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翻译理论常识简介

第四章翻译理论常识简介

4 ． 2 我国传统译论要点

1) 严复的“信、达、雅”：

信：“忠实”，即“意义不倍（背）文本”，忠实于原文意义。

达：“流畅”，即不拘泥与原文形式，尽译语之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使译文通顺达意。

雅：“古雅”，原本指当时能登大雅之堂的文言文，一种古雅文体，即“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 严复 ) 。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求“雅”实则是讲究“修辞”，讲究译文表达要有“文采”。

严复的的翻译实践：“与其伤雅，毋宁失真”，重在一个“雅”字，并不十分注重“信”：“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

严复在其《天演论· 译例言》中对“信、达、雅”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修词立诚”（信）、“词达而已”（达）、“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所谓“行远”，就是提倡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一所谓“桐城派”的古文体译书，已能让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的效果。这一点，王佐良先生曾说的极其透彻：

“严复的翻译是有目的的，就是要引起他所认为真正有影响的人，即知识分子的注意……他所翻译的书都是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他知道这种思想，对当时沉缅于中古世纪迷梦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等于一味苦药。所以，他用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古雅文体给苦药裹上一层糖衣，使它容易下咽。所谓‘雅'也者实际上是严氏的推销术。……果然，不出数年，他的译作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他的思想攻势取得了成功”（王佐良：关于文学翻译答客问，《翻译通讯》1983/10 ）。

他翻译的《天演论》，其文本实际是一种“信息型”功能的社科哲学读本，严复为了实现他特定的翻译目的，人为地在文本中设置了一些戏剧性场景，以增强吸引力迎合当时士大夫们的口味。例如，他将原文中很平白的一句译为：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帝恺彻未到此时，此间有何景物。……

一下就把读者引入一戏剧性场景之中，将原文“信息型”功能巧妙转换成一种“呼唤型”功能，极大地唤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推动了《天演论》在中国读者中的广泛流传。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严复的“ 信、达、雅”作出过各种新的解释。林语堂认为，这“三字诀”就是指“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例如译文译作品，如诗文小说之类，译文求其必信必达之外，“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信达雅'三字的含义，尤其是‘雅'字的含义，根据这样解释，已不完全是严复的本义，而取其变义了。事实上，后来一直说信达雅，已很少在拘泥于严复的本义，尤其对‘雅'字，似乎人人能解，但是解各不同，如释为雅训，典雅，文雅，优雅，优美，文采，风格，讲究文笔，注重修辞，强调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得翻译理论，《翻译通讯》 1983/8 ）。还有人认为，严复的“三字诀”换言之就是“内容忠实、语言通顺、风格得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求“ 雅” 实则是讲究“ 修辞” ，讲究译文表达要有精神和美感“ 文采” ，但现在通常把它阐释为“ 保存原作的风格” 。

2) 鲁迅的译观：

鲁迅共翻译十四个国家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包括俄、日、英、法、德、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捷克等多个国家不同作家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童话和文艺理论著作，总字数达三百万以上。

(1) 鲁迅对翻译的结论性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这是鲁迅的基本思想。

(2) 针对当年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以及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说法（梁实秋），提出了“ 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主张直译，以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

(3) 他认为，翻译一要“移情”、“益志”，译文要有“ 异国情调”，二要“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改进白话文。

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其实是主张翻译既要通顺，又要忠实的。只是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须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雾，怎么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鲁迅· 几条“顺”的翻译）。”（佘协斌：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1983/4 ）。所以，鲁迅所讲的“宁信”，是强调要忠实于原文，“这所谓‘不顺'，绝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盖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二是指要从外国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徐新民，鲁迅与科普翻译，《翻译通讯》 1983/9 ）。“不必否认，这些充满‘洋气'的外来语，中国读者起初

看起来确有些不顺眼，念起来不顺口，但见得多用得多了，‘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鲁迅：翻译的通信）。……诸如‘我想今晚去拜访您，要是您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的话'这类外来句法，今天不是已经说得顺、听得懂，而且完全‘融入'到汉语中去了吗？”（佘协斌， 1983/4 ）。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信仰使他始终坚守着直译方式，坚持直译甚至硬译来打破传统的封建文化，输入异样的句法来创建新文化。通过翻译，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先进文化因素输入进来，借助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进行批判和改造，用文艺来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唤醒麻木的国民性，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也正是他当年弃“医”从“文”的初衷和动机。

3) 傅雷的“神似”说(Spirit Alikeness) ：

傅雷对翻译有两个比喻，一是“以效果而言，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二是就手法而言，“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都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 因此，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他根据自己深厚的中外文化修养，多次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美学情趣方面的异同，强调翻译决不可按字面硬搬，提出了中西语言上的 10 大不同点：

“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等。

因而，“ 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 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主张翻译必须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做到“ 神形兼备” 、传神达意。

4) 钱钟书的“化境”说：

所谓“化境” (Sublimation) ，是指原作在译文中就象“ 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但精魄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翻译出的东西的：“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换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因此，他赞同西方所谓“翻译者即反叛者”（“ Trandutttore traditore ”——“ Translator, trator ”）的说法，认为好的译文应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