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礼俗

合集下载

辽代契丹人独特婚俗

辽代契丹人独特婚俗在契丹的风俗中，婚俗是比较重要和独特的一环。

了解一个民族婚姻习俗（制度），是认识该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婚龄婚龄，一般指定婚和结婚年龄。

契丹男人的初婚年龄在12~20岁之间，多为16岁左右，辽代兵制：“凡民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隶兵籍”，所以辽代契丹男子以15岁作为成年标志，而16岁多为结婚年龄，契丹女性初婚年龄亦在12~20岁之间，平均15岁左右，较男性略低。

皇、后两族两姓通婚辽代契丹人姓氏基本为耶律、萧二姓。

他们的通婚也基本在这两个姓氏之间进行。

与耶律通婚者为萧姓，与萧姓通婚者为耶律氏。

在辽代209年中，至今尚未发现耶律与萧姓各自通婚的史实特例。

宋人明确记载：契丹人“婚姻不拘地理”。

由此得知，婚嫁双方可能在同一地区，也可能在不同地区，只要是异姓，就可结婚。

这是原始氏族制族外婚的遗风所致。

但是这种婚俗也确实给契丹人带来某些不便，通婚只限二姓，选择余地少，并且长期不改，明显有些单调，于是咸雍十年(1074年），耶律庶箴提议改革，“使各部自立为姓”。

以扩大婚姻范围，增加婚姻单位，开辟新的婚姻之路，但是道宗以“旧制不可遽厘”为理由而拒绝．高门等级内婚制辽制：王族惟与后族通婚。

贵族与庶族通常不许联姻。

辽代皇族，一般来讲是指耶律阿保机家族（世里氏一支）；后族一般是指述律氏家族。

辽代帝王娶后（元配），只限于述律萧氏。

在辽代九帝中，除世宗二后中甄氏为汉人，穆宗皇后世系不明以外，其余诸皇后均出于述律氏。

在圣宗时更加严格，开泰八年十月，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

辽代的高门等级内婚制，是同国家政体密切相关的。

辽代实行皇族与后族联合执政，这种婚姻制度，可巩固其政治地位，是辽代统治的重要手段。

族外婚契丹统治者虽然限制贵族与庶族通婚，却不禁止与他族上层分子联姻。

契丹很早就与外族通婚，如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为表示臣附唐朝，一些契丹首领不断上表请婚。

契丹立国后，上自帝王，下至平民各阶层与外族通婚的现象也日益普遍。

辽代契丹人发式分析——以辽墓壁画为主要线索

Ⅱ代契丹人发式研究
线平涂，个别墓出现在人物面部晕染的手法。壁画上所绘契月人物、游牧生活，四季风光、车马禽兽等图像，均有别于其它时代平¨民族的壁画，独具其浓郁的民族特色。
辽建国以后ｔ版图逐渐的扩张，境内的民族成分电逐渐复杂，特别是燕云十六州划入版图，辽国的境内明显的划分出两类经济区域。以契丹为主体及其邻近地区的畜牧狩猎经济区域，居民＝｝三要是契丹人，以及室韦、女真、乌古、于厥等部旗；燕云｝－六卅ｌ投其邻近的地区为农业经济区域，居民｝要是汉人。辽朝小仅统治着以契丹为主体的北部游牧民族，还统治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南部的定居人民。出于南北两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人民生活习喷的不同，古代遗址所反映出来的南北分区应该分为以契丹族游牧生活和畜牧业为特点的文化和汉族定居生活及农业生产为特点的文化分区”。“因俗而治”、“以国治契丹，以汉ｆ｝的考古资料显示，辽代的墓葬儿乎部带有不同形式的壁ｉ画，所以总结辽代墓莽的分期与分区便是剥辽代壁画墓的一个很好的概括。辽代墓葬分为两个主要的区域：１长城两侧及长城以北的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和河北省的东北
李％口《由目Ⅵ史》辽空人民¨¨鞋社２０（ｈ５年版
辽代契卅人垃止研究
便是汉人文化所影响的结果。Ｋ期以米，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很大程度Ｅ局限于汉族统治地区美术的研究。
即使在现在，般的美术史著作，对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的美术睛况，特别是辽金美术的情况，仍然较少涉及。辽金美术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其中
ｈａｉｒｓｔｙｌｅｏｆＬｉａｏ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ｏｔｈｅｒ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Ｎｖｚｈｅｎ，Ｉ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Ｑｉｄａｎｈａｉｒｇｔｙｌ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ａｏ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ｍｂｍｕｒａｌｓＯｉｄ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ＫｕｍｈａｌｒＣＵＳ＇ＬＯＩＩＩＳ

辽代习俗

辽代皇家去诸水钓鱼均在春正月。
狩猎打围为契丹风俗，捕鹅也是契丹旧风。《契丹国志》卷二十三云：纵鹰鹘以捕鹅雁。《辽史》有春捺钵曰鸭子河泺。捺钵是辽帝春、夏、秋、冬四时游猎，避暑消寒，暂时游幸的场所。它体现了契丹民族生活生产的特色。鸭子河泺，泺指水泺，即大池或湖。皇帝正月在鸭子河之大湖旁捺钵，约六十日鹅雁才来，鹅来之前进行捕鱼，鹅来后捕鹅。
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古老的渔猎和新兴的农业，并且，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大。捕鱼和狩猎是契丹传统的生产部门，契丹人盛行凿冰钓鱼和骑射围猎的方法。契丹一直采取游牧方式，每年从四月到八月让畜群自逐水草，九月把畜群赶回冬牧场饲养。耶律阿保机在建辽前后，把大批汉人安置在头下州城从事农业，当契丹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后，农业已发展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到圣宗时期（起始于公元９８２年），辽朝的经济已完成向半农半牧的转化。
畋猎与政治活动结合，表现在捺钵中。捺钵是契丹主的四时游猎行宫，即《辽史？营卫志》卷三十二所说，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捺钵分春、夏、秋、冬四时的捺钵.《辽史》卷三十二载：夏捺钵，与北、南僚议国事，暇日游猎.又云每岁四时，周而复始，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凡是拜官，权差等重大问题都要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
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春捺钵在鸭子河，夏捺钵多在吐儿山或黑山（赤峰巴林右旗白塔子庙东汗山），或怀州西山；秋捺钵，在伏虎林；冬捺钵，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广平淀。冬捺钵时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契丹人出猎要祭猎神麃鹿神，《辽史》载鹿鹿神：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麃就是狍子，是当时射猎对象之一。

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

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自公元4世纪末叶以后，契丹族就在汉文文献中留下了活动踪迹，这些出自汉人的间接记载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契丹建国前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也没有留下本民族的历史记载，但是从契丹人的某些古老的传说中，可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早期历史的若干信息。

在契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青牛白马的故事。

早在1930年代，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就对这一传说进行了初步的梳理，[1] 80年代国内学者也曾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2]但今天看来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除了青牛白马说之外，牵涉契丹族历史的其它一些传说也值得我们注意。

本文将通过这些传说去探寻契丹族的历史记忆。

一尽管青牛白马的故事流传很广，但在辽朝方面的史料中却鲜有记述，仅有的一条记载见于《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

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

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这无疑是有关青牛白马传说的最权威、最准确的记述。

虽然在目前传世的辽代文献中找不到更原始的史料依据，但我相信这一口头传说的文本化应该是相当早的。

据《辽史·太宗纪》，会同四年（941年）二月丁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青牛白马传说大概就是在此时初次见诸文字记载的。

但元朝修《辽史》时，恐怕已无从见到《始祖奇首可汗事迹》一书，《辽史》有关青牛白马的记述应是出自耶律俨《皇朝实录》。

在目前所见辽朝传世文献及石刻资料中，我只发现一条与此传说直接相关的史料，《兴宗仁懿皇后哀册》铭辞曰：“昔年偶圣，仙輧从水以下流；今日辞凡，龙辔拂霄而高驾。

”[3]此处上一句显然是用青牛白马典，“輧”是后妃所乘的一种有帷盖的车，这里用来比拟天女所驾青牛车。

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及其影响

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及其影响【摘要】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是契丹族特有的时间管理制度，其起源和意义在整个契丹族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

该制度内容包括规定工作和休息时间的安排，执行方式以及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

这一制度的执行使契丹族社会更加有序和高效，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稳定和秩序。

在政治方面，四时捺钵制度使契丹统治者更加清晰地掌握国家事务，提高了政治管理水平。

在经济方面，该制度对生产和商业活动的调控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对整个契丹族社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起源、意义、内容、执行方式、社会影响、政治影响、经济影响、总结、历史意义。

1. 引言1.1 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的起源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契丹族建立国家后的早期历史时期。

据记载，契丹族在统治下的各个部落与地区为了调控人口数量和资源分配，开始实行四时捺钵制度。

这一制度是契丹族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而制定的一项重要政策。

1.2 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的意义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的意义在于其对契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时捺钵制度的实施使得契丹族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明确的规范和秩序，有助于调节社会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谐。

这一制度有利于契丹族统治者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管理，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时捺钵制度的实施还有助于契丹族社会的经济发展，通过规范农田的耕种和收获时间，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一制度也对契丹族政治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基础。

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的意义在于为契丹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基础，对契丹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2. 正文2.1 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的内容契丹族四时捺钵制度是契丹族特有的一项传统制度，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这一制度规定了契丹族在四季中不同的时间里应该进行何种活动，以及如何进行这些活动。

契丹民俗—中华文化独特的风韵

作者简介：刘桂馨，女，辽宁朝阳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6-10-7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6）04—102—05契丹民俗—中华文化独特的风韵刘桂馨(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122000)[内容摘要]在从公元916至1125年的200多年里，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帝国，统治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期间，契丹民族兼收并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和契丹民俗。

主要展现形式为服饰文化与发式特征、马具文化与辽代陶器以及契丹民族的墓葬习俗等。

契丹民族的民俗特征展露了该民族的民族特性、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

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链条与佐证。

[关键词]契丹民俗；服饰；发式；马具；辽代陶器；墓葬契丹族是源于东胡族系的一支游牧民族，北魏时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

唐初活动于营州（今朝阳）北部一带。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公元947年定国号为“辽”。

辽（公元916—1125年）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统治中国北部的封建王朝，存在时间仅二百多年。

它一直把吸纳和融合周边地区的艺术和文化作为契丹族文化政策的主旋律，与定居在辽国境内的各民族一起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大漠风情和契丹民俗，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

一、服饰文化与发式特征彰显了契丹民俗的民族特性（一）契丹服饰契丹人早期居住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这里多山林，气候也十分寒冷。

契丹先民以游牧狩猎为业，多衣着兽皮，“戴猪服豕”，“网罟禽兽，食肉衣皮”。

辽太宗时期制定了服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以其便焉”。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契丹族后裔才有了丝织布帛的衣服，很快得到普及。

契丹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左衽”是契丹族服饰的基本特征。

据文献记载，契丹国服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吊服六类。

青牛白马契丹起源的精神图腾

一幅藏于云南边陲的“青牛白马图”成为解读大辽传奇的密码本青牛白马契丹起源的精神图腾来源：辽沈晚报2017年11月27日版次：16在契丹人口耳相传的有关民族起源的古老神话中，契丹各部是驾青牛的“仙女”与骑白马的“神人”于两水合流处的木叶山下约为婚姻，生育繁衍而成的。

破解这美丽神话的弦外之音，却谜团缠绕，真伪难辨。

“天女与神人”是确有其人还是两大近邻部落的形象喻示？“木叶山”是真实的存在还是广义的泛指？契丹族起源于古代辽西地区，但作为其精神图腾的“青牛白马图”却现身于万里之外的云南，这其中究竟隐伏着几多不宣之秘呢？真相深陷木叶山迷宫关于青牛白马的传说，《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中是这样记载的：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到了辽兴宗时代，有个名叫赵志忠的辽朝史官因得罪了皇帝，1041年叛辽投宋，又历时16年，在1057年，将自己所著的《虏廷杂记》献于宋廷，书中记录了青牛白马的故事。

宋人范镇又将这一信息录入自己的《东斋记事》，仅将“青牛白马”改为“白马灰牛”，略作修改。

范镇曾就青牛白马故事的起源时间当面征询过赵志忠的意见，但“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约是秦汉时’”，范镇对此半信半疑。

文中提到的潢河为今西拉木伦河，契丹语为“黄水”之意，源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大红山北麓海拔1420米的白槽沟；土河即老哈河，契丹语为“铁”之意，源于今河北省七老图山脉海拔1490米的光头山，两河在赤峰境内的翁牛特旗与奈曼旗的交界处合二为一，汇为西辽河，由西自东流入今辽宁境内，南下入海。

青牛白马传说诞生的两河流域，正是契丹先祖繁衍生息的乐土。

两水确定易，木叶山定址难。

关于木叶山方位的探究，目前存在的版本不下十余种。

北镇医巫闾山说、朝阳云蒙山说、巴林左旗曼其嘎山说、阿鲁科尔沁旗天山说、翁牛特旗海金山说等。

辽宁历史文化

辽宁历史文化契丹文化与“让国皇帝”耶律倍姓名：金姗学号：13002028专业：日语专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契丹文化与“让国皇帝”耶律倍契丹是指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亦指这个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

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

契丹文化是辽代文化的主体，在中亚与欧洲均有着广泛的影响，其遗俗遗风，历经金、元、清诸朝，以至今日，相沿不断。

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

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

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

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

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

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

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

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

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在文化上,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金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承

契丹金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承在中国历史上，契丹金朝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仅推动了北方王朝的兴起，也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和交流做出了贡献。

本文将就契丹金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承这一主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契丹族与中国文化交流契丹族是一个兴起于东北亚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唐朝末年就已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族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主要势力之一。

而在北宋时期，这支强大的民族也逐渐影响着中国的文化。

首先，在金朝时期，契丹文化和汉文化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融合。

汉文化的传入，虽然在金朝时期没有引起特别明显的变化，但是却为契丹文化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

契丹族大量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成分，如经学、法律、医学等，以至于在金朝后期，契丹族已经不再被视为异族了，而是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

其次，契丹族还通过征战来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在金朝时期，契丹族通过对辽南宋、北汉等国的征服，使得文化、制度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成为可能。

比如，在金朝中后期，许多汉人被引入了契丹族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之中，黄甫朝、成吉思汗等著名的汉人官员，就是这一时期引进的。

二、契丹金朝时期的文化传承在契丹金朝时期，文化的传承并不仅限于契丹族内部，还有许多文化成果被传承到了后世。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要数契丹文化的传承了。

在契丹金朝时期，契丹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由于契丹族本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在金朝时期，他们很快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

在契丹文化中，对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的重视尤为突出，而“广开言路、推崇文艺”这一金国政策，也为契丹文化的繁荣和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契丹族自身的文化传承方面，金朝时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金朝时期，皇帝要求每年都要进行汉文化和契丹文化的聚会，以提高各族之间的交往和了解。

在此基础上，许多契丹族官员和普通百姓都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在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为契丹族的文化传承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契丹皇族葬俗

契丹皇族葬俗
契丹皇族葬俗，是指在辽朝时期契丹族皇族去世后的葬仪仪式和葬俗。

这一葬俗是契丹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契丹族历史、文化、
宗教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特点。

1. 葬仪仪式
契丹皇族去世后，其葬仪仪式通常分为数个环节，其中最重要的是
“盖棺定乾坤”和“纔入地下”。

在“盖棺定乾坤”环节中，皇族的
灵柩会被安放在特制的圆形棺材中，然后通过舞狮、击鼓等方式抬至
天堂台前，由官员向天神“说明灵位”，再由皇族后裔接棺，最终抬
回宫殿内安放在台石上。

在“纔入地下”环节中，整个葬仪仪式达到
了高潮，皇族后裔在奏响乐曲的伴奏下，手握青龙偃月刀等武器，走
过一道道难关，将灵柩安葬在深埋的坑内。

2. 葬俗
契丹皇族去世后，其葬俗也是极其讲究的。

首先是漆制棺材和陪葬品
的选用，棺材必须是由漆匠用精细的漆笔描绘各种图案和文字，陪葬
品则包括马匹、服装、点金器物等。

其次是墓地的选址和设计，契丹
族墓地通常选在高原或山丘上，其建筑风格也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如
天平石墓、石塔墓、皇陵等。

最后是后人祭祀的形式和内容，契丹族
的祭祀通常包括说祷文、捧菜、焚香、祭奠等，祭祀的目的是为了表
达对逝者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具有祈求家族繁荣、国家昌盛的意义。

总之，契丹皇族葬俗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文化传承，其内涵和形
式都反映了当时契丹族社会的政治、宗教、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特点，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契丹文化整理

文字墙、书法、古董
书法景观
非遗字画创作、展示、销售
书法广场、景观小品、契丹文字墙
古董文物
展示、展览
2、契丹后裔
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
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
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
食用菌观光体验
5.1 生态采摘
（1）大棚采摘对村内原有大棚进行整合，划出部分采摘区域。（2）山林采摘探索周边山林分布蘑菇区域，让游客亲自体验采蘑菇的野趣。
5.2 加工体验
游客可对食用菌进行DIY初步加工，体验 “原料——加工——餐桌”的过程，提供针对个性化的低碳包装材料。
5.3 观赏，科普
云南施甸县契丹后裔情况
云南省施甸县的契丹后裔约十万人，分布在甸阳镇的大竹蓬村(长官司、大楼子)、大寨村（红庙），姚关镇的大乌邑村，由旺镇的土著庙、木榔村，人和镇的大红庙山、杨家山村，此外有隆阳区的龙洞。据《施甸长官司族谱》记载：“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首七言诗和契丹皇族传承遗物《青牛白马图》：施甸契丹人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
3、演绎
历史
契丹崛起——建立辽国全盛时期——澶渊之盟衰落悲歌——辽国灭亡
人物
耶律阿保机萧太后
场景
“捺钵”
传统影视：《天龙八部》、《杨家将》（通常以贬低契丹的视角）
——影视基地（村庄改造、影视创作、参观体验）
纪录片《契丹王朝》花絮

契丹族对中国的统治及文化影响

契丹族对中国的统治及文化影响隋末唐初，契丹族崛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民族之一。

其后，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统治中国北部长达200余年，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政治统治契丹族建立辽朝后，继承了中原王朝的统治方式，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辽朝统治者比起中原王朝的皇帝更具有野蛮的特点，他们使用了野蛮的手段，如军队中的特务机构“契丹乌珠”，它们利用抢掠和绑架等方式，管辖人民。

另外，他们对贵族、士族也采用类似的方式，以保持封建等级制度的稳定性。

契丹族骑兵军队是辽朝的重要力量，其中的马户是护甲制造、马、枪的典型组合，尤为具有威力。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所记载，当时中国南方只有一个南唐（南汉），并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

而北方又被契丹族所统治，辽朝完全是中国的统治者。

虽然在北方辽朝的盛行，南方文化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宋诗三百首即为南唐采撷而成、熙宁变文是北宋对传统文脉的回归。

但整个中国仍在契丹族的控制下，契丹族的主导地位在政治上难以摆脱。

二、文化影响1. 标记：契丹文字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使用的是一种特有的文字——“契丹国字”，是一种原始的文字，被认为是中国众多民族文字中唯一发展到书写的阶段的一种。

契丹文字使用广泛，其中人名、地名都以契丹文字为主，部分文字也能在中文文物中看到。

2.工艺美术契丹族的工艺美术深受蒙古和满洲民族的影响，其保存下来的兴庆宫保管的文物和敦煌的壁画都十分珍贵。

敦煌壁画，部分题材是描绘契丹人，如“八幡》、《李诗记》、《辽宫女乐瓷瓦》等。

3. 艺术辽代的雕塑艺术，将以塑造厚实力量、富有神秘的外貌和表现能力丰富、色彩多变的特点为主，如将石制皮毛本色的铁骨石雕、举刃迎战的石羊象、滑稽可爱的木质胡服羊等等。

三、经济契丹民族在中国北方拥有广阔的土地，辽朝也借此打通通辽、开封两地的贸易线路，促进了中国北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繁荣，特别是对辽城、河套一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

辽代地社会风俗和宗教婚姻、姓氏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地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①.姑舅表亲地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地限制，建国初期还有“姊亡妹续之法”.述律、拔里、乙室已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地家族，后族女为后、男尚主地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地这种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地影响，也是统治集团地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着同姓不婚地原则.“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建国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②.世里，汉译为“耶律”.建国后，为笼络和安抚契丹诸部贵族，阿保机对出任过联盟首领地大贺、遥辇家族一律赐以国姓，于是辽朝始有“三耶律”.太宗灭晋，汉人李崧依汉人习惯为后族小汉制定了汉姓“萧”③.从此，与皇室通婚地后族皆以萧为姓.由于诸部落首领多出自于上述贵族之家，部民地姓氏又从其首领，故而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居住、饮食游牧地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①，居住地是便于迁徙地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内蒙古牧区牧民居住地蒙古包.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地石棺上所绘地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地形制，门多东向.车马是迁徙、游牧不可缺少地运载工具.契丹人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风向阳临水处.食物以乳肉为主，也有少量粮食.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地食物和饮料.粮食则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地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地影响.建国后，汉人、渤海人地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地艾糕.服饰和发式契丹贵族地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胡服有长袍、短衫、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领或直领，左衽，窄袖.腰束带，有地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长裤多为白色，有地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戴冠、巾，贵族妇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绸、绢，冬用皮毛，“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②.①参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年版.②陆游：《渭南文集》卷《条对状》；参见何竹祺：《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年版.③《辽史》卷《后妃传》.①《契丹国志》卷《族姓原始》.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地习惯.其发式不一，有地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地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地留双鬓上两绺，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地，“其人剪发，妥其两髦”③.辽墓壁画提供了髡发地形象资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地契丹女性髡发样式.生育和丧葬契丹妇女分娩前须拜日，居住在专门搭制地毡帐中.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医生双眼.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地黑豆汤，其夫以炭涂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地发育成长.若皇后生产，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国后渐行土葬，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地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受佛教影响，辽朝地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地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契丹人处理尸体地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腹中实以盐、矾等，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地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皆可奉祭.节庆风俗契丹人地节日除受汉族习俗影响外，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得单数则不吉.初七为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须于庭煎饼食，称“薰天”.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被人窃去，且不许处分；失者须备酒食钱物赎回.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是请客地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②《辽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史·四裔附录》：“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地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地，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③《辽史》卷《营卫志·序》.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腊月辰日烧甲；除夕有岁除仪，烧盐、羊膏于炉火中，萨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与游牧射猎生活密切相关，或继承了古鲜卑人地遗风①.立春击土牛、撒谷豆，端五挂合欢结、长寿缕等，则承自汉地习俗.娱乐活动契丹人地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汉人，渤海人地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围棋、双陆，都是契丹人喜爱地活动.击鞠、射柳都是马上竞技活动，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射柳多在祈雨地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髀石即“髌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地鲜卑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地游戏，皇帝也以在冰上击髀石为乐.契丹人酷爱角抵，这既是竞技活动，也是宴会、集会上地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参加，而且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地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复面而走，深以为耻也”①. 年在辽阳发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抵图，为研究辽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资料①.汉人地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陆、围棋和彩选格.萨满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最尊崇地神灵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叶山神和鹿神.《辽史·地理志·永州》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契丹人将骑白马男子和驾青牛车女子尊为天神和地祗，自认为是他们地后代.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地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首可汗地发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灵魂地归宿地.狩猎曾是他们地主要活动，鹿神为猎神，猎前祭祀，祈求多获.这些都与契丹人地起源、发展和生存密切相关，因而受到契丹人地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宋绶：《契丹风俗》.①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①《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宴饮毕，然后配合”.契丹耶律与萧互相宴请，当是为两姓青年选择意中人提供机会.原始地多神信仰、生活习俗和统治者地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独特地礼仪和诸多禁忌.遥辇阻午可汗时，制定了柴册仪和再生仪；遥辇胡剌可汗时制定了祭山仪，这是契丹人地重要仪式.建国后，在原有地基础上加入了汉礼成分，内容日渐繁复.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称“祭东”；对天日地崇拜演生出对日蚀、旋风和霹雳地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地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地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①.佛教和道教建国前，佛教已经传入.痕德堇可汗二年（），龙化州（今内蒙古开鲁西南）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地标志.神册三年（），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显元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时甚至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地情况②.契丹上层地崇佛又反过来影响了汉人，辽时南京（今北京）地区地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场面可观.随着佛教地传播，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和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地活动也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校勘雕印佛经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今属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地较好版本. 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中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卷，不仅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木塔发现地《契丹藏》是辽圣宗时期雕印地，看来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地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着手进行了.佛教地传播，促进了语言文字学地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地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卷，收字余，注用字余，总余字，立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地目地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今天它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原地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地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层也信仰道教.神册二年（），上京建道观，道教最晚此时已传入.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地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①.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地礼遇.道教地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地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地《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道教信仰地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地影响，也可从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地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地实物得到印证.①《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②参见[日]鸟居龙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学报》第期单行本.①《辽史》卷《礼志》六《岁时杂仪》.①《辽史》卷《道宗纪·赞》.。

契丹辽社会风俗习惯对当今赤峰地区的影响

契丹辽社会风俗习惯对当今赤峰地区的影响作者：闫献冰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16期摘要：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面积9.02万平方千米。

在辽代时，辽五京中有二京位于今天的赤峰市境内，分别是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辽五京和位于赤峰市宁城县的辽中京。

赤峰是辽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200多年的辽代历史，契丹族的生活习惯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对赤峰地区的风俗习惯还有一定的影响，文章选择了节日、饮食、游戏和生产习俗来论述这些风俗习惯对赤峰的影响。

关键词：辽代;赤峰;风俗习惯;影响1 节日习俗1.1 元宵节赏灯元宵节赏灯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传统民俗，春节前后至元宵节时，朝廷会举办大型的灯饰展览活动，并常常附带一些民俗活动，极具传统性和民族特色。

契丹民族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有观赏花灯的习俗。

《辽史》中就有辽穆宗耶律璟于应历十二年（962）正月“夜观灯”的记载。

元宵佳节赏灯的习俗是契丹族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契丹族人因为喜爱而保留了下来，并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每年都会举办花灯会庆祝这个重要的节日。

今天的赤峰地区，其下辖的七旗两县三区都会在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举办花灯节，让百姓同享节日的喜庆。

传统的制灯工艺和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特别是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彩灯艺术的花样翻新。

虽然花灯的样式改变了，但赏花灯这种形式一直延续了下来。

1.2 五月节五月节是端午节的俗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契丹民族受汉族文化影响，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也会举办隆重的仪式来庆祝节日。

古代辽人用艾和棉做成艾衣，以备严冬御寒，也会用艾做成艾糕，系五彩丝索于臂以辟邪免灾。

皇帝佩戴的五彩丝索称“合欢节”，也叫“长命缕”。

同时，还有拜天、射柳和击球等习俗。

以彩色丝结成合欢索就是现在赤峰地区的孩子们在五月节这一天佩戴在手臂上的五彩绳。

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早上，家中老人会用五色线结成绳系在孙辈的手腕上，等到第一场雨来临的时候，将五彩绳解开放在雨水中，以祈求孩子身体健康，祛除灾祸。

契丹族与汉族服饰文化融合演变考证

契丹族与汉族服饰文化融合演变考证在中国历史上，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

在随后的几个朝代中，契丹族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政治力量，并在辽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在此期间，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种交流在服饰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文将从考证契丹族与汉族服饰文化融合演变的历史背景、服饰特征、演变过程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历史背景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

唐朝时期，契丹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比较友好，两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也比较频繁。

唐朝时期的契丹族服饰主要是以毛皮为材料的皮袍，而汉族则主要是以丝绸为材料的衣服，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族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政治力量。

在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时期，契丹族逐渐崛起。

在后晋时期，契丹族的统治者耶律阿保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辽朝。

在此期间，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契丹族服饰和汉族服饰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减少。

二、服饰特征契丹族和汉族的服饰在材料、形制、纹饰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契丹族的服饰主要以毛皮为材料，颜色多为黑色、灰色等，形制上则偏向于宽松、长裙、宽袖等。

契丹族的服饰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头饰——“蒙古帽”，这种帽子的特点是高大宽阔，能够保护头部和脸部免受风沙的侵袭。

汉族的服饰则主要以丝绸为材料，颜色多为鲜艳、绚丽，形制上则偏向于紧身、短裙、紧袖等。

汉族的服饰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头饰——“发髻”，这种头饰的特点是将头发盘成一个圆形的髻，然后用发簪或发卡固定在头顶上。

三、演变过程在唐朝时期，契丹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服饰文化的融合并不显著。

但是在辽朝时期，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契丹族服饰和汉族服饰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减少。

在辽朝时期，契丹族的统治者耶律阿保机曾经颁布过一项政策，要求契丹族人和汉族人在穿着服饰上保持一致，这种政策也促进了契丹族和汉族服饰文化的融合。

辽太宗祭祀木叶山考

２０２３年第５期(总第２００期)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社会科学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５ꎬ２０２３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２００历史学研究辽太宗祭祀木叶山考祁㊀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ꎬ北京１０２４４５)摘㊀要:木叶山是契丹祖源地㊁发祥地ꎬ故辽代皇帝频繁前往祭祀ꎮ对木叶山的祭祀ꎬ包含祭山神㊁祀天以及祭祀祖先等寓意ꎮ辽太宗时期佛教已很盛行ꎬ辽太宗遂变革传统祭山仪ꎬ将祭拜观音一环增加到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中ꎮ辽太宗即位初期ꎬ祭太祖庙㊁祖陵等祭祀祖先活动非常频繁ꎬ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基本伴随祭祀祖先的活动进行ꎮ从天显八年(９３３)开始ꎬ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次数随着其祭祀祖先活动次数的减少而减少了ꎬ且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大多在游猎过程中举行ꎮ关键词:辽太宗ꎻ祭祀ꎻ木叶山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６.１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４９３７(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４８－０５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渤海㊁女真㊁满洲族源谱系关系研究 (１９ＺＤＡ１８０)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创计划科学研究项目辽南京(今北京)耶律淳政权研究 (２０２３－ＫＹ－９６)作者简介:祁丽ꎬ１９８４年生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ꎮ㊀㊀木叶山对于契丹人及辽代统治者的重要意义ꎬ无须赘言ꎮ关于木叶山的研究ꎬ以往学者主要关注其地望㊁祭祀礼俗等内容ꎬ对辽代皇帝祭祀木叶山的情况进行专门㊁深入探讨的尚不多ꎮ如冯家昇关注契丹人自然崇拜的礼俗[１]ꎬ并对契丹祭天频次㊁祭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２]ꎬ可谓开国内学者研究契丹原始崇拜及信仰之先河ꎻ张国庆探讨了辽代皇帝祭祀木叶山的缘由ꎬ并对祭祀木叶山的时间㊁方式㊁内容等问题做了全面分析[３]ꎮ有些学者虽然没有对辽代皇帝祭祀木叶山的情况进行专门研究ꎬ但是通过对辽代契丹人祭祀祖先活动的研究ꎬ间接有所涉猎ꎮ如张国庆探讨了辽代木叶山始祖庙内供奉的祖先及其造像材质ꎬ归纳总结了辽代皇帝祭祀祖先的时间和仪式[４]ꎻ席岫峰㊁宋志发指出契丹人祭拜木叶山是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结合[５]ꎻ高科冕对辽代每位皇帝祭祀木叶山的次数㊁间隔时间㊁初祭时间进行了初步统计[６]ꎮ还有些学者通过对辽代祭山仪的研究ꎬ论及了辽代木叶山祭祀问题ꎮ如葛华廷对辽代祭山仪进行了深入的探讨ꎬ认为祭山仪的核心内容是祭天ꎬ并且提出了祭山仪不限于在木叶山一处举行的观点[７]ꎻ吕富华㊁杨福瑞认为契丹人祭山的目的是敬天和祭祀祖先ꎬ祭山仪固定在木叶山举行的时间大概在阿保机建国前后[８]ꎮ总之ꎬ以上学者主要从整体上对辽代皇帝祭祀木叶山活动进行研究ꎬ或者在研究辽代皇帝祭祀祖先㊁祭山活动时ꎬ对祭祀木叶山问题略加研究ꎬ并未对辽代每位皇帝祭祀木叶山的具体活动进行细致㊁深入地梳理ꎮ本文专门以辽太宗祭祀木叶山活动为研究对象ꎬ系统梳理此时期内祭祀木叶山活动的演进过程及变化规律ꎬ并期望得到相关研究领域专家㊁学者的批评指正ꎮ㊀㊀一㊁辽太宗变革传统祭山仪崇山㊁祭山是契丹人的传统礼俗ꎮ史载契丹尚处于部落联盟时期ꎬ 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ꎮ («辽史»卷４９«礼志一»)[９]８３３辽代举行祭山仪的地点在木叶山: 祭山仪:设天神㊁地祇位于木叶山ꎬ东乡ꎮ («辽史»卷４９«礼志一»)[９]８３４祭祀木叶山是辽代皇帝祭祀活动中较为重要的一项ꎮ佛教在辽太祖时期已经传入契丹地区ꎬ辽太祖懂汉语㊁精通汉文化ꎬ且崇佛拜佛ꎬ史载辽太祖神册三年(９１８) 五月乙亥ꎬ诏建孔子庙㊁佛寺㊁道８４１观 («辽史»卷１«太祖纪上»)[９]１３ꎮ而契丹社会受汉文化的影响ꎬ原始崇拜及信仰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ꎬ 尤其为了安抚大量北迁的汉人ꎬ巩固辽政权ꎬ故从阿保机开始ꎬ统治者与佛教关系日益密切ꎬ佛教在辽国渐趋兴盛ꎮ [１０]辽太宗时期佛教更加盛行ꎬ辽太宗本人则崇拜观音菩萨:天显十年(９３５) 冬十一月丙午ꎬ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ꎬ见观音画像ꎬ乃大圣皇帝㊁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ꎬ顾左右曰: 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ꎬ岁时未几ꎬ今我独来!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７ꎻ会同五年(９４２)五月丁丑ꎬ闻皇太后不豫ꎬ上驰入侍ꎬ汤药必亲尝ꎮ仍告太祖庙ꎬ幸菩萨堂ꎬ饭僧五万人ꎮ七月乃愈 («辽史»卷４«太宗纪下»)[９]５２ꎮ由于辽太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ꎬ遂将中原佛教文化融入传统的祭祀木叶山活动中ꎬ其重要表现就是对祭山仪进一步扩充发展ꎬ增加了祭拜观音菩萨的环节ꎮ«辽史»卷４９«礼志一»载:㊀㊀太宗幸幽州大悲阁ꎬ迁白衣观音像ꎬ建庙木叶山ꎬ尊为家神ꎮ于拜山仪过树之后ꎬ增诣菩萨堂仪一节ꎬ然后拜神ꎬ非胡剌可汗之故也[９]８３５ꎮ不过ꎬ«辽史礼志»中没有明确记载迁白衣观音像的时间ꎮ按«辽史»卷３７«地理志一»另载:㊀㊀兴王寺ꎬ有白衣观音像ꎮ太宗援石晋主中国ꎬ自潞州回ꎬ入幽州ꎬ幸大悲阁ꎬ指此像曰: 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ꎬ即此也ꎮ 因移木叶山ꎬ建庙ꎬ春秋告赛ꎬ尊为家神ꎮ兴军必告之ꎬ乃合符传箭于诸部[９]４４６ꎮ辽太宗于天显十一年(９３６) 冬十月甲子ꎬ封敬瑭为晋王ꎬ幸其府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８ꎬ又在当年十一月丁酉ꎬ册敬瑭为大晋皇帝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９ꎮ会同元年(９３８)十一月ꎬ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辽: 是月ꎬ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ꎬ以幽㊁蓟㊁瀛㊁莫㊁涿㊁檀㊁顺㊁妫㊁儒㊁新㊁武㊁云㊁应㊁朔㊁寰㊁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ꎮ («辽史»卷４«太宗纪下»)[９]４４－４５同一年ꎬ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 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ꎬ府曰临潢ꎬ升幽州为南京ꎬ南京为东京ꎮ («辽史»卷４«太宗纪下»)[９]４５通过上述对历史过程的梳理ꎬ可知辽太宗迁白衣观音像当在会同元年(９３８)前ꎬ也就是说辽太宗变革祭山仪也在会同元年之前ꎮ辽太宗于天显十一年(９３６)九月亲自率军援助石敬瑭取后唐而代之ꎬ并于当年十一月次潞州ꎬ召诸将议ꎬ皆请班师ꎬ从之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９ꎮ到达幽州的时间ꎬ«辽史太宗纪»中没有明确记载ꎬ但初步推断辽太宗变革祭山仪一事发生在天显十一年(９３６)十一月至会同元年(９３８)十一月期间ꎮ辽太宗在此期间内ꎬ只有一次祭祀木叶山活动ꎬ即天显十二年(９３７) 十二月甲申ꎬ东幸ꎬ祀木叶山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４１ꎮ因此ꎬ辽太宗变革祭山仪一事就应该发生在此次祭祀木叶山前后ꎮ从辽太宗变革传统祭山仪可以看出ꎬ佛教在辽代信仰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ꎬ这也是契丹人信仰受到中原汉文化影响的表现之一ꎮ邢康认为: 这件事充分反映了辽朝宗教信仰和宗教政策的变化ꎮ [１１]伴随会同元年(９３８)燕云十六州被纳入辽的版图㊁辽境汉人数量增加ꎬ契丹人与汉人的交流交往变得更加密切ꎮ辽太宗在保持契丹人原始崇拜及信仰的前提下ꎬ对汉文化积极地加以汲取ꎬ祭拜神的多元性使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ꎬ同时也巩固了祭拜观音和祭祀木叶山的特殊地位ꎮ㊀㊀二、辽太宗祭祀木叶山与祭祀祖先辽太宗时期曾举行大量祭祀祖先的活动: 辽太宗的年平均次数最高ꎮ [６]辽太宗频繁祭祀祖先ꎬ其动机与加强皇权密不可分ꎮ辽太宗系以非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ꎬ同时面对述律后㊁人皇王耶律倍等人的威胁ꎬ为了证明其正统性及稳固皇权ꎬ故在即位初期频繁地举行祭祀太祖庙㊁祖陵等活动ꎮ 即位之后的太宗ꎬ需要强调自身对太祖功业㊁品德的继承ꎬ从而巩固其皇位ꎮ从整个辽国的内部协调而言ꎬ也需要太宗时常对先祖ꎬ尤其是对太祖进行祭祀ꎬ以保证其凝聚力ꎮ [６]辽太宗祭祀祖先的活动主要包括:祭祀太祖庙㊁祖陵ꎬ谒太祖行宫与拜太祖御容等ꎮ辽太宗即位初期ꎬ祭祀祖先活动主要以祭祀太祖庙为主ꎬ天显四年(９２９)ꎬ辽太宗又开始祭祀祖陵ꎮ关于太祖庙的所在地目前暂无定论ꎬ陈永志认为: 太祖９４１庙在祖州城内 [１２]ꎻ李月新等认为: 辽太宗所告谒的太祖庙ꎬ即是«地理志»中所记载的位于祖陵范围内的太祖天皇帝庙 ꎮ [１３]祖陵为辽太祖的陵地ꎬ«辽史»卷２«太祖纪下»载ꎬ天显二年(９２７) 葬太祖皇帝于祖陵ꎬ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 [９]２４ꎮ考古工作者指出: 辽祖州城㊁祖陵遗址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石房子村西１公里的深阔山谷中ꎮ [１４]辽太宗即位初期ꎬ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伴随祭祀太祖庙㊁祖陵相继进行ꎮ据«辽史太宗纪»记载ꎬ辽太宗即位后前三次祭祀木叶山的活动ꎬ都与祭祀太祖庙㊁祖陵有着密切的联系ꎮ先来看第一次ꎮ天显四年(９２９)秋八月辛丑ꎬ至自凉陉ꎬ谒太祖庙ꎮ癸卯ꎬ幸人皇王第ꎮ己酉ꎬ谒太祖庙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０ꎮ辽太宗当年八月从凉陉出发前往祭祀太祖庙ꎬ同年九月ꎬ从南京出发去祭祀木叶山: 九月庚午ꎬ如南京ꎮ戊寅ꎬ祠木叶山ꎮ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０辽太宗祭祀完木叶山后行再生礼ꎬ然后又回到南京: 己卯ꎬ行再生礼ꎮ癸巳ꎬ至南京ꎮ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０按天显三年(９２８)ꎬ辽太宗升东平郡为南京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０ꎬ会同元年(９３８)ꎬ 升幽州为南京ꎬ南京为东京ꎮ («辽史»卷４«太宗纪下»)[９]４５因此会同元年(９３８)前ꎬ«辽史太宗纪»记载的南京是后来的东京ꎮ第二次ꎮ天显六年(９３１)正月丁卯ꎬ如南京ꎮ三月辛未ꎬ召大臣议军国事ꎮ丁亥ꎬ人皇王倍妃萧氏率其国僚属来见ꎮ夏四月己酉ꎬ唐遣使来聘ꎮ是月ꎬ置中台省于南京ꎮ五月乙丑ꎬ祠木叶山ꎮ乙亥ꎬ至自南京ꎮ壬午ꎬ谒太祖陵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２ꎮ辽太宗从南京出发前往祭祀木叶山ꎬ祭祀结束后回到南京ꎬ随后又去祭祀祖陵ꎮ辽太宗即位后前两次祭祀木叶山都是从当时的南京出发又回到南京ꎮ第三次ꎮ天显七年(９３２)辽太宗第三次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也在祭太祖庙之后不久ꎮ天显六年(９３１) 十二月甲寅朔ꎬ祭太祖庙ꎮ丙辰ꎬ遣人以诏赐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３ꎮ次年春正月壬辰ꎬ征西将军课里遣拽剌铎括奏军事ꎮ己亥ꎬ唐遣使来聘ꎮ癸卯ꎬ遣人使唐ꎮ戊申ꎬ祠木叶山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３ꎮ从天显八年(９３３)开始ꎬ辽太宗祭祀祖先活动的次数骤减ꎬ检索«辽史太宗纪»可知仅祭祀太祖庙㊁祖陵各一次ꎬ发生在天显十一年(９３６)ꎬ但同年并没有祭祀木叶山ꎮ辽太宗天显年间后两次祭祀木叶山的时间分别是天显九年(９３４)春和天显十二年(９３７)冬ꎮ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发现ꎬ辽太宗祭祀祖先活动的频次大致可以天显八年(９３３)为界分为高低两个阶段:从天显二年(９２７)至天显七年(９３２)ꎬ辽太宗每年都进行祭祀祖先的活动ꎬ甚至一年举行几次ꎬ其中以天显五年(９３０)和天显六年(９３１)两年最多ꎬ均达到了每年四次ꎻ但是从天显八年(９３３)开始ꎬ辽太宗祭祀祖先活动的次数骤减且间隔时间不定ꎬ每年最多祭祀木叶山一次ꎬ祭祀的时间多集中于冬季和夏季ꎮ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ꎮ在天显八年(９３３)以前ꎬ辽太宗祭祀木叶山活动大致是与祭祀太祖庙㊁祖陵活动相继进行的ꎬ这从前文所征引的史料可以看出ꎮ这一时期祭祀木叶山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动机ꎬ系服务于祭祀祖先活动的需要ꎮ从天显八年(９３３)开始ꎬ辽太宗祭祀木叶山活动随着祭祀祖先活动频次的减少而减少了ꎮ这一时期辽太宗祭祀木叶山则大多在游猎过程中进行ꎬ偶尔发生在征伐战争期间ꎮ㊀㊀三、辽太宗游猎过程中对木叶山的祭祀辽代契丹人仍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ꎬ辽代皇帝且将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纳入政治管理体制之中ꎮ辽代虽然设置有五京ꎬ但辽代皇帝会在不同季节游幸于各地之间: 辽国尽有大漠ꎬ浸包长城之境ꎬ因宜为治ꎮ秋冬违寒ꎬ春夏避暑ꎬ随水草就畋渔ꎬ岁以为常ꎮ四时各有行在之所ꎬ谓之捺钵 ꎮ («辽史»卷３２«营卫志中»)[９]３７３辽代皇帝在捺钵地处理政务和进行外交活动ꎬ学者指出: 辽代皇帝的四时捺钵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ꎬ故被称为行朝 ꎮ [１５]辽代四时捺钵分为春水㊁纳凉㊁秋山㊁坐冬四０５１个阶段ꎮ 春捺钵ꎬ曰鸭子河泺ꎮ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ꎬ约六十日方至ꎮ天鹅未至ꎬ卓帐冰上ꎬ凿冰取鱼ꎮ冰泮ꎬ乃纵鹰鹘捕鹅雁ꎮ晨出暮归ꎬ从事弋猎ꎮ («辽史»卷３２«营卫志中»)[９]３７３－３７４辽代诸帝春捺钵的时间大致开始于每年的农历正月ꎬ夏捺钵则大致开始于农历四月末: 四月中旬起牙帐ꎬ卜吉地为纳凉所ꎬ五月末旬㊁六月上旬至ꎮ居五旬ꎮ与北㊁南臣僚议国事ꎬ暇日游猎ꎮ七月中旬乃去ꎮ («辽史»卷３２«营卫志中»)[９]３７４秋捺钵开始于农历七月中旬: 曰伏虎林ꎮ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ꎬ入山射鹿及虎ꎮ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ꎮ («辽史»卷３２«营卫志中»)[９]３７４«辽史»没有明确记载冬捺钵的具体时间ꎬ推测开始于每年的十月中旬ꎮ辽代皇帝在四时捺钵时处理军国大事ꎬ同时也进行游猎活动ꎮ在辽圣宗之前ꎬ捺钵制度尚不完善ꎬ游猎地点没有固定场所ꎬ取决于当时政局情况和皇帝偏好ꎬ辽太宗则偏好向东游幸ꎮ辽太宗于天显二年(９２７)即位ꎬ在位二十年ꎮ辽太宗获燕云十六州后ꎬ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ꎬ于会同元年(９３８)升幽州为南京ꎮ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之后ꎬ经常活动于南京地区ꎬ祭祀木叶山活动也随着祭祀祖先活动的减少而减少ꎬ间隔的时间也比较长ꎮ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ꎬ一方面可能与南京地区距离木叶山较远有关ꎬ且辽太宗忙于政务ꎬ故无法亲自去祭祀木叶山ꎻ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辽太宗即位十年有余ꎬ相对即位初期皇权已较为稳固ꎬ祭祀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方面的用处也已减弱ꎮ当然也不排除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ꎮ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的时间距其即位与去世的时间基本都为十年左右ꎬ但据«辽史太宗纪»记载ꎬ升幽州为南京之后相比之前祭祀木叶山活动的次数减少了一半以上ꎮ升幽州为南京之前祭祀木叶山共计五次ꎬ之后祭祀木叶山共计两次:一次发生在春季游猎活动之后ꎬ另一次是从上京附近出发前往祭祀ꎮ梳理«辽史太宗纪»中的相关记载ꎬ可以发现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在春㊁夏㊁冬各举行过两次ꎬ加上秋季一次ꎬ共计七次ꎮ而历次祭祀木叶山的时间间隔则比较均匀ꎬ除了会同二年(９３９)㊁会同八年(９４５)的两次间隔了六年ꎬ其余每次间隔时间大致为两三年ꎮ天显八年(９３３)之后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与其游猎行踪密切相关ꎮ梁维认为: 太祖㊁太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主要位于上京地区的潢河㊁土河附近ꎬ及降圣州㊁龙化州之间和辽东部分地区ꎮ太宗在太祖的基础上增加了潢河㊁长泺㊁松山㊁瓜埚等位于上京㊁南京附近的地点ꎮ [１６]辽太宗春天于土河㊁潢河附近以及辽东地区进行游猎的次数较多ꎮ天显九年(９３４)春辽太宗在土河游猎结束后即东幸祭祀木叶山: 九年春正月癸酉ꎬ渔于土河ꎮ丙申ꎬ党项贡驼㊁鹿ꎮ己亥ꎬ南京进白獐ꎮ闰月戊午ꎬ唐遣使告哀ꎬ即日遣使吊祭ꎮ壬戌ꎬ东幸ꎮ女直来贡ꎮ二月壬申ꎬ祠木叶山ꎮ戊寅ꎬ葬太皇太后于德陵ꎮ前二日ꎬ发丧于菆涂殿ꎬ上具衰服以送ꎮ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５会同二年(９３９)辽太宗也是在春天游猎之后祭祀木叶山: 三月ꎬ畋于褭潭之侧ꎮ戊申ꎬ女直来贡ꎮ丁巳ꎬ封皇子述律为寿安王ꎬ罨撒葛为太平王ꎮ己巳ꎬ大赉百姓ꎮ夏四月乙亥ꎬ幸木叶山ꎮ癸巳ꎬ东京路奏狼食人ꎮ («辽史»卷４«太宗纪下»)[９]４５褭潭为辽太宗时期的游猎地点ꎬ贾敬颜认为褭潭为今内蒙古开鲁县西北之塔拉干泡子[１７]ꎮ«辽史»卷３７«地理志一»中记载了辽代皇帝冬季在木叶山附近捺钵的情况:㊀㊀永州ꎬ永昌军ꎬ观察ꎮ承天皇太后所建ꎮ太祖于此置南楼ꎮ乾亨三年ꎬ置州于皇子韩八墓侧ꎮ东潢河ꎬ南土河ꎬ二水合流ꎬ故号永州ꎮ冬月牙帐多驻此ꎬ谓之冬捺钵ꎮ有木叶山ꎬ上建契丹始祖庙ꎬ奇首可汗在南庙ꎬ可敦在北庙ꎬ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９]４４５ꎮ辽太宗冬季游猎期间曾祭祀木叶山ꎬ天显十二年(９３７) 十二月甲申ꎬ东幸ꎬ祀木叶山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４１ꎮ根据记载ꎬ辽太宗冬季游猎地还可见如下一些地点:天显三年(９２８)十二月甲寅ꎬ次杏埚ꎬ唐使至ꎬ遂班师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２９ꎻ天显四年(９２９)十一月甲申ꎬ观渔三叉口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１ꎻ天显七年(９３２) 十二月辛亥ꎬ以叛人泥离衮家口分赐群臣ꎮ丁巳ꎬ西狩ꎬ驻跸平地松林 («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４ꎻ天显九年(９３４) 十二月壬辰ꎬ皇子阿钵撒葛里生ꎬ皇后不豫ꎮ是月ꎬ驻跸百湖之西南１５１(«辽史»卷３«太宗纪上»)[９]３６ꎻ会同五年(９４２)ꎬ 是冬ꎬ驻跸赤城ꎮ («辽史»卷４«太宗纪下»)[９]５２会同七年(９４４)ꎬ辽太宗遣兵伐晋:正月丙申ꎬ遣兵攻黎阳ꎬ晋张彦泽来拒 («辽史»卷４«太宗纪下»)[９]５３ꎮ次年也即会同八年(９４５)ꎬ辽太宗最后一次前往祭祀木叶山:九月辛酉ꎬ还上京ꎮ冬十月辛未ꎬ祠木叶山 («辽史»卷４«太宗纪下»)[９]５６ꎮ此次祭祀木叶山距上次祭祀已有六年之久ꎬ且是在伐晋战争期间进行的ꎮ参考文献:[１]㊀冯家昇:«太阳契丹考释»ꎬ«史学年报»１９３１年第３期ꎮ[２]㊀冯家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ꎬ«史学年报»１９３２年第４期ꎮ[３]㊀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祭木叶山考探»ꎬ«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ꎮ[４]㊀张国庆:«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ꎬ«黑龙江民族丛刊»１９９３年第３期ꎮ[５]㊀席岫峰㊁宋志发:«试析契丹族人的祖先崇拜活动»ꎬ«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ꎮ[６]㊀高科冕:«辽代皇帝祭祀先祖行为分析»ꎬ«北方文物»２０１７年第２期ꎮ[７]㊀葛华廷:«辽代木叶山之我见»ꎬ«北方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３期ꎮ[８]㊀吕富华㊁杨福瑞:«契丹祭山礼仪考论»ꎬ«北方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３期ꎮ[９]㊀«辽史»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ꎮ[１０]㊀薛志清:«崇佛政策与辽代灭亡»ꎬ«河北北方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ꎮ[１１]㊀邢康:«尊白衣观音为家神谈辽朝初期的宗教信仰»ꎬ«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３期ꎮ[１２]㊀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０４年ꎮ[１３]㊀李月新㊁齐建平:«试论辽朝太宗时期的宗庙制度»ꎬ«辽宁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ꎮ[１４]㊀塔拉㊁陈永志㊁曹建恩主编:«考古揽胜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６０年重大考古发现»ꎬ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ꎬ第１５４页ꎮ[１５]㊀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ꎬ第９３页ꎮ[１６]㊀梁维:«辽代春捺钵路线考论»ꎬ«史学集刊»２０１９年第３期ꎮ[１７]㊀贾敬颜:«胡峤陷辽记疏证»ꎬ«史学集刊»１９８３年第４期ꎮ[责任编辑:王㊀昊]２５１。

元朝的礼仪——精选推荐

元朝的礼仪元代的礼俗俗是社会生活习惯，礼是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规范。

所谓礼俗就是经由礼规范的社会习俗。

一定时代、一定地域、一定国家、一定民族的礼俗往往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状况和精神生活面貌。

礼俗又具有明显的前后承袭关系和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因此，礼俗乃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的礼俗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代。

周代时候，礼俗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结构。

《周礼·大宗伯篇》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

军礼独缺，因为军事是机密的。

吉礼是祭祀的规范，凶礼是丧葬的规范，宾礼是交际的规范，嘉礼是婚嫁的规范。

中国的礼俗，大多是同这些礼分不开的。

自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礼俗也不断演变。

历代王朝使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仪制得以逐步形成和完成。

而悠久持续的文化传统则又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具有自己独特的丰富多彩的岁时节序。

礼俗的这些主要方面，在元代，其内容也是十分充实的。

元代的礼俗还具有二元性，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

下面分述元代礼俗的五个主要方面：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

第一节祭祀“礼之始也以祭”。

祭祀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朝的祭礼对象包括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先圣、岳镇海渎以及风师、雨师、雷师等。

《元史·祭祀志》记述，元朝的祭祀“稍稽诸古”，同时，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形式，蒙古风俗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

元朝特别重视祭天，这是直接与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崇拜至高无上的“长生天”联系在一起的。

“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

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元史·祭祀志一》）。

在文献中，成吉思汗祭天的活动屡有所见。

1254 年，蒙哥汗祭天于漠北的日月山。

忽必烈即位以后，先是在每年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两次祭天，后认为这是亡金旧例，改成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