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见之明研究综述_杜建政

后见之明研究综述　杜建政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石家庄　０５００９１）　摘 要后见之明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其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假定型设计和记忆型设计。

后见效应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文章对后见效应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及其有关理论进行了简要综述，并对其应用价值加以评述。

关键词后见之明，假定型设计，记忆型设计，早知如此效应。

分类号 B842.3人们这样调侃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

事实上，岂但历史学者，每个人（或许可称作朴素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心理偏向。

人们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赛、婚姻、选举等）会出现何种结果。

但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早知如此”时，别人往往会对其言谈打个折扣，认为他不过是个“事后诸葛”。

　 Fischhoff最早对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做了实验研究[1]，在实验中，他向被试呈现历史画片，比如，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哥尔喀人（Gurkhas）战争的画片。

在先见（foresight）条件下，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要求被试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最终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而在后见条件下，告诉被试战争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实际结果，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

研究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较之先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

Fischhoff将后见之明定义为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

１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结果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假定型设计（hypothetical 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为比较两组被试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一组被试不知道事件结果，另一组被试知道事件结果，但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类是记忆型设计（memory design），其方法是比较一组被试的初始反应和回忆反应，首先要求被试对事件某些可能结果作出一系列判断，然后，让被试知道事件的真实结果，再要求他们回忆原来的判断。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１１－１０　我们可以看到，假定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很类似于历史学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评论（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记忆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些事件作出预测，事件发生之后，又对自己先前的预测进行回忆评述。

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认为，上述两种范式所研究的效应是有本质不同的。

他们提议，将记忆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后见之明”，而将假定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早知如此”（know-it-all-along effect）。

但多数有关研究并未作此区分。

后见之明在多项不同任务类型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结果的确信程度判断、二择一判断和数量估计等。

这些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政界选举[3]、医疗诊断[4]、科学实验结果[5]、经济决策[6]、自传记忆[7]和一般知识[8]等。

从总体上看，后见效应的幅度很小（根据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 Willham[9]的元分析结果r = 0.17，信度矫正后r = 0.25），但此效应极为强固，难以消除。

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们对当前新闻事件的先见和后见判断。

他们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诸多结局作判断；在尼克松出访后，再要求这些被试回忆其先前对每一结局的可能性判断，看自己是否预测准确。

研究发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后见效应：对于他们认为已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小。

这就是说，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也同样会出现后见效应。

　 Fischhoff和Beyth[10]在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请再一次填写问卷。

这一问卷与两周前测试所用问卷相同。

写出你当时对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判断”。

在这种情境下，被试不会将后见判断误认为对当前知识的评估，他们会把后见判断看作是对先前知识状态的准确回忆和重构。

虽然指导语明确要求被试再现初始的可能性判断，但并没有减小后见效应。

Davies[11]探讨了先见判断的提示对后见判断的影响。

Davies预期，在被试做后见判断时，向他们提示其先见判断时的想法，应会减小后见效应。

在实验中，被试首先阅读某心理学实验的程序，然后评定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

两周之后，主试向这些被试报告实验结果，并要求他们再次评定实验结果。

研究虽然证实了Davies的预期，呈现其先见判断的被试，其后见效应减小，但此效应不能完全消除。

很自然，人们会将后见效应与被试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但如果认为，被试之所以表现出后见效应，就是希望自己显得聪明、有远见，则未免失于简单。

比如，Fischhoff[12]在实验中通过指导语改变被试的动机强度，并没有影响其后见效应的大小。

然而，动机因素似乎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来影响后见效应的。

Hell等[8]比较了认知因素与动机因素对后见效应的影响。

实验的自变量为正确答案的呈现时刻、被试对其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被试正确回忆其初始回答可得到的酬金；实验的因变量为被试由先见判断而后见判断的变化幅度（以百分比为指标）。

结果发现：（1）初始回答的可回忆程度（由进行初始估计与回忆初始估计的间隔时间来控制）和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这两个认知因素的效应显著，初始回答越容易回忆，后见效应越小；（2）诱使被试准确回忆的酬金与两个认知变量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在酬金较高的条件下，记忆保持的时间间隔对后见效应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被试对初始回答进行精细编码的条件下，酬金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Hell等认为，对初始估计难以回忆，是产生后见效应的一个必要条件；后见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回忆初始估计的难易程度和所呈现的“正确”答案。

２　后见之明的理论解释　Hawkins和Hastie[13]分析归纳了人们进行后见判断采用的4种策略：（1）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2）锚定于目前观点而调整推断初始观点；（3）认知重构（cognitive reconstruction）；（4）自我表现（motivated self-presentation）。

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是被试在接受结果反馈后进行后见判断时，最简单的反应策略。

此时，被试在长时记忆中搜索初始观点，并且作出与其一致的反应。

然而，被试不能够将其初始观点完全记住。

Fishhoff[12]和Wood[14]的研究表明，其被试只能回忆出初始评定的2/3。

这样，被试就可能采用第二个策略，基于目前的、知道结果后的观点，来推断其不知道结果时的想法。

不过，从现有研究结果看，这两个策略在后见判断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13,15]。

认知重构指被试通过对结果的“再判断”而对先前的判断加以重构。

认知重构包括3个方面：证据选样（sampling evidence）、证据评估（evidence evaluation）和证据整合（evidence integration）。

当人们进行判断时，会将环境或长时记忆中与此判断有关的证据回顾一番。

通常，这种回顾与精细的搜索和辨别加工相联系。

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和记忆中的相关信息极为丰富，选择证据往往不能完全在意识控制下完成。

对后见效应的解释之一，就是针对引证判断的证据特点而阐发的：一旦人们知道结果，则在随后的判断中，不大可能去接通与结果不符的信息。

比如，Slovic和Fishhoff[5]认为，在先见条件下，各种可能结果都要作为提取线索，证据选样的范围较为宽泛；而在后见条件下，只有确定结果作为提取证据的线索。

这样，如果与结果不符的信息有所丧失，再次补充的信息就会朝与给定结果相符的方向偏移，同样道理，确信程度判断也朝向确定结果偏移。

证据评估就是说，即便人们认为一个证据与判断有关，往往还需考虑以结果为背景的信息，才能对其进行评估。

因为，单纯用此证据作判断线索，结论是模糊不清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已知一个人擅长拳脚，是判断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呢？还是更可能被人打死？从一个角度看，似乎应判断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但从另一角度看，似乎又应判断他更可能被人打死。

如果人们得到结果反馈，或此人技艺超群死里逃生，或无事生非死于非命，人们就会立刻将此类证据纳入引起结果的原因，即证据整合，导致后见偏向。

自我表现是指动机性的反应调整。

也就是说，被试的自我抬举（self-enhancing）和自服务（self-serving）动机，导致其在后见判断时，有意或无意地作出虚假的反应。

虽然有研究表明被试的动机强度对其后见效应没有影响[12]，但后继的研究表明被试的动机对后见效应存在复杂影响，比如，Campbell和Tesser[16]发现，被试自我表现需要的迫切程度，与其后见判断的效应大小，显著相关。

特别是在事件与自身有关联的情况下，自服务动机可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详见第3部分）。

Stahlberg和Maass[17]将后见之明归因于元认知加工。

Stahlberg等认为，被试忘记了初始的估计，只得进行猜测，在已知结果信息的情况下，他们就可能以结果信息作基准，认为他们的估计大概与真实结果接近。

最近，Hoffrage、Hertwig和Gigerenzer[18]提出“反馈后最佳重构理论”（Reconstruction After Feedback With Take The Best，简称RAFT）。

这一理论有3个基本假设：（1）如果人们不能记住初始判断，他们就会基于对情况的了解重构判断；（2）对事件结果的反馈会自动刷新人们关于事件的知识；（3）人们会使用刷新后的知识重构其初始判断，而不是使用先前的知识。

这个理论是说，反馈并不直接影响人们对初始反应的记忆，而是刷新知识重构反应，间接地影响记忆。

简言之，后见效应不过是知识刷新的副产品。

３　后见之明的近期研究热点　近期，研究人员对复杂情境下的后见效应进行了探讨。

比如，在与自身有关联的情境中，人们并非毫无区别地表现出后见效应，而是有选择地对有利自身的结果表现出后见之明。

Mark和Mellor[19]研究了自然情境下自身关联如何影响后见效应。

他们要求3组被试对失业的可预见性作出后见判断，这3组被试分别为：失业工人、虽然失业但仍有事可做的工人、社区成员。

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组被试比第二组被试更认为失业难以预见，而第二组被试又比第三组被试认为失业更难预见。

换言之，随着失业与自身关联程度的增加，后见效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