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俄罗斯刑法中的共同犯罪

简论俄罗斯刑法中的共同犯罪曹子丹薛瑞麟俄罗斯刑事立法在划分总分则之前,共同犯罪曾被视为具体犯罪构成的加重要件。

与此同时,对各类共同犯罪人的责任长期不加区分。

例如,依照诸法合一的《会典》(1649年),凡参与实施犯罪的人,处以相同的刑罚。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刑事立法开始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谋、教唆犯、帮助犯、共同犯罪参与者和隐匿犯。

对于主谋的处罚通常要重于其他共同犯罪人,但遇有法律对各共同犯罪人规定相同刑罚的场合,则不受此限。

此外,刑事立法还将共同犯罪分为事先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先无通谋的共同犯罪。

区分的标准是各共同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的主观联系。

继共同犯罪的规范之后是关于牵连犯罪的规定。

1845年《刑罚与感化法典》规定了三种牵连犯罪人：纵容者、隐匿者和知情不举者,并对其作了界定。

针对牵连犯罪的立法规定,一些进步学者进行了强烈抨击,认为关于牵连犯罪的规定是含混的、富有弹性的,其目的是强化刑事镇压。

迫于舆论的压力,1864年《关于治安法官适用的刑罚的章程》和1903年《刑法典》放弃了关于牵连犯罪的规定。

依照1903年《刑法典》,隐匿行为、不检举行为是属于妨碍审判的犯罪。

19世纪末至10月革命前,俄罗斯刑法界关于共同犯罪的一个争论问题是,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责任是否应以实行犯的犯罪为条件。

福伊尼茨基教授等认为,没有实施具体犯罪构成的各共同犯罪人的责任是同罪过原则和因果关系原则相抵触的。

因此,在数人的行为并合时,每个共同犯罪人应在自己的罪过和致成的损失范围内独立地承担刑事责任。

但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共同犯罪的附属理论。

他们认为,各个共同犯罪人同实施的犯罪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上的联系,因此,不能把共同犯罪归结为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的简单总和,它实际上是新的犯罪构成体。

在社会主义时期,1919年《苏俄刑法指导原则》首次提供了共同犯罪的立法定义,即共同犯罪是“数人(结伙、匪帮、聚从)共同实施的行为。

”其特点是将团伙犯罪载入共同犯罪中。

1922年和1926年《苏俄刑法典》没有提供共同犯罪的概念定义,但它们规定了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依照《刑法典》,团伙犯罪是分则具体犯罪构成的加重要件；事先没有通谋的隐匿行为被视为一种帮助行为；为实施犯罪或者预备犯罪不加检举的行为,只有在立法中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社会保卫方法。

1960年《苏俄刑法典》是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的最具代表性和比较完备的一部刑法典。

它的相对完备性在共同犯罪问题上的体现是：首先,它规定了共同犯罪概念的一般定义,即“两人以上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某种犯罪,就是共同犯罪”。

该定义强调了共同犯罪活动应具备故意性质的原则,并排除存在过失共同犯罪的可能性。

在1960年《苏俄刑法典》通过之前,关于是否可能发生过失地共同参加犯罪和共同参加过失犯罪的问题,在学者中曾有过争论。

但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是,只有在实施故意犯罪的情况下成立共同犯罪。

其次,不再把事先没有通谋的隐匿行为作为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

这条规定所依据的理论认为,事先没有通谋的隐匿行为“无论从客观因果关系或从主观心理来看,都与实施的犯罪无关。

” 此外,还明确规定不检举行为不包括在共同犯罪之内。

再次,把组织犯从共同犯罪人中独立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完成了体制的转换,但在共同犯罪的立法领域内的改革既无闪电,也无惊雷,一切都在平稳中进行。

新的立法者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对原有的规定既有保留和修改,也有某些创新。

如果将这些变化情况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使共同犯罪的一般概念更加明确和准确,既将“两人以上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某种犯罪”改为“两人以上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故意犯罪”。

修订的目的是使共同犯罪的一般概念明确起来,以免对其作出任意解释。

1960年《苏俄刑法典》施行后,坚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有过失共同犯罪的沙尔戈罗茨基教授写道,共同犯罪概念中所说的某种犯罪“既可以是故意罪也可以是过失罪。

”这不仅是对立法的含蓄地批评,更重要的是在为自己观点作辩护。

其二,增补共同犯罪的新形式,如犯罪团体等。

1991年《刑事立法纲要》没有此类规定,《刑法典理论模式》的作者们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立法建议。

显然,《刑法典》关于共同犯罪新形式的规定,是面对90年代初以来日趋猖獗的有组织犯罪所作出的一种强烈反应,其目的是重点打击“成立或领导有组织的团伙或犯罪团体(犯罪组织)的人”的犯罪活动。

其三,用专条规范实行犯的过火行为。

在俄语中,“过火”是事物的极端表现。

实行犯的过火行为是共同犯罪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但1960年《苏俄刑法典》对此却没有反应。

与此同时,在实践中解决实行犯的行为是否过火伴随着相当大的困难。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在落实任何精心炮制的计划时,由于实施犯罪的外部环境、条件包含可变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实行犯不可能一切都按各共同犯罪人预先的计划来执行。

判断实行犯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其他共同犯罪人的意料之外,在实践中并非易事。

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因实行犯的过火行为而免除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的责任和确定过火行为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苏维埃时期,学者们将实行犯的过火行为分两种情况：a)实行犯的行为侵犯的客体处于其他共同犯罪人的故意之外；b)实行犯的行为超出了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界限。

根据实行犯的活动偏离情况和各共同犯罪人意图的方向,将过火行为分为量的过火和质的过火。

在第一种情况下,实行犯实施的犯罪是事先商定的,但致成了更严重的结果。

在第二种情况下,实行犯实施的不是事先商定的犯罪或者其他独立的犯罪。

现行刑法典第36条在总结实行犯的过火行为的各种情况后只选择了一种情况,即“实行犯实施不属于其他共同犯罪人故意之内的犯罪,是实行犯的过火行为。

”对于实行犯的过火行为,其他共同犯罪人不负刑事责任。

二依照《刑法典》第32条,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故意犯罪。

根据这个定义,俄罗斯学者认为,共同犯罪具有以下特征：(一)共同犯罪在量上的特征,即参加实施犯罪的必须是两人以上。

由于俄罗斯刑法不承认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因此,这里所说的两人以上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

与此同时,俄罗斯学者强调两个以上的自然人必须是同时达到法定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否则,不成立共同犯罪。

也有的学者把“两人以上”放到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加以论述。

(二)共同犯罪的质的特征之一是共同参加实施犯罪。

活动的共同性意味着,各个共同犯罪人或者作为“共同实行犯”共同实行犯罪的客观方面或者作为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参与实施同一犯罪。

活动的共同性还必须以参加者之间有一定的协调性为前提。

从客观方面看,共同犯罪表现为作为,但在一些场合,不作为也可以促使共同犯罪的实施,因为排除对犯罪的障碍可以表现为有义务防止实施犯罪的公职人员放弃自己的职责。

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只有公职人员事先有协议,包括允诺实行犯或者能证明有这种协议的其他行为时,这种放弃职责的行为才可以构成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是一个复杂现象。

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犯罪结果是由数个人的合力造成的。

引起犯罪结果的共同原因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

一般言之,说明因果关系性质的那些条件和情况对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如果犯罪是由几个共同犯罪人完成的,他们都实施该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那么,他们的行为在同等程度上构成了犯罪结果的原因。

当然,各个共同犯罪人对犯罪作出的“贡献”可能不尽相同,但这个“贡献”总是在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范围内实现的。

在有分工的复杂的共同犯罪中,其因果关系具有不同于前述的特点。

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只能发生在实行犯实施犯罪之前,或者作为它实施过程中的联合行动,但所有这些情况都必须发生在犯罪结果之前,组织行为通常发生在实行犯实施犯罪之前,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

发生犯罪结果之后的任何后续行为,如果没有专门的规定,都不能视为共同犯罪。

在复杂的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要求每个共同犯罪人以某种方式积极促进犯罪,即对实施的同一犯罪作出“贡献”。

在复杂的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第三个特点是要求每个共同犯罪人的危害行为都对实行犯的意识产生影响,进而成为实施犯罪总原因的组成部分。

第四个特点在于,任何一个共同犯罪人的危害行为在所实施的犯罪的范围内成为犯罪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实行犯在实施犯罪时所凭借的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

因此,当实行犯没有利用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时,后两者就转变成为一种独立形式的犯罪活动,即预备犯罪,它们与共同犯罪无任何共同之处。

因果关系的最后一特点表现为,犯罪应当是合乎规律的和各共同犯罪人活动总和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只有在犯罪结果是由各共同犯罪人的合力造成的,并且每个人所实施的行为都单独地成为导致犯罪实施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的情况下,才发生共同犯罪。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落都会使因果关系受到破坏,也就不可能对实施的行为按照共同犯罪的规则加以评价。

(三)共同犯罪的质的特征之二是故意。

1996年《刑法典》在共同犯罪的一般概念中曾两度提到了故意,即“故意共同参加”和“实施故意犯罪”。

这一非同寻常的作法决不是基于立法技术上的选择,而是考虑到复杂化了的各共同犯罪人的罪过性质。

根据《刑法典》第32条规定,共同犯罪只能是参加实施犯罪的人故意活动。

故意说明参加者的行为不仅在外部具有一致性,而且它的内部也是由统一的意志和实施犯罪的同一意图结合在一起的。

在复杂的共同犯罪的情况下,教唆犯和帮助犯的行为没有完成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

他们之所以是犯罪的参加者,是因为他们对实施犯的意识和意志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只能是故意的,也只有在故意犯罪时才可能有这种影响。

共同犯罪在主观方面还必须是彼此知道在共同实施犯罪。

彼此知道意味着,每个共同犯罪人都认识到是同他人一起共同参加实施同一的故意犯罪。

彼此知道共同实施故意犯罪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不同的共同犯罪中。

在有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参加的复杂的共同犯罪中,要求共同犯罪人知道实行犯及其实施的犯罪。

首先,实行犯应当知道每个共同犯罪人及其行为。

在团伙犯罪和共同实行犯的犯罪中,当犯罪由数人的合力完成时,彼此知道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故意实施的。

同时,每个参加者应当认识到,他是同其他实行犯一起实施犯罪的。

是否要求实行犯与其他共同犯罪人之间具有双向的主观联系,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加利阿克罗夫教授认为,实行犯与其他共同犯罪人之间具有双向的主观联系是成立共同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

如果实行犯不知道某人在得知他实施犯罪的意图后曾暗地对他进行帮助,那么,他们不能成为同一故意罪的共同犯罪人。

库兹涅佐娃教授认为,在个别场合,单方面的主观联系(相当于“片面共犯”)也成立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