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速度质量与效益的辩证考察

对发展速度质量与效益的辩证考察对发展速度、质量与效益的辩证考察关信平2019-11-21 15:08:23 来源：《学术前沿》2019年6下期【内容提要】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一些数据和案例指出过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以质量和效益为基础的发展方式的目标和要求，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高速增长背景与原因质量与效益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似乎要慢下来了。

对于已经习惯了高速增长数据的中国人来说，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似乎有些不习惯。

人们总想去探究为什么经济发展会慢下来，放慢会对国家和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仔细分析会发现，速度的适当放慢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关键要看速度放慢的原因，以及速度放慢的同时质量和效益提升的情况。

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背景及其问题要说清楚为什么目前经济增速会慢下来，首先要说清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个特殊的背景包括以下要素：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自由贸易，相对充足廉价的简单劳动力供应，公民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的增强，以及权利意识、公平意识、平等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相对淡薄等。

因此，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大批外资涌入中国，他们利用中国便宜且勤劳的劳动力生产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向全世界销售。

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几乎全世界的市场都向中国产品开放，巨大的全球市场，巨大的国际投资，加上巨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造就了中国GDP 的高速增长。

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确实给我国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

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弊端和缺陷不少。

首先，过去多年GDP 增长率数值很高，但劳动者实际收益不高。

我国生产的产品很多，但收益被国际资本和国外消费者拿走了大头，本国政府的税收获得了小头，为GDP 做出巨大贡献的本国劳动者仅获得微薄的工资。

其次，我国GDP 数值很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供应全世界，但把环境污染等副作用留在了中国。

西方国家在廉价享有“中国制造”的同时，也享有着由于生产外移而给本国带来的环境保护收益。

而中国在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产品以后，却不得不忍受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恶果，又要忍受西方国家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指责和嘲讽。

再有，这种高速增长还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分化。

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着资本拥有者和管理及技术人才在高收入方面的“探顶竞争”，另一方面是压低普通劳工的工资福利水平上的“探底竞争”。

在这由同样的因素影响和同一过程中产生的两个相反的力量撕裂着中国社会，使社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使过去整合程度相对较高的社会迅速地走向分化。

因而在向西方国家奉献了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把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在了中国。

最后，过去30余年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包括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

这一方面使我国经济获得了更广大的市场，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很大。

一旦国际经济发生问题，我国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201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所遭遇的震荡和目前经济增速下滑都与国际经济的波动有关。

从一定程度上看，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与欧盟和美国等重要经济体的不景气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有效内需的不足，使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受他国经济的拖累。

对于身临其境的中国人来说，上述情景也许并不生疏。

但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会允许或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国人对发展的渴望谈起。

过去很多年，中国一直是穷国，但不甘心永远做穷国，因此要发展，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在差距很大、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要赶上西方国家就只能靠在自我牺牲基础上获取发展的速度。

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有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运动式的发展及口号。

改革开放以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直接展现在我国民众的眼前，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而坚信只有通过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才能使我国尽早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发展速度成为了我国发展战略最主要的目标。

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我们取得了GDP 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但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持续发展的障碍。

应该看到，我们过去长期以来不计社会成本和环境代价，依托国内简单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以此打开国际市场的发展策略，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继续支撑高速发展。

即使我们想继续依赖这种路径，客观条件也不允许。

目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形势下的不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反思过去发展方式的问题和缺陷，寻找和培育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对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思毋庸置疑，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通过更高的发展速度才能在较短的时期里赶超发达国家。

但是，过去我们对发展速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误。

反思之一：GDP 导向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以GDP 增长率来衡量发展速度，而相对忽略了其他的指标。

在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中，GDP 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中，GDP 增长的数据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而国家和地方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迄今为止没有将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纳入其中，这一指标自然也就不在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考核标准之列。

GDP 确实是测量发展速度的指标，但它只能测量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情况，而无法反应财富分配和对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

应该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而物质产品和服务只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

这些手段能否达到最终的目标，还需要考察其分配和使用环节的情况。

我国多年来过分地强调GDP 指标，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只关注GDP 的高速增长，而相对忽略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以及财富的增加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

这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测量指标运用的不合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合理。

反思之二：如何对待当前发展与未来长期发展的关系。

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长跑竞赛一样，在每一个阶段上既要保持当前合理的速度，又要为后面的竞赛补充和积蓄能量。

如果只顾眼前的竞赛而不合理地加速，必将导致下一阶段能量的提前消耗。

经济发展虽然不能简单地与长跑比赛类比，但其基本原理相通。

一方面要保持当前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为将来的发展积蓄资源潜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本国资源能力基础上选择合理的发展方式。

国家的资源能力既要依托其固有的资源禀赋，也要通过一定的行动而推动持续性的资源建设。

从前一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自然资源、技术资源等都不够充分，而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人力资源相对充足。

从实际情况看，我国过去的发展战略中比较重视眼前的发展，而对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重视不足。

从短期发展看，最大限度上利用我国简单劳动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

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仅仅依靠简单劳动力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为了获得长期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向科技投入，向人力资本投入，让更多的人接受更高的教育，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培训，并大幅度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的长线投入，而这很可能会影响短期经济发展的速度。

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应该在当前的发展速度目标和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间做出平衡。

如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政绩而过分追求GDP 的增长，则可能忽略长期发展潜力的培养和积蓄，其结果必然是短期GDP 看上去不错，但将来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足。

然而，在我国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标准中设立了GDP 增长率等具体的指标，而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却没有具体的指标，因此导致地方政府和官员对当期的GDP 更加重视，而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重视不足。

反思之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始终没能得到很好解决。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将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集中到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这本来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但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读为可以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社会发展，或者说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社会发展。

结果在过去30年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发展方面却乏善可陈。

经济总量已经坐到了全球第二的位置，但社会发展却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却无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在过去30年中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很多指标上甚至还有所倒退。

近年来，社会发展问题已经得到中央的重视，社会建设已经被排在与经济建设并列的五大建设之中，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正在出现好转。

但是，具体的社会发展规划水平仍有待提高，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力度仍不够大，许多地方在社会建设方面仍是口号远大于实际行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

例如，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的民生事业和社会福利水平一直很低，近年来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刚刚有所增加，马上就有一些“警惕福利国家陷阱”的言论。

事实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各级政府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水平还很低。

2019年我国各级财政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以及住房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在一起，只占到GDP 总量的7.19％，①而同期欧盟27国在这方面的平均财政投入占其GDP 的三分之一以上。

②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在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离发达“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仍是民生事业和福利水平严重滞后的问题，而不是福利水平过高的危险。

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重视程度还存在不足。

客观上看，政府财政对经济建设及其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取得直接的GDP收益，而投入到社会建设方面的直接经济收效不够明显。

这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发展看成是“软任务”，将社会建设看成是花钱的事情，对其重视程度远低于“挣钱的”经济建设。

但是从长期发展看，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要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获得最终的收益。

同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高素质的劳动力，而要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总量，其根本途径也是要通过更高水平的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