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 中国在16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是由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的。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

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学者曾邦哲20世纪80-90年代考察中国与欧洲，提出了一个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的成果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成就同样不会有近现代西方文明，所谓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已经融合了东方尤其中华文明的精华之后形成的一种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

从欧洲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端开启了近代天文学，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因而，提出中、西医学结合形成系统心理学等系统科学范式，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并将在21世纪导致系统医学与系统生命科学、系统生物工程等时代的到来，同时于90年代末在国际上倡导系统生物科学的发展，21世纪伊始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系统医学等在全球迅速兴起。

首先，我先阐述我对与李约瑟难题的解读，对于这个问题内涵的的解读是进一步分析前提准备，①：李约瑟所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技是按照现代西方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而提出的疑问，但是“科学技术”一词包含了“科学”、“技术”两层涵义，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科学呢？贝尔纳认为“科学因体现出不同的本质特征，是难以定义的”1，但是按照现代学者普遍的观点：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理性认识，包括由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升华而成的理论体系，具有“以逻辑、数学、实验为基础”、“形式上的系统性”、“表达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等特征。

而技术则不同，只是一些实用性的技能，李约瑟先生所述的“中国在16世纪前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更准确的表述我认为应该是16世纪前的中国技术一直处于领先水平，我认为，在16世纪前的中国，在冶铁，印刷，火药，造船，数学，天文等等许多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多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依靠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所获得的，他们的表述方式也大多是技术经验描述式的，本质上时感性知识的积累，即使有一些从表面上看来具有科学的特征，例如数学，天文，但是都只是相似于科学，其实质是不一样的，如中国古代的数学的特点是“算”，从而有了算盘等工具的制造，而西方数学的特点是“证”，讲求的是逻辑的演绎，推理。

在天文方面，张衡的浑天说并没有把日，月，星的运动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只是准确的描述了其运动的状态，而托勒密的地心说虽然现在被证明不是真理，却包含了对这些运动背后的规律的揭示。

正如台湾学者吴大酋先生说：“一般而言，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②虽然李约瑟先生所提的“难题”的前提与事实有些相悖，但是并没有影响这一难题的本质，它依然揭示了一个值得研究与思考的全人类的困惑：中国国代在经验自然科学形态领域的成就应当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感性基础，但是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没有按人们设想的那样——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却远远的落后于西方呢？这个谜便是“李约瑟难题”真正的内涵所在。

就李约瑟的问题，我个认为有以下几个观点:一、资源的原因。

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

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

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

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

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

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

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

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

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

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

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三、地理环境差异的原因。

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技术没有继续发展，跟中国所处在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汉代将其收入《尚书》描述了古中国的地域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我们今天可以将这段话进而阐发为：中国的地理格局是，东临茫茫大海，这是古人难以逾越的海洋；西北部是茫茫沙漠，无垠戈壁；而西南耸立了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

这些大海，高山，沙漠作为自然屏障，为中国提供了一种隔绝机制，导致了中国文化由此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环境，同时亦缓解了外来力量的致命袭击。

也正是由于这样安全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先天因素，中国自古代就能长期形成并保持自身发展系统。

然而，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自身快速竞争发展的。

这种环境产生了两种效应。

正面效应能是中国更系统地发展，而负面效应同时让新观念难以传播，难以推广并成为社会风潮。

举例而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张衡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其实有着巨大的成果与成就，但这些如四大发明仅仅残留于技术层面（正面效应的结果），却没能在社会形成科学风，形成强有力的理论系统（负面效应的结果），这就解释了科学和工业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反观西方地理环境，而西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需要长期与恶劣的自然做斗争,因此养成了西方人民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科学传统,开放的地理环境又使他们与外界多有往来,造成了工商业的发达。

就是由于地理环境被迫使其中的人民形成了探索及开放的精神与性格，而对外贸易的需求同样也是西方快速发展科技的重要催化剂。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而言，西方所处的冒险环境比中国所在的较为安逸的环境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四、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

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

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

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

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

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五、系统复杂性的原因。

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

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六、科学研究制度差异的原因。

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

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

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

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

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

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