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大团圆_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
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１７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２００６．０１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的结尾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以男女主人公的大团圆收场。
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是在中了状元之后，才与崔莺莺“终成眷属”的；又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也是在赶考成功后，才在皇帝的恩准下回乡与杜丽娘完婚的。
据此，曾有人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我国许多古典爱情作品：“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
”这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这类“大团圆”结局一般都是以“夫贵妻荣”这种方式来团圆的。
这种“大团圆”实际是为封建科举制度涂脂抹粉的，它实际成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从而，掩盖了封建礼教扼杀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事实。
这类作品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反封建锋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般说来，中国人比较喜欢和谐完美，而不喜欢残缺不全，喜欢调和而不喜欢剧烈的冲突，对这种和谐、宁静、温情而美满的生活，抱有天真而固执的信念。
这与西方作品的悲剧主题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西方美学思想中，悲剧文学一向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西方文论界一直有一种严格的传统，悲剧比喜剧更崇高，更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更具有通过对真善美的摧残使人懂得真善美的价值。
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里的忧郁王子，情感丰沛、思想缜密，然其犹豫不决的性格不仅延误了复仇的时机，并导引出更多的不幸；《奥赛罗》的悲剧源自于人心的猜忌与妒恨，美满姻缘因此破碎；《李尔王》谈的是刚愎固执与亲情的背叛，迟暮老人由此落难旷野，晚景无限凄凉；《麦克白》说的是“欲望”如何蛊惑人心，让人冀望非份的权禄，而终至毁人灭己的悲惨结局。
四段故事，四场悲剧，道尽人性的脆弱与现实的冷酷，给所有读者一个悠悠的思想空间……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 即是说悲剧的魅力在于毁灭美。
悲剧作品在中国的古典文艺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悲剧正是对完美与和谐的破坏。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2019年精选文档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2019年精选文档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作者介绍]张爱凤，扬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大众传媒与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西方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分成悲剧和喜剧两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而在中国的古典戏曲中，悲剧和喜剧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种成分是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
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日益形成颇为发达的悲剧理论体系，而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悲剧”的完整而明确的概念。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随之反思祖国的传统文化。
在戏剧理论界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的古典悲剧大都违背了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悲剧的结局“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的论述，相反采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的大团圆结局。
悲剧作为一种极富民族化的戏剧样式，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不是空白的。
但“中国悲剧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能拿欧洲的悲剧理论来衡量。
”“大团圆”的中国式结尾是在民族审美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发育起来的，是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的，是中国古典悲剧民族性的体现。
一、团圆――中国哲学圆形思想的感性显现中国古典戏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剧目，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故事，包括许多悲剧多以“大团圆”局面作结尾。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概括古典戏曲和小说的结构模式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抨击过古典小说、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
……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简介：高敏（1988.6-），男，籍贯：内蒙古赤峰市，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摘要：在中国的古典戏剧中，“团圆结局”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尤其是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团圆结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喜剧的“败笔”，认为它削弱了悲剧的氛围，故有的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有悲剧作品的。
因此，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从悲剧冲突、悲剧人物以及悲剧氛围这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具体阐释，以求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
关键词：古典悲剧；团圆结局；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氛围中图分类号：1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引言“悲剧”一词本源于西方，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
他在《诗学》一书中将悲剧定义为“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能够“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以陶冶”[1]。
他认为悲剧应该是“一悲到底”的，悲剧的结局也应是悲惨的，从而能使作品表现出一种“严肃的主题”。
因而，他反对在悲剧中表现出那种善恶有报的情节。
如果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审视中国的古典戏剧，那么符合悲剧标准的作品则寥寥无几。
尤其是中国的戏剧在受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影响下，往往喜欢在喜剧的结尾处以“团圆”结局，以取得一种“果报”的效果。
这显然是与西方的悲剧理论相悖的。
故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中国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
胡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书中认为“团圆”结局的出现，其根源在于“中国人思想上的薄弱”。
鲁迅则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2]，认为，现实中的不团圆、没有报应的情形，而悲剧作品中往往给他团圆，给他报应，这正是“国民性”在作怪。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也论述了戏剧中的“团圆效果”。
浅释“大团圆”悲剧结局蕴涵的深层审美属性和悲剧体验价值
文学评论·影视文学浅释“大团圆”悲剧结局蕴涵的深层审美属性和悲剧体验价值于洋 山东大学文学院摘 要：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模式历来备受诟病和批判，但少有学者对“团圆”背后深层悲剧审美属性的挖掘和探索，也鲜有对这种模式背后独特的悲剧审美体验的思考。
本文意在对“大团圆”结局的深层内涵进行挖掘，并探究其中“审美两极分化”的原因，倡导破除对其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批判，重新审视“大团圆”悲剧结局的理论价值和文学意义。
关键词：“大团圆”结局；悲剧；深层审美属性作者简介：于洋（1997.12-），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165-01长久以来，中国戏剧中“大团圆”模式的悲剧结局备受学者诟病。
前辈学者对“大团圆”的诠释，也是批判多于褒奖，大都从国民性、封建政治、文化心理等角度批判。
但鲜有对“大团圆”悲剧结局背后深刻内涵和广阔喻意的发掘，以及对其深层次悲剧审美的研究，而这对于中国传统悲剧结局的批评无疑是有失公允的。
“大团圆”其实并非中国悲剧缺少力量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正是中国传统古典悲剧包容一切，成熟多元的表现。
因为它是面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有着顽强的适应能力。
统治者利用他维护自己的统治，平民老百姓身受苦难，“大团圆”给予他们心理的补偿；而高级的悲剧欣赏者，完全能看透“大团圆”实现的人为不可能和其中借助“超自然力量”的惯用套路。
这一点中外悲剧是相通的，古希腊悲剧中惯用的“神旨、神谕”，主人公难逃命运的《俄狄浦斯王》，中国传统悲剧中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等。
这些“因果报应”在现实中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稍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审美批判能力的悲剧欣赏者都会想到这一层，这无疑给“大团圆”增添了一抹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笔者认为这恰是中国古典悲剧真正的“悲剧美”所在。
我国这种特别的悲剧模式，与其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来进行批判，不如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大团圆’背后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大团圆’背后淋漓的鲜血”来理解。
浅析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成因及其价值——以历史剧《赵
近代以来，随着悲剧一词的传入，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关于中国古典戏剧是否有悲剧的争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因为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都会有一个“大团圆结局”，这种追求“团圆之趣”的结局削弱了中国古典悲剧的悲剧力量。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历来就有悲剧。
对同一个考察对象——中国古典悲剧的认识，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习惯于以结局定悲剧，简单地认为悲剧就是悲惨的结局，例如主人公的毁灭、理想的破灭等。
而那些经历磨难的主人公如果拥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例如沉冤得雪、大仇得报等就不能算悲剧，从而忽视了“大团圆结局”下中国古典悲剧的意蕴。
一、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现象（一）何谓“大团圆结局”在李渔的《闲情偶寄》一书中最早出现了“大团圆结局”的概念。
在《闲情偶寄·科诨第五》中，李渔提出了“团圆之趣”，本意是指戏曲创作要出其不意，不落俗套，追求在山穷水尽之时，剧情突然峰回路转，故事的发展脉络先悲后喜，或者刚开始怀疑最终相信，亦或在皆大欢喜的时刻陷入困境。
但是现在常说的“大团圆结局”是指在悲剧作品中，悲剧主人公经历磨难痛苦，但最终由逆境转变为顺境的一种戏曲结构模式。
因为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到底有没有悲剧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团圆，即使最后惩恶扬善、报仇雪恨，但也透露着某种悲态和悲情。
赵氏孤儿虽然为赵氏一族报了仇，洗刷了冤屈，恢复了声誉，但是赵氏被灭的三百余口人命却是无法死而复生的。
为了保护赵氏孤儿的公主、韩厥大将军、程婴中年得来的唯一的儿子、一心想着归园田居的公孙先生，他们的悲剧是无法因为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被消减的。
所谓大团圆的结局，只是局限于大仇得报、正义战胜邪恶。
但在这个漫长的二十年中，曾经抗争过、奉献过、牺牲过的人，他们的悲剧仍然客观存在，并且不会因为这样的结局而削弱半分。
这种明知结局悲惨、依然义无反顾的抗争精神，让《赵氏孤儿》的悲剧精神更显可贵。
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和“大团圆”思维结构
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和“大团圆”思维结构第33卷第3期天中学刊 Vol. 33 No. 32018年6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Jun. 2018收稿日期：2018-03-24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WX024）；黄淮学院中原民俗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作者简介：郭永勤（1981―），女，河南遂平人，讲师，硕士。
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和“大团圆”思维结构郭永勤（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河南驻马店 463000）摘要：悲剧主题与“大团圆”结局的复合呈现，是明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
悲剧主题的描绘源于作者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思考，而“大团圆”结局则是统治者、作者和读者等多方心理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造成这种独特的思维与审美特征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时代、哲学以及传统的审美和伦理道德等。
关键词：明清小说；悲剧意识；大团圆结局；思维结构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5261(2018)03–0107–09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最早指出：“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
”[1]10朱光潜也称：“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
”[2]二者均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具有悲剧故事情节和“大团圆”结局并存一体的思维结构，这一点在明清小说中表现尤甚。
本文拟对明清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及“大团圆”结局所呈现的文化特征及深层原因进行探讨。
一、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及呈现方式中国古代文论中没有出现悲剧的概念，也没有系统讨论过喜剧和悲剧的差异问题，近代以来，才有了较为明确的关于悲剧的讨论。
如王国维认为悲剧有三种不同层次：“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
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
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1]11悲剧产生于不可克服的现实矛盾和难以调和的冲突。
浅谈关汉卿杂剧大团圆结局
┊┊┊┊┊┊┊┊┊┊┊┊┊装┊┊┊┊┊订┊┊┊┊┊线┊┊┊┊┊┊┊┊┊┊┊┊┊前言：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
而大团圆结局是我国古典文学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大量的出现在我国的戏曲小说中。
对于戏曲小说中的“大团圆”现象，其形成有着其深刻的原因。
上至中国古代“天圆地方”思想中尚圆思想的体现，中国“和”文化的影响等都对此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关汉卿的大团圆戏剧分析关汉卿这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破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长期处于社会黑暗带来的压抑之中，他不仅愤世嫉俗，更充满了战斗精神。
如人所说，他往往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压迫、受污辱的女性身上。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的《元剧之文章》中评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而论及其作品，《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都是其著名的作品，其塑造的窦娥、赵盼儿、杜蕊娘、王瑞兰、谭记儿、燕燕等大批性格鲜明的微贱女流，虽命运悲凉，却正直、善良、聪慧，颇具反抗精神，让人怜惜不已又难以忘怀。
无沦主人公遭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挫折，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一：借助明君、清官、伸冤昭雪，如关汉卿的《鲁斋郎》、《蝴蝶梦》；第二是借助鬼魂、转化为异类、梦境，以补现实之缺憾，如《窦娥冤》；第三是男主人公科举及第、奉旨完婚，例如《拜月亭》。
这些戏剧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之前怎样的困难与挫折，最后总是给人希望与憧憬。
所渭“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因者终于亨”[1]，便是这种情节构建模式的精辟概括“大团圆”戏剧的结局模式。
是一个民族深层的结构话语，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是所有华夏民族社会心理的共同体现。
他的许多悲剧都酣畅淋漓地揭示了元代社会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
在关汉卿的悲剧创作中，总是这样的形式：情绪从悲愤走向悲壮，剧情也是恶势力先占据上风，而后以团圆局面收场。
而他的《窦娥冤》则是中国十大悲剧之一。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兼论中国戏曲的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的悲剧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被称为"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结局形式在 中国的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展示了中国独特的悲剧审 美趋向。本次演示将从符号象征论的角度，探讨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意义。
中国的悲剧大团圆，通常表现为主人公在经历一系列的困难和磨难后，最终实 现了某种形式的团圆或者和解。这种结局尽管在西方悲剧中较为少见，但在中 国的传统悲剧中却是一种常见的模式。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往往能给观众带来 一种深深的安慰和满足感。
从符号象征论的角度看，中国的悲剧大团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符号，它象征着 人们对和谐、团圆、正义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源于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 面的因素。首先，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社会的和谐，强 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情。这种文化价值观在悲剧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形成 了大团圆的结局。
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大团圆结局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在悲剧 中，主人公通常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最终他们能够战胜困难，实现公正。 这种公正可能表现为个人的成长、家庭的团聚、社会的和谐等。这种追求公正 的过程和结果，也是符号象征论的重要内容。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 源——兼论中国戏曲的文化精神
基本内容
在众多文学形式中，“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普遍存在于小 说、电影等作品中。这种结局方式往往以一种合家欢乐、完美解决的方式结束 故事，带给读者无尽的想象与满足。然而，其背后的机制与文化内涵却鲜少被 深入探讨。本次演示将通过对“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其文化根源的探究， 进一步理解这一叙述方式在中国戏曲中的文化精神。
在众多中国古典悲剧中，大团圆结局往往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种结局强调人 类的美好品德和道德力量，赞扬坚持正义、舍己为人的精神。同时，它也满足 了观众对于善恶有报、正义伸张的心理需求。例如在《窦娥冤》中，窦娥经历 了重重磨难，最终还是得到了冤案得以昭雪的结局。这种结局不仅使观众得到 了情感上的满足，也强化了人们对于善良和正义的信念。
“大团圆”真的是“说谎的文学”吗——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悲终于
★文学艺术★“大团圆”真的是“说谎的文学”吗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悲终于乐”结局探究汪江欣(安徽犬学安徽合肥230039)【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个明显特点，包括自然而然的创作以及“补恨”之作。
其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中华民族崇尚“圆”的民族心理；中国人素来有的善恶有报的观念；统治阶级维护长治久安的要求。
大团圆结局应当符合逻辑和现实情况。
学界针对大团圆结局提出的“中国无悲剧论”，是以西方的悲剧理论来定义中国的悲剧，笔者认为"大团圆”并不是"说谎的文学”，而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民族文学特质。
【关键词】大团圆结局悲剧民族心理圆满【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784(2019)02-41-4悲与乐的关系是美学史上一个永恒的命题。
以悲为美、视悲为乐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方式，纵观中国著名的古典戏曲作品，都能发现“悲终于乐”“离终于合”“困终于亨”这样的特点。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三章开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餐阅者之心难矣”[1]o笔者于此，就简单谈谈中国古典戏剧中这样的“大团圆”的结局特点所体现出的审美意趣。
一、大团圆结局的逐渐产生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作者在使主人公经历了艰难的斗争之后，往往会将其安排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
很多经典的戏曲故事在流传、丰满、改写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由悲剧结局改写成大团圆结局的变化。
比如，《莺莺传》这一唐传奇小说，是《西厢记》这一著名古典戏剧的前身，主要讲述了贫寒书生张生与没落贵族家的小姐崔莺莺相恋却又对其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
虽然作者始终站在张生的立场上为其开脱，在篇末更是说道,“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然而古往今来之人却大多不认同张生的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反而这样的薄幸行为历来为人所诟病。
关于大团圆
关于大团圆关于大团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结局是贾宝玉考中进士，圆了重振贾氏家声的美梦。
关于此，人们大张挞伐，认为有背作者初衷，降低了作品思想性，断定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著，而是高鹗操刀的赝品。
这是近代观点，是将近代初级写作教程律条强加古人。
必须历史地分析作品，对待作者。
近代文艺批评家有一个通病，用现代尺度去衡量古代作家，喜欢为作家贴政治标签。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西方文艺理论尚未传入中国，没有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那些名目。
中国作家只能从自己的社会实践及人生感悟进行写作，从固有伦理道德判断是非，从中国古代作品学习创作方法与技巧，照中国固有小说章法构思。
一个浅显的例子足以说明问题：它是章回小说，是中国小说固有模式，外国小说所没有，中国近代作家受外国影响，多不采用这种形式。
《红楼梦》是地道中国作品，即未受外来思想与形式影响的作品，中国风调中国品味中国思想中国架构，用任何舶来文艺评论标准，或外国与中国文艺理论混合的文艺理论进行评价，都是脱离历史脱离实际的。
一些说法既非作者本意也非品所有，完全是评论者臆造。
曹雪芹是中国士人，照现代说法，知识分子，是文学家而非思想家，至少从其作品看不出他提出过何种新理论，他必然受到中国旧思想熏陶或者说受中国固有思想体系束缚，无论是儒释道或是杨朱墨翟，他总要在这些哲人思想框架内进行思考，在中国固有道德规范内进行创作。
“大团圆”是中国小说创作的固有章法：看一看中国旧小说，即受西方小说影响前的小说，无论短篇志怪，还是长篇小说，例如四大名著中的前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被认为《红楼梦》前导的《金瓶梅》，无不以“大团圆”作结。
《三国演义》由黄巾起义，天下分崩，到三分归一统；《西游记》唐僧师徒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证得佛果。
《水浒传》虽然结局是梁山好汉几乎个个不得善终，从国家来讲，是始于乱：“四大寇”各据一方，反叛朝廷；归于定：“四大寇”终至殄灭。
“大团圆”与“一悲到底”中西悲剧范式比较研究——以《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为例
“大团圆”与“一悲到底”中西悲剧范式比较研究——以《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为例作者：孔莉来源：《艺术评论》 2012年第10期孔莉元代杂剧家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作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是关汉卿晚年的代表作。
英国戏剧之父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代表莎士比亚悲剧创作最高成就的作品。
这两部看似毫不相干的中西悲剧作品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相似的主题即借助于鬼魂伸冤。
人类长期的生活实践表明，人在命运面前是渺小的、脆弱的，当中西方人们无法改变自己悲惨、不公命运时就把希望寄托于上帝、鬼魂。
《窦娥冤》中的窦娥含冤受屈，满腔冤屈无处申诉，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老天、鬼魂，被斩前发下“血溅三尺，六月降雪，三年大旱”三个临终誓愿，窦娥冤死感天地，泣鬼神，三个临终誓愿一一应验。
窦娥的冤魂托梦给金榜题名为官的父亲，父亲为女儿的冤情昭雪，杀了张驴儿。
《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在德国接受教育，因父王突然去世，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祖国奔丧。
而刚刚过了不久，其叔父克劳狄斯就登上王位，不久又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他陷入悲愤忧郁之中。
新国王叔父声称老国王是在花园里散步时被蛇咬死的，而老国王父亲的灵魂显灵，向他揭露新国王毒死自己并且篡夺自己王位的真相，并嘱咐他为父亲报仇。
最后哈姆雷特用剑刺死了自己的叔父为父亲报了仇。
两个作品中主人公窦娥和哈姆雷特虽然国度不同（窦娥生长在中国，哈姆雷特生长在英国）、时代不同（窦娥生活在中国的元代，大致是13世纪，距今700多年；哈姆雷特生活在17世纪，距今400多年）、社会制度不同（窦娥生活在封建制度下；哈姆雷特生活在封建制度日趋没落、资本主义兴起的交替时代）、性别身份不同（窦娥是中国普通妇女；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但是他们在既定命运面前是渺小的、无助的，只能通过鬼魂伸冤来反抗自己的悲剧命运。
通过鬼魂伸冤是这两部悲剧作品的相似处，但是通过对《窦娥冤》与《哈姆雷特》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以《窦娥冤》为典范的中国传统悲剧与以《哈姆雷特》为典范的西方悲剧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
“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大团圆”乃是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悲剧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异性概念，意指中国传统戏剧情节发展普遍具有的“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结局。
如果说这一内涵的界定在悲剧研究领域被普遍认同的话，那么关于这一概念的价值取向，则存在很大分歧。
有人认为它表达了悲剧否定意义，有人则认为它体现中国传统悲剧特点。
由此出发，对某一作品是否悲剧，乃至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悲剧等一系列问题，便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有人据此概念而否定中国传统悲剧存在。
有人不甘于这种结论，但似乎提不出更有力的根据。
尽管聚讼多年，但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反而成为阻碍中国传统悲剧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一团乱麻。
我们认为，其中症结乃在于“大团圆”概念的误用。
一、“大团圆”概念的形成及其所导致的混乱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上的论述”“已对大团圆结局的现象作了明确的批评”①，但系统提出“大团圆”观念并真正引起反响者是王国维。
他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亨。
”②此说一经提出便流行开来。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
”“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做书的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
他闭着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
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③鲁迅未直接讨论悲剧问题，但却从“国民性”这一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对中国文学“大团圆”心理倾向进行了严厉批判，“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
……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D?D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④朱光潜在中国悲剧的专门论述中首次使用“大团圆”一词，并据此完全否认中国悲剧存在。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现象研究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现象研究
杨梨新
【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5)007
【摘要】我国古典悲剧历来被很多学者诟病为悲剧性不够,甚至没有真正的悲剧,因为不同于西方悲剧的“一悲到底”.我国的古典悲剧大多以“大团圆”为结局,这种情况被认为削弱了作品的悲剧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综合考察,从总体上说,它是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视角的差异表现.具体到细节层面,它与我国从古至今的哲学体系、社会状况、社会心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页数】4页(P103-106)
【作者】杨梨新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相关文献】
1.从作者角度看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 [J], 周佐霖
2.从身体经验看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J], 袁敦卫
3.论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大团圆结局 [J], 梁红;
4.再论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大团圆”结局 [J], 黄迪艺
5.浅析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成因及其价值——以历史剧《赵氏孤儿》为例[J], 张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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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大团圆结局
论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局贾振华【摘要】: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式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终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推而广之，此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大团圆”现象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
以历史哲学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循环人生观是“大团圆”产生的心理基础。
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的重负哦古代戏曲与农耕文化传统中的安土、乐天、安居、乐业的观念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经济，由于面对的主要是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自然，故易养成周而复始物极必反的循环发展理念。
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和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悲惨结局，只是表达是非之心，爱憎之情的两种不同形式而不是是非爱憎本身。
大团圆式为满足崇尚圆满的社会心理需求而创造的理想境界，它不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逼真再现。
把历史上不团圆改得团圆，并不表明人民以为世上本来如此，而只能说明他们希望如此。
【关键词】:悲剧;大团圆;矛盾冲突;圆美意识.【正文】: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大多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享的结局。
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称“凤尾式结局”并把结局归纳为七类，即梦圆式、仙化式、复仇式、再生式、冥判式、敕赐式、调和式。
但熟悉中国古典戏曲的人不难发现，这七支“凤尾”是概括不了五花八门的“大团圆”的。
所谓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它的一般意义式指戏曲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之后，最终如愿欢聚全都得到封赠。
推而广之，此故事中的善与恶两种势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结局也应归入大团圆的范畴。
也就是说大团圆千千万万，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戏曲描写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光彩的尾巴、完美的结局。
“我国叙事文学多以大团圆结尾，明代以后的戏曲，大团圆几乎成为定规。
中国传统戏剧“大团圆”的背后，隐藏着新的社会悲剧
中国传统戏剧“大团圆”的背后，隐藏着新的社会悲剧《李娃传》和《柳毅传》的"团圆"背后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曾说道："你尽可放心，结局一定是皆大欢喜的，有趣的只是他们怎么样转危为安的。
"因而有学者提出"中国无悲剧"的命题，"大团圆"仿佛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专利。
关于"大团圆结局"是指通过"曲终奏雅"的形式在悲剧发展的最后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王国维认为这样的情节处理"代表吾国人之乐天精神者也"，这就为关于"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提供了论战的可能。
不可否认的就是在传统礼乐教化观念的熏陶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甚至天人合一的宇宙和谐论关照下使得结局呈现出非常的模式化。
然而当唐传奇《李娃传》和《柳毅传》的结尾在一片歌舞升平、惩恶扬善、预备给人类以无限幸福的团圆背后，深层结构却流露出不一致的价值倾向，即在新的条件下隐藏着新的社会悲剧。
因而无论"大团圆"是否满足了世俗之性，抑或借文学之"圆"补生活之"缺"，当它的糖衣被一层层剥开之后，剩下的，也恰恰被表现出了现实的可恨，嘲弄着"愚女"体制的悲哀。
1、《李娃传》——是对儒家核心观念的再次强调？错了，这是一部"失声"的传奇《李娃传》作为唐传奇中的名篇，关于它的研究评论迭出、主题思想莫衷一是，笔者参考了近十年来关于《李娃传》主题的研究，大致不偏离两类：其一，叙述郑生和李娃曲折的爱情故事，从而歌颂了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其二，通过对这一社会地位悬殊的青年男女千辛万苦赢得爱情的经历，表现出具有强烈的反门阀、反封建的意义。
然而我认为，传奇的李娃再怎么完美、如何高明聪慧、又如何从娼妓摇身成为洴国第一夫人，仍脱离不了外力对女性婚姻的冲击和男性的叙述视角及理想写作，因而这样的经典叙事"大团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性悲剧：荥阳生和李娃的关系是全篇的重点，至于两人的关系亲疏，影响其核心的要素，不难发现在这个模式运转背后有一个利益杠杆作为驱动。
“大团圆”之争
“大团圆”之争——传统“人情戏”的当代艺术流变张炼红【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3【复印期号】2009年01期【原文出处】《文学评论》(京)2008年6期第156～162页【英文标题】The Debate about the Happy Ending: Th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Humanistic Drama”【作者简介】张炼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新中国戏改运动中，传统“人情戏”在颇具张力的“阐释—剧本—演出”场域中历经论争而流转存续。
本文通过对越剧“骨子老戏”《碧玉簪》的个案研究，尝试着透破“阶级”论、“礼教”论等新旧意识形态对于生活世界中具体情感伦理的统摄与规约，深入到人情戏理，去发现源自世俗生活的戏曲艺术中恒久绵长的“人间烟火气”，重新理解被压迫被屈辱者何以能在困境中有所自持与贞定，以此体会中国传统戏曲所涵蓄的民众生活形态、情感方式、伦理状况及其内在意义，特别是那种以向真、向善、向上的具体实践方式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严酷压力及其精神坎陷的生活能量。
如今广为人知的《碧玉簪》并非程派戏，而是在新中国旧戏改造中脱颖而出的越剧改编本，1963年拍成电影全国公映①。
然而，著名戏剧艺术家程砚秋与该剧有不解之缘。
1924年，一代义士罗瘿公病故，未编完的《碧玉簪》由金仲荪接手完成。
痛失良师的程砚秋（艳秋）没有消沉，照例拿着新戏本子来到王瑶卿家中，请他设计新腔，指导排演。
没想到梨园行的这位“通天教主”随意翻了翻就扔在桌上，说这种戏只能拿到天桥去演。
一句冷话成全了心高气凛的程砚秋，被视作天桥货色的《碧玉簪》成为他自导自排自己设计唱腔的第一出新戏，此后每有新戏他都自己创腔排演。
王瑶卿瞧不起《碧玉簪》，只是嫌其出自地方戏，地方戏岂能同京剧相提并论②？不料这个戏上演后颇受欢迎，较之地方戏原本“场子编得紧凑，词句也趋于雅驯了”③。
论中国戏曲“大团圆”与作品悲剧性之关系
论中国戏曲“大团圆”与作品悲剧性之关系高晨;田婷婷【期刊名称】《重庆三峡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30)4【摘要】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g Happy Reunion” of Chinese ancient opera and tragic of literary works? What influence the former can cast on the latter? These questions are still academically controversial yet to be discussed. The articl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Big Happy Reunion” strengthens the tragic connotation; the second part is "Big Happy Reunion" weakens and damages tragic impl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m from two aspects: there is a tragic nature behind the “Big Happy Reunion” of Chinese ancient opera; and there is an anti-tragic nature behind the “Big Happy Reunion” of Chinese ancient opera. Those “Big Happy Reunions” complying with the artistic logics will increase the tragic nature of some tragic works while those “Big Happy Reunions” that go against the objective reality and logics will hurt the tragic connotations, even can utterly destroy the artistry of literary works.%中国古代戏曲独具特色的“大团圆”结局，与作品的悲剧性之间具何种关系，其对作品的悲剧性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文化教程--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性与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
中国文化教程--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性与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性与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长期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否认中国存在悲剧，其中一种立论依据是“中国没有悲剧意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悲剧曾有过它的黄金时期，优秀悲剧曾成批出现过。
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前一种观点看不到中国悲剧意识存在的客观事实，后一种观点忽略了中国强大的反悲剧意识对中国悲剧发展的阻碍和消解作用。
我认为，从中国历史出发，寻根溯源，中国传统戏剧并不缺乏悲剧性，中华民族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毫无疑问，悲剧产生于悲剧意识。
一个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悲剧的。
中国并非缺乏悲剧意识的国度，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何为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或悲剧精神，不是指关于悲剧艺术的理论意识或悲剧观念，而是指对于人生的悲剧感和积极寻求对悲剧人生进行艺术观照和抗议的心理能量、动力和意向的总和。
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悲剧意识。
千百年来，她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曾遭受过深重的苦难。
尼采说，一个苦难的世界对于悲剧来说是必要的。
悲剧意识只能产生于悲惨的现实世界。
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意识，我们的民族产生了自己的悲剧艺术，其中也产生了像《红楼梦》、《水浒传》《窦娥冤》、《赵氏孤儿》、《桃花扇》、《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长生殿》等优秀的悲剧作品。
如果我们不是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概念来规范中国的戏剧，而是正视我们民族历史形成的悲剧意识和建立在这之上产生的悲剧艺术作品，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中国悲剧意识的存在。
以西方的审美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文学，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是缺乏悲剧的。
许多的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一些明显具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大团圆”的结局，而不被认为是悲剧的代表作品。
我们往往倾向与用西方的悲剧理论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戏剧的悲剧意义，我认为这样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从自身的文化、思想等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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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美云）“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李跃红（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云南昆明)*"!!’）摘要：“大团圆”乃中国悲剧研究中广为流播的概念。
无论中国悲剧肯定论或否定论者，都以此作为衡量悲剧价值高低甚至悲剧与否的标准。
但在使用中却造成很大混乱。
以相同概念审核相同作品却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判定。
以“大团圆”观念巡视西方悲剧，不难发现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的西方悲剧同样不乏以“大团圆”为结局的作品。
“大团圆”概念既非中国悲剧研究的特异性概念，也非判定悲剧性质的有效概念。
中国悲剧结局有着独特样式，但绝非“大团圆”所能概括。
产生于特定语境当中的“大团圆”概念，不是悲剧研究中适用的概念。
对于“大团圆”概念的澄清，有助于深化对悲剧特征的认识。
关键词：悲剧；“大团圆”；中国传统悲剧；悲剧性质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大团圆”乃是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悲剧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异性概念，意指中国传统戏剧情节发展普遍具有的“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结局。
如果说这一内涵的界定在悲剧研究领域被普遍认同的话，那么关于这一概念的价值取向，则存在很大分歧。
有人认为它表达了悲剧否定意义，有人则认为它体现中国传统悲剧特点。
由此出发，对某一作品是否悲剧，乃至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悲剧等一系列问题，便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有人据此概念而否定中国传统悲剧存在。
有人不甘于这种结论，但似乎提不出更有力的根据。
尽管聚讼多年，但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反而成为阻碍中国传统悲剧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一团乱麻。
我们认为，其中症结乃在于“大团圆”概念的误用。
一、“大团圆”概念的形成及其所导致的混乱尽管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悲剧“理论上的论述”“已对大团圆结局的现象作了明确的批评”!，但系统提出“大团圆”观念并真正引起反响者是王国维。
他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大团圆”：中国悲剧研究中误用的概念%’(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亨。
”!此说一经提出便流行开来。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
”“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做书的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
他闭着眼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
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鲁迅未直接讨论悲剧问题，但却从“国民性”这一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对中国文学“大团圆”心理倾向进行了严厉批判，“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
……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朱光潜在中国悲剧的专门论述中首次使用“大团圆”一词，并据此完全否认中国悲剧存在。
他说，“中国人也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认为乐天知命就是智慧。
……中国文学在其他各方面都灿烂丰富，唯独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
……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
”$至此，“大团圆”作为中国传统悲剧研究中的特异性概念得以完全形成，并且完全是悲剧否定性概念。
悲剧在西方向有“艺术皇冠”之称。
黑格尔以降的美学家，常常将悲剧性质与人、人的存在乃至宇宙实质径直相接。
即便反对将悲剧“泛化”为宇宙论的亚斯贝尔斯也认为，“悲剧的原始洞察就包含了哲学的精髓。
……哲学认为悲剧知识是原始想象和原始经验中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东西。
哲学可以感觉到它自身的内容与悲剧洞察如出一辙。
”%悲剧意识与悲剧作品被认为透示着一个文明的成熟、厚重与深刻。
因此人们难以容忍中国缺乏悲剧观点，驳论不绝如缕。
随着!"世纪初期特殊语境渐去渐远，“中国无悲剧论”已不似当年那般醒目。
然而，“大团圆”概念却已广为流播。
即便肯定中国悲剧存在者亦不能跳出“大团圆”话语结构，或认为“中国悲剧基本上不是大团圆结局”。
&或认为“它虽然削弱了悲剧激情，但并没有改变悲剧的性质”。
’或在引其为中国悲剧“民族特点”的同时，又不得不表现出某种缺憾。
中国悲剧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彼此对立，却又不约而同地以“大团圆”作为衡量作品的悲剧价值高低甚至悲剧与否的标准。
结果产生全然不同的判定，导致更大混乱。
王国维并非一概认定中国无悲剧。
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即指出《桃花扇》与《红楼梦》为真正悲剧，并强调说，“《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
”(其判定标准，除有无“厌世解脱之精神”而外，便是“大团圆”结局。
数年后的《宋元戏剧考》虽仍持“大团圆”概念，但中国传统悲剧目录却有了很大扩展：“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
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由此可见，在“大团圆”观念的始作俑者王国维那里，“大团圆”概念便存有内在的滑动罅隙。
同样以“大团圆”作为悲剧否定性因素的朱光潜却认为，“仅仅元代（即不到%""年的时间）就有&""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
”!!另有积极肯定和推崇中国悲剧者，在援引上述王国维“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等语同时，又对《赵氏孤儿》这同一部作品提出完全不同的评定：“‘赵氏孤儿大报仇’的结局，其效果不是悲，而是喜，其悲剧人物不是‘由顺境转入逆境’，而是相反。
《赵氏孤儿》严格说来并不是一出悲剧。
”!"还有学者认为，元杂剧大部分“都是以主要人物或正面人物的死亡作为基本剧情和悲剧收束的。
这种情况在明清悲剧中也大量存在。
……悲剧人物无论主次尽皆逝去，这都是不能用大团圆结局来范围的。
”!#这种观点与朱光潜等其他同样根据“大团圆”概念所作的判定截然不同。
这一切混乱的起因，便是“大团圆”概念的使用。
二、“大团圆”并非中国传统悲剧特有现象在把“大团圆”视为中国传统悲剧总体特征的前提下，当代学者常常将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归结为三类，一是“因果报应型”，如《窦娥冤》中明誓复仇，《精忠旗》中冥问秦桧等等。
二是“升天仙圆型”，如殉道者执掌神职，坚贞者位列仙班，挚爱者身化鸳蝶比翼双飞。
三是“前仆后继型”，剧中忠臣义士不$%%《江淮论坛》!""#年第$期屈不挠，舍生取义，直至胜利，《赵氏孤儿》、《鸣凤纪》为此类作品典型。
!"也有学者根据恩格斯悲剧定义将上述三类分别界定为“制造悲剧的恶人受到严厉惩罚，悲剧人物的冤案终得昭雪”；“‘历史的必然要求’或悲剧人物的‘真纯愿望’在毁灭之后又以虚幻的形式得到补偿”；“‘历史的必然要求’或悲剧人物的‘真纯愿望’最终得以实现”!#等。
（这种划分实际上存在着难以统一的根本差异。
比如冥间的虚拟与幻化的图象，便殊难与真实世界当中“衣锦还乡终成眷属”的真正团圆同日而语。
）然而，若以上述三种类型巡视西方悲剧，可以发现“大团圆”结局并非中国悲剧所独有。
由于悲剧思考常常沉入形而上层面，因而西方悲剧观，特别是经典大师的“经典”之论，许多都是源自其“预设”的哲学基本范畴和命题，而非全面具体分析大量悲剧作品后的结果。
诚如朱光潜所言，“哲学家当中一个普遍的错误，却是本末倒置。
……他们提出一个玄学的大前提，再把悲剧作为具体例证去证明这个前提。
”!$另有西方学者指出，“当今大多数悲剧理论都以一部伟大的悲剧作为典范：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主要依据《俄狄浦斯王》；黑格尔的理论则以《安提戈捏》为基础。
”!%概言之，西方流行的悲剧观并不足以完整体现西方悲剧的创作实际。
而王国维以“先离后合、始困终亨”的所谓“大团圆”作为判定悲剧与否的尺度，恰是直接来自叔本华的悲剧观。
叔本华意志论哲学认为世界本质是一种盲目的永不满足的生存意志，因此人生充满挣扎和痛苦，而悲剧“这种最高诗的造诣的目的，在于表现人生的可怕方面。
”“再现一种巨大的不幸，是悲剧的唯一的职能。
”!&悲剧目的就是要“产生出一种退让的感情，不仅是放弃生命，而且是放弃生存意志本身。
”!’如此悲观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悲剧观，必然要求人物肉体生命毁灭的结尾。
因此，尽管叔本华钟情于高乃依的《熙德》，但仍指责它“缺乏一个悲剧的结局”。
()但若从创作实践出发，纵览世界著名悲剧作品，不难发现所谓“大团圆”结局如星点般散落在西方悲剧创作的长河当中，而绝非仅仅是《熙德》。
对此，一些反对以“大团圆”结局否定中国悲剧的学者都曾有过举证。
这里仅就上述“大团圆”的几种类型标准略作比照。
比如埃斯库罗斯《普洛米修斯三部曲》和《俄瑞斯特三部曲》等悲剧系列“充满了昂扬的战斗精神，常常有欢庆胜利的收场”(!，有学者便直接套用中国悲剧研究“专用语”评说道：“埃氏三联剧均以先悲后喜、始困终亨为情感、际遇之过程。
”((埃氏所余另一单本剧《波斯人》结尾也非全然毁灭。
索福克勒斯作品《埃阿斯》中，主人公埃阿斯虽饮刃自尽，但终以英雄葬礼入殓，颇具中国悲剧所谓“平反昭雪”类的“大团圆”性质。
《菲罗克忒忒斯》则有类似“将相和”的光明结局。
而《厄勒克特拉》中姐弟共同为父报仇，亦不无上述“前仆后继”类型的意味。
至于欧里庇得斯，有学者认为其剧作体现了“悲剧性与喜剧性的相互结合。
……在《阿尔刻提斯》和《伊翁》等剧里，他那种独创一格的喜剧性大团圆结局，对后来的喜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