一战决戎华。

戈船迅比追风骑,戎垒高于贯月槎。

编户争传归汉籍,死声早已入胡笳。

江天夜报南沙火,簇簇银灯满盏花。

龙河汉帜散沈晖,万嵗楼边候火微。

卷地楼船横海去,射天鸣镝夹江飞。

钱谦益论文列朝诗集小传论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七子的抨击及其动因

钱谦益论文列朝诗集小传论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七子的抨击及其动因

钱谦益论文列朝诗集小传论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七子的抨击及其动因摘要: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七子及竟陵抨击最甚,竟陵不受好评,在当时为学界共识,对七子的抨击却往往惹人非议。

钱牧斋对七子的抨击态度如此激烈,固然有门户之习方面的原因,然联系牧斋所处之环境及其文运系乎国运的观点,则不难理解作为文运转折点的七子何以会激起牧斋的愤激之情。

牧斋以为,七子为文运之转折点,国运盛衰亦从之转变。

关键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七子钱谦益对七子的激烈抨击往往为人所不解,论者多指为出于门户之争,钱谦益欲借打击七子来抬高自身的地位。

本文联系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的修史动机,分析钱氏抨击七子的原因不限于埴坫之争,更有身处鼎革的贰臣对国运的反思。

钱谦益本着文运系乎国运的观点,认为七子为明朝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明朝由盛转衰。

一、钱谦益对七子的抨击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七子派抨击不遗余力,对于李、何、王、李四人及其追随者的效法汉唐,钱氏多次使用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词语予以抨击,称之“模拟剽贼”(李副使梦阳)、“窜窃剽贼”(蔡孔目羽)、“讹谬之学”(何副使景明)、“谬种流传”(李按察攀龙)等等。

小传中对七子的抨击于“李梦阳”条的表达最为人所关注:“献吉生休明之代,负雄鸷之才,倜然谓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以复古为己任。

信阳何仲默起而应之。

自时厥后,齐吴代兴,江楚特起,北地之埴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余子焉。

呜呼,何其誖也!何其陋也!夷考其实,平心而论之,由本朝之诗,溯而上之,格律差殊,风调各别,标举兴会,舒写性情,其源流则一而已矣。

献吉以复古自命,日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

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日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献吉曰:‘不读唐以后书。

【一代名妓:柳如是的最终结局】

【一代名妓:柳如是的最终结局】

【⼀代名妓:柳如是的最终结局】【⼀代名妓:柳如是的最终结局】常熟虞⼭钱谦益墓、柳如是墓郑祖安、蒋明宏主编的《徐霞客与⼭⽔⽂化》⼀书第⼆篇第六节介绍徐霞客⼀⽣结交的朋友,其中有钱谦益。

⽂中写到“钱谦益,号牧斋,江苏常熟⼈,与江阴相邻,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学者,徐霞客是经⼈介绍与之结识的。

徐霞客与之年龄相仿,与之结识,⼀是出于对他学识的钦佩,也是对他在与魏忠贤集团⽃争中的品节表⽰敬佩。

霞客在游恒⼭后曾顺路(北京)拜访过钱谦益。

在西南远游时曾将《溯江纪源》寄给钱,受其赞赏。

徐霞客去世后,钱谦益称《游记》为‘世间真⽂字、⼤⽂字、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并将它推荐给当时全国最⼤的刻书家⽑晋刊印,另嘱徐仲昭(霞客族叔)‘刻游记书’以传后世。

”后来钱谦益还撰写了⼀篇《徐霞客传》。

这样⼀位⼈物,⾃然在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重游常熟便将寻访钱谦益墓列⼊了计划,但只知其墓在虞⼭拂⽔岩下,拂⽔岩在哪⾥却并不知道。

但事有凑巧,就在我们参观过翁同和纪念馆前去寻找“翁⽒新阡”时,时云彬眼快,在⼭南路左边看到了钱谦益墓的指⽰牌,相隔50多⽶⼜看到了柳如是墓的指⽰牌。

⽤得着⼀句旧话“踏破铁鞋⽆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钱谦墓坐北朝南,建在公路边⼀⽚树林内。

⼀条⼆三⽶宽、⽤⼩⽯⼦铺设的便道通向墓园前端。

墓园中轴线前端⽴有⼀块⽯碑,正⾯刻的是“江苏省⽂物保护单位:钱谦益墓”。

背⾯刻的是钱谦益⽣平简介:钱谦益(1582—1664)字受⽣,号牧斋,晚号东涧⽼⼈。

明万历进⼠,官⾄礼部侍郞,南明时任礼部尚书。

后降清,充《明史》副总裁。

为明末清初著名⽂学家、藏书家。

墓处虞⼭拂⽔岩下,原有地⾯建筑已毁。

2004年是墓与柳如是墓合并为江苏省⽂物保护单位“钱谦益墓、柳如是墓”。

⽯碑⾄坟墓中间偏右位置建有⼀座⽅形⽯祭亭,⽯亭前柱刻着⼀副对联“遗民⽼似孤花在;陈迹闲随旧燕寻”。

似乎说,钱谦益晚年似⼀⽀被世⼈遗弃的孤花,⽂才虽好,却是明朝旧官,清朝“贰⾂”。

陈寅恪诗用典

陈寅恪诗用典

陈寅恪诗用典如下:
陈寅恪,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和诗人,他的诗作享誉全国以至海外。

他的诗中充满了丰富的用典,如在《十年诗用听水斋韵》中,“金谷繁华四散空,但闻啼鸟怨东风。

楼台基坏丛生棘,花木根虚久穴虫。

蝶使几番飞不断,蚁宫何日战方终。


另外,陈寅恪与钱锺书的诗中也有用同一典故的例子,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显示了他们一般知识系统的范围,阅读趣味以及记忆专注某一事物等特点。

例如在陈寅恪的《客南归述所闻戏作一绝》中,最后两句:“可怜鴃舌空相问,不识何方有鉴湖。

”和钱锺书的《北游记事诗》中的一句:“如何欲话经时别,鴃舌南蛮意未申”。

总的来说,陈寅恪的诗歌创作深受读者喜爱和学术界推崇,不仅因为他的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更因为他能在诗中巧妙融入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和个人情感的表达。

钱谦益诗歌话语中的身份建构

钱谦益诗歌话语中的身份建构

钱谦益诗歌话语中的身份建构朱广霖【摘要】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初四钱谦益夜宴述古堂,创作七律四首,建构起一组多重身份:独立者、抱恨者、文献家、士绅名流.述古堂主人钱曾和诗四首,对钱谦益诗中的多重身份建构持混杂的认同态度.此夜钱谦益另有八首七律,建构了另一组趋向强化的身份:复明活动的拥护者、参与者、指挥者、建功者.这些诗歌话语活动实为个体身份之擦抹特性在具体语境中的呈现,更展现出易代之际的钱谦益亦此亦彼的身份状态,以及所获得的混杂歧异的认同特征.这种身份建构及认同特征,提醒研究者审视钱谦益研究中诗文自饰、贰巨人格等常见范畴,警惕其背后隐含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和单一道德叙事倾向.【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7)003【总页数】6页(P78-83)【关键词】钱谦益;述古堂;身份建构;擦抹【作者】朱广霖【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引论据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钱谦益于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初三日,曾修书一封与族曾孙钱曾(字遵王)[1]1205,此即《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二《与遵王》之十六,信不甚长,权引如下:“明日有事于邑中,便欲过述古,了宿昔之约。

但四海遏密,哀痛之余,食不下咽,只以器食共饭,勿费内厨,所深嘱也。

先此订。

不一。

”[2]328顺治十八年乃辛丑年。

是年元月初七,顺治帝逝世,二月初一,消息传至苏州。

信中所谓“四海遏密,哀痛之余,食不下咽”,当指此事。

不过,这极可能是场面话——对此需要充分考虑话语活动的复杂性。

倘若联系庚子岁(1660)除月钱谦益另一封《与遵王》所云,“新堂名曰述古,名虽旧而意颇新”,“逼除冗沓,颇无作诗况味。

要必待登堂之日,饮酒既醉,方可拨枯肠,发老笔耳”[2]323,则几乎可以认定,所谓“便欲过述古,了宿昔之约”,实指“登堂之日,饮酒既醉”“拨枯肠,发老笔”之幸事,这与“四海遏密,哀痛之余,食不下咽”云云明显不同调。

略谈_柳如是别传_中陈寅恪的文学思想

略谈_柳如是别传_中陈寅恪的文学思想

第20卷 第3期长 春 大 学 学 报V o l .20 N o .3 2010年3月J O U R N A LO FC H A N G C H U N U N I V E R S I T YM a r .2010 收稿日期:2009-11-08作者简介:廖雯玲(1984-),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略谈《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的文学思想廖雯玲(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摘 要:从文学角度解读文史大作《柳如是别传》,认为其众体兼备,亦文亦史,深刻体现了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

同时,作者既采用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传统释诗方法,又深入人物内部世界进行心理分析,研究了与柳如是相关的诗人词客,特别是对柳如是诗词创作阶段与特点的梳理分析,为后人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柳如是别传》;文体;实录;阐释方法;诗词研究中图分类号:I 207.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907(2010)03-0061-03 《柳如是别传》(以下简称《别传》)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在目盲足膑的情况下,历时十年而成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

对于这部文史巨著,学者们大多从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而针对其文学角度的研究一般和史学融合在一起。

本文试图从文学角度对蕴含其中的陈寅恪的文学思想进行部分挖掘。

1 文体:亦文亦史,众体兼备据《辞海》,传记一般分为两大类,一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一以史实为根据,多用形象化描写。

前者更大程度地倾向史书,后者带有更多的文学色彩,《柳如是别传》则介于二者之间。

一方面,《柳如是别传》具有史书价值。

它以柳如是为中心,概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以及当此之际与柳如是有关的各种人的种种际遇。

其中,着重叙述了柳如是与陈子龙等云间胜流的交往以及钱柳姻缘、复明运动。

作者通过对人物作品的大量笺证考释来记叙,同时又搜检各种方志笔记等史料,博考慎取,因此,它较传统意义上的史传,少了故事性的叙事和描写,多了学术上的考据,相对来说更具史料学术价值。

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考论_

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考论_

2024 年第 1 期第 64 卷(总 307 期)No.1 2024Vol.64 General No.307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考论 *——兼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高明祥摘要:钱谦益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晦日被捕,关进京城刑部狱,在狱中作《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

他选择苏轼《狱中寄子由》的第二首和韵并在小序中转换诗题,是为了赠诗给柳如是,且其中还隐含他以苏轼自比而诉说冤屈的意图。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将这组诗的写作背景误以为是钱氏因黄毓祺案牵连而被关进南京狱,从而造成一系列失考。

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大多从外证考辨,如从这六首诗出发,则可更加明晰钱氏被关押的地点以及柳如是暂居之地与生辰等问题。

陈寅恪又在这组诗中挖掘出钱氏“思念故国,讽刺清朝”之意,但是钱氏此时明显还是寄希望于清朝的当权者为自己洗刷冤屈。

在钱氏后来的回忆写作中,他对丁亥年被捕事,又产生新的态度与感情。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可以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及明清诗文研究的现状做出一定的反思。

关键词: 钱谦益; 《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DOI :10.13471/ki.jsysusse.2024.01.005钱谦益于顺治四年丁亥(1647)三月的最后一天被捕,《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便是他在狱中所作。

钱氏曾于顺治初年两次被捕,这是其中一次,后世常常混淆,诸家亦产生不同说法。

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认为钱谦益于顺治四年三月因山东起义事(即谢陛案)被捕北上,关进刑部狱;顺治五年四月因黄毓祺案被捕,关进南京狱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则认为钱谦益于顺治三年归家即因谢陛案被捕北行,不久便被释放;顺治四年三月因黄毓祺案被捕,关进南京狱②。

那么,关于《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的写作背景,则产生两种说法:一是柴德赓所认为的钱氏因谢陛案被捕,关进刑部狱;二是陈寅恪所认为的钱氏因黄毓祺案被捕,关进南京狱。

姑且不论钱氏被捕之原因,这两种说法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关押地点的问题。

揭秘:明末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投湖殉国嫌水凉

揭秘:明末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投湖殉国嫌水凉

揭秘:明末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投湖殉国嫌水凉蝼蚁尚且贪生,人更不愿意轻易去死,明末大文人兼大官僚钱谦益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他为苟活找的理由太可笑,太弱智,以至于今天还成为笑柄。

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

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明朝大臣们,大体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而死,二是逃命而生,三是出降而荣。

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曾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

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凝视着西山风景,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终究没有投湖。

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后被人救起。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他还因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文坛巨擘,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德高望重。

在众人眼里,只要明朝一亡,钱谦益不是抵抗而死,就是毅然殉国。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几句话,好像就是孟子专门写给他的。

可是大伙把他看错了,他竟然连个昔日倚门卖笑的歌妓都不如,人家柳如是还真跳到水里扑腾了几下子。

退一步说,人各有志,你不愿意殉国而死,别人也不能强迫你,但不要先说大话,否则覆水难收,一旦食言,是很尴尬的。

即使原来你确实是准备死的,临时突然变卦,也可以找点能略微站得住脚的借口,譬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日方长、从长计议,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理由,也算是冠冕堂皇,尽管是自欺欺人。

不肯殉国也就罢了,那就当个隐士,也算是保住了晚节,可他却不甘寂寞,不仅主动出城投降,给朋友写信劝降,还带头剃头示众,史载:“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

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

’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

钱钟书对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批评

钱钟书对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批评

钱钟书对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批评一胡晓明先生在《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一文中曾指出钱钟书和陈寅恪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简而言之,陈注重诗歌的背景和历史学意义,而钱钟书注重诗歌的纯美学价值。

在1958年出版的《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对1951年初版的《元白诗歌笺证稿》进行了间接批评。

钱钟书认为,史料的优势在于把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诗歌“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假如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

接下来,钱钟书进一步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真实”,他说:“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谨严……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在这里,钱钟书说明,文学因其测度和不拘泥于表面的真实而能到达更高明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对文学的本质的一种有洞见的评价,也在不经意中,把文学放到了史学之上。

但是,陈寅恪也绝非像钱钟书讥讽的那样迂腐到混淆诗歌和史学的区别。

他在《元白诗歌笺证稿》第一章就明言:“……文人赋咏,本非史家纪述。

故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修饰,历时既久,益复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如乐史所编著之《太真外传》是也。

”然而陈氏的方法,在于把古诗作为一种而非唯一的史料加以批判使用,并参以其他材料辩正。

在《长恨歌》中,陈寅恪由“春寒赐浴华清池,华清水滑洗凝脂”一句看到的是唐代“温汤疗疾之风气”,并进一步依据其他史料指出本风气“本盛行于北朝贵族间”,又由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中“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看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凋弊。

钱谦益“转益多师”诗学思想的实践

钱谦益“转益多师”诗学思想的实践

钱谦益“转益多师”诗学思想的实践作者:周洁来源:《大观》2020年第07期摘要:钱谦益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历年来,其诗学思想以及波澜壮阔的个人经历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文章着重探讨钱谦益“转益多师”诗学思想的实践,分析在明末清初独特的社会背景下钱谦益对“转益多师”诗学思想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钱谦益;诗学;“转益多师”钱谦益,号牧斋,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苏州府常熟县人。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和学者,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批评都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谦益对于明诗的见解主要散见于《初学集》《有学集》《列朝诗集》《列朝诗集小传》等著作中。

《列朝诗集》是一部明人诗集,《列朝诗集小传》是为选入诗集的诗人所作的小传。

在这些诗文集序以及诗集小传中,钱谦益对明代诗坛上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诗文流派都进行了认真考察,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理论,从诗到文都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诗论,尤其是“转益多师”的诗学思想。

一、“转益多师”诗学思想的提出钱谦益是在程嘉燧启发下,走上了“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创作道路。

据《列朝诗集小传》“松圆诗老程嘉燧”条可以得知,程嘉燧前期精熟李白、杜甫诗歌,七言律诗类似于刘长卿,七言古诗取法于苏轼;到了晚年,他把目光转向金元乃至明初各家诗人。

可见程嘉燧眼界宽广,并不局限于六朝及盛唐。

钱谦益受其影响,在创作上也“转益多师”,唐宋兼宗。

在《曾房仲诗序》中,钱谦益说:“杜有所以为杜者矣,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者是也。

学杜有所以学者矣,所谓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者是也。

”[1]在《冯已苍诗序》中,钱谦益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得之者妙无二门,失之者邈若千里。

此下学之径术,妙悟之指归也。

”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中的“转益多师”,简而言之就是要能批判地吸收众家之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明末清初女诗人柳如是的个人简介

明末清初女诗人柳如是的个人简介

明末清初女诗人柳如是的个人简介柳如是,明末清初名妓,秦淮八艳之一,虽然身处脂粉之地,柳如是却倜傥自如,不但工于书法,诗词也有较高造诣。

因其才貌出众,获得当时宋徵舆、陈子龙等著名人物的青睐。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明末清初女诗人柳如是的个人简介,欢迎大家阅读!个人介绍柳如是(1618年~1664年),明末清初女诗人,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

浙江嘉兴人。

柳如是是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改名为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

留下的作品主要有《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

生平柳如是,本姓杨,名爱;改姓柳(一说原姓柳),名隐(一说隐雯。

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载:“至若隐遁之意,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

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

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

”)字靡芜,后改名是,字如是。

又以佛典中有“如是我闻”之语而号“我闻居士”;与钱谦益(字牧斋,世称虞山先生,常熟人。

明朝官至礼部右侍郎。

降清后,托官数月,病狱而已。

)结婚后,钱取柳姓郡望,称河东君,另寓“美人”。

柳如是幼年不幸,身世不清(初生地有浙江嘉兴与江苏吴江等说,扑朔迷离,今殊难考据。

至于柳如是何故沦落风尘,有周采泉臆测“歹徒所掠”说,并无实据)。

幼年卖与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

明崇祯四年辛未14岁时,有吴江故相周道登买于勾栏。

初为周府妇人侍婢,得周老夫人欢心,后周道登强索为妾,未及一年,因周府群妾加害,几被处死,周老夫人阻而逐出周府,卖于娼家。

明崇祯五年壬申(公元1632年)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怜”,表浊世自怜意。

在松江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常着儒服男装,文与诸人纵谈时势、和诗唱歌。

我所认识的陈寅恪

我所认识的陈寅恪

我所认识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是我国20世纪⼀位重要的史学家。

对他的⼀⽣,我觉得可以⽤这样⼗⼆个字来概括:儒⽣思想、诗⼈⽓质、史家学术。

我觉得陈先⽣的⽂化主流是儒家思想。

当初在昆明西南联合⼤学有三位名教授,⼀位是陈寅恪先⽣,⼀位是汤⽤彤先⽣,⼀位是冯友兰先⽣,对于他们三位,当时就有儒、释、道三种说法。

冯先⽣是⼤胡⼦,⼈称“冯⽼道”,代表道教;汤先⽣是研究佛学的,是代表释教的;陈先⽣就是儒⽣,代表儒教,故时⼈⽤儒、释、道三字来代表这三位教授。

这种说法,在当时固然是开玩笑,但现在看起来也有⼀些道理。

陈先⽣代表儒家,他的主体思想是儒家的。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还是⽤陈先⽣⾃⼰的话来说,他的思想是介于湘乡南⽪之间。

湘乡指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化的主流。

⽽陈先⽣说他的思想介于湘乡南⽪之间,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敬仰。

南⽪指张之洞,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张之洞也是陈先⽣钦佩之⼈。

陈寅恪先⽣的思想,是以儒家⽂化占主导地位的,这⼀点,我还想通过⼀些⽇常⽣活⼩事来加以说明。

有⼀位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讲过这么⼀件⼩事:王静安先⽣遗体⼊殓时,清华⼀些⽼师与学⽣都去了,对王先⽣遗体三鞠躬以敬礼。

不久,陈寅恪先⽣来了,他穿着袍⼦、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这是封建⽂化、封建传统的很典型的⼀个表现。

还有⼀个例⼦。

陈先⽣在国学研究院时,有⼀些陈先⽣的学⽣到上海陈先⽣家中去谒见散原⽼⼈(陈先⽣的⽗亲),散原⽼⼈与这帮学⽣谈话,散原⽼⼈坐着,这帮学⽣也坐着,⽽陈先⽣是站在旁边的,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接着前⾯“湘乡南⽪之间”说,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主要是讲船坚炮利,指西⽅的声光电化,⽽陈先⽣对西⽅之学的认识,⽐张之洞要⾼得多。

关于此点,我们从陈先⽣留学时期与吴宓的谈话(据《吴宓⽇记》)中看出,如陈先⽣对照中、西⽅哲学,认为西⽅哲学⽐东⽅哲学⾼明,更有思辨性,所以,陈先⽣对西⽅的⽂史之学有很深刻的认识。

试析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一)

试析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一)

试析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一)论文关键词:诗学诗史说论文摘要:“诗史”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本文着重考索诗史观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兴衰,并分析评价其缘由利弊。

“诗史”乃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始见于晚唐孟綮的《本事诗》,至宋代而成为论诗之常谈。

《本事诗》评杜诗云:“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由此可推断诗史当指诗歌由于真实具体地记录了时代进程,而兼具了诗学和史学的某种特质与功用。

然而,诗史说在明代却备受冷落。

陈文新在《明代诗学》一书中指出,明人从以下三个层面否定了诗史说:“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唯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

”¨这是很有见地的。

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

所谓比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

……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从李东阳的议论进一步推理,就会发现其对诗史说釜底抽薪式的颠覆。

他说《诗》中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言下之意即赋这种创作手法无足轻重,比兴才是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

李氏所论有一定道理,因为在中国诗歌史上,抒情诗始终是主体和正宗,比兴则是抒情诗最常用的手法。

而诗史类作品因侧重反映社会历史事件,常用叙事体和“赋”的创作手法。

当然他并不排斥文学中的叙事性,而是从诗文分途的角度认为文“长于记述,短于讽咏”,而诗则可“畅达情思,感发志气”。

诗只能是抒情的,而不应间人叙事。

其后,李氏门生杨慎、何景明等也对诗史说颇有微词,陈文新《明代诗学》中对此已有辨析,综其所论,明人主要以诗史类作品多叙事,感情激烈直露,与抒情诗传统的温柔敦厚、含蓄蕴藉格格不入,而否定诗史说的。

诗史说在明代的尴尬境遇到明末清初时有了极大改观。

其时,文坛不仅对诗史说的观念大幅转向,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产生了以梅村体为代表的大量长篇叙事诗。

论陈寅恪的性形象批评观

论陈寅恪的性形象批评观

论陈寅恪的女性形象批评观文艺美攀专韭研究生:刘波指导教师:钟仕伦教授本文以陈寅烙(1890一1969)晚年所著的七篇论文与两部著作为文本,从文艺美学的角度,以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稠结合的方法,分析论述陈寅恪的女性形象懿评霾。

全文莛分三个郄分:第一编分孝蓐论述陈寅佼愆文学络瑟中女毪形象黪批评观;第=编分析论述陈寅恪对历史真实女性形象的批评观;第^三编陈述对陈寅恪女性形承批评观的辩认识。

在第一编中,竣辕寅燃静五麓论文:《读秦妇黔》、《读莺莺镄》、《长凝歌笺证》、《元徽之悼亡诗笺{芷稿》、《白香娃l琵琶弓}笺证》为底本,按陈黉恪论文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共分四辫论述。

第一颦“争取生命价值的秦妇”,围绕韦庄讳言《秦妇吟》的原因展开,以陈寅恪的切入角度为中,艮,分析秦妇等人顽强的生命意志及舔爽倍薅弱势女镶群俸豹A文关海精聿枣;第二搴“缝薅之荧懿崔莺莺帮韦丛”,围绕元稹弃莺莺谳婚韦丛的始术展开,以陈离恪对三者关系的分析评价为重点,揭示唐代不同社会集团的转移升降、道德标准、民风士习的错杂演变对女性婚恋照稼与蛰蓬熬影溺;第三章“党物提墓’论下戆拯责妃”,爨绕《长擐歌》的主题闯题展开,以陈寅倍的评价为中心,论述陈寅恪惩戒“魏阶”,同情“尤物”的态度,并由此揭示女性在男敉社会中的地俄;第四章“悲剧命运的琵琶女”,以琵琶支豹高才绝芑却天涯飘零的身世遭遇必惦入点,分褥自居易及陈寅貉共感静身整之瑟及瑟测余运懿普遮懑睐。

在第二编中,以陈寅恪的两篇论文《武矍与佛教》、《记唐代之零武韦杨婚姻集团》及两部著作《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为底本,共分三章。

第一章“超越蛙裂羧髭瓣鼗烫《天”,以凌爨g天爨帝至努傍、富耀酝德及其薅姻集嚣熬意义为内容,以陈寅恪的态度为要点,论述陈寅恪性别平等的女性观念;第二章“才华绝世的陈端生”,以陈寅恪笺证下,陈端生的身世性格及出众才华为内容,论述陈寅恪对才华的由衷赞美及对自由思想的尊崇;第三章“独立自由的柳如是”,以陈寅恪笺证下,柳如是的身世、才华、气节、人格为内容,论述陈寅恪对独立自由人格境界的推崇赞颂。

钱谦益、柳如是的书画题咏及文艺思想

钱谦益、柳如是的书画题咏及文艺思想

钱秘、柳如是的书画题咏及文艺思想内容提要: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歌唱和与书画题咏,不仅践行了抒写“性情之真”的诗学观,而且体现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文艺思想。

钱谦益在画学领域主张融“灵心、粉本、学问”为一体,于书体则反对“俗书”;柳如是的书画作品书卷气甚深,带有典型的文人风格。

这既表现出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政治和士人心态的复杂性,更能反映文人诗歌与书画会通的发展状况,并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

钱谦益、柳如是因率性任情的姻缘而惊世骇俗,两人以风流行为和诗歌唱和表达“性情之真”,而且将这一诗学思想贯注于画学和书法观念中,以为绘画出自人的“灵心”,并与作者的人格气质密切相关,书法亦在用笔、学养、人品等方面与诗、画具有一致性。

诗与书画不仅意境上可相通,还都需要以深厚学养为基础。

钱谦益在书法上反对“俗书”,与其文学上提倡转益多师、尊经复古密不可分;柳如是的诗歌与书法创作,更是其人品、气节的最鲜明例证。

钱、柳二人关于书画的题咏,不仅与其诗学思想勾连甚深,也较充分地体现了诗、书、画融通的文艺思想。

钱谦益、柳如是的因缘以明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崇祯十三年到崇祯十七年,是钱、柳二人的相识、结缁阶段。

柳如是初访半野堂,自此订交;二人在芙蓉肪上行合督礼,正式结为夫妇;然后是修筑绛云楼,藏书、检校,堪称神仙眷侣。

随着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的到来,钱、柳二人的生活发生骤变,经历了生死抉择与精神痛苦,直至康熙三年,他们都投身于复明运动。

在这两个阶段中,钱谦益、柳如是写下了大量相互唱和的诗词,其中有一些是书画题咏。

在《东山酬和集》中,有一组绝句集中反映了钱谦益与柳如是任“情其性”的诗学观念,这也是晚明思想解放与社会风尚巨变的一个注脚。

这组诗写于崇祯十四年钱、柳正式成婚之前。

钱谦益在黄山温泉浴毕,写下《禊后五日浴黄山下汤池留题四绝句,遥寄河东君》,诗云:“沐浴频看称意身,刈兰赠药想芳春。

凭将一掬香泉水,嚷向茸城洗玉人。

”“齐心同体正相因,祓濯何曾是两人?料得盈盈罗袜步,也应抖擞拂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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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在晚明最后的四年,钱谦益赋闲,精神状态介于道、儒之间。

陈寅恪为他的入世情怀感动,同情于他的际遇,也因此为他辩护。

陈寅恪自己是一个出世者,关注的是大概念的社会—人性或文化,他对钱谦益的理解是深刻的,区别于那些喧嚣而行的斗士们。

一、人治与理治的辩证《说剑篇》见于【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写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壶公注:辛巳年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壬午年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

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

这是大明朝最后的4年。

无论从任何角度说,这一段历史都是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历史,这种关注更重要的是省悟,如同晨钟暮鼓。

《说剑篇》相关两篇:其一、【燕誉堂秋夕】雨过轩窗浴罢时,水天闲话少人知。

凭阑密意星娥晓,出幌新妆月姊窥。

斗草空阶蛩自语,采花团扇蝶相随。

《夜来》一曲君应记,飒飒秋风起桂枝。

其二、【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

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

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在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钱谦益和柳如是二人,在《夜来》歌唱中,在洞房清夜秋灯里,居然不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而是感受着秋风飒飒的时局,议论着剑气吞吐的庄周论战。

从两诗的意境看,其一篇是以柳如是的口气写,浴罢、新妆、斗草、扇蝶,沉迷之际却又提醒自己新婚的夫君:飒飒秋风起矣,时局不宁。

其二篇以钱谦益的口气写,东虏游魂、双鬓皤然、贳酒论兵、凉风细雨,勾画了当其时社会的内忧外患与参与者的无边愁怆。

作者叹到,多少英雄马革裹尸,我的人生也在磨蚀中进入了晚年。

可是在这洞房花烛夜,清夜秋灯里,我们说的还只能是那些我们无法排解的苦难。

应该说明的是,《说剑篇》写的不是铸剑技巧、运剑方法,文章以剑为载体论述了关于力、势、道三个不同层面的战略思想。

《说剑篇》与墨子的《非攻》一样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亮点。

当然,在基本点上仍然存在差别,例如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墨子以立于“天下”的高度论证,任何战争都是权力者的争权夺利,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

孟子没有墨子式的平民倾向,但是他说:“春秋无义战。

”而庄子则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庄子的激愤源于其对于大道的理解和坚持,是对公平正义的理解的和坚持。

当孙中山大书“天下为公”的时候,当中共坚持其旗帜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明白庄子的“道”从三千前至于今天,至于今天仍然必须坚持。

应该注意到,陈寅恪读罢《说剑篇》相关的两篇他的心情受到两个层次的激动:其一、新婚宴尔的钱谦益,不是在银釭斜照、黼帐高张之时,撤粧流盼,怜此佳人,却在为国事担忧。

尤其是柳如是,一个刚刚脱离风尘的女流,《夜来》曲后居然和夫君进入庄周《说剑篇》的讨论—中国史上能够进入这一层面讨论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其二、关于“道”,笔者在【《三国》的启发】中曾经谈到司马懿先生。

笔者写到:“曹操在赤壁战中有‘三笑’,笑一次败一次,最后仅仅靠关羽的怜悯而以身免。

曹操也算是一世枭雄了,可惜也只限于知‘力’、知‘势’而已。

司马懿听腻了曹操的笑话,于是就打瞌睡。

曹操最后不得不屈尊就教,司马懿最后不能不告诉他:你说的什么也不是,赤壁兵败的原因在于‘道’。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中、近代史学的权威学者,对于魏晋往事了如指掌。

在《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中陈寅恪讨论了当其时中国的阶级分析,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角逐发生在皇室贵族、世家豪族和非儒家的寒族之间。

刘备以兴汉为意,侈谈仁义,代表皇室贵族;曹操籍权术蔑视陈腐朝廷,代表非儒家的寒族;而司马懿代表的世家豪族,其志在道与术的统一。

中国的封建史与欧洲的封建史并不相同,基本上是世家豪族的游戏—谁来坐庄。

旧的应该去了,寒族的胜算却太少,司马懿胜在合理,更胜在合度,合理、合度即为道。

正是庄子的说剑--道的演绎,陈寅恪在【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里读到了知音。

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能够感觉到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具有世家豪族的特色,重于道而轻于治,这一点也体现在钱谦益的学生顾炎武的那一节著名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中。

中国思想自魏晋后逐渐摆脱“人治”而走向“理治”。

所谓“理”,朱熹以“性即理”论之,也就是说“理治”是文化之治,是共识之治。

从“人治”走向“理治”,这是中国走出类西方中世纪的历程,尽管这一演变过程极其缓慢,但是在民族精英的层面上这一观念却是明白的,不仅仅表达于晚明的钱谦益,晚清的曾国藩思想亦是—读其《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讨粤匪檄》篇可知--《敬》章是满酋咸丰“怒掷于地”的奏折。

而梁启超同样有此理解,在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已经为“天下”与“匹夫”建立了自然的联系--“匹夫”即不期待救世主,更无需受制于救世主。

精于魏晋之学、学贯中西的陈寅恪于此具有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他从钱谦益的诗中读到的是发自内心的共鸣。

这一点正好说明此四人受到社会种种误解的原因。

二、隐与仕的辩证以“道”的高度来看待当下中国所面对的态势,可谓经纬分明,胜负在算、信心十足。

不幸的是,钱、柳不能,陈寅恪也不能,他们只能愁怆地面对中国文化的陨落,面对中国政治的混乱,这一切毕竟不是个人的问题。

经过民国衰败,处于东正教影响巨大的时代,陈寅恪当然能够理解钱谦益。

因于“道”的理解,陈寅恪具有钱、柳同样的、博大的视野,但是他也和钱、柳一样处于一种尴尬中,例如被他的弟子李慎之解释为西奴派。

所谓道,它是一个自然形态,明末人物种种,“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更多地表达了人与社会自然的互动,而钱谦益的另外一些子弟如归庄、顾炎武、黄宗羲等则陷于父辈的苦难或狭隘的思维中无法自拔,演绎了一场从激昂到衰竭的悲剧。

钱谦益的思想有儒、道二重性,即入仕、出世的矛盾人格。

有博友不能认同我对钱谦益的评价,认为可以肯定的应该是明宗室朱耷。

朱耷是明宁王朱权后裔,但是明亡过程中他没有投入纷争,后削发为僧,又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

其人擅书画、书法、诗文。

壶公评论回复:当然从艺术的角度欣赏朱耷并没有不对,当其时这类人多了去,我看过被满清查禁的书就有360多种,陈寅恪先生也说“早岁偷窥禁锢编”,朱耷却是一篇不见。

亡国大夫不可言智,即便晚明那些慷慨激昂的义士们也没有得到后人的些许赞扬,颜习斋评之:“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绝大多数学者认同这个的评价。

但是担当社会的志士仁人与逃避现实的隐者道客毕竟有人格上的高下之别,朱耷是一个出世者,作为明宗室,在家国危难之际选择了逃避,与钱谦益的毁家纾难当然是两种境界。

事实上,钱谦益也犹豫过,他完全能够隐避于世外,【有学集卷十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一】】中,钱牧斋有一个自嘲:儒流什部空闲身,酒户生疏药市亲。

未肯掉头抛白发,也容折角岸乌巾。

国殇急鼓多新鬼,庙社灵旗半故人。

年老成精君莫讶,天公也有辟顽民。

作为赋闲者的钱牧斋有几分侥幸,如果在朝,以自己的性格必然因“国殇急鼓”而作“新鬼”,能够成为“庙社灵旗半故人”实在是“天公”庇护了他这个“顽民”。

东林党魁首钱谦益是一个“顽民”,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是如此,例如从晚明的奸人温体仁、满清酋长乾隆以及当代的满清遗民的视角看。

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里钱谦益就是一个不合潮流的“顽民”。

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161 0年)一甲三名进士,但是,他虽然臣服了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朱由检等四个皇帝,他真正的政治生涯只是在朱由检时代。

应该说,是朱由校一朝把钱谦益锻炼成一个成熟的东林党领袖,即包括明天启初期朱由校对东林党人的重用,也包括后期魏忠贤之乱对东林党人的迫害。

钱谦益逃过了魏忠贤血腥的谋杀,但是他仍然无法逃脱其后愈演愈烈的党争。

尽管明思宗朱由检就位就给予魏忠贤团伙以沉重打击,却没有走上合理、合度的路径,朱由检或者有年轻人的激切,却少有成年人的深刻,这是中国朝代演变中的通病。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晚明政治混乱而党争不息,与当权者的不成熟密切相关。

笔者在现状评论中有“治政在治恶,不能治恶即纵恶。

”一说,此言固然有现实的感受,也同时是对晚明政治认识的引伸。

钱谦益的感受当然比壶公评论深刻一些。

崇祯元年(1628年)冬,朱由检决定增补内阁阁员,蜇伏已久的钱谦益自然把它看成一抒胸襟的的机会,他指使自己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活动吏部,把呼声颇高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排斥在增补人员之外。

但是钱、周之争却为刚刚擢升的礼部尚书温体仁提供了机会,温体仁资历浅薄、声望不高,但是并不影响他展露自己的野心,在会推过程中温体仁发难钱谦益,上疏《盖世神奸疏》,与周延儒一起当着崇祯的面把钱谦益批驳得理屈词穷。

温体仁是以收贿名义打击钱谦益及其同党,并且误导明思宗相信了党争。

钱谦益被罢官了,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也受到降职处分。

晚明,温体仁把党争推向高潮,所打击的包括辽东巡抚袁崇焕,支持钱谦益和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等人,还包括之后的首辅周延儒。

小人玩弄党争必然导致政事荒谬、人心涣散,其影响如此恶劣,崇祯皇帝后来愤而自杀的原因关键的是丧失了自信心,而毁灭崇祯信心的正是党争。

在这样的时候钱谦益又能够做什么?作为在野闲人的陈寅恪当然理解钱谦益的心态,他在读牧斋“庄周说剑篇”后感赋一律:早岁偷窥禁锢编。

白头重读倍凄然。

夕阳芳草要离家,东海南山下巽田。

又说明,牧斋有学集壹参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四“银磅南山烦远祝,长筵朋酒为君增。

”句下自注云—“归玄恭送春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

”巽方,巽田应当是东南之田。

在【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九】中钱牧斋有律也说到了自己的所在:词场稂莠递相仍,嗤点前贤莽自矜。

北斗文章谁比并?南山诗句敢凭陵。

昔年蛟鳄犹知避,今日蚍蜉恐未胜。

梦里孟郊还拊手,千秋丹篆尚飞腾。

这首七律很能说明钱牧斋的归隐心态。

首联,是作者对当时文化场的厌倦,这是隐士产生的外在条件;颔联,表达作者自视高洁的心态,这是隐士产生的内在条件颈联,是对自己平生多厄的概述;尾联,则已经是作者退隐世外心态的表达。

孟郊有“诗囚”之称,与贾岛齐名而称“郊寒岛瘦”,《旧唐书》称其“少隐嵩山,称处士。

”四十六岁中进士,诗作《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后出任下僚,又不能展其抱负,遂放迹林泉间,徘徊赋诗,与道学创始人韩愈相得,韩诗曰:“我愿化为云,东野化为龙”。

丹篆:道家符箓。

仕与隐,入世与出世之别,常常决定于各人的际遇,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隐”或出世常常只是一类无奈的选择,如孟郊《登科后》所表达的。

正是两者间的徘徊决定了钱谦益的命运,可为之一叹。

义宁陈氏在江西,与钱谦益的“江左”之地同属于中国的东南区域,在这里说“东海南山下巽田”是很有几分感同身受的,于是陈寅恪为钱牧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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