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作者：刘国强来源：《中州学刊》2013年第01期摘要：重视民族问题，关注并支持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为组织发动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兼顾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创新传播方式等，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分析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传播中的主要特点，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少数民族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45—04“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各个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发动各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着手在少数民族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及思想意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过程显得尤为特殊而艰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得到较好的传播，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于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发展权利的深切关照，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群众传播中的干部培养少数民族是否愿意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团结与革命的成败。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必须首先在少数民族中培养、选拔出一批优秀人士作为宣传骨干，然后通过这些骨干分子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并积极采取措施开展相关工作。

1923年，李大钊一方面指示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动员乌兰夫、奎壁、多松年、高布泽博等人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一方面派邓中夏、朱务善等深入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提高少数民族学员的思想觉悟。

到1925年，蒙藏学校的120名学员中就有9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他们学成后，不仅在本民族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党的方针政策，而且积极动员本民族群众投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同一时期，中共北方党组织还在回族中培养了郭隆真、马骏等优秀青年骨干，他们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组织发动回族人民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在南方，中国共产党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平台，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蒙、回、壮、朝鲜等少数民族干部，壮族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1924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在海南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该地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接着又相继成立了工会、农会等，组织开展工农群众运动。

1926年，中共湖南省委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解放苗瑶决议案》，提出培养苗、瑶等少数民族骨干分子，发动苗、瑶等少数民族起来参加革命运动。

这对于在少数民族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长征开始后，面对严酷的革命环境，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

1935年8月，在毛尔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选拔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并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在长征途中，先后有大批少数民族群众甚至一些土司头人加入了革命队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藏族的杨东生、天宝，彝族的阿尔木呷、陈占英等。

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士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为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群众觉悟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③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一个“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弱小民族”的统一战线，张闻天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并建议“党中央应组织少数民族委员会，专门在少数民族中工作，研究与总结工作经验，培养与团结少数民族干部”④。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先后开办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后改为民族部）等，1941年又创办了民族学院。

前前后后培养的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动员各少数民族团结抗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在革命洪流中先后涌现出关向应、粟裕、赵尚志、廖汉生、韦国清、马本斋、王国兴等一大批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

他们在各族群众的拥戴下，活跃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

在此情况下，选拔、培养包括少数民族人士在内的大批党的干部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采取各种措施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其中选拔培养的蒙古、回、藏、维吾尔、壮、满、朝鲜等少数民族干部就多达一万多人。

他们活跃在各条战线上，面向各族群众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政策，并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⑤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准备了干部条件，并直接或间接地教育、影响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使他们真正懂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汉族人民一道并肩作战，才能实现本民族的彻底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群众传播中的利益导向人们的行动往往与特定的利益相关联。

理论唯有扣合人们的现实利益方能获得较为持久的生命力，而脱离人们现实利益的理论往往会成为空谈而被束之高阁。

同理，革命的理论也需特别关照人们的现实利益，方能走入大众的心里，成为大众信奉的圭臬。

领导和发动少数民族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必须注重解决少数民族的现实利益问题。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承马列主义的上述原则，把民族的解放事业同民族的实际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在关照和满足少数民族切身利益的同时，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团结奋斗。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注重发动各少数民族群众为自身利益而斗争。

1926年，晋系军阀在绥远设立“清丈局”，向蒙汉群众征收“清丈费”，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殴打、拘押、关禁等行为，中共绥远支部的蒙古族领导人吉雅泰组织各族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反动政府的暴行，最终迫使反动政府撤销了“清丈局”，归还了勒索的款项，释放了非法拘押的农民。

同年8月，黎族中共党员黄振士在海南陵水县发动各族群众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土豪劣绅、反租税、反对粮食外运的斗争，黎族、汉族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道在陵水县城举行示威活动，并把守港口要道，截回了即将运出的粮食。

1926年，共产党人宣侠父来到甘南藏区，当他了解到封建军阀马麒在甘南的种种恶行后，立即建议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并亲自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言》。

他在成立大会上号召：“你们要组织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反抗斗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胜利。

”⑥随后，各族群众联合起来与军阀马麒展开斗争，最终迫使马麒在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⑦。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少数民族的土地利益问题。

广西右江地区是民族杂居之地，其中瑶族比较弱小，历来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榨。

中国共产党积极扶持并发动瑶族人民起来反抗封建地主、官僚军阀的压榨，明确提出了瑶民在经济、政治、教育、工资等方面与其他民族人民一律平等，严禁虐待瑶民，并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等分给瑶民。

由于在民族地区认真执行了土地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以致各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高潮迭起。

据不完全统计，湘西大庸6区71保，分配土地151900余亩，约占全县田亩总面积的66%，得田人数约95000余人；永顺4区27乡，分田71004挑，得田人数15212人，桑植4区6乡，分田22万多挑，得田人数32470人。

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⑨关注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利益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少数民族并获得少数民族群众拥护的关键环节。

只有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利益，才能将各少数民族人民凝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伟大复兴。

三、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群众传播中的信仰问题我国诸多少数民族几乎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而宗教所产生的内部认同感对外来信仰具有强大的排斥力。

所以少数民族的问题常常与宗教问题纠结在一起。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必须面对现实，具体对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灵活对待少数民族的信仰问题。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

”⑩红军长征途中，经过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在此过程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典籍、寺庙财产等。

1936年5月至12月，中共中央还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旗帜鲜明地宣布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指出：“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倡抗日回教，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污蔑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

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

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政策主张，为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少数民族斗争实际相结合，发动少数民族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原则。

文化和信仰上的差异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其融合和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历史进程。

这种文化和信仰的差异性加上广大群众在视野上、觉悟上的不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的传播过程中，须着力解决文化认同、信仰包容等诸多课题。

这些课题解决的水准、程度将直接决定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质量和水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中华民族自近代以降面临的独立、富强、民主等问题。

为达此目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不同的信仰之间，求同存异，以确保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