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保障权研究的文献综述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城镇实行企业办社会，从而在低工资的前提下为城镇居民提供高福利的生活保障，在农村则实行的是生产队与家庭自保相结合的保障方式。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为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建立的那套社会保障制度随之自动瓦解，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的社会保障权问题也就随之进入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

近年来不同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社会保障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别从社会保障权的定义和范围、公民拥有社会保障权的依据、中国实现社会保障权存在的不足以及涉农社会保障权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本文试图从上述角度出发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社会保障权的概念（一）社会保障权的提出庞凤喜（2008）认为，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布的旧《济贫法》可以看成是社会保障的萌芽，但旧《济贫法》的立法精神是济贫和惩贫相结合，把贫穷看成是个人的懒惰、浪费与无能造成的，从而否认公民具有社会保障权，国家没有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国家的济贫措施只是一种施舍和怜悯。

1935年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布的《社会保障法》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这一概念，并开始认识到贫困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还有社会的责任。

薛小建（2005）认为，社会保障权（right to social security）作为一项权利的明确提出，始于1948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该宣言第二十二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关于社会保障权研究的文献综述●潘孝珍社会保障权正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公民拥有社会保障权的依据、中国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存在的不足以及涉农社会保障权问题等方面对当前学者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当前亟需解决的相关问题。

●●●●●●●●●●●●●●●●●●●●●●●●●●●●●●●●●●●●●●●●●●●●●●●●●●●●●●●●●●●●●●●●●●●●●●●●●●●●●●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从而把享受社会保障作为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施舍这一思想明确下来。

（二）社会保障权的定义社会保障权的研究的前提是要对社会保障权做出明确的定义，国内学者在研究社会保障权的时候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定义，它们既有差异也有相似的地方。

刘俊霞（2005）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指社会成员在满足由具体法律予以规定明确的标准时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经济保障和物质帮助，以维持一定生活水平需要的法律权利。

唐政秋（2005）在定义中将获得社会保障的具体法定条件予以明确，他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因年老、疾病、伤残、生育、失业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发生暂时困难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权利。

杨威（2009）从宪法的高度来定义社会保障权，他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指与传统自由权相对应的，依赖国家积极的调控或帮助方可实现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一般学者所定义的社会保障权往往限定在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上，但张光辉（2008）认为，社会保障权主要解决的是公民在生存与发展不能得到保障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就是说它认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不仅应该保证公民的生存权，还应该保障公民的发展权。

（三）社会保障权的范围不同学者对社会保障权所涵盖的范围的确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李乐平（2004）认为，从实体方面来讲，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可以分为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福利权和其他项目的社会保障权。

扬威（2009）认为公民社会保障权所涵盖的范围要比前者广，社会保障权具体应该包括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环境权、获得物质帮助权、获得救济权。

显然，扬威所认为的社会保障权的范围是对李乐平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权范围的扩展。

然而董克用（2008）认为，社会保障应对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社会风险、个人风险和自然风险，抵减这些风险的手段是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包括了社会保险权和社会救助权，而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并不属于社会保障权所应涵盖的范围。

此外，李乐平（2004）还从程序方面对社会保障权涵盖的范围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保障权应该包含社会保障利益请求权、社会保障利益受领权、社会保障利益处分权和社会保障利益救济权。

二、公民拥有社会保障权的依据（一）施舍论《论语·颜渊》中有“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这样一种传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保障的看法，中国在很长时期内无论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还是底层劳动者，都倾向于认同李运华（2006）指出的生存与发展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务，充其量是个人与命运之间的事情，与社会、国家没有什么关系，个人不可能对国家提出社会保障上的权利要求。

因此当个人能力的缺失导致生活难以为继，或者出现自然灾害而无法生存时，个人没有向国家要求提供社会保障的权利，相反如果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向社会公民提供了一定的援助，则往往被看成是“皇恩浩荡”，是国家向公民提供的一种施舍。

西方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保障也持有相类似的观点，如庞凤喜（2008）指出，美国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前，还是长期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被平等地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导致贫穷的责任不在社会而在个人。

因此，在此之前美国社会普遍认为个人没有向国家要求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国家在各种不得已的条件下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各种有限的保障措施往往被理解为是国家对个人的施舍，是出于道义上的同情和怜悯。

（二）人权论罗志先（2005）认为，现代社会保障不再是传统的恩赐式官办的慈善事业，也不是以是否建立合约承诺为基础，它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之上，人们基于对平等、幸福、和谐生活的追求以及国家保障全体国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可以看出作者将社会保障作为人的一种权利而非国家的施舍。

李乐平（2008）的观点表达得更明确，他认为社会保障权是基本人权，提出社会保障权是一项独立的基本人权，并已经得到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确认的基本人权，可以看出李乐平把一个人享受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唐政秋（2005）也有相同的观点，他也认为社会保障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并认为它之所以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因为人类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自身生存和人格尊严的需要。

把公民应该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看成是公民的权利可以说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进步，郭曰君、吴新平（2004）认为把社会保障权看成是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国家就有义务满足权利人的合法要求，保障权利人的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社会保障机关无权对此进行自由裁量。

（三）宪法权利论有不少学者认为公民拥有社会保障权是基于宪法上的规定，把社会保障权看成是一种宪法权。

钟会兵（2005）经过统计发现世界上有韩国、泰国、伊朗、冰岛、俄罗斯、法国、荷兰、乌克兰、意大利、巴拿马、巴西、秘鲁、古巴、智利等53个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拥有社会保障权，此外还有巴基斯坦、科威特、叙利亚、印度、约旦、罗马尼亚、西班牙、希腊、阿根廷、巴拉圭、哥伦比亚等50个国家在宪法中以“国家保证”、“国家有义务”、“国家应”等词明确规定国家对公民的社会保障义务。

钟会兵认为，社会保障权是一种宪法权利。

张姝（2006）也有相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将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保障权直接规定在宪法中，可以为公民实现社会保障权提供宪法保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14条第四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把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看成是一种宪法上的权利，从而对国家向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有着法律上的强制性意义。

三、我国实现社会保障权存在的不足在中国，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是由宪法规定的一项宪法权利，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在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社会保障权的立法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法律的保障，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需要相关的社会保障法作为支撑，然而中国在保护公民社会保障权方面的立法却存在许多问题。

刘苓玲（2006）认为，中国社会保障法律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现行的法律对社会保障权的规定存在许多空白。

二是现行的法律规范立法层次低，绝大多数都是行政立法。

三是法律法规不成体系，各项立法之间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大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

此外，石宏伟、周德军（2005）强调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还存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做了明确规定，但缺少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的问题。

吴光皎、邓剑光（2007）则强调中国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也极为不够。

可以看出，学者都非常强调社会保障立法的重要性，完善的社会保障立法才能全方位地保护公民的社会保障权。

（二）社会保障的覆盖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社会保障权是具有普遍性的，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按照宪法的规定享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然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极度地不平衡，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还非常不到位。

张姝（2006）认为，在社会保障的覆盖方面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对三类群体的覆盖率比较低：第一个群体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第二个群体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和被征地的农民；第三个群体是农民。

李乐平（2008）显然也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覆盖不均衡方面的严重问题，他强调国家应该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优先解决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力争尽快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实现社会保险的跨越发展。

社会保障覆盖的不平衡，人为地造成了中国公民实现社会保障权的不平等，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三）社会保障权的政治化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宪法权利，是国家必须向公民履行的义务，然而在中国却出现了将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形式政治化的倾向。

张姝（2004）提出，在中国，人们享有国家提供的福利或服务不是基于公民享有的不可剥夺或让渡的社会保障权利，而是基于因政党政权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施政纲领而使领导者对民众具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