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义利观

<我的义利观>道义与功利，就像是天平的两端，每个人衡量的尺度都不同。

有的人为了利益，可以抛弃道义，丧失本心；有的人为守道义，宁死不屈。

在我看来，利为人所求，但若求得不义之财，又有何意义呢？见利忘义，丧失道义的同时，也在把功利摆上了赌盘，随时会一无所有。

就如在竞争如战场的商界中，为求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新闻时有出现。

有产业为卖相加分，把过期馒头更换日期，染色后又送往超市；有企业为提高产量，将危害婴儿健康的有毒试剂加入到奶粉中；也有商家为降低成本，有致癌地沟油用作汤底。

他们那双通红的眼里只有“利益”二字，所谓的良心道义早已抛在脑后，犹如猛兽疯狂地追咬猎物。

但到最后呢？等待他们的是产业倒闭，企业破产，商家被查封，负责人被判刑……只求利益，不顾道义的心理让他们走入深渊，到最后，只是一无所有。

见利思义，道义先行，利也会随之而来。

就如我国文学家朱自清，即使身患重疾无米养家，也毅然拒绝国民党派发的美援面粉，以明爱国之志。

又像澳门特首崔世安，年轻时常二话不说给予朋友帮助，可谓为朋友两肋插刀。

他们尽义，但也得到了利。

朱自清虽病逝，但也激起中国人的团结，使他们共度危机；崔世安在危急时候得到曾帮助朋友的一臂之力，度过难关。

道义，有时候让人丢失眼前的功利，但也会给你长期利益的机会。

利可抛而义不能，先利后义，不仅是历史所推崇的，也是人们节气的体现。

文天祥、苏武被敌国所俘，面对金钱美人的诱惑，纹丝不动，是因为他们把贞节放在第一位。

抗战时期，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宁可放弃演出机会，连续注射三支疫苗针，冒着40度高烧的风险，佯病拒绝日军的邀请，是骨气的体现。

坚守道义，得到的是心灵的强大，和后世的赞许。

“利”和“义”，并不是一对反义词。

面对义利的选择，坚守道义，是无悔的选择新时代下的义利观作文素材以“新时代下说义和利”为题写一篇作文，要求：1、除诗歌之外，文体不限；2、不少于800字。

一、什么是义与利二、义和利的关系先看看这两个小故事，思考义和利的关系。

故事一：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

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

后来，圣人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地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的负累。

但圣人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

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圣人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側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

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

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能够因为他心中的“义”而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

圣人还说，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

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

圣人说，子贡此举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

自子贡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做看不见了。

因为他们不像子贡那么有钱，或者他们不像子贡那么喜欢出风头。

很多鲁国人会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所以圣人才说子贡此举是伤天害理。

故事二：公元1623年，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号称14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

袁崇焕将军独守宁远城，誓死不退，城中百姓觉得自己的财产可以得到呵护，都无限感激。

可是仗越打越不对，眼看城池即将不保，百姓担心女真会报复屠城，那时不但钱财没了，连命也会丢了，许多人便开始大骂袁将军是为了立功升官，荼毒百姓，责怪他兵力不足就不该苦战累民。

但幸运的是，努尔哈赤在进攻中被红衣大炮击中负重伤，女真被迫后撤，因而百姓的性命和财产均得以保全。

百姓们庆幸之余，又痛哭流涕，把袁将军视为再生父母。

从这个故事来看，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利，避害趋利就是民心。

大家思考：义和利的关系是什么？二、关于义和利的一些看法。

中国人的观念中常常有“利”与“义”之辨。

有时做一件事，是为“利”还是为“义”总有争个不停——好像搞不清楚，心里就闷闷的。

这也是人高层次需求的自我处理。

比如说王莽，在他夺位之前，他做事总是以义为先；或有利，皆在义后。

但从其人后来谋逆来看，其行为不过是放长线钓大鱼罢了。

其以义为先，是障人耳目，博取名声；以利为后，则是投资投入的成本。

当时给王莽好评的名士，后来看到王莽的真面目，心里那个悔，那个恨啊——就跟我们小时候说谎一样，好痛苦。

民间的人们为了一个义字，尚且打起架来可以连命都不要，更何况那些品格更加正直，决意为义奉献一生的人呢。

子曰：“杀身取义”。

这句话更在人们心头增大了义的份量和号召力。

也无怪乎大奸大滑如王莽者，会拿义字打造招牌，聚揽人气，以备谋朝之用了。

后来，王莽施政不德，若得天怒人怨。

于是，农民起义来了。

刘秀兄弟两个和着一些绿林好汉，一些汉室贵胄，开始替天行道，打王莽；打完了就各自争起天下来了。

这打天下，用是也是“义”这张金字招牌。

对民有义，曰：“仁”；对兵将有义，曰：“信”曰“受”；对敌人有义，曰：“纳降善护”；对天下有义，曰：“德”。

人们于是称如此为国求利者为“圣明贤君”，简称“圣贤”。

大的叫圣贤，小的叫君子。

俗话说“商人重利不重义”。

是不是说重利的都是小人呢？或者说是不是商人都是奸商小人呢？我想应该不是。

所谓义，应该是一种有正当付出，有正当回报的行为及行为精神。

不妄取，不妄做。

商人付出劳动，进货送货，售后还有服务。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

这是商人信用公平之义。

君子帮助他人，不求回报，这是善心人之义；圣贤之人，为国为民，乃至为整个世界的生灵创造利益，争取利益。

这是大圣人。

此三者都有求利。

商人求的是平等交换的利，利己不损人的利。

君子求的是世道和善的利。

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此国之栋梁应有之胸怀。

求在利人，不在利己。

他人与国家获利，就等同于自己获利。

损己利人之心，虽人皆有之，但也惟君子常有。

此类人当得社会称誉与信任。

圣人之求利，在于万民，在于长久；其利可施诸社会，可流诸百世。

如孔子爱人之思想，老庄无为相谐之道。

既秆于春秋战国，亦延至于今，使大众受用，可称之。

故为国求利者，圣贤；为己求利者，亦君子而非小人。

只要是凭着自己双手打拼赚来的，利己不损人的就应当说是有义之人。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雷锋的士班：义和利可兼得雷锋的士班传递出的精神，或许可以如此理解：倘若片面强调“舍己为人”和“自我牺牲”，无疑是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意无意地对立。

山城当代的雷锋精神，更着重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致。

雷锋精神不是来自号召，而是社会的需要。

它既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所必需的，也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

今年4月3日，重庆互邦出租车公司成立了第一个“雷锋的士班”，10辆天语车的20位的哥的姐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进“雷锋的士班”是有严格标准的，不仅日常工作出色，最重要的是做过突出的好事。

比如，现任雷锋班的组长徐朝鹏曾帮助外地游客狂追歹徒10公里并扭送到派出所，司机覃忠为在街上乱跑的精神失常的老人奔波一天找家人，并当面婉拒5000元酬谢。

“现在雷锋班要求我们做的，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

”昨日，记者见到了徐朝鹏、王怀平和覃忠，他们分别开出租车13年、10年和6年，坚持不拒载、不绕道、不宰客，碰到过各色乘客，突发事件也遇到不少，都是能帮忙就帮忙，所以加入“雷锋班”对他们并不算是约束。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最初的阶段，车前盖上的这个印着雷锋像的logo却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尴尬事，有坐车不给钱，宣称司机要“学雷锋”的，也有同行间的揶揄，抢走了手上的大业务的。

“也就只有算了，不能因为一时痛快就损坏了雷锋班的好名声。

”司机覃忠的做法代表了雷锋班司机们的想法。

难道取“义”就一定要舍“利”？时间稍长，他们发现了雷锋班的logo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信任。

司机王怀平说，现在，市民上车时看到车前的标志，总会好奇地问“是什么意思”，解释清楚后，乘客一般会多聊几句，碰上经常打的的，还会要个电话，方便以后叫车或者介绍给朋友。

雷锋车还受到老人等特殊乘客的青睐，尤其是一些不在身边的老人的子女，记下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这样的例子还不少，短短十来天，就已经有三四个乘客留了徐朝鹏的联系方式，几乎还都是外地乘客。

“有几次是从机场回城，接到外地来渝工作的乘客，他们知道雷锋班的来历后，就记下了电话，后来再到机场时自己不开车，而是喊我的车。

”这些外地乘客因为被宰过，所以对“雷锋班”几个字格外信任。

“雷锋的士班”几个字，也让他们的生意更好了起来。

互邦公司的负责人说，这10辆雷锋车只是公司400多辆车中的一小部分，今后会制定一个标准，继续选拔雷锋的哥的姐。

“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带动，改变大家对出租车行业的一些不良印象，弘扬行业正气。

”社会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即是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义利观？义利问题，就是道义和利益的关系问题。

所谓“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解释中，是指与“宜”相通的行为指向和行为方式，即行为的适宜或应当，泛指道德准则或道义要求，亦指道义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

与“义”相对应的“利”，一般是指物质利益或物质功利，其中包括公利和私利，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主要是指私利。

义利问题既涉及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又涉及公利和私利的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上经久不息的“义利之辩”，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由于立场和视角不同，在义利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即不同的义利观。

主要有三种观点：重义轻利，尚义去利；重利轻义，尚利去义；义利兼顾，义利并重。

社会主义义利观是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它在继承古代义利观重视社会公利、道德理想和主张见利思义、义利并重等积极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要求，是对义利关系的科学认识和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基本观点。

社会主义义利观中的“义”，就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道德准则。

社会主义义利观中的“利”，则包括公利和私利，如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以及公民的个人利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