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哈姆雷特》

译介学视角下的《哈姆雷特》

黄乐乐 20130101015

汉语言文学（师范）

摘要：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创造性叛逆”是作为译介学引进的一个命题，是译介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对于文学作品的跨时空、跨地理接受具有重大意义。“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也是译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译介也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梁实秋《哈姆雷特》的中文译本与英文原本的对比剖析，达到对《哈姆雷特》的创作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对译介学进行较深入的阐释。从中了解译介学的相关概念以及产生“创造性叛逆”和“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的原因和达到的效果。

关键词：译介学创造性叛逆失落与变形《哈姆雷特》

译介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自从传入中国以后发展迅速。一直以来，我们在文学翻译本身的范畴内探讨翻译艺术，特别强调“信”和“忠实”这两个标准，认为理想的译本是“既不要不及原文也不要超过原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翻译不仅仅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字转换，而且由于译者的积极参与，使得任何译作都烙上了译者独特的印记，很难达到与原作的毫无二致。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翻译中固有存在的现象。创造性叛逆揭示了翻译过程中原

作进入译入语环境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融合、碰撞和背叛现象。信息的失落与变形也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对原文的改变与升华，以致达到更好的效果。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译介学、创造性叛逆、失落与变形以及它在《哈姆雷特》中的具体体现。

一、译介学简介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视野下迥异于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是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它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具体研究原文在他种语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和“创造性叛逆”两个问题。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是最早关注比较文学里翻译研究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比较文学论》的第七章“媒介”中，讨论了“译本和译者”问题，对如何研究译本和译者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意见。他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一、将译文与原作比较，看是否有增删，以“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与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 作者的印象是什么”；二、将同一作品不同时代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关于译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应注意译本的序言，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 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材料”。[1] 经过多年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由陈悼、孙景尧、谢天振三位教授共同主编的《比较文学》,将“译介学”设为独立的一章,而不是

像过去那样,只是作为影响研究下“媒介学”的一个分支。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这一章中,阐述了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明确指出了译介学与一般翻译研究的区别,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作了比较深人的分析,探讨了翻译文学的归属以及翻译文学史的撰写问题,并介绍了翻译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进展。这一切都对我国译介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我国译介学的进步。

二、“创造性叛逆”、“失落与变形”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于1961年在其《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中首次提出，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埃斯卡皮在自己的名著《文学社会学》中进一步提出: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2] 谢天振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引入“创造性叛逆”的人。他对这一概念解释到“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3]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可见，一旦一部作品进入了跨越时代、跨越地理、

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传播时，它就发生了创造性叛逆。

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指在译介的过程中由于译者的个人原因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的要求，译者往往会对原文进行在加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文化的移位，以至于信息的改变从而产生失落和变形。

三、“创造性叛逆”和“失落与变形”的原因

一国有一国之文化，每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文化视角也不可能相同。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等人在他们的专著《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里对于译者的译作提出了三个问题：“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对于一位译者的译作，必须提出如下的问题：他是谁？他翻译的是什么？他怎么翻译的？”这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他是谁”，也就是说，译者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对于人们理解、分析一部译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由于译者的世界观、立场以及对所译作家、作品的态度的不同，其译作的效果也会不同，同时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审美要求和文化取向。

四、《哈姆雷特》译本中的“失落与变形”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著名的一部悲剧，也是世界著名的悲剧之一，可称得上是世界经典，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对这部经典的译介也一直在进行中，虽然已经有了数十个版本，但是依然没有终止的迹象，似乎也没有终止的必要。在这里以梁实秋先生的译本来看看其中的“信息的失落与变形”。

梁实秋先生的《哈姆雷特》译本可谓是经典之作。在他的译本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功底之深厚以及他是如何使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相互转化交融，并加以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对《哈姆雷特》进行再创造，以致“失落与变形”。例如在《哈姆雷特》第一幕中有这样一句话“Ay, fashion you may call it : go to, go to.”[4]梁实秋先生译为“噫，你只可当作逢场作戏，算了吧，算了吧。”这句话中“fashion”的原意是“时尚、时装”而梁实秋先生将它翻译成“逢场作戏”这是对词义的一个变形，他联想到一般逢场作戏的人都会穿的比较华丽和时尚，使它更符合中国人的语境需求。又例如：“I find thee apt, and duller shouldst thou be than the fat weed. That rots itself in ease on lethe whart, wouldst thou not stir in this.”[4]梁实秋先生将它译为：“我知道你跃跃欲试，你听了这番话还无动于衷。你简直是比迷魂河畔安安稳稳生根的肥草还要迟钝些。”莎士比亚在创作《哈姆雷特》是使用了一些传统的英语。“apt”原意是“有倾向的”，梁实秋将它译为“跃跃欲试”，使它生动形象，更符合我国的语境。“stir”是“搅拌”的意思，梁实秋将“not stir”译为“无动于衷”。通过这些词语的翻译可以看出改变了英语原有的语义和语境，将它们译为中国人熟知的成语，使之失落与变形，但是更加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需求和文化背景。

《哈姆雷特》中还有很多这样例子，都可以很好的说明文化译介过程中的信息失落与变形。以上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点，只不过是沧海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