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法硕联考考试分析八八

国守相和县令的考核，仍沿秦制，通过上计的方式进行考课。

汉《上计律》规定，年终由郡国上计史携带上计簿到京师上计，汇报工作。

上计的范围包括户口、赋税、盗贼、狱讼、选举、农桑、灾害、道议等，根据政绩的殿最决定迁降赏罚。

随着官僚制的发展产生了官吏的休假和退休制度。

对有功之臣给予省亲的假期，对有病官吏令其回家养病。

退休称为致仕，汉时致仕的年龄为70岁，退休后的待遇，一般是给予一次性的较高赏赐，以示养老尊贤。

■监察制度【分析】汉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自成系统的监察组织。

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

长官为御史大夫，职掌全国的最高监察权，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

地方监察机关主要是在京师设的司隶校尉和各州（部）刺史。

司隶校尉可纠举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并可直接弹劾三公。

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在皇帝面前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均专席独坐,被称为“三独坐”。

汉武帝时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每区派出刺史1人。

刺史在御史中丞的领导之下，依照《六条问事》行使监察权。

到西汉末年，刺史的实际权限已超出六条的范围，直接干预地方行政事务。

《六条问事》是对部内所属郡、国进行监督的标准，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吏，侵渔百姓，聚敛为奸。

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

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条，二千石恃估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贿,割损正令也。

”其中，一条规定监察强宗豪右,五条规定监察郡国守相。

除《六条问事》外，汉初惠帝时也曾颁行监察法规《御史九条》。

西汉御史台的建立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结果。

监察机关的活动，对于严肃吏治、纠弹不法，制衡权力，维系臣下对于皇帝的忠诚，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司法制度■诉讼与审判【分析】汉朝起诉叫做告劾:告（告诉）指当事人或其亲属直接到官府控告,类似今天的自诉;劾（举劾）指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类似于现代诉讼中的“公诉”。

汉朝规定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严禁越诉，除非有冤狱才得越级上书皇帝。

根据“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除大逆、谋反之外，一般不准卑幼亲属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罪处刑。

严禁诬告，诬告者实行反坐。

汉律还规定治安官吏负有纠举犯罪的责任，“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

对被告的审讯，称“鞫狱”，沿用西周以来的五听之法。

被告的口供即所谓“辞服”，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为了获取口供，审讯中可以使用刑讯。

经过审判的各项程序,事无可疑后，法官可依据律令作出判决，并向被告及其亲属宣读，称为“读鞫”。

如果被告及其亲属不服，允许其申请重审,称为“乞鞫”，乞鞫期限为三个月，期外不听。

汉代还建立了录囚制度，即由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囚徒的复核审录，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以平反冤案，疏理滞狱。

西汉时州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

东汉光武帝也曾亲录囚徒。

录囚之制对平反冤狱,改善狱政,监督司法及统一法律适用具有积极作用。

■春秋决狱【分析】“春秋决狱”，也称“引经决狱”，是指以儒家经典（主要是公羊《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它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必然产物。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盐铁论•刑德论》评价:“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春秋决狱最重要的原则被认为是“论心定罪”，即以《春秋》之义去考察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再对案件作出裁决。

但现存汉朝三十多个引经决狱的案例，无一例证明“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论心定罪”的结论比较绝对和武断。

2019年今（非^■雙；.）.，；^；^翊▼•贫春秋决狱的原则，按照董仲舒的论述应该是“本事原志”，即春秋决狱，应兼顾事实和动机。

但是，由于儒家经典教义不具有法的规范性和确定性，法吏又往往不谙晓儒术，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任意比附，造成司法专断和腐败的局面。

春秋决狱始于西汉中期，沿用于魏晋南北朝，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

除了对律学的推动和对审判原则的修正外，它还促进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开辟了引礼入法的通道。

■秋冬行刑【分析】汉代死刑的执行采取秋冬行刑制度。

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宜施刑罚，清理狱讼。

秋冬行刑理论渊源于西周，它把司法镇压与阴阳运行、四季变换联系起来，借助天的权威和实际生活感受来加强司法的严肃性。

汉朝将秋冬行刑制度化，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又标榜了德政慎罚，故为后世法律所继承。

第三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_、立法概况■曹魏律（《新律》）【分析】三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是魏国明帝于太和三年（229年）制定的《新律》，又称《魏律》，后人称为《曹魏律》。

此外蜀国制有《蜀科》。

《曹魏律》在继承汉律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第一，删繁就简，增加篇目至18篇，扩充了法典的内容，又删削了条文;第二，将《法经》中的《具法》改为《刑名》律，置于律首，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第三,“八议”入律，使礼与律进一步融合;第四，改革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晋律（《泰始律》）【分析】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诏颁晋律，共20篇，称《泰始律》。

《泰始律》的主要成就在于：一是从刑名中分出《法例》篇，完善了刑律总则的内容;二是精简律令，律文和字数均较汉律大为精简;三是将律和令明确分开，“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解决了汉以来律令混杂、矛盾的局面；四是增加律注，并与法典本文合为一体,律注与法条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五是第一次将礼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

《晋律》颁行之后经律学大家张斐、杜预作注，释文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史称《张杜律》。

《泰始律》为南朝沿用，影响深远。

■北魏律【分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颁行《北魏律》，共20篇。

《北魏律》根据汉律、参酌魏晋律,经过“综合比较、取精用宏”而制定,在刑名、罪名和刑罚原则诸方面皆有新的发展。

其修纂集当时律典之大成，为隋唐律典之渊源。

■北齐律【分析】《北齐律》于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完成，其特点为:形成12篇的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重罪十条”，为后世之“十恶”所本；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新五刑体系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

《北齐律》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在古代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隋唐立法尤具影响。

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指出：“自晋氏失驭，海内分裂,江左以清谈相尚，不崇名法。

故其时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总的来看，南北朝时北方律典兼容并蓄，日臻成熟，它克服了南朝律的繁芜，避免了北周律的刻意复古，注意了礼律并举，又在罪名和刑制上有所创新，因而为隋朝所取法。

■麟趾格【分析】《麟趾格》是东魏政权制定的法典,因其议定于麟趾殿而得名。

“格”源于汉代的“科”，北魏始以“格”代“科”，至东魏制定《麟趾格》，始为独立法典。

隋唐时“格”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中国法■制史_大统式【分析】“式”源于秦，秦简中有《封诊式》，汉代有“品式章程”。

西魏编定《大统式》，成为历史上最早以“式”为形式的法典。

隋唐时“式”也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_律学【分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律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汉代引经注律，章句众多，但并未摆脱对于经学的附庸地位。

魏晋之际，律学开始从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

研究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对古代法律的起源、本质与作用的一般论述，而是侧重于立法技术、法律运用、刑名原理、定罪量刑原则以及法律术语的规范化解释，律学研究趋于规范化、科学化。

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律学家,如陈群、刘劭、钟繇、张斐、杜预等。

张斐著《律解》《汉晋律序注》，杜预著《律本》，贾充、杜预合著《刑法律本》，是这一时期律学成就的代表。

张斐晋律注称“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

这说明律学家对于《刑名》作为法典总则的性质、内容与地位，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和清晰的阐释。

张斐还对20个法律概念及其含义作了精要的表述:“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

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这些罪名概念的界定，基本符合各项罪名的主要构成要件，反映了犯罪学理论取得了较高水平，对后世注律产生了深远影响。

晋代刘颂还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这种援法断罪的思想，近于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为中国古代律学理论和法律思想的一大进步。

二、刑事立法_ “准五服以制罪”【分析】《晋律》首立“准五服以制罪”制度，是指亲属间的犯罪，据五等丧服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

“五服”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确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制度。

古代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 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服制不仅确定婚姻、继承与赡养等关系，而且也是亲属相犯时施用刑罚轻重的原则。

在刑法适用上，凡以尊犯卑，服制愈近，处罚愈轻，服制愈远，处罚愈重;凡以卑犯尊,服制愈近，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处罚愈轻。

对于家庭（族）内的财产侵犯，则服制愈近，处罚愈轻，服制愈远，处罚愈重。

“准五服以制罪”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使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其影响极为深远。

北魏时还出现了存留养亲制度，亦称留养。

《魏书•刑罚志》载:“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

”这是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也是服制影响法律的显著标志。

_ "八议”“官当”入律【分析】“八议”是指贵族官僚中位高权重的八种人犯罪后，普通司法机构无权审理,须在大臣“议其所犯”后，由皇帝对其所犯罪行决定减免刑罚的制度。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人律。

“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大德行与影响的人）、议能（有大才能的人）、议功（有大功勋的人）、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议宾（前朝皇室宗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