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雍正《宁波府志》的文献学价值
明清时期地方志文化及其地位
明清时期地方志文化及其地位地方志是一种研究不同地区历史、文化、社会、地理等方面的专门文献。
在中国，明清两代时期，地方志文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学、地理及民族价值。
因此，地方志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明清时期地方志文化的兴起地方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志文化要到明清时期才真正开始。
明代时，随着天下大一统的成就，出现了大量记载地方史志的文献。
其中，最早的著作为明代宋应星所编写的《天一阁藏书目》。
此外，还有明代郑元祐编写的《郑氏南阳志》等。
到了清代时期，地方志的创作更加广泛和深入。
清初，首先出现了《四库全书总目》，这是清代地方志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之后，清代地方志的繁荣达到了一个高峰。
清代的地方志不仅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明代，而且在编写水平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明清时期地方志的内容和形式地方志的内容往往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景观、历史沿革、行政区划、人文传统、经济状况、民俗风情等方面。
在明清时期，地方志不仅关注官制和行政区域，更注重考察民间社会、文化习俗、民间信仰和民间故事。
在地方志的形式上，明代的地方志以革命为居多，清代以志为主，系统阐述了某一地域的历史、地理、人文、宗教等。
三、明清时期地方志的重要地位地方志文化深刻反映了地方历史的演变和地方特色的鲜明。
它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民俗风情，并能反映社会变迁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以及各种地区间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
地方志对于研究特定地区的地理与行政发展、人口和资源状况、经济文化体系的演进，以及制度、教育、文艺、宗教、传统习俗和思想等方面的状况，都有重要价值。
因此，地方志成为研究地方史的主要资料之一。
此外，地方志也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不仅是历史和地理学家，而且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
地方志中融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当地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同样是全国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从《三字经》看古籍作者辨伪的主要方法
从《三字经》看古籍作者辨伪的主要方法作者：陈雪梅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02期关键词：辨伪；《三字经》；古典文献摘要：确定古籍作者的方法很多，可依据的至少有名家注疏和版本实物、人物传记或地方志的记录、作者的学术背景、其它作品的佐证、作品的文体和语言特点、作品产生地域的特点以及作品的传播路线。
一种古籍的考辨有赖于其它古籍，而后者的真实性同样有待考证，这正是古籍辨伪的悖论和难点所在。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09）02-0118-03辨伪是图书馆学和古典文献学共同的研究内容。
古代典籍如果作者不真、年代不实或者内容假造，就可称作伪书。
作者不真的原因大致有五种：为泄愤诽谤他人、自耻署名而造伪名、借重名家以传其书、盗窃他书为已书、臆测妄题作者（张三夕，2005：190-191）。
“臆测妄题作者”指有些古代文献原来没有署作者名，后世误以为是某人所作，遂题其名。
《三字经》成书于宋代，当时未署作者姓名,在明代以前也未引起人们重视，清代学者在对《三字经》进行注疏时开始涉及作者问题，并陆续有不同的说法。
《三字经》作者之说大致有四种：一是南宋鄞县王应麟撰，二是宋末顺德区适子撰，三是明代南海黎贞撰，四是某某初撰、某某续成或增订（吴光，2007：101）。
近年来，《三字经》作者之争再起，焦点是：作者到底是王应麟还是区适子？论争主要在宁波和顺德的学者间进行。
本文以有关争论为个案，分析和总结古籍作者考辨的主要方法。
1 根据名家注疏和版本实物认定作者今人了解《三字经》的作者，依据的一项重要文献资料是清代以来知名学者对《三字经》进行注疏和整理时对其作者的认定。
《三字经训诂》的作者王相1666年为自著撰写的原叙，清雍正年间（1723-1735）夏之翰为王应麟的《小学绀珠》所作的序，清道光三年（1823年）杨迦释的《李氏蒙求集注·自序》，清道光庚戌（1850年）贺兴思在《三字经注解备要》的原叙等，都被认为是王应麟为《三字经》作者的佐证材料。
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朱士嘉我国地方志的纂修，到清代达到了极盛时期。
清代地方志不但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而且是研究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资料宝库。
因此，全面地了解清代地方志，对于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别立如下四个子目介绍：一、清代地方志概况；二、清代地方志的内容和体例；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四、清代纂修地方志的派别。
一清代地方志概况清王朝自１６４４年建立，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经历了２６７年的历史。
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先后与明末农民军作战，击破南明势力，平定三藩叛乱，收复我国台湾，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镇压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
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
仅以乾隆时期矿藏开采为例，当时广西、云南、贵州的金、锡、铅、铁、水银、丹砂等矿；山西、四川、广东的金、锡、铁等矿；湖南的银矿都招商致采；仅云南蒙自一县，就有矿工数万人（何其芳《中国文学史》）。
随着清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也有显著的进步。
康熙除领导全国测量绘制《皇舆金览图》外，还组织《明史》和《大清一统志》的编写工作。
１６７３年诏令各省纂修通志，供明史馆和一统志馆参考。
乾隆、嘉庆相继诏令各省修志，供《一统志》采择。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十六个省在雍正时期完成纂修通志的任务。
这是雍正于１７２９年下沼催修通志的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地方志５５８７种，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８１凹多种的百分之七十。
这是封建王朝修志的全盛时期，面康熙、乾隆时期分别修过１３７２种和１１００种，为清王朝修志的旺盛时期。
这是与康雍乾三个时期政局的稳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修志诏令的频繁，地方人士的响应，劳动人民的支持，都有密切联系的。
现在再就清代地方志的类型、纂修、特征，简单介绍如下：清代地方志具有十五个类型：通志（省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直隶厅志、厅志、道志、关志、卫志、所志、旗志、司志、镇志、井志和乡土志。
明清时代的目录学
为了整理浩繁的典籍，人们把书目进行综合排比，分门别类，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科学，这就是“目录学”。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书籍，记载着各种科学和知识。
早在汉朝，刘向就把“秘阁”（皇家书库）的藏书分为七类，说明书籍的内容，编成《七略》。
到了晋代，荀助又把书籍编成“甲乙丙丁”四部，就是“经子史集”。
这些就是“目录学”的起源，也称“流略之学”。
明清时代，随着生产的发展，刻书之风日趋繁荣。
这个时代的书目，可以分为三类：（一）官藏书目如明代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焦饮编《国朝经籍志》、清代纪的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是专门记录国家图书馆藏书的书目。
（二）史志即《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和《经籍志》。
最早的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
其后，如《唐书》、《五代史》、《宋史》、《明史》、《清史稿》等，都有《艺文志》。
（三）私家截书目录明清时代各地私人的藏书很多，一些文人专为藏书家编了书目。
如明代范钦编《天一阁书目》、钱谦益编《绛云楼书目》、黄虞授编《千顷堂书目》（《千顷堂书目》，记载了元明两代各家著述目录，对研究元明两代的历史文献，尤有帮助）。
清代四大藏书家分别编有杂目，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书目》、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楹书隅录》、湖州陆氏“丽宋楼”《十万卷楼丛书》、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目》。
上举各类书目的编纂方法都与《四库全书》相同，后来由于新的书籍门类日趋增多，到嘉庆年间孙星衍编《孙氏祠堂书目》，把书分成为经学、小学、天文、地理、史学等十二类；其后，缪荃孙为张之洞编《书目答问》五卷，除“经史子集”外，又增加了“丛书目”。
随着书籍门类越分越细，“目录学”这个“旁宗之子”，居然“蔚为大国”。
这样，又出现了专科的目录学，如章学诚编的《史籍考》，日本人编的《医籍考》等等也应运而生了。
明清时代的书籍浩如烟海，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资料是丛书，地方志，野史、笔记和诗文集，档案。
张时彻与嘉靖《宁波府志》研究
南京膳 部主事 ，不久 任武库员外 郎还 复为仪制郎 。之后在南
京八 年 ，天下名 流如 吕楠 、邹守益 、顾梦 圭等都争相折 节与 之相交 ，并且 以诗词歌赋名动 大江南北。
一
在仕 途上 ，张 时彻 可 以说 是起 起伏 伏 ，但 总算做 出了 就是 《 海防书 》。为什 么说 特别 ，因为在 宁波 以往地方 志 中 番成 就。嘉靖 十年 （ １ ５ ３ １ ），张时彻升 任江西按察副使 ， 督 江西 学政 ，成为地方 高官 。在此期 间 ，把学子 中 “ 冒士服 是没 有海防这么一个体例 的 ，在其他地方志 中也找不 到有关 而农贾 实者 ”口 】 予 以淘汰 ，以现在眼光看 显然是不 允许农 民 海 防记 载 。因此显得特别而珍 贵 ，而嘉靖 《 宁波府 志 》单独 商人读 书来 保持士族 的纯 粹性。 由此造成 江西贵族官员 的不 列 出这 么一卷也是 有其 自身的原因 。 首先 在嘉靖 时期 倭寇 侵境 已经成 为 当时 明朝边 防作 为 满 ，因此唆使言官调走 了张时彻 。嘉靖二 十五年 （ １ ５ ４ ６ ）， 张 时彻 提拔 为右 副都御 使 ，巡 抚 四川 。任 职期 间 ，有 白草 严重 的事 件 ，东南沿海各大城镇都在 倭寇的侵略范 围内，甚 坝 （ 今 松潘 、茂州交界处 ）白草番 （ 白草 坝藏 民 ）常不满官 至首 都南京 都是倭寇 的侵 略 目标 。而宁波正好处于东南沿海 范 围之内 ，可 以说是倭患交往严 重的重灾 区，所 以宁波在屡 府统治 ， 屡 次反叛 ，时彻 出兵讨伐 ，经过大小 数十次战斗 ， 擒首领 五人 ，破寨五十座 ，毁 碉 四千八百座 ，俘虏 一千五百 次被倭寇侵 略的同时也有 了屡次 和倭 寇作 战的经历 。这些经 历是 以往 的宁波不 曾遇到 的 ，于是 这些经历构成 了明朝 中期 人 ，因平叛 得力 ，升迁右 部侍 郎 。嘉靖三 十三 年 （ １ ５ ５ ４ ）， 东南沿海一 带倭寇屡次犯境 ，在太守李默举荐下 ，张时彻 出 任南京兵部 尚书一职 。次年七 月 ，倭寇连续在浙 江 、安徽 、 宁波 的历 史 ，因此宁波地方 志有必要 将它记录下来 。其次 ， 编纂嘉靖 《 宁波府志 》的主编张 时彻 亲 自参与过于倭寇 的作 战 ，在倭寇侵 犯南京时期还是南京守 卫长官 。所 以，对倭寇
王京州丨清初类书与文献传承——以朱彝尊的类书观念、收藏和实践为中心
王京州丨清初类书与文献传承——以朱彝尊的类书观念、收藏和实践为中心王京州摘要：朱彝尊对兔园策的激烈批评和存而不废，在清初学者中极具典型性，这种新型的类书观，代表一种博雅会通的治学蕲向。
朱彝尊的曝书亭不仅富藏类书，而且在著录时拔类书与四部并列，在利用类书进行治学时则有三种表征，一是注重唐宋类书，二是选择善本，三是重视考辨。
作为清初一流学者，朱彝尊不仅指导其子昆田从事类书事业，而且躬身自纂类书，他的许多著述都体现出“博综旧义”的类书特征。
朱彝尊指引朱昆田编纂的《摭韵》，对康熙敕编《佩文韵府》导夫先路。
同时清初类书的文献传承功绩，对清中期编修《四库全书》以及乾嘉学者对类书的重视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朱彝尊；清初类书；文献传承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文献典籍的传承至关重要，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坚实基础。
对于历经劫难的中华民族而言，文献之所以传承不坠而历久弥新，自然有赖于每个人的参与，而其中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尤为关键。
清初承明代之盛，不仅在类书编纂的数量上蔚为大观（1），同时又因传统汉学的渐次兴起，学者的类书视野开始穿越元明两代，投向唐宋尤其是唐代类书，借重于发掘古类书的文献价值，成为清人学术研究的崭新取径。
本文将目光聚焦于清初，以朱彝尊的类书观念、收藏和实践为中心，考察清初士人对于文化使命的自觉承担，并进而探讨类书在文献传承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类书观念：对兔园策的批评兼具学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朱彝尊，以其经学淹博和文学优长，对清初文献整理和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诗文中，朱彝尊经常使用“兔园册”的典故（2），对这一典故的系统分析，有助于窥探他的类书观。
概括来说，朱彝尊对兔园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陋”“末”“俗”这三点上。
首先，朱彝尊对兔园册的批评在于与“博”相对之“陋”。
他在《跋五百家昌黎集注》中写道：宋人辑书往往以摭采之富夸人，若蔡梦弼《杜诗注》号为千家，成申之《尚书集解》号四百家，亡名子《播芳文粹》号五百家是也。
明清时期的古籍文化及其价值
明清时期的古籍文化及其价值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明清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学术和技术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其中，古籍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从古代汉字的演变到具有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书法和篆刻艺术，明清时期的古籍文化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明清时期的古籍文化1.汉字文化汉字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
在明清时期，中国的汉字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当时的学者对汉字的研究非常深入，他们以历史文献和古籍为基础，对汉字的意义、起源、演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对现代汉字文化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
2.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时期，儒家文化再次得到了重视和发扬。
当时的学者对儒家经典和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解析，如四书五经、道德经、孟子等等，对儒家教育的思想、方法和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传承。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思想、伦理和教育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书法和篆刻艺术书法和篆刻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艺术也得到了明清时期的推广和发扬。
当时的书法家和篆刻家的作品非常丰富多彩，他们不仅对古代书法和篆刻的传统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创造了许多新的风格和流派，对现代中国书法和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明清时期古籍文化的价值1.历史价值明清时期的古籍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重要的历史遗产。
这些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精髓，是我们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必须借鉴和发扬的宝贵资源。
2.艺术价值古籍文化中的书法、篆刻、绘画等艺术形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代表。
这些艺术品在现代中国社会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装饰和鉴赏功能，能够为人们提供美的享受和人文关怀。
3.思想价值古籍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哲学思想等思想体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文化精神。
宁波书院文化遗产的价值、困境和保护路径
宁波书院文化遗产的价值、困境和保护路径作者：郭添泉来源：《宁波通讯·上半月》2022年第08期书院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提升城市内涵、发展社会文化、促进教育进步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宁波在书院的复兴和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也存在一些不足。
立足宁波实际，遵循相关原则和思路，宁波书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主要有以下四条路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宣传；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举办国民教育学校；建设社会公共文化空间。
每条路径各有其适用情形、参与主体和对应举措。
宁波书院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宁波书院自古兴盛，自宋至清代，宁波书院数总计97所，各朝代的书院数量始终在浙江名列前茅。
当前，宁波的书院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书院遗址，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云庄（甬上证人书院），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天阁（王阳明讲学处），县区级文保单位金山书院、育英书院、灵山书院、球山书院碑记石刻、蛟川书院牌坊。
二是书院文献，有志书《姚江书院志略》《贸阝山书院志》，课艺录《月湖书院课艺》《辨志文会课艺初集》等，另有大量的书院史料散存在方志和文集中。
三是由古代书院转型而成的现代学校，如贸阝山书院改为鄞县县立高等学堂（今镇明中心小学），慈湖书院改为慈湖中学堂（今慈湖中学）等。
除此三类，还有书院名、书院精神、书院制度等精神文化遗产，蕴藏在上述遗址、文物、文献等物质文化遗产中。
就内在价值而言，书院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自宋至清代，宁波先后产生一些影响重大的学派，书院是诸学派形成、发展、传播的重要载体。
近代建立的西式书院、新式书院，对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培育现代人才起到重要作用。
总之，书院促进了宁波社会文化的发展，见证了浙东思想、学术、教育的变迁，对现代人认识历史、传承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就外在作用而言，书院文化遗产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
首先，宁波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城市形象，其中，“书”的内涵，不应仅指藏书文化，亦应包括书院文化。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一部巨著，其中包括了许多子部类书，这些书的文体多种多样，包括诗、文、史、集等等。
这些书的文体学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学价值
子部类书中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当时的文学风貌和文化特色。
例如《文苑英华》是一部收录唐宋八大家、元明四家和清人二百余家诗文的文集，其中既有宫廷诗歌，也有田园山水诗，还有各种杂文随笔，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文学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又如《红楼梦》是一部经典的小说，被誉为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历史价值。
二、历史价值
子部类书中不少作品是对历史发展的见证和记录，这些作品对于了解历史事实、掌握历史变迁具有很高的价值。
例如《太平广记》是一部收集唐代到明代的神怪传奇故事的书，它不仅记录了民间的神话和传说，还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心理和风貌。
又如《资治通鉴》是一部用简明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中国历史上自黄帝到明朝末年的历史事件，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三、语言价值
子部类书中的一些作品语言优美、表达清晰、富有韵味，具有很高的语言价值。
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歌，语言简洁，意境深远，多为大气磅礴之作，被誉为“诗仙”，其诗歌的韵律和意境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又如《金瓶梅》是一部明代小说，语言生动活泼，铿锵有力，形象生动，极具吸引力。
综上所述，子部类书是《四库全书》中的精华部分，其中的作品具有文学、历史和语言方面的价值，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色，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历史和文学的重要素材。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集大成之作，收录了众多的古籍文献，包括了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天文、地理等等各个领域的知识。
其中，文学类书籍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文化内涵，成为了文体学研究的宝贵资源。
《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的文体学价值，不仅在于其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风貌与思想观念，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文学艺术发展变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价值。
一、散文类书籍《四库全书》子部类的散文类书籍数量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代表性的书籍有《植物异名录》、《太白阴阳寿歌注》、《富春山居图注解》等。
它们以各自独特的文风和语言特征，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和审美倾向。
《植物异名录》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本草纲目》外篇，囊括了大量植物的信息和分类。
在这部书中，作者的语言十分简练严谨，注重实用性和准确性。
同时，也不乏作者的感情色彩，如在《植物异名录》中，作者发人深省的名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表达出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现实的关切，展示了作者对自然与人类生存的智慧。
《太白阴阳寿歌注》则具有浓郁的古代气息，能够反映出唐代文化特点和艺术特点。
作者注解《太白阴阳寿歌》，除了使读者了解典故和古代八卦思想的外在含义，更进一步剖析了作品的内涵和艺术结构，以期探究其深层次的审美意义。
这种注解方法，是典型的古文文学批评范式，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富春山居图注解》则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山水画册之一，其文本体现了北宋风物诗的描写方式和审美观念。
作者对其中每件事物的描写都富有细节感，同时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居于自然中的幸福感和对山水画艺术的热爱。
这种语言的风格和节奏，表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审美观念和文学风格的一种特点。
二、诗歌类书籍在《四库全书》子部中，诗歌类书籍的数量并不算太多，但是，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代表性和重要的文学作品。
如《三七集》、《东篱乐府》、《武陵春话》等。
《三七集》是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集，她的词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和优美的艺术表现。
浅论清代浙东私家藏书的历史地位
浅论清代浙东私家藏书的历史地位冯晓霞【摘要】The Qing Dynasty not only preserve the eastern Zhejiang private collections o f Zhedong Culture essence, but also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 role.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Qing Dynasty in eastern Zhejiang private bibliophile collection activitie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spected our country private library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reveal the library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清代浙东私家藏书不仅保存了浙东文化的精华，而且对浙东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文章通过对清代浙东私人藏书家收藏活动的详细描述，考察了我国私家藏书楼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藏书在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期刊名称】《图书馆》【年(卷),期】2012(000)005【总页数】3页(P136-138)【关键词】清代;浙东;私家藏书【作者】冯晓霞【作者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浙江宁波31501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8.83清代浙东私人藏书家不仅在保存、传播古籍及护藏家乡文献中作出了贡献，而且为编纂大型丛书及各类史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浙东学派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在我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嘉靖《宁波府志》理学人物传的编纂理念
嘉靖《宁波府志》理学人物传的编纂理念
方宁
【期刊名称】《上海地方志》
【年(卷),期】2024()1
【摘要】嘉靖《宁波府志》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其时王阳明心学在浙东地区大兴,是志辟设“理学”一门,实属旧志篇目设置的创新之举,也为后代志书所效法。
该志人物传理学卷在立传标准和内容裁选上主要遵循三点:一是扬“陆王”抑“程朱”;二是详“学行”略“仕宦”;三是显“师承”隐“自得”。
以此也可以看出理学思潮对地方志书编纂的渗透和影响。
【总页数】9页(P12-19)
【作者】方宁
【作者单位】宁波市史志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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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意象运用特点论文
清代意象运用特点论文摘要乾隆年间，高宗为了存贮《四库全书》，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七座藏书楼。
其中北方四座均兴建在皇宫和离宫中，分别是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沈阳故宫文溯阁。
还有三座建在南方，称为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与杭州圣因寺文澜阁。
本文从清代皇家园林写仿角度探讨了四库-七阁写仿天一阁。
本文研究了四库七阁的写仿原型——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的概况、建造理念、藏书探究﹑建筑园林分析,揭示了天一阁在范氏后裔苦心经营下独特的历史沿革，以及“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藏书文化，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还原了高宗纂修《四库全书》“稽古右文”及“寓禁于征”的背景和过程，验证了高宗对于四库七阁写仿天一阁的设计意图，介绍了四库七阁的现状概况，阐述了清代皇家园林对于意境、情境和物境写仿的三种主要类型，研究了从天一阁到四库七阁“以水喻文”的命名转译，分析了四库七阁在建筑形制、园林空间上因地制宜的园林设计特点及对于天一阁的写仿，并结合文献及现状遗址复原了文源、文宗、文汇损毁三阁的建筑及园林院落，为后续分析四库七阁及复原三阁等研究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清代皇家园林四库意象第一章绪论1.1研究目的及意义乾隆年间为了存贮《四库全书》，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七座藏书楼，其中北方四座均兴建在皇宫和离宫中，分别是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和避暑山庄文津阁，南方还建有三座,称为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与杭州圣因寺文澜阁。
在此基础上本选题计划在清代皇家园林的写仿研究中剖析四库七阁的写仿意象及营建过程。
对四库七阁的写仿意象及营建过程研究不仅有益于对其现存四阁的保护和修复研究，同时也能为其他三座的研究和复原提供依据，对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基于江南私家园林与北方皇家园林综合比较，打通南北、私家与皇家园林的界限。
宁波学研究→藏书文化→归书十例
宁波学研究→藏书文化→归书十例一、《周易要义》(宋)魏了翁撰，明蓝格抄本。
全书十卷，访得六卷，存卷一中下，卷二，卷七至十，计二册。
每册首钤“天一阁”朱文长方印。
魏了翁撰各经要义，共有九种，流传颇少。
《周易要义》进呈四库馆后，乾隆三十九年，弘历在书上题五言古风一章，称此书“释文考陆氏，兼引马郑王，简以得其要，约而颇致详。
彝尊尚勿知，希宝诚吉光”。
又说“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
但《四库全书》系据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抄录。
此书卷首并乾隆题诗均佚。
二、《明武宗毅皇帝实录》(明)徐光祚等纂修，明蓝格抄本。
全书一百九十七卷，部份散出，解放初，阁内原存一百三十六卷。
今又访得四十三卷，即卷五十九至九十五，卷一百零二至一百零七，计四册。
访归书与原存书版本相同，书根题写字体及格式均相同。
天一阁多藏《明实录》。
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各实录都是明抄本。
除此书外，均已散出。
三、《国朝诸臣奏议》〈宋〉赵如愚编，宋淳祐十年刻、明正德公文皮纸背面印本。
全书一百五十卷，部份散出，五十年代初，阁内原存仅二十八卷。
今又访得十五卷，即卷五十四至六十，卷六十七至七十四，计二册。
访归书与原存书版本相同，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三字，白口，版心上记字数，下列刻工名氏，双鱼尾，左右双栏。
但访归书书根题字经后人装修后磨损。
四、《象山县志》〈明)毛德京、杨民彝等修，明嘉靖三十五年刻，隆庆五年增补本，海内孤本。
全书十五卷，首毛德京序，卷一建置，卷二区域，卷三山川，卷四风物，卷五版籍，卷六学校，卷七礼秩，卷八兵卫，卷九官守，卷十至十一人物，卷十二至十三杂志，卷十四至十五艺文。
计二册，每册首钤有“范氏天一阁藏书”朱文方印。
象山县今属浙江宁波市。
毛德京序:“邑旧有志，芜废已久，事迹罔稽，欲览无由也。
”这是现存最早的象山县志。
五、《茶陵州志》(明)张治纂修，明嘉靖四年刻本，海内孤本。
全书二卷，首夏良胜序，张治序，卷上郡谱、分野、城池、坊市、山川、风俗、食货、民赋、物产、公署、惠政、关梁、水利、祀典、古迹；卷下学校、武备、官守、选举、循良、人物、列女、艺文、寺观、传疑、杂志、卷末龙大有后序。
明清时期方志研究
明清时期方志研究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的描述和记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
在明清时期，方志的编纂和撰写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有数千部地方志、县志、乡志等面世，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方志集成，如《皇清经世大典》、《四库全书》等。
这些方志既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
明清时期方志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地经济文化繁荣，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志编纂和撰写的繁荣。
由于明代地方志技术水平和管制机制逐步完善，因此许多地方志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清代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期，不过与此同时，随着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各地方志编纂和撰写的规模和水平又有了新的发展。
可以说，明清时期方志研究的背景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科技的进步。
明清时期方志研究的意义在于，方志是反映地方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载体，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方志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传承中华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当今社会，对于方志的研究和发掘也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影响明清时期方志研究的因素在明清两代，方志的编纂和撰写取得了繁荣和发展，这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经济文化繁荣，人民对于自己的地方文化和历史更加重视，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地方志编纂和撰写的繁荣。
而到了清代，则是由于清朝政权的重视和支持，方志的编纂和撰写更加规范和完善。
另一方面，地方志的编纂和撰写也得益于文化科技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文化和科技成果，这些成果直接促进了方志的编纂和撰写。
具体来说，明代的扩印术、木活字印刷等技术，为方志的印刷质量提供了新的保障；清代的《四库全书》等文献整理工程，为方志的编纂和撰写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明清时期方志内容的特点从明清时期遗传下来的方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内容特点，这些特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时代性。
方志学的文学价值
摘要： <正>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著述极富,在世界文化史上居于优先地位。 从有关文献及 历代地方志书本身考察,早在周代就已有地方志书出现,迄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了。且在如此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纂修方志之举从未间断。隋唐以降,由于封建社会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国 防上的需要,更加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定期纂修方志,蔚成风气。清代统治者积历史之经验,极其重 视地方志的纂修,康熙、雍正皇帝都曾下令全国各省府州县修撰志书,其后并规定各州,县志书六十 年一修的制度。当时许多著名史学家,学者积极参与修志,官修私修并举,且出现了如章学诚那样造 诣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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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雍正《宁波府志》的文献学价值作者：张沁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0期摘要：本文通过对雍正年间修订的《宁波府志》的梳理，分析该地方志对宁波本地文人的生平以及各方来客在宁波府期间从事的文学活动的记录，将他们的个人创作、总结编修作品、石碑篆刻以及描写宁波当地风物的作品尽数纳入，分门别类，为研究文人们的创作生平以及宁波府文化底蕴提供参考资料。
关键词：宁波府志；文献价值；查漏补遗[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2雍正《宁波府志》（下简称《宁波府志》），为当时宁波知府曹秉仁等人所修，万径等人纂。
笔者所用版本系据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刻本影印。
全书共三十六卷，首一卷。
内容详实丰富、门类清晰，具有极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一、人物志对文学家的创作生涯进行总结和补充《宁波府志》以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共三卷篇幅以县为单位罗列历朝历代人物，又别开名宦、名臣、忠节、孝义、文苑、特行、隐逸等卷列举个中翘楚。
笔者仅举其中较为知名人物为例。
唐代虞世南。
录于卷二十一慈溪人物志。
《宁波府志》中记叙其由陈入唐的仕途经历，形容其“生平笃于孝友”，“容貌儒谨，外若不胜衣，而议论持正，遇事敢言，刚直之性，老而弥笃”[1]，多次直谏唐太宗，卒后得太宗称赞“世南对朕忠心一体，拾遗补阙，无日暂忘”。
方志有别于传记，篇幅所限，然以寥寥数百字叙述虞世南生平，并描摹其人品性，已属难得。
唐代贺知章。
录于卷二十鄞县人物志。
《府志》形容其为“性放旷，善谈笑，贤达”，“每醉辄属词，笔不停书，工草隶，好事者具笔砚从之，意有所惬，不复拒，世传以为宝”[1]。
此节尽显方志考证的特质。
在普遍认知中，贺知章为今杭州萧山人，而雍正《宁波府志》将其列入宁波府人物。
考据理由如下：“按知章据唐书越州永兴人，永兴今萧山县，故旧通志列绍兴隐逸传，但鄞南乡有山名响岩，地名高尚，传为知章故里，相沿已久，又近代《广舆记》等书，亦载宁人物中。
当非无据，今仍之。
”[1]虽难免有难免有攀附名人之嫌，但贺知章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应也不失考证之据。
在研究贺知章其人、其作品之时，亦为一种参考。
宋代史浩。
录于卷二十鄞县人物志。
《府志》着重突出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成就，甚至详细阐述了他的身后事，却忽略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大约其身份过于显赫，以至于文学才能在有限篇幅内被选择性省略了。
二、艺文志中对有关宁波府的文学活动的系统总结编者于艺文志前自述编纂艺文志的初衷。
言“志之有艺文也，盖史家之遗，而有与史异者，史列诸书之目而已，志则郡中大营建之作，于夫学士大夫纪载旧闻敷陈，民瘼登临山水之诗若文皆所不遗。
盖有足以备考稽资法戒者，固不容听之烟云过眼也，宁自任阚诸虞……顾百年来散亡磨灭或仅存其目而是编所载反有出于旧志之外者，其亦是邦文献所关，母宁过而存之也欤。
”[1]大意是立志将史书、旧志之外关于宁波府的文献尽数搜罗收录其中，其初衷大约就可以“查漏补遗”四字概括。
1、艺文志上：目次该部分以朝代划分，囊括各类作品。
（1）私人著作如宋周邦彦《清真集》。
（2）编注旧有著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府志》对王应麟作品的总结。
上文已经提及王应麟被收录在本书的名臣志中，足见编者较为认可的是王应麟作为官员的成就。
但本书并未忽略王应麟作为一个考证大家的成就，列举其多达二十余种，六百多卷的著作：“《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藁》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诗地理考》六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记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解践祥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四卷、《词学指南》六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卷、《小学讽咏》四卷。
”[1]其中最出色的是王应麟私撰的《玉海》二百四卷。
分天文、地理、官制等二十一门类，除却类书作用，对目录学亦是贡献非凡。
这样丰富的著作或可解释南宋遗民王应麟入元后二十年“空白”的人生。
但在王应麟的诸多作品中，并未提及《三字经》，因而王应麟是否《三字经》作者，犹待考证。
（3）编纂的方志及类书等如明代张时彻《宁波府志急就方书》。
（4）除文学外的其他类目书籍亦有記录如明代医学家王纶的《学庸要旨》、《草本集要》、《名医杂注》等著作。
其中大部分作品今尚存，小部分作品虽亡佚，然能存其目，亦能算得一种亡羊补牢吧。
2、艺文志中：杂文、艺文志下：诗词这部分收录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宁波府籍的文人作品，而是将所有与宁波府有关的作品都保留下来。
其中不乏蜚声文坛者，诸如陆云、柳宗元、陆龟蒙、司马光、范仲淹、陆游等人都有关于宁波府风土人情的作品被载入。
（1）王安石《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中记载：“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
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
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宁波府志》艺文志中保留了王安石的三篇文章，四首诗作，应是庆历六年至庆历王安石任鄞县知县时所作。
据宋书，王安石在鄞县任上的主要政绩是兴修水利。
王安石在《鄞县经游记》中就曾写到他视察工程的经历。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戊寅升鸡山观碶工凿石……以夜中质明观新渠及洪水湾……”[1]而从王安石自己的作品观之，他似乎对自己扩办学堂一事更有心得。
在《慈溪建学记》中王安石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
开篇他就肯定了政教的重要性，他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而政教的目的在于为天下取士。
“则士朝夕所见所闻，无非所以治天下国家之道，其服习必于仁义，而所学必皆尽其材。
一日取以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则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备选者，其施设亦皆素所见闻而已，不待阅习而后能者也。
”[1]同时，王安石的教育观是极其务实的。
他揭露了天下尊孔，却将学孔变得僵化的现状——“而学之士，群居、族处，为师弟子之位者，讲章句、课文字而已。
至其陵夷之久，则四方之学者，废而为庙，以祀孔子于天下……当此之时，学稍稍立于天下矣，犹曰县之士满二百人，乃得立学。
于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学，而为孔子庙如故，庙又坏不治。
”他指出教育应应时而变，单单尊崇孔子而不立学，实属无用。
另外，文中还表现了王安石的择师观。
虽然他在前文中指出“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洁，而其施设已尝试于位而去者，以为之师”，但在慈溪这种特殊情况下，王安石选择了当地学者杜醇来担任学堂的夫子。
他在《请杜淳先生入县学书》中写道：“有归之以师之重而不辞，曰：‘天之有斯道，固将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馀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
’……愿先生留听而赐临之，以为之师，某与有闻焉。
伏惟先生不与古之君子者异意也，幸甚。
”[1]王安石言辞恳切，请求杜醇先生来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重担，足见其尊师重道。
在杜醇先生去世之后，王安石还作《挽慈溪杜醇先生》（亦收录于艺文志中）缅怀，此为后话。
在《慈溪建学记》中王安石也解释了选择杜醇的原因：“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
夫以小邑得贤令，又得宜为人师者为之师，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进美茂易成之材，虽拘于法，限于势，不得尽如古之所为，吾固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
”[1]除却杜醇本人的品德才学，王安石选择杜醇还因为他是受本地的风俗浸润的，他的思想和方式更适合本地的学生，也就回归了王安石最初为国家储备官员的想法——让这些学生成为治理当地的官员。
另一方面，王安石也发现了教育潜移默化的长远作用。
“夫教化可以美风俗，虽然，必久而后至于善。
”时年王安石尚不到而立之年，已经具有这样长远的目光，与他未来成为颇有作为的政治家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慈溪建学记》是王安石在慈溪孔庙留下的碑文，不仅是一篇抒发作者政见和思想的优秀文章，能够作为研究其文学成就与未来政治行为的参考，也见证了他在慈溪知县任上对慈溪当地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2）苏轼《宁波方志》中收录其文一篇（《宸奎阁碑》），诗两首（《送冯判官之昌国》、《月湖十洲倡和诗》），苏轼年谱中未见其曾于宁波府任职，应是知杭州期间所作。
（3）黄宗羲相较于前两位，黄宗羲与宁波府的渊源要更深一点。
黄宗羲是绍兴府余姚县人氏，按现今的行政区划来看属于宁波大市范围。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黄宗羲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并在此期间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著作。
其中，《四明山志》是他的作品中唯一一本具有方志性质的著作，也是围绕四明山的唯一一本方志，足见黄宗羲对其熟悉程度之高。
黄宗羲有两篇文章收录于《宁波府志》艺文志中。
《海市赋》写的是黄宗羲在达蓬山游玩时巧遇海市盛景的所见所叹，瞬息变化跃然纸上，是一篇出色的写景文章。
《四明山九题考》则是建立在作者对四明山非常熟悉的基础上，文章以“唐陆鲁望皮袭美，有《四明山倡和》，分为九题，后之言四明名胜者，莫不渊源于此是，顾四明山非九题可得尽……”[1]总领，简单叙述了作者对四明山的考证，“余创《四明山志》，与山君木客争道，于二百八十峰之间，而知所谓九题者，陆皮未尝身至，止凭遗尘之言……”。
体现他严谨考证的态度。
本文应是《四明山志》完成后的心得总结。
另外，黄宗羲是天一阁第一位外姓入阁者，曾作《天一阁藏书记》，发出了“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感叹。
三、天一阁沿革天一阁是我国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于古典文献意义非凡。
“天一阁遗存的典籍中，以明代地方志保存得最为完好。
”[2]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天一阁，那么笔者所研究的雍正《宁波府志》的内容将会贫瘠许多。
《宁波府志》古迹卷中写道：“明兵部侍郎范钦宅之东偏左，瞰月湖，为浙东藏书家第一。
旧有张时彻、丰坊二记。
康熙巳未元孙廷辅请于姚江黄宗羲，复为之记。
”[1]在范钦的个人条目中记载道：“……爵升兵部右侍郎，遂归家居建祖祠，置祀产、恤亲、族训、宗学，聚书于天一阁，至书万卷。
”展现了天一阁在雏形时期的规模。
而其子孙后辈范光文、范光遇等人的条目中仅侧重于政绩，而并没有着笔于他们代代相传的私人藏书家身份。
在古迹卷中提及的黄宗羲为天一阁做记一事，应发生于范光文首次破格带外姓人（即黄宗羲）入阁时期，方志亦无记载。
另张时彻、丰坊、黄宗羲三人所作之记并未收录在艺文志中，不得不说是一大疏漏。
故而雍正《宁波府志》在体现天一阁文化底蕴方面尚有欠缺，实为遗憾。
总体而言，雍正《宁波府志》内容详实，门类清晰，对研究作家作品、创作背景以及文学活动等都有的很高的参考价值。
虽有不足，也算是瑕不掩瑜。
参考文献：[1]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辑第三十卷[M]. 第一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陈宁雄 .天一阁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贡献[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