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

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讲到家族礼法、祠堂、祭礼，清朝人有言必“三代”的习惯，不论对古礼有什么样的理解，总要说它如何如何，今礼又当怎样。

说到家族、家庭关系更离不开周代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

周代实行的是大小宗法制，实质是大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家国一致，以兄统弟，受封的小宗（即各级贵族）可以立祖庙，但不可以祭祀始祖。

至于社会下层的庶士与庶人，并不能立庙，只能在寝室祭祀亡父一代。

典型的周代宗法制的破坏，及与其相联系的分封建国制的基本消失之后，人们逐渐变通对祖先的祭礼，至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理学家的提倡，人们相信“礼以义起”的观念，不顾朝廷规定的礼制，自行祭祀始祖，或始迁祖，祭祀高曾祖祢四代，明廷也放宽禁令，允许民间祭祀四代先人。

清朝人面对已经有3000年历史的宗法观念和宋明的祭礼规制及习俗，思考他们的祀礼和家族建设。

他们既要不违背“三代”的经典和宋明礼学家对宗法理论的诠释，又要照顾到现时代的俗礼，于是乎“礼以义起，权不反经”的见解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是要根据新情况变革古典礼制，但不能离开经典精神。

对此，著作《五礼通考》的乾隆朝刑部尚书秦蕙田说得相当明白。

他就古代大小宗法中的立嗣规制，说明变革的必要：“礼以义起，法缘情立。

不衷诸古，则无以探礼之本；不通于时，不足以尽物情。

如宗法为人后一事，此极古今不同之殊致也”。

按古礼，大宗无嗣必须立后，小宗无子则不得立后，秦蕙田说这是“三代以上之言，不可行于后世”。

他认为现时不能照办，而应当准许小宗立后；这种规范不能实行，则由于世事变化，世卿世禄制已不存在，大宗不能长保富贵而收族，小宗却可能出人才而脱颖而出，不能不许他立后；如若不然，强立大宗，压抑小宗，违背情理人意，家族则不能兴旺；再说有小宗来祭祀，总比先人没有后人祭祀要好；他最后告诫世人：“论礼者慎无泥古以违今也”。

①秦蕙田的变通论，有许多支持者，可谓清人“礼以义起”论代表性的说明，不过我们这里仅作了概括的介绍，毫未展开。

下面将对各种“礼以义起”的观点稍作清理，进行分别的叙述，在此基础上略谈这种观念对家族建设的社会意义。

一、世道变异，家族理论和制度必须更新①贺长龄、魏源辑：《清经世文编》卷59《辨小宗不立后》，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册第1492页。

对于宗法与社会基本制度的关系来讲，人们认为“三代“与清代的不同，最根本的是有无分封建国制度。

分封制下产生世卿世禄的大宗，大宗凭借其经济实力，顾恤小宗，因而使小宗产生向心力，团聚在大宗周围，也即实现大宗“收族”，宗法得到维系；清朝不行分封制，不能出现世卿世禄阶层，本应为大宗的家族房系，不能保证世代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去顾恤小宗，不能让小宗产生强烈的向心力，因之家族难于团聚，不得不进行变革。

清初诗人吴伟业从宗法制和井田制的废除，说明家法变革的必要。

他说：“先王有助法以聚天下之小人，有宗法以联天下之君子。

助法行而井邑邱甸通力合作，故授田者无窭人；宗法行而高曾祖祢有无相共，故赐族者无敝室。

是宗法实与助法相为表里”。

井田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井田制破坏，宗法制也实行不了。

至于历史上是否实行过井田制，在这里并不重要，因为吴伟业认为施行过，以此立论，是在说明世道变迁，先前的宗法就行不通。

他又说古代卿大夫“世食其采地，实任收族之责，而族人亦严事之”，然而“今宗子或为氓隶，无以收恤其族人；而支庶间有贤劳官爵，安能尽屈于宗子”。

这样就不能不改制，要对古礼“斟酌损益，宜乎人情，合乎时俗，世人安然由之，然后可以经久而无弊”①。

乾隆时大学士蔡新以周代鲁国三桓、郑国七穆得以实行宗法为例，说那时大宗是“宗社人民之所依赖，土田里居族姓之所维系”，但是，“今则不然，大夫多起于单寒，不分支庶”，因此笃信大小宗法就不合时宜了②.乾嘉时期学者钱大昕说：“三代以后，仕者不世禄，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废”③。

也是将着眼点放在能否世禄上。

道咸时期的岭南学者朱次琦赞成秦蕙田的见解，在为其家族谱所作的《序例》中云：“古者大宗诸侯世国，卿大夫世禄，族人莫不恃以收族合食，是以（宗祀）百世不迁。

今则井田世禄之制绝，而宗法废，则人人可以为别子之祖”。

所以“礼贵从宜，亦以义起也”④沈。

垚具有同样的认识，他说：“夫礼缘义起，制随时变，立后之意，古今殊绝，古者惟大宗立后，今则无人而不立后”。

既然古代宗法已经废除，不可恢复，人们何必还要附会古代的说教⑤！瞿家鏊也是看到制度的变化对宗法的重大影响，故云：“自井田坏而比闾族党之制堕”①。

从清代初年到后期，人们认识到古代宗法制失去了与以相依为命的分封建国制度，已无存在的社会条件，必须对它加以改造，而不能墨守①民国《宜兴任氏家谱》卷二之四吴伟业：《任氏宗祠记》。

②《清经世文编》卷59《继嗣说》，中册第1494页。

③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1《钱氏祠堂记》，《潜研堂全书》光绪十年长沙龙氏重刊本。

④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8《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另见同治《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首之三《序例》。

⑤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72《为人后者为所生服议上》，光绪23年武进盛氏思补楼刊版；下引《皇朝经世文续编》均盛康辑本，不再注明。

其成规，这是古今异宜，宗法必变的第一个内涵。

其二，大宗法的宗子制不可能恢复。

古代宗法中的大宗制具有二重含义，即大小宗相对应的大宗，周天子为宗子，并垄断这个位置，统治小宗，即所谓“以兄统弟”，这是“大宗”的主要含义；在诸侯卿大夫的小宗内部，又区分出大宗和小宗，于是乎小宗制下的大宗支配其小宗，这是“大宗”的次要意思。

后世大宗制度废除，所谓大宗，不过是小宗制里的大宗，失去了原来天子为宗子的内含。

因此乾隆时的袁枚直截了当地说：“今无封建，所谓大宗者，皆小宗也”②。

所以清人在讲究大小宗法时，与古代天子的大宗法没有联系，仅是就小宗法中的大小宗法而言。

清初屈大均清楚地看到大宗制不能建立，故云：“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要想团结族人，只有建设祠堂③。

同时期的许三礼也说：“封建废，则宗法格而不行”④。

即大宗制行不通。

汪琬则讲述了大宗法不可能恢复的社会原因：“非宗法之难复也，制度之变，风俗之浇为之也”。

为此他谈了三方面的内容，尤其说明制度的变异，是分封不行，大宗失去统率族人的能力。

“古者大夫三庙，又有采（邑）以处其子孙，今之大宗降为编氓者多矣，①《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7《复小宗论》。

②袁枚：《小仓山房全集》卷17《与清河宋观察论继嗣正名书》，乾隆三十四年。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册第464页。

④《清经世文编》卷58《补定大宗议》，第1474页。

无庙也，无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贵且显者以岁时旅荐于寝乎，此不可行者一矣”。

再说如今财产为私家所有，已不同于宗法制之时，“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

这样的制度性变化，不复古制，大宗法自然行不通。

①理学家李光地比汪琬分析得更深刻和有条理，他认为有三个难处令宗法制不可行，第一是古代实行世官仕禄制度，宗子是用官禄祭祖，而现时无世官世禄，长房长子则不能充作宗子去做无世禄的祭祀；第二是古代宗子是朝廷所立，他们熟悉礼法，今若平民百姓做宗子，不懂得祭礼，而充祭祀的主持人则会闹出笑话；第三是古代宗子必为族人所敬重，管理族内和族人的事务，现在平民宗子为人轻视，根本没有管理族人的权威，由他们来主管祭祀，祖先也不能接受②。

雍乾时期官员学者李绂在《宗子主祭议》文中，针对后世某些人以长子为宗子的观念与做法提出异议，并认为不可行，他说：“后世乃欲自始祖而下，并以长子之子孙为宗子，毋乃误甚。

长子之子孙，其世世之长子，不惟不能皆贵，亦不能皆贤，于是有降在隶庶者，甚或辱身贱行，饥寒不能自存者，安得奉为宗子，以主祭而统族人”③。

①《清经世文编》卷58《汪氏族谱序》，第1473页。

②李光地：《榕村全书》卷21《家庙祭享礼略》，道光九年版。

③李绂：《穆堂初稿》卷24，乾隆五年刊本。

其三，要变革，必须批评泥古观念。

世道变异，宗法行不通，可是人们常常拘泥于古法和先前观念，不敢改制，主张变异的人就批评食古不化的观念，以便扫除思想障碍。

前述吴伟业的变革宗子制度意见，就要求人们不要泥古，只是要依据它的精神实行变革：“古礼之在今日，不当泥其法，而当行其意，亦在善行者变通之而已”①。

与他同时的王应奎也批评拘泥论调，“今人拘五庙、三庙、二庙、一庙之说，谓士庶人止应祭一代，而不知非也”②。

道光时期的成毅批评小宗祭四世、亲尽则祧的观点，又进一步说：“大抵言礼之家，每多泥古而不深求古人议礼之意，与夫后世时势之所不可行者，不敢变而通之，无惑礼教之愈微也”③。

他将泥古理解为不懂得古人立论的精神，是并不知晓古礼，言简意赅，说得相当透彻。

同光之际，因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不给同治帝立嗣及其升祔典制问题，朝中发生了礼制的讨论，其中方宗诚主张礼以义起，反对泥古，他说：“后世庙制，既不同三代，则祧礼自不必泥古”。

周朝王室是七庙之制，清朝从太祖到穆宗同治已经九世，穆宗的神主如何升祔太庙，是实行祧法，抑或为穆宗另外立庙？他因不泥古，故赞成九世同堂之议④。

①民国《宜兴任氏家谱》卷二之四吴伟业《任氏宗祠记》。

②王应奎：《柳南续笔》卷3《庶人祭高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4页。

③《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7《宗法议》。

④《增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54《答吴挚甫论祔祧书》，1901年上海慎记石印本。

其四，变革的主导意识是要通人情，尊重俗礼，然而要按照礼法精神使它合乎规范，也即纳入上古礼法之中，成为新礼法。

主张变革宗法礼制的，往往讲制礼应当尊重世俗人情，不但现在这样，先王早就如此。

《三礼义疏》馆副总裁方苞对族人方观承说：“礼者义之实，先王所以体性而达情也”①。

认为先王制礼之时，是体察民情而予以反映的。

比方苞早一点的魏禧讲到俗礼违制，可是符合人情，为众人所接受，因此应当承认它。

他说民间祭始祖，“虽以圣人之礼、时王令典所不许，而世之悉奉其始祖以下合食于庙者，在在皆然，其贤者循而行之，不以为过”，“所谓缘人情制礼，礼以义起，皆可通其意”②。

方苞在制定其家祠规则时说，有的礼法，在先王那里不合时宜，而后世能“协诸人心，而众以为安”，则可制作，他所作的祭礼和祠规，“皆以恩心所安，依古礼经，而准以众人所能行，吾子孙能恪守之，则于古者立宗收族之义，犹有什一之存焉”。

又说士大大与庶民皆祭始祖，是不合政令的，但朝廷“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③。

乾隆时纪大奎讲到新定适宜的礼法，重要的是要顺乎人情，故云：“若夫宗法既废，礼以义起，无贵贱嫡庶远近之嫌，而皆可以相①方观承：《五礼通考序》；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乾隆味经窝藏版。

②民国《宜兴任氏家谱》卷二之四《任氏大宗祠记》。

③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4《教忠祠规序》，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一册第72页。

为后，此又古今异宜，而人情之永无憾者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