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义利观与商业交换思想探悉

孔子的义利观与商业交换思想探悉内容摘要：孔子经济思想的实质是对义利关系问题的思考，而其商业交换方面的思想是其义利观的生动体现。

孔子义利观的根本原则是义主利从，要求以义制利、先义后利，他提出了“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观点。

孔子义利观的另一个方面是“义以生利”，他肯定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对个体在不违背道义的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活动持肯定态度。

基于其义利观，孔子提出了商业交换思想：充分肯定商业交换行为的价值；主张“驰关市之税”；提出了“谨权量，审法度”的措施；要求“器不雕伪”。

关键词：孔子义利观商业交换思想序言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那是一个礼坏乐崩、社会处于极度失序状态的乱世，他的思想，包括他的经济思想，是对这一时代特色的深刻总结和历史反映。

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他以“仁”为核心内容和指导思想，以“礼”为秩序制度，建构了一个完备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从而使他的经济思想充满了浓郁的伦理特性，形成了一种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文章认为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对春秋时期经济现象的伦理考量，是对义利关系问题的思考，而其关于交换即商业流通方面的思想恰是其义利观的生动体现。

孔子“见利思义”、“义以生利”的义利观义利关系问题是古今中外任何思想家都不容回避、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

历史上，中西方传统思想家对此问题的回答表现了不同的理论旨趣。

在西方，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不二的选择，“效率优先”、利益至上是当然的诉求。

为了追求私人利益而践踏他人尊严，是无可指责的行为，这导致了金钱拜物教的盛行和泛滥。

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则迥然相异。

孔子从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性出发，认为“仁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类本质：“仁者，人也”。

而要符合“仁德”的要求，就必须“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主张通过礼制的建设以消解人过度的私欲，克制主体利欲的无限膨胀，孔子以此提出了自己系统完整的义利观。

在《论语》一书中，“义”字含有丰富的内涵，而《中庸》中做了总结：“义者，宜也”。

孟子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义，人路也”、“人之正路也”。

儒者所谓“义”，从主观层面上说，是一种良好的道德品性，能够采用正当的手段做事，做事时合乎正道、顾及他人的利益诉求；从客观层面上来说，是合理的事情，是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道德法则。

在《论语》中，“利”字包括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和对利益追求两层意思。

孔子义利观的主要内容是“见利思义”、“义以生利”两个方面，“义”与“利”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首先，孔子义利观的根本原则是义主利从，要求以义制利、先义后利，他提出了“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观点，强调“义”对“利”的主导意义。

在孔子看来，“仁”是人的类本质的原则性规定，而“义”则是体现“仁”的方式，同时，在本体意义上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义”是做人的根本，是人人必须坚持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能否坚守“义”的道德情操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在价值取向上“义”对“利”的优先性：“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因此，孔子要求以道制欲，坚决反对以不义的方式谋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恶贫欲富、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欲望，但这种欲望必须受道义的约束，合于伦理准则的要求，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因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唯利是图必然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必须要加强个体的道德自律，克制主体对利益要求的无限膨胀，而这要求安贫乐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孔子对那些靠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偷盗抢劫等“不以其道得之”的不义之财，极力否定其价值，要求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他的弟子子张也说过：“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在得到利益或面临利益的时候，要做到“见得思义”、“见利思义”。

也就是说，要考虑清楚所得的利或得利的方式是否符合道义的要求，假如符合，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取得，所谓“义然后取”；否则就理应抛弃，做到“君子固穷”。

先义后利，才能彰显人的主体性价值，否则失却“义”的规范，必将被“物役”，成为“利”的奴隶而被世人所唾弃：“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孔子看到了“义”与“利”之间的矛盾性和对立性。

其次，孔子义利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义以生利”。

孔子强调“见利思义”，被孟子所继承和强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突出“义”与“利”之间的对立，这也几乎成为人们认识孔子义利观的全部，对孔子义利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义以生利”，则少提及。

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孔子对物质利益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有清醒的认识，从存在论意义上说，它是个体生存于世的必备条件，而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是国家利益之根本所在，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条件。

所以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对执政者来说，满足人民的利益需要是最行之有效的治国措施。

因此，孔子对个体在不违背道义的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活动，是持肯定态度的。

一方面，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追求利益是人的不应该遭受遏制的生理本能；另一方面，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鼓励各阶层民众积极从事那些追求正当物质利益且符合道义要求的活动。

他否定了那些消极追求物质财富的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基于此，他提出了“义以生利”的观点：“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在孔子看来，道义不仅是应否获利的原则和标杆，同时也是获利的重要保证。

孔子曾说：“学也，禄在其中矣”。

通过学习，会得以入仕而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这就是“学而优则仕”。

孔子“罕言利”，不是要求人民不求利，而是在他的思想中，以利取利、将利字挂在嘴头是君子所不齿的行径，更别说违背义的原则而取利，他认为“学礼、求道、行义、入仕成为最适宜的获利手段”（傅允生，2000）。

这体现了孔子思想中“义”与“利”之间的统一性。

孔子商业交换思想的主要内容商业流通即商业交换在孔子时期就已得到初步发展，对这一经济现象，孔子基于其义利观，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商业交换思想。

第一，充分肯定商业交换行为的价值和意义。

孔子肯定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并支持在不违背道义的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活动，所以他对当时盛行于世的通过市贱鬻贵而“货殖”的经商者和他们的行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孔子弟子子贡擅长经商之道：“废著翥财于曹、鲁之间”，而“家累千金”，孔子赞许：“回也其庶乎，屡空。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颜渊安贫乐道，最得孔子赏识，而当与子贡进行比较时，孔子皆发出了赞叹之词，夸子贡为“瑚琏之器”—社稷之重器。

孔子对儒生经商的活动持开放性态度，虽谈不上积极鼓励，但也没表示反对，这与后来儒生们宣扬并在整个社会形成的“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是有较大差异的。

孔子的义利观在这儿得到了深刻体现。

第二，为了促进商业流通，孔子主张“驰关市之税”。

孔子反对那些抑制商业流通的关税征收，主张实行“关讥市廛皆不收赋”的古法。

当鲁国大夫臧文仲设置“六关”对商人征收重税时，孔子指责其“不仁”：“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置六关，妾编蒲，三不仁也”。

并最终说服鲁襄公废除”六关”，以利商贸。

后来他还劝服鲁哀公“驰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孔子本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原则，反对贵族对自然资源的霸占垄断，要求开禁以利民：“废泽梁之禁”，使百姓“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

这表明孔子初步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想法，要求对商业活动不征税或者少征税。

第三，要求对商业交换活动实行严格的管理，提出了“谨权量，审法度”的措施。

孔子要求通过法度和礼义严格规范和监管商人的经营活动，提出要“谨权量”，即统一度量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措施一方面可以稳定和促进商业流通，另一方面对打击商品度量时的弄虚作假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要求商业活动必须符合礼义和法度的要求，为此，他提倡“审法度”，通过建立完备的礼法规范，打击商人在经营时违反礼法的行为，以规范市场秩序。

孔子制定了十四条禁令，规定了不准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天子赐予的命服、命车，圭璋璧琮等礼玉，宗庙祭祀用的礼器，兵军旍旗，祭祀用的牲畜和酒，作战用的兵器铠甲，不合规矩的家用器具，精粗不合规定、宽窄不合规定的的麻布丝绸，颜色不雅正的东西，雕刻巧饰特别华丽的锦缎珠玉等器物，衣服饮食，还未成熟的果实，没有成才的树木，幼小的达不到宰杀标准的鸟兽鱼鳖。

规定：“凡执此禁以齐众者，不赦过也”。

对于胆敢以身试法者，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第四，反对商人的欺诈性经营，要求“器不雕伪”。

求利是商业交换活动最原始性的驱动力和商人必然的选择，对此，孔子也是赞许的。

但如何求利，却涉及到义利观的问题。

在孔子的义利观中，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是更具根本性的原则要求，所以他坚决反对商人不义的欺诈性经营活动。

为此，他提出了“器不雕伪”的商业经营原则：交换的商品不能有过度华丽的外包装，不能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而牟取暴利，要诚实经营。

按照这一理念，孔子对鲁国的市场进行了整顿，取缔各种不义的商业活动：“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

……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

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

……四方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孔子对贩羊者朝饮其羊提高分量、鬻六畜者靠华丽的装饰抬高价格等行为进行了整治，成绩斐然，使市场秩序井然、消费者宾至如归。

结论总之，孔子“见利思义”、“义以生利”相结合的义利观含有丰富而又辩证的内涵，而其商业流通思想是其义利观的自然写照。

就历史意义来说，孔子的义利观对铸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坚守“义”的精神而安贫乐道、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和高尚的人格，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孔子重义轻利的片面理解，“贵义贱利”成为后儒们义利观的基本选择。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商业流通空前繁荣，人们在以极大的热情求利而参与到商业交换活动之中来。

在这股经商热潮中，我们遗憾地看到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现象。

一些商业流通者见利忘义，违法乱纪，以假乱真，既不符合法的要求，更违背义的精神，而我们在治理市场秩序方面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理应借鉴孔子义利观和商业交换思想的积极内涵，以教育和引导从事商业交换的人，同时，制定规范有效的管理措施，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