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陶的为官之道

吕陶的为官之道
摘要：吕陶秉承儒家思想，倡导民本思想性和慎择官吏，并积极实践，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宋朝政治活动中，仕宦经历长达五十余年之久。

关键词：民本；慎择官吏
作者简介：黄艳，女，1982-，河北保定人，讲师，单位：河北科技学院，专业方向：中国古代史。

吕陶，字元钧，号净德，四川成都人，生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卒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2)中进士第，自此步入仕途。

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仕宦经历长达五十余年之久，是怎样的为官之道，使其沉浮于北宋中后期的官场中呢。

宋朝以文治国，大力提倡儒学，士人参与政治的激情高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代表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的心声，吕陶吸收儒家积极入仕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无论是在朝中任职，还是在地方为官，皆敢于直言，为民请命，无荣辱进退之念，“仰于天，俯于人，中于心，皆无愧”1。

下边就来具体的阐述一下他的为官之道：一、吕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
民本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的
根本。

吕陶无论是在地方为官，还是在朝中任职，皆时刻关心着百姓的疾苦。

(一)主张对百姓采取轻徭薄赋的措施
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取之于下层百姓，宋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国家用度日广，百姓受到日益严重的盘剥，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

吕陶认为应采取“节经费以宽民力”的措施，才可以使国家太平，“节经费，然后可以戒聚敛；能戒聚敛，然后可以宽民力；民力宽，则王治可望其成也”2。

元祐元年(1085)，吕陶奉使四川察知民间疾苦及官政未安之事，回朝后上章建言减轻百姓负担：
其一乞减泸州兵戍……其二乞不筑雅州城，以节横费。

其三乞立科折条约，……以戒重敛。

其四乞添和买布价，以宽民力。

其五乞减成都税院小料绫绮，罢监官免勾百姓助工。

其六乞复成都府犀浦、绵州、西昌、陵井监、贵平等县。

其七乞兴州济众监铸减轻钱庶使疲民不为炉冶所困。

其八乞详审改正蔡蒙所减铁价并所夺人铁炉。

其九乞开卓筒盐井，以济困穷，赖其课入，可助本路之用3。

(二)主张民有其田
宋代施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大量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或为地主耕种土地的佃户，“今天下之田，大半归于兼并，而贫人不能占以为业”4。

百姓受到封建国家和富人的双重盘剥，生活很是困苦。

吕陶提出应先限名田，再责守宰的方法。

在当时是顺应社会
发展趋势的，任何措施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历史的发展。

但他希望人人有可耕之田的愿望是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这一点应当肯定。

(三)主张慎刑，宽刑
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在礼与刑的问题上，吕陶主张要以礼为本，以刑为末。

他认为礼是致中而纳善，刑是防过而惩恶。

“礼者止邪于将然之前，而刑者禁暴于已然之后。

且将然之邪，有礼以止之，则已然之暴，不待禁卫而自息矣。

是刑之权，寓于礼而归之于之治也”5。

在刑法上，吕陶主张慎刑，宽刑。

审刑院，是宋太宗于淳化二年(991)八月，为防止大理寺及刑部胥吏舞弊，于禁中设置的。

纠察在京刑狱司，是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七月四日设置的，专门纠察京师诸监狱的过失与滥用刑罚等事。

这两个机构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于是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八月，将审刑院和纠察在京刑狱司一起并入刑部。

他认为这样则是“初则自断，中则自雪，终则自劾，盖非人情之所宜”6。

希望朝廷能复置这两个机构。

其实“大理寺断后只由刑部详复的案件，置审刑院后，还要经过审刑院的详议，实际上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7。

从慎刑这一角度来说，他主张复置这两个机构，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冤案的发生，使判更加公正，民众少受其苦。

(四)其他的民本主张
百姓除了受到封建国家的剥削外，疾病也是威胁他们生命的一
个主要方面。

宋朝的医政建设，虽然较之前代有较大发展，但普通百姓在生病之时仍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吕陶认为“宜博选良医，以教天下之专其术者，诏天下之民，有能习之，则课试艺学，而宽其赋役，使其邻里乡闾之人，可以治病，”8。

让有医术之人，向愿意学医之人传授医术。

另外，吕陶还认为，朝廷要重视赦文的执行情况。

封建国家颁布的赦文，一般来说，是有助于减轻百姓的部分负担的。

地方官员如不严格贯彻国家的诏令，百姓也不能享受到国家的恩泽，所以他认为朝廷应该“明诏中外，应赦文放欠官司不为施行者，许民庶实封闻奏，所属不得留滞”9。

二、主张慎择官吏
儒家思想在选官上主张“任贤”为了确保能选到称职的官员，就涉及到选官之制是否完备，朝廷能否按规定选任官员等等问题。

吕陶继承儒家君臣观，认为君主应该对臣以诚相待，而臣子要尽忠报君，“天子待大臣以不疑，则上下之情相通，此治化之民由起也。

……大臣之于君，心系天下之谤而不计其功过，必救人主之失，而不虑其荣辱，必除天下之小人而不恤其毁誉。

此所以成其利，全其美而用其君子也”10。

君主选到称职官员，任之不疑，协助君主治理国家。

官员是统治者意志的具体实施者，选官之制是否完备关系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行。

吕陶认为宋代官制存在诸多弊端的根源是，选官之法不精，恩荫太滥。

“入仕之法不精，用人之制不慎也”。

宋
朝以恩荫得官者，不在少数，也是造成宋代“冗官”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要改革宋朝的选官之弊，就要严格限制由恩荫得官者的数量。

吕陶还指出了宋代的资循之制存在的弊端，这一制度“法制一定，循袭既久，泥不知变，则进退在下，而与夺不出于上，反为用人之大弊”11。

他提出京秩以上的官员，由近臣举荐，并令相关部门详细考察被举荐者的道德能力，能胜任者方得除授官职。

而守宰郡丞之职，则在君主“周询广采”的情况下，确定除授之人。

这样君主掌握官员的选任，就可以选出贤臣了。

另外，在任官之制中，吕陶认为堂除不应过多侵夺吏部阙数。

宋代的差除之法主要分三个等级：特旨除授——皇帝亲自任命一些重要官员的制度，主要是任命两府官员及侍从官；堂除——宰相府、枢密院差注非特旨除授的官阶在五品以上的官员；吏部差注——主要注授全国官僚队伍中的基层官员12。

有宋一代堂除和吏部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统治者不得不对二者所据有的阙数进行经常的调整。

元丰八年(1085)八月，即把“繁剧去处、重法地分，吏部所用知州、通判、知县，并在京库务、寺、监丞阙六十余处，并归中书取旨选差”13。

中书取占吏部阙额的结果，使吏部员多阙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常调官待阙时间更长。

元祐元年，时为殿中侍御史的吕陶上疏指责执政大臣取占吏部阙，任非其人，使“除吏之弊，私询浸多”，乃至为堂除大臣子孙而把吏部
久已授人的阙位取作堂选，“夺他人已授者与之”14。

他认为应将堂阙和部阙区分开来，“并不得于吏部所使阙差授及冲已授之人”15。

他的这一主张被朝廷采纳，将堂除与吏部官阙做了大略划分16。

吕陶秉承儒家思想，以民为本，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宋朝政治活动中，对宋朝存在的弊端直陈其弊，其主张多有补于时弊。

为官地方，修建学校，注意对民众的教化，兴修水利等，推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主张归根到底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是有利于确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