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研究_基于_省略_99_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_叶祥松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一、内容综述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规制在各国政府的政策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环境规制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对各行业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探讨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其特点。
首先本文从理论层面对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外部性调节手段,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
正向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提高环境成本,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发展;负向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限制企业的生产活动,降低其市场竞争力。
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其类型、强度以及行业特征等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其次本文选取了中国工业行业的代表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各行业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一般来说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受到的环境规制压力较大,其就业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较为明显;而低污染、低能耗的行业受到的环境规制相对较小,其就业受到的正面影响也更为显著。
此外本文还发现,随着环境规制的深化,部分企业可能面临产能过剩、技术落后等问题,从而导致部分行业的就业压力加大。
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绿色发展,为受环境规制影响的企业提供转型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施,避免因政策执行不力导致的就业问题。
同时政府还应关注不同行业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发展的双赢。
A. 研究背景和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环境规制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就业产生了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分析,旨在为政府制定环保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学术界研究环境规制与就业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论文遵循成本论文
环境规制论文遵循成本论文: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摘要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将有助于寻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最适环境规制强度,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保障。
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综合考虑衡量环境规制的投入与产出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的可得性因素后,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同时运用2004-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正u型的关系。
为此,我们认为,本文结论能够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遵循成本说”还是“创新补偿说”提供合理的解释。
最后,我们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的状况,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是加强环境规制强度。
同时认为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优势,进行创新投资,用以弥补“遵循成本说”的劣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增长;遵循成本;创新补偿;“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至今,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关切、企业重视和广大公众关心的重要问题。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环境承载能力十分有限,如何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储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即权衡环境与经济增长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环境质量,相继出台多项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政策措施,力争发展绿色经济和促进绿色增长。
尽管如此,中国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突发性环境事件与生产事故相伴而生,群体性环境事件呈现上升趋势。
环境污染关系着社会稳定、人民生存质量,同时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息息相关。
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规制工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成为现时期的重要问题。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转型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环境承载能力究竟有多大?环境规制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科学发展观背景下该如何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体现环境规制的政府行为,同时如何才能保证各年省际环境规制强度数值具有可比性?上述问题是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只有正视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才能根据现实经济发展阶段,正确选择环境规制模式。
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原毅军;苗颖;谢荣辉【摘要】By employing panel data of China's 30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9 to 2011 , this paper applies DEA model ,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Further we use the panel data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2000 to 2011 ,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nifests a gradually increasing trend with some fluctuations . Especially after 2006 , this increasing trend tends to be steady . When it comes to the regional level and provincial level , there shows a large difference . The results of panel data regressive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Specifically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FDI are both posi-tive factors , whi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nsity and education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 ,首先运用DEA模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绩效进行了测算 ,继而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规制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 :2000~2011年间 ,全国样本的环境规制绩效虽有波动 ,但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 ,特别是2006年以后 ,增长趋势趋于稳定 ;就区域和省际层面而言 ,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影响环境规制绩效的因素较多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促进环境规制绩效提高的积极因素 ,而环保力度和受教育水平则不利于规制绩效的提高.【期刊名称】《工业技术经济》【年(卷),期】2016(035)001【总页数】6页(P92-97)【关键词】环境规制绩效;DEA模型;Malmquist指数;人均GDP;FDI;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受教育水平【作者】原毅军;苗颖;谢荣辉【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116024;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116024;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11602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424.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通过论文征集共收到中英文投稿700余篇,其中优秀论文数量众多。
为保证年会最佳的学术交流,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邀请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的经济学者对年会投稿文章进行了集中评审,共选出中文235篇、英文58篇优秀论文参会。
今年年会拟按惯例组织女经济学者专题、国防专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专题,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专题,微观家庭金融行为专题等。
以下为2014年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名单,公布表单中的作者信息为投稿系统直接导出(英文文章信息从邮箱所投稿件中摘录),若有需要更正之处,请您务必于10月28日之前将需要更正的个人信息、论文题目,所属领域发信致mail2cenet@。
注:第14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将于2014年12月13日-14日在深圳北京大学大学汇丰商学院召开,届时还将举办经济学年会人才招聘专场和经济学图书展。
敬请关注年会官方网站-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最新消息。
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演进及其经济效应综述与展望
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演进及其经济效应综述与展望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对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及其经济效应进行全面的综述与展望。
环境规制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干预手段,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历程,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特点与变化,并探讨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将对未来的环境规制政策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在概述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环境规制政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明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还将对文章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分析框架进行说明,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我们将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历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起步探索、制度创新以及转型发展三个阶段。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环境规制工具不断创新。
在环境规制政策起步阶段,中国主要以收取排污费的形式对企业进行环境规制,通过经济激励手段促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
然而,这一阶段的环境规制政策存在诸多不足,如政策执行力度不够、监管不严格等问题,导致环境规制效果不佳。
进入制度创新阶段,中国开始尝试采用更加多元化的环境规制工具,如环保税、绿色信贷、环保补贴等。
这些新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投入,推动了绿色产业的发展。
同时,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监管力度,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效果。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日益紧迫,中国环境规制政策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环境规制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推动环境规制政策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环境规制_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硫排放_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王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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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固体悬浮 物 排 放 研 究 表 明,环 境 规 制 及 其 产 生 的 威慑 能 够 减 少 大 约 28% 的 污 染 排 放 量[2]。Nadeau (1997) 对美国 175 家造纸厂 1979 - 1989 年数据进行 分析,得出强规制可以降低企业的违法数量[3]。Dasgupta 等人(2002) 通过分析监管和污染收费对中国镇 江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在企业层面,与污染 收费相比,监管对企业环境绩效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它能减少 0. 4% - 1. 18% 的总悬浮固体和化学需氧量 引起的水污染[4]。马士国(2008) 通过建立一个可计 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研究了征收硫税对中国 SO2 排 放的影响。研 究 发 现,硫 税 税 率 和 减 排 率 之 间 存 在 明 显的非线性特征,即为实现等额增加的 SO2 减排目标, 所需征收的硫税税率呈现拟指数的快速上升趋势[5]。 李永友、沈坤荣(2008) 利用我国 1994 - 2006 年跨省工 业污染数据实 证 分 析 得 出,我 国 采 取 的 环 境 政 策 对 减 少污染排放起 到 了 显 著 效 果,但 这 种 效 果 主 要 是 通 过 污染收费制度实现的,其作用弹性达到 0. 4[6]。可见, 国内外多数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减少 SO2 的排放。 环境规制真的能带来 SO2 排放的减少吗? 基于此,提 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2020年第23期科技管理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20 No. 23doi: 10.3969/j.issn. 1000-7695.2020.23.031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郭卫香U2,孙慧K2(i.新疆大学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2.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摘要:为探究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红利”,采用SBM-DDF模型,测算2006—2017年 中国省域全要素碳生产率,刻画中国省域T C P的空间特征,进一步厘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 影响机理。
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T C 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高-高集聚省份多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低-低集聚省份多位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2)环境规制会促进T C P的提升,且环境规制对T C P的“本 地效应”大于“邻地效应”;(3)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T C P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全要素碳生产率;中国中图分类号:X24; F0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695 ( 2020 ) 23-0239-09 Research on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on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es Spatial Panel Data AnalysisGuo Weixiang1,2, Sun Hui1,2(1. Center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of Xinjiang;2. Xin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whet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can realize "double dividend"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uses the SBM-DDF model, by measuring panel data from china* s 30 provinces covering the year from 2006 to 2017, describe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TCP) in Chinese provinces, further clarif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 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CP. The results show that:(l)Am ong the provinces in China, theTC P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mong which, the high—high agglomeration (H—H) provinces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developed eastern coastal areas, while the low-low agglomeration (L—L) provinces are mostly in the less develope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2)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significand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CP, and the "loc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CP is greater than the "neighborhood effect1'. (3) Technical innovation has some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CP.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China21世纪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枯竭、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绿色增长已然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重要问 题[1]。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引文格式:韩书棋,孙剑斌,边俊杰.数字经济㊁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44(5):91-97.数字经济㊁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韩书棋,孙剑斌†,边俊杰(赣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赣州341000)摘要: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各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的潜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助力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㊂进行进一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是数字经济促进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重要渠道;且数字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在省域间存在明显的异质作用,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西部地区;通过门槛效应模型结果可知,数字经济以及环境规制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特征,当跨越门槛值后促进效应会呈现递增的规律㊂关键词:数字经济;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模型;门槛模型中图分类号:F49;F1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7659(2023)05-0091-07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演变成为经济领域最具潜力和活力的新经济形态㊂根据国务院印发的‘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2)“,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㊁工业经济之后形成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经济信息网络为主要创新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㊁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技术推动力,促进产业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㊂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㊂数字经济发展变化速度之快㊁辐射范围之广,影响效果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在悄然推动我国生产方式㊁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新一轮的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资源㊁重塑全球经济结构㊁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㊂中国经济正在由高增速发展转向追求绿色的高质量发展阶段,[1]绿色发展是发展新阶段的战略选择,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对能源和环境的严重依赖,资源和环境问题就成为我国绿色转型的重大挑战㊂而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 T F P)的全方位提高㊂[2]基于此,学术界开始广泛关注推动G T F P发展的途径和渠道㊂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高效率高效益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持续而公平地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减少生产制造中引出的环境污染,即提升G T F P㊂为了控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各级政府先后颁布㊁实施了各类环境规制政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污染排放㊂[3]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成为促进G T F P提升的基础性政策工具㊂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历史机遇,其能否促进G T F P如何发挥作用机制?对于不同省域,数字经济对G T F P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能否通过促进环境规制以提升G T F P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G T F P的影响作用是否具有门槛效应?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对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㊂本文将结合已有的研究成2023年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ɴ.5第五期J o u r n a l o f G a n n a n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S e p.2023*收稿日期:2023-03-21 D O I:10.13698/j.c n k i.c n36-1346/c.2023.05.01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X T J001);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Y J24);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 J J201421)作者简介:韩书棋(1999-),女,河南新乡人,赣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绿色金融;边俊杰(1975-),男,河北保定人,赣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绿色金融㊁科技金融㊂†通讯作者:孙剑斌(1969-),男,江西赣州人,赣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㊁绿色金融㊂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果,对以上问题展开实证分析㊂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对于数字经济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规制三者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其两两之间的关系㊂首先,关于数字经济对G T F P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相关文献,二是G T F P相关文献,三是数字经济对G T F P作用机制的相关文献㊂(一)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生产方式由此发生变革并产生了新的经济形态㊂一方面,传统经济发展难以摆脱对能源和环境的严重依赖,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不适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㊂数字经济降低了传统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通过节能减排效应促进社会经济的绿色高质量发展㊂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深入发展,数字化和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产业新时代的新型发展趋势,发展数字经济无疑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新机遇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是加快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㊂程文险和钱学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G T F P,并且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关系㊂[3]周勇和王怀英通过探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工业G T F P 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区域基础吸收能力在其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㊂[4]肖远飞和姜瑶以绿色发展视角为切入点,构建T o b i t模型多维度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G T F P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地区G T F P,进一步研究发现节能降耗与技术创新效应,并且数字经济对G T F P的作用具有异质性㊂[5]乌静等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升G T F P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㊂[6]蔡玲和汪萍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G T F 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G T F P提升,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相关检验后依然成立㊂[7]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各区域之间的流动壁垒大大降低,通过激发创新效率㊁优化产业结构等有效增加社会经济效益,提升区域的G T F P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区域G T F P提升㊂(二)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企业绿色生产模式的构建㊁通过数字化技术加强了政府的环境监管作用㊁完善社会对环境监管的手段,通过这些环境规制手段减少省域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㊂赵涛等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投入要素,数字经济在各领域中的融合度正不断加深,并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㊂[8]华淑名和李京泽认为,发展数字经济可以大幅降低企业创新门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环境规制过程中的企业遵循成本,强化所有规制工具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㊂还可以通过环保宣传㊁公众环境监督渠道和企业宣传途径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传播更加迅速㊁覆盖面更广,电话㊁短信㊁微信等多样化通信方式能够为公众提供便捷的监督渠道㊂[9]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建设经历了一个从适应计划经济到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从过去强调政府干预发展到强化市场激励再过渡到注重公众参与,从行政手段为主导转变到现在以行政㊁市场和公众参与手段相结合的理论演进过程㊂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强命令管制或通过政府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对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直接干预,迫使高耗能㊁高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淘汰部分落后产能,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从而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注重发挥市场信号的正面积极引导作用,以环保税㊁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使环境的负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以引导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㊁加强企业环境治理,实现产业效益提升和资源环境保护双赢发展㊂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属于非正式型环境规制,主要基于自愿,相对而言容易流于形式,可能不会产生显著效果㊂关于环境规制与G T F P之间的关系,李璇认为,虽然环境规制一直被政府认为是控制污染最有效的途径,但事实上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影响是否是正外部性且长期有效,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㊂[10]环境规制的影响作用主要分为 波特假说 和 合规成本说 两种流派,且我国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大都认为,环境规制的 波特假说 理论要强于 合规成本说 理论㊂在现有研究中,这些观点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正向关系,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㊂[11]吕康娟等㊁C H E N G e t a l以及张优智和乔宇鹤也对两者关系持正向影响的29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观点㊂[12-14]二是负向关系,尹礼汇等认为,环境规制会产生资源配置扭曲从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㊂[15]三是非线性关系,李玲和陶锋[16]等认为,环境规制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 U 型关系;而G o n g 认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是先促进后抑制的,呈倒 U型关系㊂[17]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张帆等认为综合现实因素来看,将数字经济发展和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结合起来,可以对G T F P 的提升发挥更好的效应,并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经济作为经济领域的一种新业态,具有比传统发展模式更先进的发展动能,可以使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发挥更大效用,避免资源浪费和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更多的经济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治理方式也由此变得更加多元化,有效提升了环境规制政策产生的效果㊂[18]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 2: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绿G T F P 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㊂二、研究设计(一)计量模型根据前文所阐述的理论机制,本文建立如下基准模型来分析数字经济对绿G T F P 的影响:G T F P i ,t =δ0+δ1D i g i ,t +δ2C i ,t +μi +δi +εi ,t (1)其中,下标i 和t 表示省域和年份,G T F P i ,t 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D i g i ,t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 是控制变量;μi 和δi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εi ,t 为潜在的随机误差项㊂根据前文分析可知,环境规制是数字经济提升G T F P 的重要途径之一㊂因此,引入省域环境规制(E R )变量,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来分析数字经济促进省域G T F P 提升的机制原理:E R i ,t +a 0+a 1D i g i ,t +a 2C i ,t +εi ,t(2)G T F P i ,t =δ0+δ1D i g i ,t +δ2E R i ,t +δ3C i ,t +εi ,t(3)其中E R i ,t 表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G T F P 可能产生非线性动态溢出效应,因此,设定门槛回归模型对此假设结果进行验证,设定条件如下:G T F P i ,t =σ0+σ1D i g i ,t ˑI (A d j i ,t ⩽Z 1)+σ2D i g i ,t ˑI (Z 1<A d j i ,t ⩽Z 2)+σ3D i g i ,t ˑI (A d j i ,t >Z 2)+σ4E R i ,t ˑI (A d j i ,t ⩽D )+σ5E R i ,t ˑI (A d j i ,t >D )+μi +εi ,t(4)(二)变量测度1.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 i g)的测度参照张凌洁和马立平以及乌静等的做法,[6,19]从数字产业化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三个主要维度构建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同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最终得到各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㊂中国省域数字经济水平测度体系具体见表1㊂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电信业务占G D P 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每百人中通信业从业人员人均软件业务收入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规模及以上企业R&D 经费支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 T F P )的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在考虑期望产出的同时加入非期望产出的一种效率计算方式㊂[20]已有相关文献中,大多学者在测算G T F P 时采用M L 指数,但可能存在线性规划无解和非传递性问题㊂本文借鉴李博等的测算方法,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 E A ),同时将投入产出㊁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纳入测算框架,运用非径向㊁非角度松弛方向性距离函数(S B M ),并结合全局M a l m q u i s t -L u e n b e r ge r (GM L )来测算省际的GM L 指数,测度指标具体见表2㊂[21]由于测得的S B M -GM L 指数是年度之间的环比,因此本文借鉴蔡玲和汪萍的方法,设定基期的G T F P 数值为1,并依次与其他各年度的S B M -GM L 值进行累乘,最终获得各个省域各年份的G T F P ㊂[7]其公式如下:R ⇀(c ,l ,e d y ,d o )=ma x a s .t . Nn =1λn c n ⩽c ' Nn =1λn l n ⩽l ' Nn =1λn e n ⩽e ' Nn =1λn y n ⩽y '+a d y Nn =1λn o n ⩽o '-a d oNn =1λn=1 λn ⩾0a [0,1](5)39第5期韩书棋,孙剑斌,边俊杰 数字经济㊁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Copyright ©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式中:R 表示方向性距离函数;α表示最大值的期望产出㊁最小值的投入产出和非期望产出;y 表示期望产出;o 表示非期望产出;c ㊁l ㊁e 分别表示资本投入㊁劳动投入和能源投入;d =(d y ,d o )表示方向向量;λn 表示各决策单元的权重,其和为1,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可变的,公式如下:G ML =1+R G ⇀(c t ,l t ,e t ,y t ,o t)1+R G ⇀(c t +1+l t +1+y t +1+o t +1)(6)3.中介变量:环境规制(E R )的测度环境规制作为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学术界采用的度量方法有很多,如典型的污染物排放水平㊁环境政策制定和出台数量㊂但如果采用单一的指标去衡量,则可能出现有偏误的情况㊂[22]本文借鉴邓荣荣和张翱祥的度量指标,选取了工业废水排放量㊁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工业S O 2排放量3个指标进行衡量,并采用熵权法测得环境规制最终指数㊂[23]4.控制变量借鉴现有相关文献,本文选取了以下4个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O P E N ),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 D P 比重表示;城镇化率(U R B ),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政府研发投入(R D ),用政府科技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表示;政府干预(G O V ),用政府支出占G D P 的比值表示㊂表2 绿色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投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固定资本存量年末就业人员地区标准煤用量产出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S O 2排放量(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表3 数据描述性统计变量样本量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被解释变量G T F P 3001.9781.0990.6435.379核心解释变量D i g 300121.535.720.183212.5中介变量E R 3000.7650.1760.2130.999控制变量O P E NU R B R D G O V3003003003001.90459.571.73425.081.51311.801.15110.260.01036.410.44610.668.55089.606.52964.30由于西藏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资料存在缺失,所以本文研究将其进行剔除处理,选取中国2012-2021年①30个省(自治区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㊂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统计年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示,其中个别缺失的数据使用插值法补齐,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㊂三、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数字经济对G T F P 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本部分依次采用随机效应(R E )模型和固定效应(F E )模型进行了回归㊂第(1)列是不加入控制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2)列是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3)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㊂其中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要明显优于随机效应,且经过H a u s m a n 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拟合效果更好㊁结果更加稳健㊂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在现有文献上进一步证实了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绿色价值,可以推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理念㊂假设1得到了验证㊂表4 基准回归结果(1)(2)(3)D i g 0.288***(16.61)0.302***(5.18)0.119***(2.19)O P E N -0.198**(-2.08)U R B 0.011(0.34)R D 1.793***(5.44)G O V -0.031**(-2.45)固定效应N OY E SY E SR20.5190.744F69.4033.63 注:***㊁**㊁*分别表示在1%㊁5%㊁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㊂下同㊂(二)机制分析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本部分将数字经济㊁环境规制和G T F P 放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G T F P 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㊂在加入环境规制后,根据H a u s m a n 检验结果,本部分选取了固定个体和时间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㊂第(1)列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G T F P 的回归系数是4.721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充分表明环境规制正向促进我国省际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㊂第(2)列结果显示,49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3年①某些所需数据仅更新至2021年㊂Copyright ©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数值为0.411,表明数字经济为环境规制开辟了渠道㊂第(3)列是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加入环境规制后的中介效应结果,由回归系数可知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且均为正数值,这说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进环境规制发展规模以提升G T F P ㊂第(4)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㊂表5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1)(2)(3)(4)变量G T F PE R G TF PG T F PE R 4.721***(6.68)1.433***(3.60)0.438***(1.19)D i g 0.411***(7.90)2.642***(10.19)0.811**(2.12)O P E N -0.262***(-5.98)U R B 0.020**(2.00)R D 0.177**(2.41)G O V -0.043***(-6.06)C o n s 1.633***(3.02)1.212***(4.84)0.617(5.45)-2.170(-1.45)R20.3740.4250.5160.430F44.6862.3633.9236.91外开放水平(O P E N )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为负,可能是利用外资阻碍了G T F P 的提升,该结果证明了 污染天堂假说 的存在,与周晓辉等的研究结果一致㊂[24]城镇化率(U R B )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居民环保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化,从而促进其发展㊂政府干预(G O V )的回归系数也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与环境治理中管理费用㊁支出成本较高,对执法水平要求也较高,但在实际中政府使用权利时存在有法不依㊁执法不严㊁违法不究等行为,从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聂雷等的研究结果一致㊂[25]政府研发投入(R D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加强对科教创新的支持力度,有利于经济绿色转型升级,这与蔡玲等的研究结果一致㊂[7](三)异质性分析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经验可知,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一般呈现异质性特质,因此本部分从中国东部㊁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展开异质性分析,探究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的G T F P 的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㊂从表格中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省际G T F P 的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㊂从表中的第(2)列㊁第(4)列㊁第(6)列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东中部地区省际G T F P 提升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省际G T F P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㊂这可能是因为和西部地区相比,东中部地区本身发展更为迅速,已经拥有较为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且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G T F P 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可能源于中部崛起等政策的落实使得中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得到改善,充分发挥了中部地区的产业基础㊁市场优势,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正外部性作用,进而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可能性用以提升G T F P ㊂东部地区发展较早,现在处于平稳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所享受的政策红利还未完全发挥作用,数字化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小,导致其数字经济还未发挥出对G T F P 的重要推动作用㊂表6 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G T F P 的影响东部(1) (2)中部(3) (4)西部(5) (6)变量E R G T F PE R G TF PE R G TF PD i g 0.400***(3.13)1.307***(1.44)0.000(0.36)1.415***(4.28)0.001(0.84)0.091(0.28)E R 2.823***(5.42)0.701(1.58)0.150(0.18)O P E N -0.002(-0.15)-0.133(-1.09)0.007(0.63)0.066(1.40)-0.011(-0.57)-0.218(-0.97)U R B -0.006(-1.57)-0.028(-0.70)0.013***(3.84)0.047***(3.13)0.013**(3.13)0.060**(3.22)R D -0.000*(-1.86)2.094***(5.12)0.083***(3.18)0.553***(4.92)-0.109(-1.52)0.850(1.50)G O V -0.382**(-2.05)-0.126***(-4.15)0.007**(2.53)-0.035***(-3.11)-0.004(-1.41)-0.034**(-2.51)C o n s 0.150(0.84)-2.929(-1.54)-0.267*(-1.97)-8.232(-7.27)0.370*(2.17)-1.646(-1.16)R20.3000.7860.5490.7690.6290.851F9.81750.2720.4646.1544.3436.5959第5期韩书棋,孙剑斌,边俊杰 数字经济㊁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Copyright ©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四)门槛效应检验学术界已有研究结论中有部分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G T F P 的影响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㊂在回归之前,先用H a n s e n 进行面板门槛存在性检验,采用B o o t s t r a p 自助法反复抽样1000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通过双门槛检验并由此获得相应的门槛值,环境规制仅显著通过单一门槛检验并由此获得相应门槛值,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㊂表7 数字经济影响G T F P 提升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变量G T F P 变量G T F P 门槛变量D i g门槛变量E R第一门槛值Z 1120.8163门槛值D0.3664第二门槛值Z 2181.3037E R*I (A d j ɤD )0.096***(3.45)D i g *I (A d j ɤZ 1)-0.257(-0.67)E R*I (A d j >D )0.169***(5.89)D i g *I (Z 1<A d j <Z 2)0.039**(0.12)D i g *I (A d j ȡZ 2)0.783***(2.54)控制变量Y E S控制变量Y E S拟合优度0.670拟合优度0.778样本量300样本量300由表7可知,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数字经济及环境规制对省际G T -F P 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的非线性边际溢出效应㊂四㊁稳健性检验(一)内生性问题处理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周晓辉等的研究方法,以1984年各省域拥有的固定电话数量与样本期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的乘积,作为这一年省域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24]㊂表8第(1)列的结果显示,再识别内生性问题之后,数字经济对G T F P 的提升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研究结论比较稳健㊂表8 稳健性检验(1)(2)(3)(4)变量G T F PG T F P G T F PG T F PE R 2.365***(3.75)0.375(1.13)1.473**(2.35)D i g 1.195**(2.19)0.017***(7.38)0.884***(2.61)0.012**(2.36)O P E N -0.198**(-2.08)-0.142***(-3.30)-0.144*(-1.87)U R B 0.011(0.34)0.004(0.34)-0.029(-0.90)R D 1.793***(5.44)0.716***(7.05)1.655***(6.93)G O V -0.031**(-2.45)-0.017**(-2.45)-0.047***(-3.28)C o n s -2.104(-1.68)0.466***(4.76)-0.081(-0.18)-0.589(-0.47)R20.7440.6250.4940.730F33.6345.9041.2122.93(二)剔除直辖市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㊁政治等方面可能和普通省域存在较大差异,为使样本更具有可比性,剔除直辖市进行检验,表8的(2) (3)列结果显示,在剔除直辖市之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仍然成立㊂(三)滞后一期由于用S B M-GM L 测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是动态指数,所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滞后一期并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第(4)列所示,由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仍然成立㊂五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背景下,本文着重关注数字经济所发挥的绿色效应,基于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对不同省域G T F P 的作用机制,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并进一步运用门槛模型探索了数字经济对G T F P 提升作用中存在的边际溢出效应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在中国省域G T F P 的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力作用,有利于推动我国省域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升级㊂同时,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配合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省域G T F P 的提升㊂(2)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地区G T F P 的提升具有异质性㊂数字经济发展对东中部地区省域G T F P 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在西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㊂同时,环境规制强度对G T F P 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东西部地区省域的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G T -F P 的发展,但是在中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㊂(3)数字经济对省域G T F P 的提升发挥了双门槛作用,当超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会呈现非线性边际溢出特征;且环境规制也对省域G T F P 的提升发挥了单一门槛作用,呈现非线性边际溢出特征㊂为进一步使各省域抓住历史机遇,以数字经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国家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经济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培育数字经济市场主体,缩小不同省域㊁市场区域之间数字技术发展差距,加速省域G T F P 提升;进一步强化资源的合理分配,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完善数据安全监管体系,进一步提升市场活力,形成有利于数字经济市场主体发展的市场环境㊂(2)注重环境规制政策的长期规划与可持续性㊂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快环境保护法律69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3年Copyright ©博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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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琢境规制、餐济多祥榷与饨源襪欢—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张瑞,陈雪,孙夏令(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北京10008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东、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倒U 型”非线性关系,西部地区存在显著“U型”非线性关系;经济多样性与能源强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影响,东部地区环境壁垒已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快形成产业准入的环境壁垒,淘汰落后高耗能产业,增加具有“节能倾向”的研发投入,“东缓西快”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由“褐色”向“绿色”转变。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多样性;能源强度;面板数据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1-0024-08—、弓[言环境规制是政府为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的系列环境政策m。
中国实施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意图倒逼企业“节能减排”。
目前环境规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关于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果,研究观点存在差异。
第一种是“遵从成本效应”的正向影响,即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会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支出,导致其生产成本增加,为保证自身收益,企业对能源需求大幅增加,提高能源强度。
彭树远、Jorgen-son支持这一观点ST,国内尤济红和高志刚通过对新疆地区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增强不能提高能源效率⑷。
第二种是“创新补偿效应”的负向影响,即环境规制的增强可以倒逼企业进行节能技术创新,在产出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了对能源的需求,从而降低能源强度。
万伦来等认为有力的环境规制可以降低能源强度。
第三种是“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既存在正向影响,也存在负向影响。
3中国环境规制体系及规制绩效评价
图 3.2 环境规制机构体系
3.1.2.2 制度框架
所谓中国环境管理制度的体系框架,是指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环境管理 制度已具雏形,已远不是单项制度的“构件”的简单堆砌,而是一座由新老制 度构成 的结构 初具 规模的 有机整 体的“大厦”。其中 环境影 响评价 、“三同时”和 排污收费等“老三项”制度产生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创时期,于 1979 年 9 月 13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 法 ( 试 行 )》 中 确 立 。“ 老 三 项 ” 制 度 在 我 国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中 , 尤 其 是 在 环 境 保护的开创阶段,对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作用, 被 称 为 环 境 管 理 的“三 大 法 宝”。 中 国 环 境 管 理 制 度 的 体 系 框 架 是 指 从 整 体 上 看,中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已大体形成,已远不是单项制度的“构件”的简单堆 砌,而是一座由新老制度构成的结构初具规模的“大厦”(见图 3.3)。
31中国环境规制工具体系类型名称颁布或实施时间命令控制型三同时制度1973年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979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中规定限期治理1989年环境保护法中规定污染物总量控制20世纪80年代试点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中首次法律规定排污许可证1988年水污染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和1989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规定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制度1982年首次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中正式规定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中正式规定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1988年开始实行续表类型名称颁布或实施时间命令控制型企业关停并转1996年国务院在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环境影响评价1998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2002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规定市场控制型排污收费制度1981年开始试点1982年颁布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和排污费征收标准排污权交易1989年开始试点32中国环境规制绩效评价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就业效应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本内容
最优规制强度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使工业行业达到最高环境效率的规制 强度。规制强度可以通过政策约束、经济激励等方式实现。然而,不同的规制强 度对工业行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过低的规制强度可能无法有效地约束企业的环 境污染行为,而过高的规制强度则可能对企业的经营产生过大的压力,影响到企 业的竞争力。因此,我们需要通过非线性检验,找到能够使工业行业达到最高环 境效率的最优规制强度。
结果与讨论
非线性检验结果显示,环境效率与规制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在 低规制强度下,随着规制强度的增加,环境效率逐渐提高;然而,当规制强度达 到一定阈值后,继续增加规制强度可能导致环境效率下降。这种非线性关系在部 分高污染行业中表现尤为显著。同时,不同行业的最优规制强度也存在差异,部 分高污染行业需要更高的规制强度以实现环境效率的提升。
基本内容
通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次演示发现环境规 制对就业效应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对于高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对就业 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对于低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正面影响更明显。这可 能是因为高污染行业在面临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进 行污染治理和设备更新,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减少了就业机
基本内容
对于行业异质性,不同行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是不同的。例如,对于高污染 行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可能更大,从而对就业效应产生更明显的影响。而 对于低污染行业,由于其本身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因此环境规制对其就业效应的 影响也可能较小。
基本内容
为了研究上述问题,本次演示选取了1998年至2018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 据。这些数据包括各个行业的产值、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以及各地 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其中,环境规制强度由各地区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 的排放量与处理量计算得出。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1.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环境法规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
本文首先界定了环境规制的概念,分析了环境规制在我国的实施背景。
随后,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在理论上,本文基于外部性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实证上,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本文还考虑了环境法规对不同地区和行业影响的差异。
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为政府制定环境监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文献综述环境法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环境科学和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
在经济学理论中,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来解释。
外部性理论强调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主张通过政府监管将环境成本内化。
公共产品理论从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角度探讨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
政府干预理论侧重于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在国际上,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环境规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
研究表明,适当的环境法规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例如,Porter和Linde(1995)提出了Porter假说,该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法规可以刺激企业的创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在中国,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相关研究迅速增加。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的评价。
例如,张晓亮等人(2012)发现,环境法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的综合理论研究
环境规制的综合理论研究【摘要】二十世纪以来,绿色管理、可持续发展等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核心理念。
本文通过对环境规制内涵、分类以及有效性的研究,探讨了环境规制有效性及对企业的作用机制的影响。
【关键词】绿色发展环境规制规制工具有效性绿色发展是2002年联合国计划发展署结合中国国情指出的中国发展之路。
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在此过程中经济与环境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在中国这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大国中,由于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矿物燃料的规模使用引起的污染物排放造成了环境严重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粗放生产引发的环境问题也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环境规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问题,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是必然的趋势。
那么,如何认识环境规制,怎样划分环境规制,如何对企业产生影响,以及有效性有哪些?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环境规制的内涵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最开始,环境规制被看做是政府以非市场手段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调控,随后,由于环境税、补贴、押金退款、经济刺激手段的出现,对环境规制起到了良好的功效,因而环境规制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修正,归纳为政府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与间接调控,不仅包括行政法规,还将经济手段和利用市场机制政策等纳入其中。
这一阶段,环境规制的制定和执行主体得以扩大,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产业协会、企业等。
二十世纪末,随着生态标签、环境认证、自愿协议的相继采纳,学术界再次对环境规制的内涵做出修正,指出除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刺激机制外,另添加了非正式环境规制。
二、环境规制的分类及其相互关系当前,对于环境规制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
其中,根据对环境规制实施对象的约束方式不同,正式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
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探究
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探究作者:***来源:《中国市场》2024年第02期摘要:我国省际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工业技术差异较大,因此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应有不同的环境规制标准。
鉴于此,文章把中国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使用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在创新能级距离下,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的效应呈区域异质性。
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产生的显著激励叠加效应总体上呈现出“东低西高、呈阶梯状”的分布特征,并且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刺激科技革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的“对勾”型分布。
关键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效应中图分类号:F124.3;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24)02-0057-04DOI:10.13939/ki.zgsc.2024.02.0151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用几十年时间快速完成工业化。
然而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能源和技术模仿的发展方式出现了临界点,能源、环境危机,“低端锁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显现。
中国产业一直处在“微笑曲线”中部,长期以来都存在创新研发不足和能源依赖问题,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国际贸易。
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各国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和产业回流趋势,加上我国失去人口红利和廉价资源地价优势,我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受阻、环境约束困难等问题[1]。
同时,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科技、人力和工业基础差异大,产业结构不同。
因此在紧迫压力下制定符合不同地区情况的减排政策尤为重要。
因此,如何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显得尤为重要。
一直以来众多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逼迫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以此提升整个行业技术革新,调整产业生产模式,促使产业结构升级,进而达到经济增长。
基于此环境规制在转型升级中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所依赖的支柱产业不同,各产业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各地区所适合的环境规制强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找到各地区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具有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DOI:10.19995/10-1617/F7.2024.04.151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彭自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摘 要:在提倡绿色发展的当下,有关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日渐增多,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首先,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归纳了当前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测量方式;其次,梳理了环境规制的定义、对主要的环境规制工具进行了归类;再次,综述了当前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几种不同观点,以及研究中所存在的地区和行业异质性;最后,回顾了当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的不足之处,并针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绿色发展;环境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双碳”目标本文索引:彭自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J].商展经济,2024(04):151-154.中图分类号:F273.1;F205 文献标识码:A1 引言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
工业化进程较早的欧美国家大多出现过各类环境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如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在联合国第75次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绿色转型,未来绿色发展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绿色创新则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绿色创新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不同背景的学者对其有着不同定义。
戴鸿轶和刘卸林(2009)梳理国内外环境创新的相关研究,发现与绿色相关的概念多达20个;张钢和张小军(2013)梳理国内外文献指出“绿色创新、生态创新、环境创新”等基本属于同一概念。
本文梳理文献发现,关于绿色创新,大多是具体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在很多文献中绿色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被混用。
因此,本文统一用“绿色技术创新”加以表述。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发布时间:2022-06-14T05:21:52.457Z 来源:《新型城镇化》2022年12期作者:王红1 陈庆霞2 [导读]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
1山东吉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济南 250000 2山东吉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济南 250100摘要: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并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BM和共同前沿模型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生产技术差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研究环境规制在促进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积极影响,但当其超过合理阈值时将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趋势。
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遮掩效应更大。
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增加,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
关键词:环境规制;全要素能源效率;共同前沿;面板门槛;中介效应引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因过度能源消耗、能源使用效率低而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如温室效应、雾霾天、地下水大面积污染等,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峻挑战。
Porterl 指出,合适的政府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升能源效率和企业竞争力,达到环境保护与提升能源效率的共赢局面。
环境规制是调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平衡,建成“两型社会”的重要引擎,因此探究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
一
引
言
改革 开放 3 年来 ,我 国的经济 增长 取得 了举世 瞩 目的成就 ,但在 此 过程 中 ,高消 耗 和 高投 资 O多 的粗放 型经济增 长 方式 给 自然 资源 和环境 造成 了严重 的破 坏 ,环境 问题成 为 我 国制 定经 济发 展 战 略时
.
11 1 .
・
是环境 规 制促进 经济 的增 长 。如 Pr r(9 1 将 环境 规 制 促进 经 济增 长 的机 制 理 解 为 :环 ot 19 ) e
境 规制将 刺激 技术 革新 ,从 而减少 费用 ,提高 产 品质 量 ,这样 町能使 国内企业 在 国际市场 上 获得 竞争 优势 ,同时提高 产业生 产 率 ,促 进 经 济增 长 。Jf ae和 Pl r(97 、黄 德 春 和刘 志彪 (0 6 J f a me 19 ) 20 ) 的研究 都表 明环境 规制通 过技 术创新 促 进经济增 长 ,环境 规制 在给 一些企 业带来 直 接费用 的同 时 ,会 激 发 自主创新 ,继 而部 分或全 部地抵 消 因环境 规制产 生 的成本 ,从 而使这 些企业 产 生经 济效 益 。赵红 (0 7 运用 19 20 20 ) 9 6— 04年 的面板数 据实 证分析 了环 境 规制 对技 术创 新 的影 响 ,研 究 发 现环 境 规制 住 中 长期对技 术创 新 有 一 定 的激励 作 用 ,从 而消 除环 境 规 制 对 企 业 的不 利 影 响 ,促 进 经 济 的增 长。 Aeeo等 (OO 通过 研究 巴 西石 油炼 油 产业 采 用新 技 术 与 环境 规制 之 间 的 相百 作 用 ,认 为 环境 zvd 2 L) 规制 能带来 技 术 卜的革 新 ,从 而 吸 引 大 量 的外 来 投 资 ,进 而改 善 高 污 染 企业 的 经 营状 况 。Le等 e ( 0 1 [ 利用美 国汽车 尾气 排放 的数 据 ,实 证研 究 发 现严 格 的 环境 规 制 ,有 助 于 推 动企 业 的技术 创 2 1 )6 1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邱玉霞;郭景先【摘要】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备受争议.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及西藏)2006-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效果以及不同区域差异因素.【期刊名称】《企业经济》【年(卷),期】2017(000)006【总页数】8页(P157-164)【关键词】费用型环境规制;投资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作者】邱玉霞;郭景先【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山东淄博255000;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山东淄博25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5.1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由经济活动造成的污染正严重破坏着地球环境。
外部性理论表明,污染被认为是负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则经济发展通常会导致污染物的过度排放。
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企业的排污行为。
为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更是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的环境保护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明确规定重污染企业必须及时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和环保执行情况,从而将企业的环保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
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背景下,作为主要污染者的企业,同时也承担着保护环境的重任,它们迫切需要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以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态化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被广泛认为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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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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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三个主要指标, 其中废水涵盖了工业废水中 COD 排放量 、 氨氮排放量和生活污水排放量, 废气涵盖 “坏” 了二氧化硫排放量、 烟尘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 。由于污染物指标过多, 而选用单一污染物作为 产出 有失真实性, 所以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废水 、 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三个主要指标进行降维处理, 并 “坏” 王小鲁 [ 1 ] 处理多种市场化指标的方法, 提取出污染物公因子作为 产 将各省份的因子得分参照樊纲、 出指标。 “年平均就业人数 ” ( 3 ) 劳动投入 。本文劳动投入采用各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 来表示 。 ( 4 ) 资本投入。本文资本投入用各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物质资本存量来表示, 资本存量的估算相 当复杂, 目前大多采用永续盘存法 。 本文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来自张军等 [ 2 ] , 利用 Kit = Kit - 1 ( 1 - δit ) 并根据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到以 1999 年为不变价 。 + Ιit 计算得来,
二、 数据处理及实证结果分析
1. 数据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可处理性, 本文使用的数据以 1999—2008 年我国 28 个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中国环境统计 的投入产出数据为样本 。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 、 、 。 年鉴》 “好” “好” (1) 产出。 产出用各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实际 GDP 表示, 所有地区 GDP 都根据 GDP 缩减 指数折算到以 1999 年为不变价 。 “坏” ( 2 )“坏” 产出。 产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物, 本文选取废水 、 废气和工业固体废 - 82 -
K K
∑λ x
K k=1
k=1
k=1
t t k kn
≤xtn, n = 1, ..., N; λtk≥0, k = 1, ..., K
(1)
2. 方向性距离函数 环境规制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尽量减少环境污染 。为了将这一生产过程模型化,本文利用基于 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来进行研究, 表述如下: ( x,y,u; g ) = sup β∶ ( y,u ) + βg∈P ( x ) “坏” “好” 产出不变的基础上, 尽可能增加 产出的生产 。 着在维持 3. 环境规制效率 在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基础上, 我们对环境规制效率做如下定义: ETEk = 1 ; k = 1,. . .,K t( + 1 D 0 x, y, u; g ) (3) (2) “坏” 在本文研究的环境规制下, 方向向量为 g = ( y,0 ) , 此时 产出在技术上具有弱可处置性。这意味
中图分类号:F04.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5656 ( 2011 ) 06 —0081 —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近 10% 的速度持续保持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但主要是依靠要素的大 量投入而生产效率的提升来拉动经济增长, 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已有资料显示, 2006 年全国七大 水系 V 类和劣 V 类水质占 26% , 国家重点监控的 9 个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 V 类和劣 V 类水质的就达 7 “环境可持续性指数 ” ( EPI) 排名中, 个。在 2002 年和 2005 年连续两次公布的世界 我国均居统计国家中 的倒数第 14 位, 而当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 中国占了 13 个。 因此, 健全我国环境规制体制, 完善环境规制实施机制, 提高环境规制效率, 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迫在眉睫 。 从相关文献来看, 对我国特殊国情下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测度的研究较少, 且对影响我国环境规制效 “坏” 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相对缺乏, 另外在评价环境规制效率的过程中, 在环境因素衡量指标 产出的选取上采用的多是单一原则, 而污染物主要由废水、 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构成, 如果采用单一污染 物来衡量环境污染, 就暗示着不同区域三种污染物构成比例是一致的, 这显然会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及效 率评估产生偏差,从而提出的针对我国环境规制改革的政策建议也存在较大的片面性 。本文研究的目 的就是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弥补这些研究上的不足 。 为了使研究与我国的环境规制实际相符合, 本文研究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在保持“坏” 产出不变的基 “好” “好” “好” 础上尽可能增长 产出。环境规制效率测度的是实际 产出与潜在 产出之间的距离 。其经济 “坏” 学含义是通过数据包络分析, 以环境生产前沿面的决策单位为参照面, 在保持投入不变以及 产出不 “好”产出在现有水平上增加的潜力 。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 增加的基础上, ( 1) 在环境污染这一 “坏” 产出指标的选取上, 对废水 、 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提取污染物公因子, 修正利用单 一污染物进行实证分析引起的误差 。( 2) 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各地区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进 行测度。( 3) 对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 4) 在测度我国环境规制效率以及分析其影响 - 81 -
DOI:10.16158/ki.51-1312/f.2011.06.001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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பைடு நூலகம்我国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研究
—— — 基于 1999—2008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叶祥松
(广东商学院 经济贸易与统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彭良燕
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废水 、 废气及固体废弃物提取出污染物公因子作为“坏” 产出指标, 并运用方向 性距离函数对我国各地区 1999—2008 年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利用面板数据对影 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样本期内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整体水平呈现上升的趋 利用外资水平 、 资本深化 、 工业发展水平以及环境保护 势, 各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差异较大; 人均 GDP、 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 “坏” 关键词:环境规制; 规制效率; 产出; 方向性距离函数
三、 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分析
通过上面对不同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环境规制效率的实证研究, 已经了解了我国各地区在环境规制 政策下经济增长的潜力, 因而有必要对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进行研究 。 一般而言, 技术资源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以联系效应 、 人员流动 、 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等形式外溢 到东道国, 从而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 但环境经济学的“污染避难所 ” 假说认为: 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非 常严格进而导致跨国公司成本上升, 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 跨国公司可能会把污染产品的生产活动转 从而也会影响环境规制效率 。 移到发展中国家, 因此 FDI 对生产率增长有重要影响, 由于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很多,且目前没有正式的理论来确定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所 以,本文通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确定人均 GDP ( GDPP) 、 利用外资对数 ( LnFDI) 、 资本劳动比对数 ( Ln ( K / L ) ) 、 工业发展水平 ( IDL, 我们用工业增加值占 环境保护力度 ( EPS, 用环境投资占 GDP 的比重表示 ) 为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数 GDP 份额表示 ) 、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用 E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 、 VIEWS6. 0 软件对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得到了表 2 中我国环境规制效率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 种情况的回归结果。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 我们的回归结果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 2 可以看出, 影响我国环境 - 84 -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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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基础上, 试图找出我国环境规制失效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一、 环境规制效率的研究方法
1. 数据包络分析( DEA) 的环境技术模型 测度环境规制效率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得出环境生产前沿面,进而利用方向性距离函 数计算环境技术效率和规制成本 。 假设在每一个时期 t = 1,. . .,T, 第 k = 1,. . .,K 个省份的投入和产出值为 ( xk, t, yk, t,uk, t ) 运用数据包 “好” “坏” 络分析 ( DEA) 描述满足上述性质的生产可能性集合 P ( x ) , 则利用 产出和 产出构建的环境技术 模型为: ( yt, ut ) : ∑λtkytkm≥ytm, m = 1, ..., M; ∑λtkutkt = uti, i = 1, ..., I; Pt ( x t ) =
( x,y,u; g ) 表示在环境规制下的方向性距离函数 。 可见环境规制效率 ( ETEk ) 的值在 0 - 1 之间, 当观 测点在环境生产前沿面上时, 方向性距离函数为 0, 环境规制效率值为 1。环境规制效率值越大, 说明观 环境规制效率值越小, 说明观测点离环境 测点离环境生产前沿面越近, 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水平越高。 “ “ 生产前沿面越远, 在维持 坏” 产出不变时 好” 产出增长的潜力越大,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能力越差。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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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06 规制效率的各因素均具有统计显著 性, 说明人均 GDP、 资本 FDI 对数、 劳动比对数 、 工业发展水平以及环 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效率都 人均 GDP 和环 有显著影响 。其中, 境规制效率显著正相关,这与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的环境偏好理论是一 致的,这意味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越来 越高, 从而对环境提出更高的需求, 与 就业和收入相比,人们更有意愿投入 更多的资源去改善环境,从而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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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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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知, 全国环境规制的整体平均效率较低, 但在 1999—2008 年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这意味 着我国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正在逐步提高, 环境规制的效果越来越好, 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能力正在 逐步增强 。 从区域分布看, 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要高于中部地区, 其次是西部地区 。 另外, 从全国各地 广东、 上海, 特别是广东, 除 1999 区环境规制效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环境规制效率最高的地区是山西 、 年外, 随后的 9 年一直处于环境生产前沿面, 是评价其他地区环境规制效率水平的参照, 也是经济环境 协调发展的典范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 在 1999—2002 年的 4 年间, 上海没有一次处于环境生产前沿 面,但随后上海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最近几年一直处于环境生产前沿面 。 与之相反,浙江在 1999—2003 年 5 年间一直处于环境生产前沿面,而随后 5 年环境规制效率却越来越低,这可能是由于 近年来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下降导致其经济发展的方式逐渐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环境规制效 率最低的三个地区是青海 、 宁夏和新疆, 环境规制效率均在 0. 70 以下, 说明宁夏 、 青海和新疆如果以广 “坏” “好” 东等地区为参照面, 在投入不变且 产出不增加的情况下, 产出能在现有水平上增加 30% , 尽管 如此, 从发展趋势上看, 这些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在样本期内却都有上升趋势, 这说明这些可持续发展 能力相对较差的地区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其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 的能力也正在逐步增强 。 尽管广东 、 江苏、 上海等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很高, 经常处于环境生产前沿面,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 区环境污染没有改进的空间,而只是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能力较好而已 。如果 “好” “坏” 采取更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 国内各地区均有在增加 产出生产的同时减少 产出生产的空间 。 所以, 国家环境保护部 、 各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要齐心协力, 不断完善我国环境规制的实施 机制, 使我国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 进一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逐步优化环境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