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企业管理面临的机遇_挑战与对_省略__2011南京_企业跨国经营国

2011年第8期（总第488期）Aug．，2011管理学动态Vol．33No．08后金融危机时期企业管理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第七届（2011南京）企业跨国经营国际研讨会综述赵曙明1，王成城2，杜鹏程3（1.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2.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230039；3.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合肥230039）内容提要：第七届（2011）企业跨国经营国际研讨会以“转型经济与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管理”为主题，探讨企业在经济转型阶段，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何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成功经营管理企业，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转型。

本文主要从企业成长战略的创新导向、跨文化背景下的领导力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的适应性转变、服务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四个方面对会议论文及小组讨论的观点进行评述。

关键词：跨文化管理；创新；领导力开发；企业成长中图分类号：F4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66（2011）08—0186—07收稿日期：2011－05－22*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转型经济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研究”（70732002）；安徽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泛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与安徽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研究”（10030503063）。

作者简介：赵曙明（1952－），男，江苏海安人。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人力资源管理、跨国公司管理；王成城（1982－），男，安徽淮南人。

管理学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是人力资源管理。

E-mail ：wjcpcahu@126．com ；杜鹏程（1964－），男，安徽阜阳人。

管理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是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创新管理。

E-mail ：dupengch@126．com 。

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特别是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企业劳资关系、管理伦理、跨文化管理等许多方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危机也必然孕育出全球性的机会，网络技术、生物技术、低碳技术等将为传统产业的改造带来巨大商机。

为探讨如何应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企业经营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南京大学商学院于2011年6月5日至6日主举办了第七届（2011）企业跨国经营国际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以“转型经济中与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管理”为主题，旨在为专家学者、企业家和跨国公司高层管理者提供一个交流信息的平台，促进中国管理学界与世界各国同行相互交流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共同探讨如何在经济转型阶段，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在新的、复杂的、不确定的国内外环境中成功经营管理企业，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转型①。

5日上午，第七届企业跨国经营国际研讨会隆重召开。

大会主席、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主持了本届研讨会的开幕式，介绍了本届研讨会召开的背景，并就研讨会筹备情况和分组讨论等有关问题作了说明。

在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副校长、国际研究中心主任Joel Glassman 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商学院院长John Thomas Delaney 博士，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教授等先后致辞后，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 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赵曙明教授、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Jean Lipman-Blumen 教授、安利大中华总裁颜志荣、欧洲基金会产业关系与工作场所发展研究所主任Stavroula Demetriades 等先后作了主题报告。

本届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研究论文100余篇，经过大会组织专家匿名评审，有68篇论文被录用6812011年第8期（总第488期）管理学动态并汇集成册正式出版。

研讨会分设了8个分会场，先后组织了16场分组论文报告与研讨，就转型经济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领导力、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电子商务、营销、企业管理、创新、会计、金融，以及中美女企业家精神和中日两国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进行了专题讨论。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生参加了会议。

根据会议论文所体现的研究问题的集中性与研究领域的不同，本文分别从企业成长战略的创新导向、跨文化背景下的领导力开发、人力资源管理的适应性转变、服务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四个方面对会议论文及小组讨论观点进行评述。

一、企业成长战略的创新导向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企业的成长性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在转型经济和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面临复杂的环境变化，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其成长性呈现哪些特征？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的成长性？为了促进企业成长，理论研究认为创新是一条必然的途径，然而，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在个体层面与组织层面促进创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丰富企业成长性理论，而且还可以在实践中为企业寻求更好的成长路径提供参考。

企业成长性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

随着环境的变化、企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企业成长性的内涵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如今，人们更加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企业成长，而是针对不同的企业类型，探讨与分析具体类型的企业或者单个企业案例，籍此丰富与深化企业成长理论，提炼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的转型为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契机，使得中小企业成为了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

有别于企业增长理论和理论研究对于企业增长的原因和方式的关注，陈兴淋更多地是从应用性研究的视角对中小企业增长的评价进行了分析。

其研究指出，SME成长评估有三种类型：基于财务的评估、非财务评估和综合评估，并认为虽然每一种评估都有各自的适用性，但是缺乏可信度、相关性和实用性；张谊浩等以2004 2008年中国沪深A股市场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家族上市公司带来的成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在机构投资者持股家族上市公司后，机构投资者能够推动家族上市公司成长能力的提升。

并且，这种成长效应具有阶段递增特征，处于低、高成长阶段的家族上市公司在机构投资者持股后，其带来的成长效应是不断加速的，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家族上市公司可以促进家族上市公司的可持续成长。

此外，鉴于近年来的研究对早期公司国际化，以及对作为竞争优势重要来源地动态能力概念非常关注，而对于动态能力如何形成，对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等，并没有深入的分析，Kumar以Mind Tree有限责任公司（印度的一家知识密集型服务公司）为案例，探讨了如何用动态能力获取变化环境下的持续成长，发现关系型和技术型创新动态能力对知识密集型国际新企业的国际成长性会产生重要作用。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维持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作为创新源泉的员工的创造力自然越来越受到关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索创造力，并提出了三个经典模型来解释创造力的产生机制。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杨洁等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强调通过塑造组织氛围和影响自我认知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蒋建武等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创造性和组织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利用来自中国的106家企业作为样本，考量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如何与员工创造力和组织创新相关的。

结果显示，四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雇佣和筛选、奖励、工作设计和团队合作，与员工创造力正向相关，而培训和绩效评估则相反，员工创造力对这四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除了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视角对员工的创新进行研究外，王陵峰等还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考察了兼并与收购中的员工创新。

该研究利用威胁—刚性理论考察了企业并购中员工威胁感知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证明了领导—成员交换和团队—成员交换能够正向调节这种关系。

然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构念，促进企业成长的创新不仅和个体层面的员工创造力、员工创新行为相关，还在组织层面上影响了企业的成长性。

黄勇等基于多维和演变的视角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781管理学动态2011年第8期（总第488期）入的分析，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五个维度，并总结了不同时期的演化特征，指出了创新主体从单个向多个的转变，创新价值从技术导向的机制到市场导向价值的变化，创新活力从技术到协同作用的演化，创新种类从单一到全体创新的变化。

该研究认为，演化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以及技术的不断复杂化；刘栋等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关系交换理论，研究了正式合同和关系对于营销渠道中联盟边界跨越者的学习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该研究模型指出正式合同（交易型机制）与关系（关系型机制）对于边界跨越者的学习和创新绩效都有正向影响。

此外，边界跨越者的学习职能部分地中介了正式合同与创新绩效以及关系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合同与关系的协同效应要比二者任一都能更加提升创新绩效，当高（低）度正式合同与低（高）度关系相结合时，创新绩效得以提高。

在联盟治理中，交易型机制起主导作用，而关系起辅助作用；娜仁等指出，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外部复杂性，企业往往通过采取提高产品的复杂性来赢得竞争优势，然而，这一举措导致的产品成本增加也反过来降低了产品的竞争优势。

因此，在复杂性管理中，取得产品复杂性与成本之间的协同成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他们在分析产品复杂性及其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产品复杂性和低成本的二维演化模型，并以格兰仕微波炉为例，提出不是通过降低复杂性来降低成本，而是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复杂性，进而获得产品的竞争优势。

此外，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了促进企业的成长，对于知识的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获得和开发新知识的能力被认为是支撑组织竞争优势的一种动态能力。

许多中国企业的成长曾经并且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通过依靠与发达国家的企业联盟而获得技术、知识和资本转移等得以实现的。

然而，如果作为接受方的中国企业不具备理解技术机遇的能力并且无法将外部知识吸纳进自身的日常工作、流程和人力资本当中，那它们的成长就不可能持久实现。

这种能力有时被称为“吸收能力”（1990），即一种有别于原始创新的能力。

Feng考察了吸收能力在组织和个人联接的复杂体系内所扮演的角色，以中国上海和广东的151家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吸收能力及其对成功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以吸收能力为自变量来解释在不同情境下的知识转移并把它应用于经济、地区、企业和项目的不同层次。

该研究认为，吸收能力对于知识转移绩效有着重要贡献，但它也极大依赖于社会互动机制内的一系列情境因素；张晗等基于沟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考察了企业沟通能力和社会资本对知识同化和开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