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集体行动的_反应性政治_逻辑_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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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集体行动的控制，以免授人以柄。⑥ 因此，与西方社会运动不同的是，中国 农民集体行动的主要困境不在资源动员上， 而在合法性上。这种集体行动具有微妙的双 重性质：一方面，它是一种带有一定对抗性 质的政治行动，又常常使用边缘的“踩线不 越线”的手段，因此，它对当地社会的日常 秩序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果控制不好， 甚至可能对社会稳定局面带来较为严重的影 响。而另一方面，这种政治行动却又具有非 政治性，因为这种集体行动的斗争依据是维 护而非对抗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斗争 目标是局部失衡利益的调整而非整体权力格 局的改变；斗争的姿态虽然是坚决的却又并 非不计任何后果的；在集体行动中虽有自发 的组织性，但又并不具有组织的正式形式， 也不会尾大不掉，构成对政治秩序的威胁。 救济渠道的权宜性。 村民的集体行动 方式除了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外，有时还 包括集团诉讼等法律手段。集团诉讼属于司 法救济方式，而集体上访等属于非司法救济 方式。如果在法治理想主义者看来，两者之 间有着根本的界分；为加快法治的进程起 见，我们理当扬司法救济，抑非司法救济。 然而，实际上，在村庄集体行动者的眼中， 法治与人治、司法与非司法的界限并不重 要，真正重要的区分是某种救济渠道在表达 利益、解决纠纷上是否实用。 那么，村民在救济渠道上的这种权宜 性是从何而来呢？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种权 宜性也是对政府治理术的一种反应。这是因 为，中国社会背景下特有的“诉讼政治学” 模糊了规范性救济机制和情境性救济机制之 间的界限，抹去了外部性救济和内部性救济 的界限，使中国基层司法治理的逻辑表现出 来的是结果导向的、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 的逻辑。既然“诉讼的政治学”使司法与行 政处于同一权力谱系中，因此，公民寻求救 济的行动也就不会拘束于司法救济／非司法 救济之分。他们到法院打官司并不一定是出 于对法律的相信，就像他们去政府上访也并 不一定就是出于对“青天”的迷恋。他们把 法律和上访同样都作为权宜救济的手段，就 如同支配者把法律和信访作为权宜治理的手 段一般。⑦ 高压的跳跃性。当然，当我们说集体行 动一开始并不异常激烈时，并不意味着事情 不会起变化。实际上， 从秉持着“合法抗争” 信念的集体上访到带有暴力破坏性的集体性 事件，集体行动的逻辑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 换。那么，这种转换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村庄集体行动能够受到较为理性的控 制，往往与集体行动组织者的在场有着非常 直接的关系。因为那些组织者要为集体行动 的后果直接负责——一旦集体行动失控，他 们势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正因为他们头上 顶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所以，他们在组 织行动时才会比较小心翼翼，以较强的组织 性来抑制集体行动中的气场，以严明的纪律 来消除无法无天的狂暴之举，以有限的胜利 来捕捉妥协和退出的时机。 然而，当某些基层政府负责人坚持所 谓“擒贼擒王”的思维，用高压的手段来对 付这些组织者，使他们身陷囹圄或从集体行 动的队伍里消失时，一种令打压者意想不到 的后果出现了。对于自发的农民政治行动来 说，具有较强的跳跃性特点：要么是不去行 动，一忍再忍；要么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可能投入激烈的、意气的、不知底线的行 动。 ⑧如果那些集体行动的组织者还在场， 哪怕是出于对他们自身安全的考虑，他们也 会千方百计地控制住行动的方向和烈度。然 而，当那些组织者被彻底打压下去时，农民 此时就真正变成了法国思想家勒庞所说的
村庄“反应性政治”的基本特点
美国研究社会运动的著名学者查尔斯·蒂利把历史上的社会抗争分为 两类：19世纪以前的反应性抗争和19世纪后的进取性抗争。他所谓“反应性 抗争”是指抵制即将发生的某种社会变化，而“进取性抗争”是指主动推 进某种社会变化。①其实，这种划分并不仅仅限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抗争差 别。同样处于现代、乡村和城市的集体行动逻辑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借 用蒂利的这个概念，将当代中国的村庄集体行动称为“反应性政治”，也 即以抵制某种社会变化的出现或挽回因某种社会变化带来的损失为标志的 政治形态。这种政治的基本特点是： 反应的滞后性。另一位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 的经典研究中提出，农民之所以采取政治抗争行动，并非是追求物质利益 的直线反映，而是因为政府的某些行为背离了农民的基本生存伦理。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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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反应性政治”作出恰当反应？
那么，针对村庄的这种“反应性政治” 的特点，应该如何作出恰当的反应呢？ 事前：维稳维权并重。目前我们的 “维稳政治学”的一个弊端在于重维稳、轻 维权。 平时我们对社会利益失衡的种种事 端缺乏敏感，而到民众集体行动出现时又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维稳。如前所述，农民 的政治反应具有滞后性。当他们在合法利益受 损、却又出于畏惧而未曾高调表达时，并不等 于说他们真的就没有反应、无动于衷。事实 上，民众的不满是在压抑中不断积累、强化和 扩散的，而一旦他们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爆发出的总能量往往是惊人的。这就告诫我 们要把矛盾和冲突消除在萌芽状态，就需要 真正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 念，高度重视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有问题 及时解决，有情绪及时疏导，不能等到事情 难以收拾时再来匆忙行事。 鉴于农民在寻求救济上的权宜性，我们 应该广开救济渠道。在面对官民之间的群体 利益纷争时，党政机构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主 体。这是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做法。不过， 在利益纠纷繁多、阶层矛盾突出、社会问题 严重的转型时期，将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的 职责一味压在政府身上，势必使政府不堪其 重。因此，我们应拓宽群体利益问题多元化 解决的渠道，尤其是要适当加重行政诉讼和 调解在其中的分量，以纾解各级党政机关所 承受的巨大压力。
在社会稳定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仅就乡村社会而言，集体行 动的频发可以说已经成为村庄政治的一个焦点问题。这里所说的“集体行 动”通常包括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等等。一些基层政府的负责人总是习 【作者简介】 应星，中国政法大 学 社 会 学 院 院 长、 教 授、 博 导， 中 国 社会学会法律社会 学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 研究方向 ：政治社 会学、历史社会学、 农村社会学、法律 社会学。 主要著作 ： 《大河移 民上访的故事》 、 《村 庄审判史中的道德 与政治》 、 《 “气”与 抗争政治》 。 惯性地将集体行动的发生简单归因于“别有用心者”的挑拨、“刁民”的 闹事或群众的“不明真相”，进而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来处理问题，结果往 往适得其反。当前，认真研究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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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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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⑨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那 些平素憋着一股气的农民本着法不责众的心 理，其情绪可能变得异常激烈，其行动变得 不计任何后果，一个个看似老实巴交、胆小 怕事的农民在转眼间也可能作出暴民之举。
但另一方面，建设法治社会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当司法救济拒绝保障私权时，当司 法救济导致实体正义失落时，当用尽司法救 济仍无法获得权利保障时，当司法腐败导致 人们丧失对司法的信心时，我们仍然必须为 民众保留将信访作为“底线救济”的权利， 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权利，使信访这种具有中 国特色的救济方式在完善法治建设的过程中 发挥独特的作用。 事中：切忌滥施高压。 当集体行动出 现时，我们在处置应对上切忌滥施高压。这 是因为这种行动往往起因于具体的利益纠纷 和情感伤害，并不具有政治性，不能视之为 对党和政府的政治对抗。同时，我们必须深 刻地意识到，通过打压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来 维稳的举措是极为不明智的，因为，打压只 会产生反弹性，只会把利益纠纷转化为人格 冲突，把可以理性谈判、相互妥协的事情转 为“整人”与“不甘心被整”之间的“死 磕”。如果坚持采取高压政策，一味打压集 体行动的组织者，则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政 治后果，使农民政治行动的跳跃性表现出 来，最终使局面彻底失控。 我们应该学会就事论事、平心静气地处 理维稳事件。所谓“就事论事”，是指把工 作重点放在处理村民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 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政治高度，不要动不动 就追究提出诉求者的“居心”。所谓“平心 静气”，是指要善于用理性的对话方式解决 问题，要学会妥协和退让，将是非之争转为 得失之议，而不是一味地施以高压，甚至动 用警力。一般地说，集体行动组织者的存在 是有利于防止集体上访向失控的群体性事件 演化的，因为他们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会 尽力控制集体行动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 草根动员往往也同时是草根控制的过程。因 此，我们不仅不应轻易地打压这些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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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利益尽管是中国农民政治 行动的基础，但政治行动的真正导因却往往 是伦理或情感。在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会在 利益一受到损失就马上付诸于高调的维权行 动。因为畏惧、懦弱而忍让，或者只是作出 斯科特意义上“日常的抵抗” 这种低调的 反应，这是更常见的情况。只有在他们感到 忍无可忍、不能不为他们的正当利益而奋力 一争的时候，他们才会决心卷入短兵相接、 情绪激昂的集体行动中。他们的政治反应较 之利益的受损一般是滞后的。 打压的反弹性。无论集体行动的目标是 否直接针对基层政府，许多基层政府负责人 的第一反应都是通过打压集体行动的组织者 来平息集体行动。但打压行动却常常使问题 的性质发生了转化——农民集体行动的首要 目标从争取集体的物质利益开始转化为如何 防止政府的打击，保证身体的安全，维护家 庭的安宁，捍卫做人的尊严，获得底线的承 认。也就是说，从具体利益的纠纷开始转化 为人格的对抗。当集体行动最初还基本上是 在围绕利益补偿问题展开时，事情远没有到 不可收拾的局面，行动者也没有到豁出去的 地步，但基层政府的打压却使村庄集体行动 的方向开始围绕反抗基层政府对行动组织者 的严厉整治而展开。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已然 认识到了斗争的残酷和形势的严峻，但面对 这种残酷和严峻的局面，他们并不甘于“被 整”的命运。因为他们一旦退缩，不仅基层 政府并不会轻饶他们这些出头之鸟，而且他 们还很可能在村民中失去面子和尊重，甚至 背负上“叛徒”的骂名。因此，他们往往不 是绝望，而是会更加坚定抗争到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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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集体行动的“反应性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