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04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2003-2004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8）浙江省传播学重点学科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邵培仁，各主题执笔人依次为郑西帆、陈兵、李一峰、陈珂、卢小雁（留芳协助）。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3-2004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传播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传播理论与历史、媒介经济与管理、广告与公关理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等几个方面。

与以前的传播学研究相比，学者们在对传播研究多年成果和传播理论基本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同时，对传播理论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多角度的分析研究，而热点传播现象更引起了学者们对危机传播、健康传播的日益关注；中国媒介管理学正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媒介集团建设与营销管理方兴未艾；网络传播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广告公关研究小有成就。

但是在传播批判研究、实证研究、新媒体研究和追赶世界学术潮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现状；回顾；总结；2003-2004年在对2003-2004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时，我们是以大陆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重要传播学著作和著名传播学术网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适当关注这两年召开的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然后依据学术价值、创新程度和现实意义，对各位专家学者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客观评判，并描述和勾画出两年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大致轨迹和生态状况。

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传播研究界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下议题：传播理论与历史、媒介经济与管理、广告与公关理论研究、网络传播与新媒体。

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分析得失，指出优劣，不论是对今后的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还是对当前或今后的传播实践，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传播理论与历史2003、2004年度的传播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回顾传播学研究历程的文章，同时经典理论课题历久弥新，新的理论课题层出不穷。

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回顾的文章主要有：《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进、发展与创新》（张健康，《徐州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廖圣清，1/2003/1），《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向度》（田中阳，2/2003/5），《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黄旦、丁未，3/2004/1），《从<现代传播>（1994－2003年）管窥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张莹、申凡，4/2004/5）。

张健康以量化分析提示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的三个阶段特点，认为密切关注现实问题、研究主题广泛、本土化研究有新进展是其优点。

廖圣清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扩大、更有针对性、更加规范、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增多、更加深人。

田中阳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基本向度表现为现代化与本土化交融的态势，传播学的现代化首先要强调的是传播观念的现代化，而本土化最重要的内涵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

黄旦、丁未通过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关传播研究的译著的分析，发现翻译的立足点是试图从传播学科的整体图像选择及组织翻译，为建立中国自己的传播学科提供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张莹、申凡通过对《现代传播》十年来传播学研究文章主题、方法归类分析后发现，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的趋势下，传播理论等传统主题长期受关注，网络传播、传播艺术等新领域不断拓展，定量方法让位于定性方法，定量研究成果甚少。

从宏观层面对传播学理论进行了有益探讨。

成果主要有：《传播禁止论纲》（彭菊华、吴高福、彭祝斌，5/2003/2），《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源流、认识及评价》（李斯颐，5/11/1），《社会网络化与地域场所化：当代本土传播的内涵及特征》（杨伯溆，5/11/3），《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单波，4/2004/1），《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段京肃，6/2004/5），《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传媒歧视》（樊葵，7/2003/5），《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杨茵娟，8/2004/6）。

彭菊华、吴高福、彭祝斌认为传播禁止作为文化现象，有“建设性”和“破坏性”两大类型。

而信息社会的传播禁止应是有限禁止。

李斯颐对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起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进行了探讨，回顾了我国近百年来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过程，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现存不足进行了总结、分析。

杨伯淑认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传播就是社会网络传播。

在现代化进程中，本土正逐步被缩减为没有地域文化和历史特征的“场所”。

因此，倚赖双向电子媒介的本土传播所展示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和无中心性。

这种传播是与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越来越脱节的传播。

樊葵认为，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在扮演社会公共机构和经济牟利者的双重角色的同时，突出的表现出对“弱势群体”“传媒歧视”的问题。

2003－2004年度，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传播学经典理论课题研究继续深入，受众理论研究日趋多元化。

这两年既有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的《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的中国化思考》（张艳红，7/2004/3），也有针对少数民族受众进行研究的《新疆哈萨克族受众分析》（赛来西阿•不都拉［哈萨克族］、阿斯玛•尼亚孜［维吾尔族］，7/2004/1），还有介绍评价批判学派受众研究路径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蔡骐、谢莹，9/2004/夏）和《审美经验和文化研究中的‘阅听人’》（臧海群，9/2004/春）。

臧海群、张国良在《受众研究跨学科的性质与方法——兼论建立跨学科研究的受众学》（3/2004/1）中指出，受众学的研究由分门别类的关注延伸到全方位的把握，由对应用的强调上升到对理论来源的重视，是受众学说自我意识不断成熟的体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既有逻辑要求，也反映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提出建立跨学科研究的受众学。

此外，《受众：大众媒介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桥梁——以媒介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人格特征渐变为例》（李蕾，5/11/1）也值得关注。

文章引入韦伯“现代化”的概念，通过对不同时期以来媒介推出的典型人物的人格特征的渐变过程的分析，认为媒介树立典型人物形象对社会现代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

与效果理论相关的研究中，议程设置理论仍然是热点。

刘海龙的《议程设置的第二层与媒体政治——从<事关重要的新闻>说起》（8/2004/2），通过分析艾英戈、金德所著《事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认为此书不仅通过实验法从内在的效度上印证了议程设置，而且促进了议程设置理论第二层的研究。

李本乾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趋势》（7/2004/2），指出目前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呈现4大趋势：1.从检验议题向检验属性扩展；2.从检验外在效果向检验内部形成机制深化；3.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行为学研究向新闻传播学方向回归；4.从单纯的理论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发展。

在实证方面的研究有张国良、李本乾的《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4/2004/1），陶建杰的《大众传媒对民工观念的影响力研究》（5/11/2）。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潘忠党在“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的专场报告中，描绘了效果研究的历史特性和文化特性以及背景依赖，指出忽视文化依赖的实证研究的危险，呼吁更加批判地对待这个研究领域的价值与规范假设，并指出了目前中国媒介效果的实证研究忽视批判的眼光。

（9/2004/秋）“媒介素养”的专题讨论也是理论界讨论最集中的话题之一。

臧海群的《传播学教育新方向：从媒介研究到媒介素养》（4/2003/6）认为，从媒介研究到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动向，不仅是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从相对自主走向相对自觉的方向，也是信息化社会对传播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

其中，木雨编译了美国学者瑞妮•霍布斯的《美国媒介素质教育运动中的七大分歧》（8/2003/1），认为对于既存的主要分歧的论辩成了推动媒介素质教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

张开、石丹的《提高媒介传播效果途径新探——媒介素养教育与传播效果的关系》（4/2004/1）在对媒介素养理论和媒介效果研究介绍、分析后认为，推广媒介素养教育可以确保积极的传播效果。

陈龙的《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4/2004/4）认为，媒介的全球化在我国引发的跨文化传播、市场化与媒介内容的变迁、媒介再现的感性化等问题，都需要公众的媒介素养在媒介知识结构与媒介功能观念、人格主体重塑、能力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

此外，李琨的《媒介素质教育与中国》（8/2003/5），张开的《媒介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4/2003/2），吴廷俊、舒咏平的《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3/2004/1），郑保章、程佳琳的《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建构与培养》（6/2004/10），张艳秋的《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透析》（4/2004/3），张玲的《媒介素养教育——一个亟待研究与发展的领域》（4/2004/4），田维义的《论大学生媒介素质教育》（4/2004/6）等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媒介素养进行了探讨。

2004年10.8－11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的中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则标志着该专题讨论的一个高峰。

“非典事件”引发的传媒信任危机，使学术界对“SARS个案”给予了广泛关注，并由此进一步引发媒介公信力研究。

前期，学术界关注的是个案本身。

其中《广州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中的流言传播》（徐晖明、严三九，9/2003/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流言的主要传播渠道是人际传播中的亲身传播；在可能导致流言盛行的因素中，大多数市民将主要原因归于政府和媒介没有及时发布有关传染病的真实信息；新闻媒介的传播效果存在“知识沟”现象，这可能影响到消除流言的效果。

童兵在《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角色审视》（4/2003/5）中认为，中国新闻传媒在非典前期不仅缺位，而且错位，主要原因在于新闻源的垄断和政府信息的不公开，权利归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

后期，理论界开始关注由“SARS 事件”为契机引发的危机传播。

杜骏飞的《流言的流变：SARS舆情调查的传播学分析》（13/2003/4）仔细研究了流言在SARS事件中的生成与演变规律，看到新媒介在流言传播中的作用已日益显著的态势。

陆晔的《危机传播：从SARS报道看中国公共卫生事件与健康传播机制的缺失》（10/2003/12）中，从危机传播层面分析SARS报道，认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和健康传播机制缺失是造成传播不力的重要原因，建立这一机制是“非典”反思的起点和目标。

廖为建、李莉的《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6/2004/12），介绍了美国学术界对现代危机传播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