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就业波动的福利效应
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经济学院实验0902班刘鹏飞学号:20090922068所谓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
简而言之,就是某项活动要有外部收益,而且是活动的主体得不到的收益。
溢出效应分为经济益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
一、效应理论1、事物一个方面的发展带动了该事物其它方面的发展。
2、一国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增加对别国的影响。
3、溢出效应,有技术溢出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
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
一项技术溢出是一个正的外在性的特定情况,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本身内部获得的利益,也不是由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获得利益。
换句话说,这种利益对于经济活动本身是外在的,对社会产生了外部经济。
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发明了一项新技术,随之该技术被竞争企业复制或学习,表现为竞争企业通过搜集跨国公司新技术的基础知识,加上自身研究开发组合成与跨国公司相近的研究成果,一段时间以后,相关市场中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会体现这类技术,那么这些产品或服务使用者的利益将是外在的,由于是实现或产生利益的企业与产生技术的企业展开竞争,即技术产生了溢出效应。
二、理论背景1、阿罗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他认为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
2、罗默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
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
这使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罗默模型中总生产函数描述了资本存量,劳动力,以及创意技术的存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3、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指出: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可以解释为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
影响就业的因素分析
影响就业的因素分析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力逐步减弱,增加就业已成为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特别是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扩大就业更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
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明显的标志是就业弹性下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弹性系数为0.322,在九十年代前期GDP年均增长率为12%,就业增长率为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二十世纪末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3%,就业增长率为0.9%,就业弹性系数为0.1,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
原因何在?本文将利用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及数量分析工具对就业的相关促进因素作一些探讨。
通过考察就业形势及相关因素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关于就业的相关理论(一)柯布—道格拉斯产出模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理论,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投入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
产出函数Y=AKαLβ表明产出的增长必须有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投入资本的增加或劳动力的增加。
根据单一要素增加,边际产品递减的规律,产出函数中任意要素的单独增长都不可能使产出持续增长。
因此就业的增加不仅与资本投入相关,而且还与劳动者的质量,即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关。
(二)达尔·尼夫的知识经济理论:达尔·尼夫认为:“国内的增长不是由于市场份额的扩大和加强而引起的,而是通过引入创造新市场的全新技术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服务而实现的。
创造这些技术和服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论是在个人、组织还是国家水平上,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结构在调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以物品为基础的增长明显地转向高技能、高技术和以服务为基础的增长。
高技能服务对GNP的贡献率正在增长。
(三)罗默内生模型:罗默1990年提出的内生模型是Q=HαLβ∑Xi1-α-β,Xi为耐用资本设备,i为设备编号,H是致力于最终产品的人力资本、L是劳动力。
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
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一、本文概述1、研究背景:介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保险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逐渐成为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保障”向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的转变,逐步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五大类,旨在通过集体共济的方式分散个人因生、老、病、死、伤、残等风险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初具规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待遇水平不断提高,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实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本文选择以社会保险为例,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以期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2、研究意义:阐述研究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的重要性,包括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民生福祉等方面的意义。
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下,研究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工具,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减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通过深入研究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为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确保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分配不公往往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根源,而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安全网”和“稳定器”,能够有效缓解因收入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紧张。
第12章02国际资本、劳动流动的流动的福利效应
六、 国际资本流动的福利效应那么,国际资本流动对输出国和输入国带来的福利效应是什么?假设有两个国家A 国和B 国。
资本总量为OO ’。
其中OA 属于A 国, O ’A 属于B 国。
VMPK 1和VMPK 2两直线使根据不同水平的投资分别给出的A 国与B 国的资本边际产值。
在竞争条件下,资本边际产值代替了资本的报酬或收益。
VMPK国际资本流动前,A ,B 两国的福利:A 国收益:总产出OFGA ,OCGA (资本收益)CFG (其他要素收益)B 国收益:总产出O ’JMA ,O ’HMA (资本收益)HJM 其他要素收益假设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AB 量的资本从A 国流入B 国,使得两国的资本报酬相均等于BE (=ON =O ’T ) A 国收益: 国内产出现在为OFEB ,加上对外投资的总报酬ABER ,于是得到该国总收益OFERA ,ERG 为对外投资带来。
A 国中的资本的总报酬增加到ONRA ,而其他要素的总报酬下降到NFE 。
A 国与B 国的资本存量总和A 国资本的边际产值B 国资本的边际产值A ’B国收益:使它的资本收益率由O’H减少到O’T。
B国的国内总产出由O’JMA 增长到O’JEB。
在增长部分ABEM中,ABER归因于外国投资者,剩下的ERM 部分是B国总产出的净增长部分,国内资本拥有者的总报酬从O’HMA降为O’TRA,而其他要素的总报酬则从HJM上升到TJE。
从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看,总产品从OFGA+O’JMA增加到OFEB+O’JEB,增加了ERG+ERM=EGM(图中的阴影部分),可以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国际间资源配置分配的效率,从而增加了世界的产出和福利。
提醒注意的是VMPK1和VMPK两条线中谁越陡,谁就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利最大。
一、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影响二、跨国公司(MNCs)1.存在原因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中的竞争优势: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生产、融资、研发、市场信息等方面的规模经济2.产生的问题第二节国际劳动力流动一、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定义劳动力流动指的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为了适应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在国外寻找有利的劳动力市场,使其就业位置超出一国界限,在国际间进行转移。
影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因素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经济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经济状况会对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了解大学生就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宏观经济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1.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新兴产业的兴起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
而传统产业的衰退也导致了一些就业机会的减少,这对大学生的就业造成了一定的挑战。
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水平也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就业的形势。
经济增长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市场的繁荣,但是经济低迷或者衰退时,就业市场将更加严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会大大增加。
2. 就业政策和法规国家的就业政策和法规也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些就业政策的出台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保障,比如鼓励创业、支持农村就业、提高劳动者权益等。
而一些法规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比如最低工资调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等,这些都会对大学生就业市场产生影响。
3. 社会保障体系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大学生就业也具有重要影响。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保障和福利,从而增加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和安全感。
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待遇不公等问题则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就业积极性。
1. 就业市场需求就业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了大学生的就业形势。
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同行业的就业需求也会有所不同。
一些新兴行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就业需求较大,而一些传统行业的就业需求则相对较低。
不同地区的就业市场需求也会有所差异,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而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一、研究背景及意义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数字经济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基础,通过创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还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的生活服务,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也日益凸显。
研究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问题。
数字经济的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数字经济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引导数字经济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研究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数字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资源的大量消耗,如能源、水资源等。
通过对数字经济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
研究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数字经济的发展虽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
通过对数字经济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为构建公平、包容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研究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将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方法,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的关系,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A. 研究背景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论文题目—我国当前就业工作和就业制度的分析及对策探讨
关于当前就业问题和就业制度的分析及对策探讨黄海摘要:就业乃民生之本。
让每位劳动者拥有就业岗位,是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途径。
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就业问题日趋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我们目前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实际是一种阻碍就业结构转型和就业容量扩大的逆向安排,只有调整发展道路,修改制度和出台政策,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就业不足问题。
本文主要对我国就业问题的现状原因和就业制度及解决就业问题的对策作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中国;就业;现状;原因;制度;对策一、中国就业问题的现状㈠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是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矛盾,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和“民工荒”现象。
[1]“技工荒”现象也就是关键性技术工人短缺现象严重。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各行各业专业性的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的需求愈来愈明显。
很多公司企业推出年薪10万招高级技工,结果却无人问津,招不到理想的人选。
这表明我国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的缺口十分严重。
在现有技工中,有专门掌握高级技术的工人数量不容乐观。
《光明日报》以题为《十万年薪为何难觅高级技工》报道,对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诸多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现有技能人才数量和质量都不能较好适应企业发展需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少的状况。
“民工荒”就是民工短缺的现象。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的加制造企业。
这类企业对普通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妇女的需求更为明显。
出现“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企业的工资太低和社会保障、福利太差,很多人都不愿意到工资低,福利差的企业去,而是向往工资高,待遇优的公司企业。
有调查显示,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比较困难,工资在700-1000元的企业,招工情况一般,而工资在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
产业经济学案例分析题
五、案例分析题(1 题, 15 分)材料 1:美国烟草业的掠夺性定价行为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烟草托拉斯通过掠夺性定价来逼迫它的竞争对手以低价将公司卖给它。
例如, 1901 年,烟草托拉斯在北卡罗来纳州有个香烟品牌叫“美国丽人”,它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斯白头烟草公司的类似产品相竞争。
“美国丽人”的价格是每千支 1.50 美元,恰与要求缴纳的税金一样多,可见这个价格是明显低于生产成本的。
无非烟草托拉斯声称低价是产品导入期的优惠措施。
在 1903 年,烟草托拉斯就顺利收购了无法与其竞争的威尔斯白头烟草公司。
问题:结合材料,分析掠夺性定价的含义、特征及其后果。
材料 2:加成定价法美国许多行业中的巨人都采用加成定价法。
几十年来,通用汽车公司的加成定价法是以获得总投入资本的大约 15%的税后利润为预定目标的。
公司的管理者假定第二年他们能销售足够的汽车来发挥其生产能力的 80%,并在此假定基础上估算每辆汽车的成本,然后在成本上加之一个足够大的加成以实现所想获得的回报,最后得到的价格就是所谓的标准价格。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其他的美国主要汽车创造商,福特和克莱斯勒,每年为各种型号汽车制定价格时似乎也采取了相同的程序。
这些价格一旦宣布,普通是整整一年内不发生变化。
问题:结合材料,分析成本加成定价的步骤及其优势。
材料 3:波音公司收购麦道公司1996 年 12 月 15 日,世界航空创造业排名第一的美国波音公司宣布收购世界航空创造业排名第三的美国麦道公司。
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之后,在资源、资金、研究与开辟等方面都占有优势。
此外,波音和麦道都生产军用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军用生产技术应用于民用产品的生产,加速民用产品的更新换代。
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之后,新波音公司的资产总额达 500 亿美元,净负债为 10 亿美元,员工总数为 20 万人,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创造企业。
这场不寻常的并购使得波音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提高到 65%,牢牢站稳市场领导者地位。
分析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结构转换效应
分析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结构转换效应沈 琴 盐城市大丰区劳动就业管理处摘要:目前,国内有一部分的能耗高且环境污染高的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我国的产业结构在短时间内便开始了快速的调整和转型,在调整和转型的同时带来了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和调整。
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第三产业开始迅速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为了尽快适应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也在短时间内进行快速的调整,有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人民开始学习和掌握新的技能,以此来让自己符合当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而还有一部分没有办法及时学习新技能和转化自身定位的劳动力人民便有可能会面临失业。
如果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就业效应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来得到有效的调整,那么便必然能够更好地帮助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转换效应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07-0360-02产业结构是能够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产业结构能够清楚表明一个国家各个产业的分布比例以及这些产业的经济运行情况,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依然不够完善,要想彻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来进行调整和完善,所以说必须要推动国内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国内传统行业的创新发展,这样才能够有效实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帮助我国的就业结构进行转换,对于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来说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我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我国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说白了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属于民生问题,以此必须要开始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对国内就业结构造成的影响引起重视。
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结构转换效应存在的问题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国内的产业必须要尽快进行调整,将原本的资源消耗高却效率较低的产业逐渐淘汰,重点推行应用了高新科技技术设备的产业,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必将被技术进步的产业所代替。
中国家庭数字经济发展基本特征与福利效应——基于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家庭数字经济发展基本特征与福利效应——基于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的分析蔡宇涵 张津硕*张佳佳 黄阳华摘 要: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从供给侧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也需要从需求侧引导居民更加主动、广泛、平等地参与数字生产生活。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CHDES),以微观家庭作为基本分析对象,呈现了中国家庭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讨论了家庭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就业、消费等方面产生的福利效应,为理解数字时代家庭与个人社会经济活动的新现象与新特征提供基本事实,为优化决策提供基础参数与实证支撑。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化水平;正规就业;数字消费;福利效应DOI : 10.19313/10-1223/f.20240313.003一、问题提出全球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动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引擎。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这就要求从需求侧和微观视角,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学理研究,完善相关理论基础,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
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大量研究讨论了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应用对人们决策的影响。
区别于历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使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在其独特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下,经济体系的变动不仅由厂商主导,而且由居民同步推动。
换言之,供给与需求的互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影响经济体系的变动。
当前,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聚焦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生产过程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数字技术的生产率或其对增长的贡献,整体偏向于从供给侧进行度量。
但是,随着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在居民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提出了两个新的研究任务。
就业机会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就业机会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分析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就业机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就业机会的增加对于社会流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还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就业机会的增加可以促进社会流动性。
一个国家的就业机会丰富,意味着更多人有机会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
比如,在一个就业机会匮乏的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高收入职位,而大部分人只能从事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
这样的社会结构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受到限制。
然而,当就业机会增加时,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进入高层次的职位,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得到了增加,社会也变得更加公平和包容。
其次,就业机会的增加可以促进地区间的流动性。
通常来说,就业机会相对丰富的地区人口流动性大,人们更愿意在有更多就业机会的地方寻找工作和生活。
这就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
比如,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就业机会丰富,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
而在西部地区,尽管也在加大就业机会的创造力度,但仍面临较高的就业压力和劳动力空余。
这种地区之间的流动性,不仅实现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然而,就业机会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就业机会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流动性的问题。
虽然就业机会的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流动与社会流动性并不完全同步。
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迁移到就业机会丰富的地方,他们可能因为家庭、经济等原因而无法实现跨地区的流动。
此外,就业机会的增加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比如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将导致一些传统行业就业机会减少。
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可能受到一定的制约。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就业机会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
我国GDP增长与人民就业及生活水平的关系分析
我国GDP增长与人民就业及生活水平的关系分析摘要:在中国经济发展重要阶段,对经济增长模式提出新要求的现在,我组本着经济以人为本的思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与人民就业及生活水平的关系的分析,对我国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作出粗浅的考查,再联系现实情况,引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绿色GDP。
关键词:GDP,名义GDP,实际GDP,绿色GDP,人民生活水平,消费,经济福利,就业人数,就业规模,投入,产出,资源,经济发展模式一、引言 GDP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既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
它衡量一国的总收入与总支出①,其效应是多方面的,GDP的增长与人民物质生活得水平改善和丰富,就业情况的发展,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力及政治地位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被认为是社会经济福利最好的一个衡量指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8%的世界奇迹。
然而GDP增长的原因很多,有必然原因,有偶然原因,有可持续性增长,有破坏性增长。
对资源破坏性开发,对劳动力破坏性使用,都可能使GDP快速增长。
GDP 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这个结果只有定量意义,没有定性意义,不能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
经济要以人为本,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十分重要关口,对经济增长模式提出新的要求的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人民就业及生活水平的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
模型的建立与修正本文采用了1978-2002年的我国国内GDP、就业和平均工资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如下表:年份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就业总人数职工平均工资 1978 3624.1 40152 615 1979 4038.2 41024 6681980 4517.8 42361 762 1981 4862.4 43725 772 1982 5294.7 45295 7981983 5934.5 46436 826 1984 7171 48197 974 1985 8964.4 49873 11481986 10202.2 51282 1329 1987 11962.5 52783 1459 1988 14928.3 54334 17471989 16909.2 55329 1935 1990 18547.9 64749 2140 1991 21617.8 65491 23401992 26638.1 66152 2711 1993 34634.4 66808 3371 1994 46759.4 67455 45381995 58478.1 68065 5500 1996 67884.6 68950 6210 1997 74462.6 69820 64701998 78345.2 70637 7479 1999 82067.5 71394 8346 2000 89468.1 72085 93712001 97314.8 73025 10870 2002 104790.6 73740 12422 变量设定:Y:GDP值 :全国就业总人数 :全国的职工平均工资 1模型的设定 (1)初始模型:最小二乘回归:(2)变换模型为对数模型:用最小二乘法回归:lnY=-11.76329+1.338849ln+0.899991ln+ Se: (2.386913) (0.253883) (0.053772) t= -4.928243 5.273493 16.73724 =0.995761 =0.995375 F=2583.852 d=0.654905 可以看出:对数模型的拟合程度更好,具体分析对数模型拟合结果:和都很接近于1,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
中国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中国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一、内容概括本研究致力于深入探究中国财政政策在经济领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通过系统性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本文详细评价了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如赤字支出、税收优惠、政府投资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作用。
研究首先回顾了近年来中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其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水平以及贫富差距等方面的复杂关系。
在宏观经济层面,论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了财政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投资和国际贸易等经济指标的短期和长期效应。
研究还探讨了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效果。
在微观经济层面,论文着重分析了财政政策对企业和个人的影响。
通过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本文揭示了税收政策和补贴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投资决策和创新能力,进而对就业、工资水平和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还探讨了财政政策如何通过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促进消费等手段,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水平。
在评估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时,本文不仅考虑了政策实施的直接效果,还关注了潜在的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论文分析了财政政策如何通过影响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和汇率等变量,对经济产生更加深远和复杂的影响。
本研究为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通过深入剖析财政政策在各个层面的经济效应,本文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以更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 背景和意义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以及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国财政政策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推动结构性改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系统研究中国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对于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国际视角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
一般均衡分析下的社会福利效应
一般均衡分析下的社会福利效应一般均衡分析是现代经济学中重要的一种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各个部门和个体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一个复杂的经济网络,通过分析这个网络得到整个经济系统的均衡状况以及各种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福利领域,一般均衡分析可以揭示不同的社会政策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福利效应,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福利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干预市场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各种政策。
由于各种福利政策的不同,其社会福利效应也大不相同。
比如教育政策的目的是提高人口素质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而失业保险则是为了减轻个体在失业期间的经济负担,增加社会稳定性。
在一般均衡分析下,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往往比表面效果更为复杂和难以预测,因此需要系统分析。
以教育政策为例,一般均衡分析可将市场劳动力的价格和数量、劳动力供给的机制等因素考虑进去,从而得到个体或家庭的最优决策和整个社会的总体效应。
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教育政策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人均收入,从而增加其家庭消费和储蓄、提高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等各个方面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系统。
同时,教育政策可能会引起税收的改变、GDP的增长、货币政策的调整等不同领域的影响。
因此,在制定教育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效应。
失业保险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更加复杂。
一般均衡模型中,失业保险政策可以增加受益者的收入、减轻其财务压力,从而增强就业的稳定性,降低失业率。
但同时,失业保险政策可能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使得企业对招聘和解雇决策产生更大的财务压力,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和效率。
此外,失业保险政策会面临一定的道德风险,可能会引起一些人们流浪和不劳而获的心态,导致社会不健康的发展。
因此,在制定失业保险政策时,需从多个角度进行比较和综合考虑。
除了教育和失业保险之外,其他福利政策如社保、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都需要在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只有把福利政策放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发现各种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波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真正的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
就业质量与居民主观福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
就业质量与居民主观福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凌珑【期刊名称】《统计研究》【年(卷),期】2022(39)10【摘要】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十四五”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重点,增强居民主观福利是评判就业质量的关键标准。
本文以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获得感、抑郁程度作为主观福利的衡量指标,采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首先基于混合截面数据验证总体就业质量及其各维度的主观福利效应,然后使用有序probit模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引入交互项考察年龄异质性以及工作价值观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第一,就业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获得感,降低抑郁程度,其中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就业满意度与主观福利存在线性关系,工作时间与主观福利存在非线性关系;第二,就业质量的主观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年龄异质性,提高就业质量对年长劳动者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更大;第三,居民自我实现工作价值观越强,提高就业质量对其生活满意度和获得感的提升作用越强,而谋生工作价值观越强,提高就业质量对其抑郁程度的降低作用越弱。
【总页数】12页(P149-160)【作者】凌珑【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812【相关文献】1.城市居民社会参与层次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考察2.宗教、文化与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3.房价、房产与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地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4.高质量就业背景下企业工会如何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分析5.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参与情况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与福利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与福利效应产业结构是一个经济体内各个行业的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中,它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福利水平。
就中国而言,尤其是近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
因此,本文将探讨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与福利效应。
驱动力:1.市场需求经济的本质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进行交流。
市场需求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当市场需求改变时,企业会尝试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例如,随着住房需求的不断增长,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为发达的部分之一。
此外,人们对创新、环保产品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相应的产业也应运而生。
因此,市场需求的变化往往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2.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不断改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并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技术、高附加值行业转型。
例如,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普及,现代服务业逐渐超越传统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成为至关重要的部分。
此外,随着节能环保技术的普及,新能源产业也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的不断进步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加速产业转型。
3.政策导向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策导向可以以税制、财政支持等方式推动企业向政府所认可的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环境、劳动力、公共利益等问题。
例如,政府从2016年开始推动中国传统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高科技行业转型,大力扶持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等高新技术制造业,使中国的制造业实现真正的“智造”,促进产业升级。
同时,优先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兴科技和服务业也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福利效应:1.增加就业岗位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为经济社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随着对新型产业的放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加剧,中国的科技制造业、互联网科技、高端服务业等行业蕴藏着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行业不仅拥有更高的就业强度,而且强调勤智双修,也就是为一定的人才储备提供了正确的职业方向。
稳外资的就业效应
2023-10-29•引言•外资与就业概述•稳外资对就业的直接影响•稳外资对就业的间接影响•稳外资的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目•政策建议与展望录01引言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利用外资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研究稳外资的就业效应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外资对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稳外资对就业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制定更加有效的外资政策提供参考。
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目的与方法本文旨在研究稳外资对就业的影响,分析其作用机制和实际效果。
采用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稳外资的就业效应进行深入探讨。
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利用我国宏观数据对外资稳定和就业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稳外资对就业的影响。
第五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介绍研究背景、意义、目的和方法。
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探讨稳外资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和效应。
第四部分实证研究,选取我国宏观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稳外资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引言、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二部分文献综述,梳理稳外资和就业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为我国制定更加有效的外资政策提供参考。
研究内容与结构02外资与就业概述外资的定义外资是指来自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外资的分类根据投资方式、投资来源地、投资领域等标准,可以将外资分为不同类型。
外资的定义与分类就业是指人们从事的各类工作,包括全职、兼职、临时等工作。
就业的定义就业结构是指不同行业、地区、人群的就业分布情况,包括就业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行业结构等。
就业的结构就业的定义与结构外资对就业的影响外资的进入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同时也可以对本土企业造成竞争压力,减少本土就业机会。
就业对外资的影响本土的就业状况也会对外资的进入和分布产生影响,例如劳动力成本、人才市场等。
农民工就业社会效应分析
农民工就业的社会效应分析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这其中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本文着重从两方面分析农民外出务工给农村及城市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社会效应农村劳动力流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他们既为农村增加了收人,又为城市创造了财富。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市场经济观念,直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也带回了先进的文化,而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更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工又给城市人口、住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带来巨大压力,农民外出务工也导致了子女无人教育,加重留守人员的负担,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一、农民工就业对农村的社会效应外出打工是农民在中国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做出的必然选择。
从宏观上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人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
[1]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既要认清农民工给农村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又要看到他们的这一流动带来的不足之处。
1、积极影响农民工大多数由青壮年男性组成,尽管近年来女性农民工的数也在增加,但男性农民工仍占主导,他们基本上是既年轻力壮又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的人,自然而然,这些人外出务工能为农村带来较好的效用。
农民工外出务工给农村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l)农民外出务工有利于增加农村收人,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例如在四川、安徽等输出劳动力的地县,农民工带回的资金超过了当地的财政收人。
(2)农民外出务工缓解了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量农民工进城,土地资源占人口的比重也得到合理配置,长期外出的农民工可以出租或转让土地使用权,这种做法有利于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3)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传播媒介,沟通了城乡关系,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步伐。
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分析作者:谢童伟吴燕来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06期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流动的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
然而在我国目前教育投入体制下,教育投入属地性质十分明显。
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使得教育投入表现出显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将会使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
表现为:劳动力净输出地为福利损失,而劳动力净流入地为福利受益;其中,广东净受益最多,四川福利损失最多,云南基本持平。
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
尽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因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规模持续流出对城乡与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间接福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溢出;社会福利;分配中图分类号F323;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5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9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始于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壮大。
据200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总量已达到2.3亿,其中外出六个月以上的达1.5亿。
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两大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男性为主;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
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
所以,我国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留守的劳动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
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教育投入属地性质十分明显,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来源于劳动力输出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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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就业波动的福利效应【作者】张运峰/叶林祥一、引言福利分析在经济理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经济波动(周期)理论也不例外。
早期,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所以把研究重点集中于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在机制。
1987年,卢卡斯首次定量分析了经济波动福利问题。
认为至少对美国而言,与经济增长相比,波动福利影响微乎其微。
卢卡斯的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虽然在他之后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定论(胡永刚、张运峰,2006)。
近年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如陈彦斌(2005),陈彦斌、周业安(2006),陈太明(2007)等对中国经济波动福利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这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了已有的研究。
首先,从时间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前经济波动福利效应;其次,考虑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状况,分别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进行讨论;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是,不仅考虑消费波动,而且考虑就业波动。
这一方面通过刻画消费波动的原因,使分析建立在必要的微观基础之上;同时也为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提供可能的参考依据。
本文主要结论是:(1)从随机冲击对消费路径的影响角度分析,可以把波动福利影响区分为风险效应、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2)就业波动不仅会产生风险效应,也会产生水平效应。
(3)在中国,从全国角度和从城乡居民角度分析,消费波动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从全国角度看,居民消费波动幅度在改革以后有所提高。
但从城乡角度看,城乡居民消费波动幅度改革后均有所下降。
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4)就业波动福利影响主要是风险效应,水平效应不够明显。
城乡之间,农村居民的波动福利效应明显大于城镇居民的波动福利效应。
二、经济波动的风险效应、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目前波动福利影响分析方法主要是卢卡斯(1987)提出的期望效用等价法。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期望效用等价原则,通过对波动消费路径与确定消费路径效用的比较来讨论波动福利影响。
(一)基本思路假设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所有经济主体完全相同,个体福利等于社会福利。
一个长生不老的代表性个体偏好为当经济社会存在波动时,个体消费路径为把两个消费过程效用比较转化为消费过程比较。
显然,λ表示当确定消费路径变为波动消费路径时,要保持个体福利不受影响需要对有波动的消费水平进行多大程度补偿。
我们把它称为补偿系数。
在文献中,从卢卡斯开始,人们通常把λ定义为波动成本。
因而波动福利效应分析又称为波动成本分析。
如果补偿系数为正,说明经济波动降低个体福利,具有负的福利效应;如果为负,说明经济波动提高个体福利,具有正的福利效应;如果为零,说明经济波动不影响个体福利。
在给定个体偏好和消费过程条件下,通过解上述期望效用等价方程就可看出经济波动的福利影响程度。
在上述过程中期望效用等价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我们把这种计算方法叫做期望效用等价法。
依据上述思路,也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期望效用等价方程:方程(2)的λ′可解释为从福利角度,波动使得个体消费下降了多大程度。
显然,从不同期望效用等价方程出发,计算的补偿系数会不同。
在目前分析中,人们绝大多数使用了方程(1)。
不过在数值模拟时方程(2)计算更为方便。
上述讨论是从波动消费路径与确定消费路径的比较来定义补偿系数,但现实中完全没有波动的消费路径是不存在的,政府政策只是减少了波动程度,因此需要从两个波动幅度不同的消费的路径来定义补偿系数。
波动福利效应分析过程通常包括:(1)提出假设条件、建立经济波动模型。
(2)求解模型,分别得到个体有波动和无波动条件下消费路径。
(3)解期望效用等价方程。
(二)波动福利效应类型从上面可以看出,期望效用等价法是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波动的福利影响,并没有详细考虑消费波动的内在机制,即各种冲击是通过哪些渠道来影响消费。
事实上,后者正是经济周期理论的重点内容之一。
下面从波动对消费路径不同影响出发,对波动的福利效应进行分类。
如果在任意时期,有波动消费路径平均增长速度与确定消费路径增长速度相同,但前者各期平均消费水平不等于后者,即前者经济波动提高平均消费水平,后者则降低平均消费水平。
由于消费水平变化,社会福利水平也随之改变。
经济波动自然影响社会福利。
我们把经济波动对社会福利的这种影响称为水平效应。
如果经济波动使平均消费水平下降,水平效应为负;如果波动使平均消费水平上升,水平效应为正。
此时由期望效用等价方程解出的补偿系数既包括波动水平效应,又包括波动风险效应。
我们把经济波动对社会福利的这种影响称为增长效应。
如果经济波动提高增长速度,说明增长效应为正,如果降低增长速度,说明增长效应为负。
同样,此时由期望效用等价方程解出的补偿系数既包括增长效应,又包括风险效应。
根据以上划分,容易看出人们对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主要争论。
卢卡斯(2003)认为波动福利效应很小,主要是因为他分析的只是风险效应,没有考虑另外两种福利效应。
巴列维(Barvely,2004)认为波动福利效应很大,主要是他认为存在增长效应。
卢卡斯并不否认增长具有很强的福利效应,但他不认为波动会影响增长。
三、就业波动及其福利效应从目前实证研究看,通常有χ>α。
因此,1+χ-α(1-γ)>0。
从(6)式、 (7)式可知,当γ<1时,就业与产出、消费的冲击响应相同,正向冲击使二者同时增加,负向冲击使二者同时减少;当γ>1时,就业与产出、消费的冲击响应相反,正向冲击使消费增加就业减少,负向冲击使消费减少就业增加;当γ=1时,随机冲击对就业没有影响,但正向冲击使消费增加,负向冲击使消费减少。
从目前来看,第一种情况可能更符合现实。
由于福利分析要考虑平均水平,因此从(4)式、(5)式得:在α(1-γ)-γ-χ<0,从(8)式、(9)式可知,当γ<1时,波动使期望就业水平减少、期望消费水平增加;当γ>1时,波动使期望就业水平增加、期望消费水平减少;当γ=1时,波动对就业和消费期望水平没有影响。
从福利角度出发,前两种情况意味着经济波动存在就业效应,前者提高福利水平,后者降低福利水平。
最后一种情况是经济波动没有水平效应。
但从(5)式可知,消费仍然存在波动,经济波动具有风险效应。
另外,在α(1-γ)-γ-χ>0时,波动对就业影响在γ>1与γ<1下与上述结论相反,而消费结论不变。
在α(1 -γ)-γ-χ=0时,波动不影响期望就业但影响期望消费。
下面分析波动福利效应程度的大小。
从(5)式可知,当σ=0时,没有随机冲击影响,即A=1。
此时,如果只考虑消费福利,利用(5)式、(12)式可建立如下期望效用等价方程:解得:λ表示就业波动对个体福利的总体影响大小,其中既包括风险效应,也包括水平效应。
如果要分别考察二者大小,则从(5)式、(9)式、(12)式可得:其中:λ[,F]为水平效应补偿系数,λ[,R]为风险效应补偿系数。
前者当γ<1时为负,随机冲击通过扩大就业、增加消费提高福利;当γ>1时为正,随机冲击通过减少就业、减少消费降低福利;当γ=1时,随机冲击不影响就业,没有水平效应。
而风险效应总是降低个体福利。
从(14)式还可以看出,当(1+χ+α)γ=α时,风险效应为负,而就业效应为正,二者相互抵消,波动不影响福利;当(1+χ+α)γ-α>0,即使存在正的就业效应,它仍然不能抵消风险效应的作用程度;而当(1+χ+α)γ-α<0时,正的就业效应大于风险效应,经济波动提高福利。
由于目前实证研究表明,γ大于1,在1到4之间,α小于1。
那么风险效应和就业效应都为负。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设各期随机冲击是相互独立的,各期的消费波动也是相互独立的。
模型本质上可看作一个静态模型。
这与趋势平稳的消费路径相对应。
如果假设随机冲击具有持续性,那么消费波动具有持续性。
当随机冲击是随机游走过程时,消费路径就是差分平稳类型。
这时存在就业波动的增长效应。
但这种增长效应完全是外生给定的,本身经济含义不大,所以不进行详细讨论。
四、中国经济波动福利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两个特征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另一个就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城乡分割。
陈彦斌、周业安(2006),陈太明(2007)等人的分析主要是没有考虑到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
下面首先分析居民消费波动特征,然后讨论波动福利影响。
(一)城乡居民消费波动特征在目前讨论经济波动文献中,人们往往首先采用HP滤波技术来确定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长期趋势,然后在消除实际数据的长期趋势的基础上讨论波动问题。
也有人采用直线回归方法确定长期趋势。
显然,确定长期趋势的方法不同,消除趋势后的波动特征自然会有些差异。
这里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并就二者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利用时间去势方法衡量的居民消费波动幅度明显大于HP滤波方法(HP)得到的结果。
这是由于后者在滤波中把部分中长期波动作为长期趋势,只考虑短期波动;而时间去势方法滤波 (TD)结果包含了所有波动。
这一点在全国居民消费波动中最为明显。
当然,正如陈太明(2007)所言,1978年以后居民消费在1990年出现趋势转折,这也会造成时间去势结果偏大。
张耿、胡海鸥(2006)从城乡居民消费波动角度也得出类似结论。
如果考虑转折点的时间去势,消费波动标准差会有所降低。
注:(1)表中HP滤波、时间去势两行是作者对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消费的对数进行计算所得。
所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居民消费名义数据来自表1-11,价格数据来自表1-29。
由于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85年以后才有。
在没有该项数据之前都采用全国数据。
计算中使用的软件为Eviews4.1。
(2)张、胡指张耿、胡海鸥(2006),1表示使用HP滤波结果,2表示使用时间去势结果。
他们分析的时间样本为1978~2003年。
数据来自该文的表4。
(2)是否考虑城乡差异对改革开放前后居民消费波动的变化趋势影响很大。
如果仅从全国角度,不管是HP滤波方法还是时间去势方法,居民消费波动标准差都是改革开放后较大。
分别从3.6442%、7.2619%上升为 4.4096%、9.0868%。
这暗含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扩大了经济波动。
而一旦考虑城乡差异,结论完全相反。
从农村居民来看,消费波动标准差分别从5.9587%、7.7777%降低到5.3727%、7.3213%;城镇居民消费波动标准差则分别从4.2523%、5.994%降低到3.5534%、3.8549%。
这都意味着改革开放政策降低了经济波动。
二者结论完全相反。
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分析中国经济波动问题不可忽略城乡差异。
(3)在城乡之间,农村居民的消费波动始终大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