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金制度与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
二战时期,中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历史
二战时期，中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历史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不但没有因为战争停止前进，反而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
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几乎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第一媒体主流观点：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观点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
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
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
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
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
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
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
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
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
民国为何出大师
民国为何出大师“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也就是1949年后曾任林业部长的刘文辉，说过一句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话有个来历。
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
同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纪录片《西康》，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
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凸现的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刘文辉的政绩观那是相当的“先进”。
孤立地看，这只是刘文辉的“个人之举”，其实不然。
1935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
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尤其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
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
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
“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
摘自学位论文相对比较全面( 一) 财政金融政策1.大规模发行公债。
沿江沿海地区的沦陷使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源几乎全部丧失, 财政收入锐减。
19 39年原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体的关税、盐税和统税收入只有1936 年的30 % . 随着战争的延续, 军费支出浩繁, 其他费用也日增, 而国库收入日细, 因而只好强行发行公债。
仅1938 一19 39 年国民政府就发行了短期国库券、救国公债、国际公债各5 亿元, 金公债5. 5 亿元,娠济公债30 0 0 万元。
从1 9 35 年到19 44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就有十八种之多, 合计法币151 亿多元英镑20 0 0 多万. 美元2. 1 亿元。
2.改革税收制度。
国民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入. 把税收重点由间接税转到直接税，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 增加新税种. 开征遗产税、印花税、食盐附加税等. 并大大提高税率。
19 40 年又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库法》, 将地方政府的税收交由中央银行直接收存。
加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3、金融小央集权化。
国民政府在战时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统一起来，实行战时管理. 组建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 , 由蒋介石亲任主席。
负责资金的调配和联合贷款等方面的工作。
并颁布了《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加强对金融的管理，还实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个人提取存款等。
19 4 2 年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
于是中央银行又直接垄断了法币的发行权。
这些措施便于战时金融的稳定, 并使其顺利地转入了战时休制, 迅速进人战时状态。
4 .外汇管制。
“七·七”事变后. 金融市场出现大肆抢购外汇风潮, 日本侵略者也利用所掠夺的法币套购外汇. 来破坏金融秩序, 从而使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濒于崩溃边缘。
于是国民政府在19 3 8 年3 月颁布了《外汇清核办法》, 实行外汇管制. 由官方垄断外汇的价格.并限制外汇的兑换。
烽火岁月,文教生生不息--袁夏岚
烽火岁月，文教生生不息文教强国，文教兴国，这在特殊的抗战年代，也不例外。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得重庆成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伴随着这一中心的形成，文教中心也逐渐形。
战火硝烟，中国的文教事业得以继续，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形成了长江边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群星荟萃，文教兴渝群星荟萃，起于群校迁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当时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
战前重庆中等以上的学校仅32所，而知名的高校仅重庆大学，抗战期间，北京、上海、南京等的著名学府迁入重庆，使当地的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31所，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大多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当时迁入渝的著名高校有校址设在在松林坡的中央大学，北碚黄桷镇的复旦大学，南岸的中央政治学校，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等，这是中国史上唯一的一次群校西迁运动。
现年91岁王继纯老人1937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就读，是中央大学入渝后的首届学生之一。
他告诉我们，那是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全国开始实行“统考”，即全国的国立大学的联合招生，他就是在中央大学迁入渝后的首次“统考”中考入中大的。
文教兴渝，文人学者功不可没。
战火弥漫，首都西迁，大批有志于民族复兴、抗日救亡的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不愿留在沦陷区做亡国奴，便随着国民政府撤退到川渝，他们背井离乡，冒着敌人的炮火，忍受着贫穷的困扰，为陪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活水源泉。
他们或来渝执教，或在渝工作定居，诸如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陶行知、梁漱溟、徐悲鸿、老舍等，使陪都文化兴盛一时，形成了重庆著名的“文化三坝”即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
群校荟萃，文人云集，不仅使得重庆文教事业得以长足发展，更为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实力，培养民族英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激情依旧，文教不止战火中扬起的铿锵之花，是在血与火中成长的，生于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只能从老人的讲述、书本的记录或者影片中尽可能地还原那段风风火火的历史。
安徽省合肥市2024届高三第一次教学质量检查历史试题含答案
姓名座位号(在此卷上答题无效)2024年合肥市高三第一次教学质量检测历史(考试时间: 75 分钟满分: 100 分)注意事项：1. 答卷前，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上。
2. 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务必擦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 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6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48 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请把正确答案填在答题卷上。
)1. 考古发现，在距今约 7000 年姜寨遗址的公共墓地里，没有夫妻合葬墓，每个人都单独地按辈分高低、血缘关系远近以及去世的先后顺序埋葬。
这反映出A. 旧石器时代的生产力状况B. 按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力C. 当时氏族聚落的社会风貌D. 国家的初始形态已经具备2. 汉武帝初平岭南时，其地“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后派官吏到岭南“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
这些措施A. 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B. 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平衡C. 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D. 建立了完备的教育体系3. 陈寅恪认为，在北朝时代汉人与胡人的分别，“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这凸显出当时A. 少数民族的封建化B. 民族间的文化交融C. 世家大族逐渐瓦解D. 黄河流域走向统一历史试题第1页(共6页)4. 宋太宗派遣内侍八人携带诏书、金帛前往南海诸国，招谕各国来朝，博买香料、药材、犀角、象牙、龙脑。
南宋统治者更加留意此事，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卑通货贿”。
这反映出宋朝A. 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B. 抛弃厚往薄来的传统观念C. 中华文化圈开始形成D. 实行开放的海洋贸易政策5. 图1为明代画家陈洪绶创作的《水浒叶子》(叶子即纸牌，也用于行酒)。
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
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张珊珍 内容提要 陈立夫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
八年抗战期间,陈立夫担任近7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在战争艰难岁月中,陈立夫在拟订战时教育政策、方针,迁播高校,增设、改进中国高等教育,推进中等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发展边疆教育和华侨教育,以及救济、培养与征召青年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使中国教育不仅没有因战争而停顿,相反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但是,陈立夫执掌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教育部门维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实行思想统制,防共反共,抵制“赤化”,逆时代进步大潮。
功过是非,历史会给予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 陈立夫 抗战 教育 国民政府 陈立夫(1900—2002年),原名祖燕,字立夫,浙江吴兴人。
因其叔父陈其美为国民党元老、其兄陈果夫为蒋介石近臣,1925年,留美归国年仅25岁的陈立夫弃工从政,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从此平步青云,在长达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职权扩大到政界、军界、教育界、文化界乃至经济界,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
多年来,陈立夫因其与兄陈果夫组建“国民党中央俱乐部”(即CC)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而扬名,但很少有人关注他曾经在八年抗战中出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而他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是非功过则更加鲜为人知。
本文试图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此做一番初步的介绍与探讨。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
日军来势凶猛,短短的几个月间,平、津、京、沪相继失守,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
战争使中国教育陷于混乱之中。
“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损失之重,实难数计”。
①在此紧急关头,初迁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走马换将,重振旗鼓,委任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
1938年3月7日,陈立夫在重庆披挂上阵,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1938年3月—1944年11月)的教育部长生涯。
一 战时教育政策、方针与方案的拟订初到任上,陈立夫首先就面临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何制定战时教育政策以支撑战时的中国教育?当时在教育界有两种强烈的声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及评述
为 国 民 政 府 在 抗 战 时 期 教 育 政 策 的 总 纲 ， 定 了 国 确
民党 抗 战 时 期 教 育 的基 本 原 则 。 同 时 ， 次 大 会 还 颁 布 了 由 陈 立 夫 主 持 拟 定 的 这
级 学 校 之 迁 移 与 设 置 ， 有 通 盘 计 划 ， 与 政 治 经 济 应 务 实 施 方 针 相 呼 应 ” 方 案 ， 计 划 地 安 排 了 一 批 高 校 的 有 的 迁 移 、 并 。 此 外 ， ９ ９年 国 民 政 府 教 育 部 制 定 合 １３ 了 《 学 及 独 立 学 院 各 学 系 名 称 》 对 文 学 院 、 学 大 ， 理 院 、 学 院、 学 院 、 学 院 等应 设 立 的 系别 及 名 称 法 农 商 做 了具 体 规 定 ， 一 了 大 学 和 独 立 学 院 各 系 的名 称 ， 统 改变 了各大 学 院校 名 称 混 乱 的局 面 。同 时 ， 民政 国 府 在 １３ ９ ９年 ５月 先 后 制 定 并 公 布 了 《 学 行 政 组 织 大
学 ， 据需 要 ， 头赶 上 ， 应 国 防与生产 之急需 ； 依 迎 以 对
坏 。 国 民政 府 实 施 了 一 系 列 高 等 教 育 政 策 ， 高 等 使 教 育 适 应 了 当 时 抗 战 与 建 设 的 需 要 ， 观 上 保 存 了 客 当 时 的 高 等 教 育 ， 抗 战 胜 利 提 供 了 有 效 保 证 ， 为 为 也 现 代 高 等 教 育 的 发 展 奠 定 了基 础 。
要 点 则 对 学 制 、学 校 迁 移 与 设 置 等 作 了 详 细 规 定高 等 教 育 政 策 的
调整
抗 日战 争 时 期 ， 家 最 中 心 、 紧 迫 的 任 务 是 抵 国 最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学校奖助学政策(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学校奖助学政策(1927―1937)摘要：为了激励学生用功学习，减轻学生特别是清寒优秀学生的求学压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高等学校施行了包括免费公费制度、奖学金制度与助学金与贷金制度等在内的奖助学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学校的奖助学政策具有学校重视、目的性强、形式多样等特点，奖助学政策为当今高等学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生；奖助学政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都特别重视，提出“教育为立国之大本”[1]。
为了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同时也为了促进本校学生用功学习，一些高等学校如安徽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交通大学等实施了奖助学政策，其形式是多样的，包括免费公费制度、奖学金制度、助学金与贷金制度等。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是高等学校奖助学政策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民国高等学校奖助学政策稳步发展、逐渐完善定型的时期。
一些学校丰富了奖助学政策的形式，也有一些学校经历了奖助学政策从无到有的阶段，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是民国高等学校奖助学政策发展的“黄金时期”。
目前还没有专门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学校奖助学政策进行研究的论文，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政策进行系统的梳理。
一、北洋政府时期奖助学政策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创办了一批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高等学堂，当时就对学生施行了奖学政策，其中包括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为了吸引和培养人才，京师同文馆除了学费、膳宿费外，每名每月还给予膏火银3两。
此外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对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除了月考外，每年十月考试一次，称为岁考，岁考一等2名，每名给予4两的奖励，二等3名，每名奖励2两；每年于四仲之月举行考试一次，称为季考，季考一等名额为2名，每名给予3两的奖励，二等名额为3名，每名给予1两5钱的奖励。
[2]其它学校如船政学堂也对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每三个月考一次，“学有进境者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3]。
2024届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高三下学期2月适应性考试(一)历史试题含答案
2024年高考适应性考试（一）历史（选修）试题总分：100分；时间：75分钟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6小题，每小题3分，共48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在西周文献中，周公这样的朝廷大臣被说成“勤劳于王家”，而作为王室家族总管的宰却被要求主管“王家内外”。
百官的任命都要在王室宗庙前进行，他们往往由宰引导至周王处接受任职。
这反映出当时（）A．原始民主传统仍有影响B．尚未实现权力高度集中C．政权呈现家国同构特点D．传统统治秩序走向瓦解2．南朝时期，荆楚人民“寒食节”吃“麦粥”、“六月伏日，作汤饼”，湘州人民“亟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支援陈军。
此外，陈朝也曾明确要求“租田米粟、夏调绵绢丝布麦”。
由这些现象可以推知南方（）A．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B．稻麦轮作制度相当普及C．农副业多种经营日盛D．农业生产呈区域化分工3．1125年，南宋在盱眙县设置对金贸易的榷场，并作如下规定。
这些规定意在（）A．促进基层市场的繁荣B．缓和宋金之间的民族矛盾C．加强对边疆地区治理D．维护南宋朝廷的经济利益4．明初服饰，“例有定制，官民士庶，不得僭用”，普通百姓穿着拘谨守诚、俭约朴素。
明中叶以后，黎民百姓的服饰丰富多彩，追求奢华。
甚至，一向被尊为人君象征的龙纹，已成江南一些地区百姓之常服纹饰。
这一变化说明（）A．经济发展影响社会风气B．主流思想影响审美观念C．社会成员地位渐趋平等D．奢靡之风动摇理学地位5．清嘉庆年间，时人指出：自清摊丁入亩后，国家降低了对人丁户口的关心程度，结果“流民纷于镇集”，在此“流民祸乱”之时，需“重谱谍之学，立大宗之法以管摄天下人心”。
此观点（）A．揭示了清朝中期社会动乱的根源B．肯定宗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C．体现了乡约具有教化百姓的功能D．主张由宗族编制和管理基层户籍6．1864年5月，清廷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整顿江南田赋，以正赋取代战争期间权宜采取的粮捐、亩捐等，并要求“认真收纳，年清年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述评抗战爆发对高等教育造成极大损害由于当时各高校主要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少数大城市及沿海地区，1937年抗战爆发战争后，战争又首先在这些地区发生，随着战争的失利，教育较为发达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学校大批搬迁，师生大量逃避躲藏，受到影响的教职员多达2000人，学生达到*****余人，占总数的50%，使得当时各级教育的损失达到了极其惊人的程度，高等教育面临严峻形势。
国民政府适时调整高等教育政策1．及时调整教育政策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突出了战时教育的4项纲领，纲领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总纲，确定了国民党抗战时期教育的基本原则。
会上还颁布陈立夫主持拟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战时教育的九大方针与十七项要点，全面表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教育政策。
1939年3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观点，结束了关于战时教育的争论，为实施战时教育政策提供了有效保障。
2．内迁高校并整体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根据《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对于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的方案，有计划安排高校迁移、合并。
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长沙，后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北洋工学院先迁西安，再到陕南，合并为西北联合大学等。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对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商学院等应设立的系别及名称做具体规定，统一大学和独立学院各系名称，改变了高校名称混乱的局面。
1939年5月制定《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使高校的系科设置趋于规范化，改变了以往系科重叠及隶属关系紊乱无序的状况。
3．整理课程设置谋求教育持续发展抗战前各高校的课程设置都是自行拟定，虽有一定好处，但存在的弊端不容忽视。
抗战时期的大学奇迹及启示———以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为例
抗战时期的大学奇迹及启示———以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为例作者：韩金玲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12期韩金玲［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310018］摘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有计划的摧残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
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反而创造了浙江大学、西南联大等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一历史现象，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放眼未来，重视教育；二是创造自由环境和民主气氛。
关键词：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抗日战争高等教育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战被迫开始。
日本为了完全控制中国，泯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用武力推行其殖民教育政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有计划的摧毁和破坏。
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递交的报告书中写道：“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
日本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是危险分子。
为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日军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及文化机关。
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
因此之故，战时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惊人。
”①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华儿女没有被吓倒，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命脉，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坎坷的内迁，边学习边抗日，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即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先看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
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为躲避日军的轰炸，穿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
浙大西迁办学七年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穷乡僻壤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中国科学文化界共赴国难、坚韧不拔的浓重一笔。
王淦昌在这里完成了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谈家桢在湄潭的唐家祠堂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中的机制和规律，其研究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生物学家贝时璋以及陈建功、罗宗洛等著名科学家最重要的成就都在这里取得。
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
］抗战时期，几十所高校迁八重庆，一时间，重庆人文荟萃，名师汇聚。
在最艰苦的岁月中，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重庆的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并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存留中国教育精髓，培育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１了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且ｊＡｎｔｉ—ＪａＤａｎｅｓｅＷａｒ文／韩子渝“延续㈧’，啦．球ｉ：１ｆ久香”抗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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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ｊＪ｛；匿牧宵ｉｌｊ，【）转移．保行０ｆ：延续了ｂ：彤；文化仓昧抗能时期，中国的众多高等学府及教育界精英为避战火ｚ灾，保存并延续国家民族的×化命脉，纷纷撤迁到以亚庆为中＂的犬后万，开始了长达８年的卧薪尝胆、竖韧奋斗。
据统计，抗艟时期迂渝高校数十所，其中迁＾重庆沙磁地区的占迁渝高校的６８％、占迁川高校的１／３。
这些学校大都集中在沙磁区和九浮地Ｅ（据《重庆概览》）。
当时的沙坪坝、磁器口、山洞歌乐山浮圈关，均在沙坪坝境内，这就形成了沙磁又化Ⅸ的格局。
抗战时期的迁校情境槛为悲壮。
原在南京、后来迁到沙坪坶松林坡的国立中央大学，即为一例：“八三”事变后、校长罗家伦赶紧通电正放暑儡的学生互即返校。
８月１５日，罗校长在皿牌楼大礼堂召集师生发表演说，然后举校西迁。
迂徙路途艰辛备尝，；Ｌ农学院搬迁良种家畜人川，鸡鸭鹅免笼装后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则驱赶随行。
风雨兼程，昼夜不舍，千辛万苦，历时竟达年，玛３８年Ｕ月抵达沙坪坝时，仅余２０余头荷兰乳牛。
在嘉陵江边的松林坡中央大学畜牧场，罗校长重逢这些南京“故人”，眼中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国立山东大学从青岛初迂万县，再迁沙坪坝，路备受煎熬，设备损失殆尽，只得宣布停办，所余堂生并人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迁来汉渝路。
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初迂汉，复迁渝，先后在磁器口、高店子复课。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初迁万县，复迁沙蛘坝。
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沙坪坝津南村。
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迁沙坪坝。
军政部陆军大学由遵义迁山洞。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失学救济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失学救济研究作者：黄伟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6年第12期[摘要]抗战爆发后，大批战区学生失学，国民政府为帮助战区学生继续学习，专门设立了各种救济机构。
随着战区流亡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又内迁各校并设置各种临时学校。
与此同时，为保证流亡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民政府还实行贷金政策。
抗战时期正值国家多难时期，国民政府仍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救济战区学生，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保留了火种。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学生，贷金政策，失学救济[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4-0054-10“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①这是对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沦陷区学生失学的真实写照。
但是，这一现象开始并没有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生往往采取一种自救的方式奔赴关内，至1934年初东北流亡入关的学生达到4万人左右。
流亡本是“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国破家亡之时的被迫行动。
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辛，环境的残酷，民族、国家前途的渺茫，对生命和幸福的渴望，本已使年轻的生命遭受难以承受的压力，民族内部的争斗更使他们无力决定自己当时和今后的命运”。
②日本全面侵华后，战区内学校和已临近战区的学校不少被炸毁，有的则自动停办或迁移。
于是一大批的青年失学，这就变成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措施：对于这些战区逃出的学生，我们可以慎重的向全国人士正告一句，绝对不能像普通难民一样的看待他们。
社会和政府应缜密的给予保护，学校应尽量的容纳他们借读，这是储备国家生力的一部重要的工作。
③1938年，当日本侵略的魔爪已经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国民政府也在抓紧抢救战区学生，并相继成立了各种救济机构，逃难学生进入国统区后，能够在大路旁边看到竖立的各种热情洋溢的招牌。
我的公公——陈立夫
我的公公——陈立夫作者：林颖曾来源：《领导文萃》2008年第08期陈氏兄弟在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蒋、宋、孔、陈被定义为“四大家族”，蒋、宋、孔是有姻亲关系的，而陈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于陈家与蒋家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陈立夫的确是一对比较特殊的兄弟，陈果夫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弟弟陈立夫则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组部部长等职。
诚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两人在经济上却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积下万贯家财。
公公后来远赴美国，转行靠办养鸡场谋生，晚年回台湾住的房子，是4个子女凑钱为他买的。
而终身受肺病困扰的陈果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还是蒋介石特批了一笔钱办了丧事。
政治巅峰最近《色·戒》的热映，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
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村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村。
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村的三组被撤销。
丁默村交游甚广，和周佛海很熟。
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76号秘密工作室。
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默村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
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
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村帮助完成。
丁默村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
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
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
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村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
他很生气地说“丁默村应该枪毙”。
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
浅论抗战时期高校的内迁
1浅论抗战时期高校的内迁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到武汉，又迁到重庆。
政府首都位置的西移，伴随着工厂、学校和大批难民的西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规模西迁运动。
抗战初期的高校内迁，是当时社会重心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政府为保护教育和人才所实施的一个重要措施。
对于高校的内迁，开始时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有人主张改组或停办教育，让学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实质是反对内迁。
最后，国民政府还是决定将高校内迁。
理由是“抗站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
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有任何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于是，从1937年7、8月起，各高校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迁移。
1938年，国民政府还特别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学校和研究所的迁建工作。
高校内迁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大部分学校迁入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几省。
如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到重庆，武汉大学内迁四川，浙大迁到贵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一部分大学迁往西北几省。
如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合大学，焦作工学院迁往陕西天水，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迁入山西。
另一部分大学由城市迁往省内比较偏远的县镇。
如山西大学迁往晋南，厦门大学迁往长汀，广西大学迁往柳州，安徽大学迁往沙市，湖南大学迁往辰溪，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这一类大学占全国高校的1/4左右。
高校内迁基本于1939年底完成。
到1940年学校和学生都恢复到战前水平，大学数为113所，学生数为52376人。
到1946年，大学数为189所，学生数达到129326人。
南京国民政府公费制度之沿革
①
有关民国时期公赞制度的研究 ， 以凌兴珍女士的《 民国时期学生 的免费公费制＞［ 四川师范大学学 报）（ 载《 社会科 学版 ）０４年第 ６ ２０
期］ 最为详尽 ． 该文对民国时期的学生免费公 赞制度产生 的背景与作用论述甚详 ， 但作者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费制度演变 的内在原 因与过程 未能展开深入讨 论， 其他一些教育史 论著对国民政府的公费制度有所涉及 ． 但由于资料有限， 大多限于简单的介绍。
自抗战全面爆发 以来 ， 南京国民政府的公费制度经历了 三个不同的发展形 态 ， 即抗 战期 间的贷金制度 、 费公 费制 免
师范另有规定外 ， 各级 学校均应设 立一定 比例的免 费、 费 公 学额 ， 以奖助那些家境贫困、 体格健 全、 资禀颖异且成绩优异
的 学生 。享 受 免 费 学 额 学 生 ， 免 除 学 费 。 而 公 费 学 额 学 可 生， 不仅 可 以免 收 学 费 ， 还应 由学 校 给 予 最 低 限度 之 膳 宿 、 制
各 校 自行 设 法 解 决 ¨ 。既 然 政 府 方 面 未 能 拨 发 此 项 经 费， 而是 由各 校 自行 筹 措 ， 此 这 项 制 度 在 多 数 学 校 流 于形 因 式， 执行 起 来 也就 大 打 折扣 。
学与生计 问题 ， 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公费开支 占据 了大量教
科 。南京国民政府成 立 以后 ， 其免 费事 公费制度 略有 改变。 国民政府教育部 曾规定 ： 除造就 公医之 医药专科 以上学校及
在学校 申请贷金 ” 。贷金分全额及 半额两 种， 全额 每月 ０ ０ Ｏ
作者简介 ： 贺金林（ ９ ２一） 男 ， １７ ， 湖南石门人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博士后 流动站研究
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高教政策
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高教政策作者：于思雨来源：《大观》2015年第03期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狂轰滥炸，恣意破坏，妄图毁灭中国文化，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的侵略事实置若罔闻，兼之“速亡论”和“速胜论”的盲目情绪充斥国民党，使刚成长不久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面临严重的危机。
但广大高校师生以及仁人志士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随着抗战思潮的兴起和国民政府政策的调整，一系列或自发或由国民政府引导的高校开始了可歌可泣的内迁历程。
关键词：国民政府；高教政策1938年3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发表《告全国学生书》，称：“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教育之任务，在为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
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视之，读书实为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存亡之危机。
”同时强调：青年愿从事军事工作者，送往军事工作地点，认为不适合军事工作者，送往学校；无论在何期学校肄业之青年，遇国家需要时，应随时放弃书本，以应国家征调。
同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重申“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必大有异于平时也”。
再次强调了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确立了在战争期间不能放弃发展教育的原则。
1939年3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训词，其中指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
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期间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从此，国民政府“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总方针得以正式确立。
在这钟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存和发展，“高校内迁”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抗战时期中国农贷扶贫经验——以红色金融企业北海银行为例
２０２１年第６期双月刊总第２４９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J O U R N A LO FZ H O N G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E C O N OM I C SA N DL AW N o ．６．２０２１B i m o n t h l y S e r i a lN o ．２４９抗战时期中国农贷扶贫经验以红色金融企业北海银行为例陈争平㊀尹秀秀(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００)摘要:贫困问题是全球性的世纪难题,需要多种力量结合才能得到较好解决,其中金融企业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扶贫工作的光辉历程中,农业贷款作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要方式始终贯穿其中.抗战时期,北海银行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红色金融企业.在战时艰苦条件下壮大自身同时协助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解决贫苦农民的资金问题,坚持发放大量的低利农业贷款,力求高效扶贫,在贷款前对农贷对象的精准识别㊁贷款后的精准管理和对农贷干部的精准考核方面摸索出许多宝贵经验,获得较大实效,为根据地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北海银行农贷工作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农业贷款;扶贫中图分类号:F ３１９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２１)０６Ｇ００１４Ｇ１１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 (１２&Z D １４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近代经济史,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１０&Z D ０７４)作者简介:陈争平(１９５１ ),男,上海崇明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尹秀秀(１９９３ ),女,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㊁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㊁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㊁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㊁血脉在人民㊁力量在人民. [１]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至今,一直关注劳动人民的贫困治理,在全面抗战(以下简称 抗战 )时期特别关注广大贫雇农的贫困问题.抗日战争艰巨复杂,战争的胜利不仅依赖于敌我双方军事㊁政治的发展程度,而且依赖于双方经济力量的强大程度.因此,在战时发展生产更是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环.近代红色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柱,为实现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中,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红色金融企业 北海银行,以维护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为发展农业生产发放了大量低利①贷款,充分发挥了资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作用,可谓扶贫工作的先驱.目前学术界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北海银行农贷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北海银行农贷的细节方面还有待补充,有必要对北海银行农贷的具体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因此,文章试图从信息不对称和执行激励角度探究北海银行农贷业务发展经验.重温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金融扶贫实践历程,可以对４１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百年探索的精神内涵有更清晰的认识.一、抗战时期山东农村的困难局面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保卫华北的重要战略根据地,其所在的农村也是军事战争重要的经济补充地,田赋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发展农业对抗日财政供给至关重要.但是此时山东农村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繁重赋税和地租㊁高利贷的剥削使得农业生产资金匮乏.１９２８年国民党确立在山东的统治后,田赋征收数目逐年增多,使得农村财力枯竭,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仅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山东多达１５０万农民饿死[２](P１１３).广大贫苦农民不仅要忍受苛捐杂税的剥削,而且还要忍受高租的盘剥,借贷十分困难.贫苦农民收入仅仅为了生存,维持生活基本支出都不够,不得不接受高额地租和高利贷.在山东农村租佃关系普遍存在,根据抗战期间对鲁中区㊁泰山区㊁鲁南区㊁滨海区的调查,有租佃关系的村庄占村庄总数的７８％以上,从租入户的成分看,贫农租入的土地占全部租入地的７０％以上.这种租佃往往是高额地租,地主所收地租约占农民全部农产额的半数,有的地区地租占全部农产额的６０％~７０％.因此,许多农民交租之后,最低生活要求都难以得到保障.与此同时,高利贷对农民的压迫也很严重,粮食借款平均月利在三分五厘左右,县境内借贷年利二分至五分,如 春借豆子一斗,秋还一斗四升,不到半年的时间利息高达４０％ 春种时对于肥料和牲畜的借款,农民往往要花费比市价高百分之几十或者数倍的代价 ,借粮用户占农户的４０％,借款用户占农户的５０％[３](P２７５).可见贫农生活的艰难,在这种压迫下广大农民不断贫困化,农村生产投入不足,农作物产量下降,经济日趋凋敝.第二,战争的破坏使得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抗战初期,农村分布着敌占区㊁顽战区②以及游击区,犬牙交错.在敌占区,对于农产品,敌伪常采用军事高压非经济性掠夺方式,通过军事行动进行大扫荡,向敌占区的农民直接掠夺军粮补给;对于农田,日伪直接征用建立据点㊁仓库等军事防御,侵占大量良田,破坏农业根基;对于农业生产者,日伪大肆残杀㊁掠夺农民,在军事扫荡中直接杀戮或捕捉青壮年农民,为修建军事设施时常征集劳工进行苦役等;对于农业生产设施,日伪为增加其军事防御,对农业耕畜㊁车辆大量征收.根据战后调查,按１９４６年法币币值计算山东敌占区的农业直接损失大于１９０００亿元.在顽战区,顽固势力巧立名目,对百姓任意搜刮征收苛捐杂税.对共产党占优势的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日伪实行 三光政策 ,使得农业生产条件迅速恶化.农村遭受巨大损失,不仅良田被侵占,缺乏耕畜㊁农具等生产基础设施,而且缺乏劳动力[３](P３７２).在封建剥削和战争因素的影响下,山东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停滞不前,山东根据地建设也面临巨大困难.其一,日军在军事上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大扫荡,侵占山东的日军最多时达８万人.从１９４１年春至１９４２年冬,在华北地区先后进行了５次 治安强化运动 ;敌军据点在１９４０年底为１１５６个,到１９４３年５月增加至２１８４个,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被封锁分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政治上实行强度分化的诱降政策,不仅破坏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伪政府,组织 治安队 警备队 等,利用汉奸进行 以华制华 ,以此巩固敌占区;经济上采取 以战养战 的策略,加强对沦陷区资源的疯狂掠夺和经济封锁.其二,顽固派分不清形势,在反动口号 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的鼓动下,对共产党大搞军事摩擦.其三,抗日民主政权未建立之前,共产党抗日经费主要来源于就地自筹㊁没收汉奸财产以及国民党供给.但随着国民党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策略的加紧推行,先后残害大批共产党和抗战群众,严重损害抗日武装力量.尤其在 皖南事变 后,沈鸿烈做出 防共㊁限共㊁反共㊁剿共 的错误策略,完全断绝了对共产党的抗战经费供给,造成了山东抗战的极大困难与危险.随着山东对敌斗争的发展,临时性的募捐和派收逐渐不能适用.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所需供给以及一切经费开支均无固定和可靠的保证[４](P２９).由以上分析可知,山东革命根据地处在经济积蓄极少,敌伪残酷扫荡㊁破坏㊁封锁和没有经济援助５１的困境中.面对战争的持久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根据地是基于个体经济㊁被敌人分割㊁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种环境的复杂和脆弱性决定了共产党的对敌战争是极为艰苦的,同时也意味着若想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直至夺取抗战胜利都必须要依靠发展经济[５](P６１).因此,只有改善民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极积性,才能获得充足的兵源和抗战物资供给.二㊁北海银行的成长及其农贷业务的发展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山东遭遇敌寇经济掠夺及金融进攻,货币流通十分混乱.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军侵进山东,至１９３８年５月在徐州会战结束时,山东的大多数城市及全部铁路和近８２％的公路已被日军控制.日伪武装掠夺山东公私银行,强制滥发伪钞,榨取沦陷区物资,套取外汇市场物资增加其经济实力来维持战争.经统计,伪钞在成立时的资本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接近１０亿元.不仅如此,日本在敌占区还实行汇兑管制,通过汇兑集中制,垄断金融市场[６](P１４４).与此同时,山东留存的国民党军政机构也滥发货币,名目众多,数量巨大,对民众进行残酷掠夺.据调查,国民党营以上官员都可以乱发土钞,仅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东民间滥发纸币总值就在１０亿元以上,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７](P１７０ １９１).为了适应山东抗日根据地部队给养㊁地方建设㊁保障政权㊁稳定金融的迫切需要,１９３８年３月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占领了掖县(今莱州市),随后在此成立了北海银行.其建立之初属于公私合营性质,私人股份占７０％.但是１９３９年１月日军逼近掖县县城,北海银行因时局动荡被迫停办.形势好转后,中共胶东区党委于１９３９年８月在胶东张格庄(今山东莱西市)恢复北海银行建制.重建后的北海银行发展迅速,至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按照上级指示升级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银行,在鲁中设立总行,在胶东㊁清河㊁滨海㊁鲁南等地设立分行.北海币的流通范围向全省扩展,发行量也开始放大.北海银行依据经济学家薛暮桥③的指导,根据市场规律灵活掌握北海币与伪币银券的比价,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业务开展和货币斗争中创造了光辉业绩,促进了根据地北海币统一市场的形成.从１９４４年１月到１９４５年１月,北海币发行量由２亿元增至６亿元,到抗战胜利前夕,约有７亿元北海币在市场上流通,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北海币的完全统一.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㊁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为中国人民银行.在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协助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为帮助贫苦农民解决资金问题,开展农贷业务,恢复农业生产.为了保障农贷资金的有效性,政府及北海银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实施办法,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不断改善农贷方法,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优越性,形成了符合当时劳动生产力状况的农贷扶贫方式.１９４０年７月,«山东省战时实施纲领»提出 举办低利贷款 等,中共山东分局在生产上确立 以农为主 的思想,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强调农业贷款对象以贫苦农民㊁抗属④为主.１９４５年后虽将部分中农包含其中,但是其以贫农和抗属为主的基本方针未发生变化.农贷业务开展中特别强调贷款是用作扶助生产㊁不是救济.贷款利率为低利,甚至有些地区无利贷款,明显区别于高利贷.伴随抗战形势的好转,根据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农贷地区的覆盖率也不断提高.图１为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北海银行放款中农民放贷所占比重,可见农贷是该银行业务开展中的重要一环.其中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是山东抗日战争中极端困难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战,稳固政权,对于农贷开展较少.１９４２年后敌伪日益困难,共产党军事㊁政治斗争日益胜利,为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生产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经济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团结广大群众,发展生产来支撑抗战,掀起了农业大生产运动的高潮.此后农贷业务稳定开展并逐年提高[８](P２４３).三㊁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农贷扶贫的主要经验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在开展农贷业务中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贫苦农户的精准识别㊁贷款后６１的精准管理和对农贷干部的精准考核,可以说是 扶贫 工作的先驱.不同部分工作开展的演变过程基本是伴随着政府农业生产政策演变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不同部分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差别.具体如下:（%）图１㊀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北海银行放款中农业贷款所占比重资料来源:«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四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６９页;«胶东分行一九四四年上半年营业报告»,胶东分行档案第八卷.数据是对第５９６~５９７页«北海银行放贷及利率统计资料»的农贷占贷款总额的比重总结得到.(一)农贷对象的精准识别抗战时期,中共山东省战工会特别发布指令要求 切实严格保证贷款落于贫民之手,发挥其应有作用 .但是北海银行开展农贷过程中,对农贷对象进行识别时,借款农民与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面临逆向选择问题.借款农民作为农业贷款的使用者,对于个人成分等私人信息较为清楚.而银行对于借款农民的信息只能通过借款人或者其他人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判断.被识别的对象为获取扶贫资金,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状况,结果可能是一部分贷款并未发放至需要的人手中.因此,北海银行在农贷开展过程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来降低银行与借款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通过民主㊁科学㊁透明的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 精准识别 ,使得贷款真正发放到贫民之手,发挥应有作用.依据银行与农贷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高低,农贷 精准识别 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贷款工作基本处于摸索试办阶段,贷款采取由上而下的逐级分配方式,贷款干部经验少,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时期,北海银行不参与农贷业务的直接办理,只负责农贷资金供给,农贷发放由各中心乡区成立农村贷款所(简称 贷款所 )负责办理.贷款对象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和抗属,但各地对贫苦农民的衡量标准不一.莱芜对于贷款对象限定为劳苦大众,并对其拥有的土地资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每个人平均拥有地仅在半亩(大亩)以下,胶东区规定贷款对象为抗日根据地内从事生产有利于经济建设的贫苦农民㊁小手工业者等.此时贷款者需向贷款所提出贷款申请,贷款干部进行调查,若是同意,经贷款干部向贷款所介绍或者担保后办理手续就可以向贷款所借款.贷款者的信息只依靠银行挖掘,因此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许多资金贷给了富农㊁地痞流氓等,使得贷款所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和亏损,影响了农贷资金回流.即使如此,北海银行农贷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金融,打破敌人封锁仍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激励作用.第二阶段是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北海银行对农贷对象的识别方法进行了改进,加入第三方信用背书,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间北海银行开始统一办理农贷业务,随后农贷变成经常性工作,农贷规模开始扩大.１９４２年胶东区开创小组贷款模式,成立贷款小组进行小组联保,将信息处理中不易被银行挖掘的借款者 软信息 由具有一定社会互动的小组成员收集,提高了银行的信息处理能力,且部分解决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成本问题.但是农民加入贷款小组时必须要有组员介绍并且经全体组员同意之后才可进入.由于农贷工作不够巩固,导致工作开展没有普遍性,使得部分贫农７１既没有得到农救干部的担保,又无法进入借款小组得到组员担保,从而借不到款.１９４３年,中共山东分局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明确了银行贷款应多贷给农民.东海地区改进了胶东区实行借款小组的办法.各村村民基本都成立了贷款小组,一部分贷款小组是自愿组合,一部分是由村干部进行统一划分,村干部汇总各贷款小组的贷款需求提出借款申请.故此阶段的贷款大多数是以村㊁小组为单位,贷款干部亲自到村进行调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核准贷款数目同意后便可进行放贷.此阶段小组联保贷款的方式降低了银行与借款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胶东区成绩显著,但其他地区因并未掌握正确的开展方式,对农贷对象的识别仍存在偏差,胶东区小组联保贷前识别的有效性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贷前借款用户的识别工作提供了改进参考[７](P４５３ ４５６).第三阶段是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贷款方式逐渐完善,纠正了干部工作方式的偏差,小组联保贷款模式在全根据地推行,信息透明度更高.首先,这一时期扩大了贷款发放的社会基础,将部分中农包含其中,但是以贫农和抗属为主的基本方针未发生变化.１９４４年底,山东省委提出全省统一确定贷款对象,主要是有组织的基本群众和抗属,再就是有组织的群众,抗属有优先权.在对贷款对象的识别上,银行总结经验,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贷款㊁村干部或者群众的做法,开始试用胶东区公民小组的贷款方法.借款小组提供借款者详细信息的名单,由各村干部以及贷款干部依据名单信息共同讨论决定是否放贷.这种方式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及干部的感情用事和宗派现象,扩大了政治影响.１９４４年春贷８５％以上贷给了贫苦群众㊁抗属以及烈属.１９４５年,山东北海银行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准备战略反攻物资发放农业贷款１亿元,并规定农贷对象是广大贫农,抗属及部分中农等,抗属及贫困农民有贷款的优先权.根据地对农贷的识别上进一步增加了监管群体,贷款对象改变了过去自主申请的方式,改由小组联保成员及村干部共同提出并进行决议.如胶东区㊁东海区农贷对象确定方式为村干部召集各小组长或者村民大会根据政府贷款要求提出贷款对象,随后进行公开论证,村干部召开由行政㊁群众干部㊁有威望抗属等组成的扩大会议来共同讨论贷款对象,最后召集村民大会征求意见.由之前的 民主纠错 到 民主选择 提高了群众参与度,降低了信息搜索和监管成本.小组联保贷款模式依靠群众路线在扩大与巩固群众组织的同时,也使得群众相互监督贷款去处,对农贷对象的识别较为准确,贷款发放更加民主㊁科学和透明,有效降低了逆向选择问题.据统计,东海区贫农与抗工烈属⑤占农贷总户的９４％,中富农占６％[２](P４８４).表１为１９４４年北海银行胶东支行春耕贷款者的阶层统计表,从表１中可见,１９４４年胶东支行春耕贷款阶层统计中胶东银行各个地区的农贷对象中贫农贷款所占比重最大,占到贷款总额的８７．４％,中农为１２．０３％,富农为０．５７％,掌握了照顾基本群众的原则,基本保证了农业贷款用于帮助贫农发展生产.㊀表１１９４４年胶东支行春耕贷款阶层统计年份贫㊀农地区户数中㊀农金额户数富㊀农金额户数合㊀计金额户数东海５３９００４６７０５８３４５１６１７８３０５９９２１５２１７北海１９６８５３０９３３５７６７００１４６２８２３４０６３８２１西海２００６３３３９２２４０２３３６６３１６２２５２８３７４３莱东１４６２２６５１０２２０３３５０１５６７２８５合计９５１１０１１４２０１１９２２１５７２３９０７４１０７４２２１３０６６占比８８．５５８７．４１１．１１２．０３０．３５０．５７１００１００㊀㊀资料来源:«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６９页;«胶东分行一九四四年上半年营业报告»,胶东分行档案第八卷.表１中的金额单位为１０００元.(二)农贷发放后的精准管理北海银行对贫困对象帮扶的过程中,对贷款对象进行立体化㊁动态化的精准管理,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规则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群众需求不断调整,如调整贷款手续㊁方式㊁利率等.银行在对农户进行精准识别并对其发放贷款以后面临借款农户的 道德风险 问题,由于战时环境及信息搜索的成８１本问题,银行很难观察到借款农户对农贷的具体使用情况,这导致借款农户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借贷双方信息资源的不一致,可能使借款农户改变自己的行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采取机会主义,从而产生私自改变贷款用途㊁对资金不进行偿付㊁对贷款使用不负责等 道德风险 行为.因此北海银行对农户的监管也是 精准管理 中重要的一部分.小组联保机制的运行,不仅在借款农户的精准识别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事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银行监管成本.从 精准管理 贷款规则以及对农户的监管演变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这一阶段农贷规则不健全,制度不统一,对农户的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因贷款工作各地刚开展,对贷款的发放和收回没有明确的实施办法,各根据地都处于摸索阶段.关于贷款用途,有的地方规定主要是面向生产事业,如寿光㊁莱芜等地强调贷款用于购置牲畜㊁生产工具,但是并未进行统一规定.贷款的分配方式主要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使得农业规模增加不显著,收益较低,并且由于部分干部对贷款认识不深刻,多数地方农贷多用作救济,大批款项并未能及时收回.贷款手续也较为繁杂,贷款方式分个人贷款和团体贷款,但因各地贷款对象侧重不同,故利率不同.如莱芜个人贷款月息三厘,团体贷款月息五厘.而寿光县个人贷款月息九厘,团体贷款月息三厘.个体贷款相对于团体贷款承担风险能力差,生产效率低.有的地区怕贷款收不回来,贷给团体利率偏低,促进了地区群众团体的形成.有的地区为保证贫苦群众的利益,对团体贷款执行高利率,而团体贷款相比于个人贷款手续简便,还贷率高,有效降低了贷款群众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为以后的小组联保机制的运行做了铺垫.总之,这一阶段受环境和工作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约,银行与贷款群众的互动仅限于资金借贷,很难对群众借贷后的活动进行跟踪管理,加上战乱根据地不稳定的因素,交易双方的活动很多是一次性的,使得群众的信用激励很难发挥作用.第二阶段是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这一阶段农贷规则逐渐完善,引入信用合作组织,小组联保机制开始在农贷中发挥作用.１９４２年４月,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扩大会议提出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指出 在发展农业中,首先要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如耕牛㊁种子㊁劳动力的调剂,进行春耕贷款,改良农具㊁肥料与兴办水利等 .专项贷款限制了农贷资金分散流向,促进了农业经济形成规模效应.北海银行根据指示,遵循农业生产习惯,开始进行季节性贷款,帮助农民春耕时购买种子㊁农具等.贷款期限根据生产性质,也进行了划分,分为３个月㊁６个月㊁９个月㊁１年４种.表２为胶东区农民贷款所农贷利率.可以看到贷款金额不同,利率也不同,且贷款数额越大,利率越高.一方面,对于贷款较少的贫苦人民利率较低,这样照顾了贫农需要.另一方面,根据贷款数目的不同设置不同的贷款利率,这样可以使得群众谨慎贷款,避免了款项的浪费,使贷款工作真正为人民服务.１９４３年,中共山东分局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进一步明确了贷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协助农产,增加实力,开展经济建设等.各地区贷款手续略有不同,如清河区对于私人贷款,需要经县级以上各法团负责人介绍,并有一个以上的担保人.借款人填写借据同担保人一同到银行(或者县办事处)取款;东海地区生产贷款与春耕贷款以小组为单位办理手续,小组长通常由农救会会长或村长担任.同时贷款管理机制的逐步健全,对于大额贷款严格把关.借款１００元以上者需要有抵押品,如果发生无正当理由的违㊀表２１９４２年９月胶东区农民贷款所农贷利率贷款金额利息五十元以下每月每元六厘㊁五厘五十元以上不满一百元每月每元七厘㊁六厘一百元以上不满二百元每月每元八厘㊁七厘二百元以上不满三百元每月每元九厘㊁八厘三百元以上不满五百元每月每元一分㊁九厘五百元以上不满八百元每月每元一分注:特别贫困或者遭灾又积极生产者,可减息或者免息.但百元以下者为限.㊀㊀资料来源:«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４１页;«胶东区农民贷款委员会组织大纲»及«农民贷款所组织章则草案»见第二编第二章二.９１。
战时须作平时看——国家动荡中的教育智慧
2011年5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M o y．2011第13卷／第5期／J O U R N A L O F H E B E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E d u c a t i o n a I S c i e n c e Edition／VoI．13N O．5战时须作平时看——国家动荡中的教育智慧许庆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200062)摘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都制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总方针。
在此方针指导下。
抗战时期实行了内迁高校，设立国立中学以及贷金制度等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保存了中国教育的命脉未园战事的发生而中断，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战的顺利进行，并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战时须作平时看”#抗战}高校内迁；教育智慧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11)05—0050—05论及抗战时期的教育，必会谈及“战时须作平时看”这一团，对于学校之破坏，尤属毫无忌惮。
”[13‘脚∞从平津到沿江，战时教育总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实施了高等教从沿海到内地的文教机构纷纷受到日军的肆意轰炸，损失极育内迁、国立中学设立等一系列举措，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为惨重。
据统计，在抗战爆发之前，全国共有高校108所，高教育及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影响。
目前，学界已从不同的视角等院校的教授教员共7560人，职员共4290人，学生共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总体而言，专门针对这一抗战时期41 922人。
战争发生后，截止到1938年8月，受敌人破坏的国民政府教育总方针的研究并不多，且已有研究大多仅仅论学校即达9l所，受影响的教职员共计2 000人，学生20000述此方针的制定过程与基本措施，对其内涵及意义尚缺乏较余人，占总数的50％。
高等教育机关的损失，就当时可知者深入的解读。
本文选择此题目，试图从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已达法币3 360万余元Cz]㈣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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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金制度与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存亡危机。
为维持战时教育,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实施教育整理,贷金制度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贷金政策是战争时期为稳定民心、为国储才而建立,主要面向战区失学青年,后因战区扩大、失学学生渐增、国统区经济恶化等因素改为公费制度。
西南联大(长沙临大)实施贷金制度最为得力,学校通过及时发放、严格程序、严惩骗贷等措置,及时扩大发放范围,及时增加贷金数额,保证了大批流亡学生能够在战争期间继续求学深造,从而保证了教育的维持和发展,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广大学生在抗战时期依靠贷金制度完成学业,在艰苦的条件下成为民族栋梁。
尽管贷金政策有控制学生(包括经济、思想方面的控制)、争夺人才、经费不足等弊端,但它解决了战时教育的存亡问题,应该得到历史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