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章为什么以“我”为叙述对象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13级8班王宏坤鲁迅的文章为什么经常以“我”作为叙述者？比如《祝福》、《孔乙己》、《故乡》探究分解①不以“我”为叙述者行不行②以“我”为叙述者的妙处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督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

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

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

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7年11月10日，茅盾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第十八卷十一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

茅盾认为鲁迅的价值在于使读者由阿Q等“老中国的儿女”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

这其实是鲁迅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价值。

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鲁迅最根本的精神是“为着将来和大众牺牲的精神”，“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

纵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就当时来说，还是把中华民族对鲁迅的认识推向高峰，是前一时期鲁迅研究成果的精神总结。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

新中国成立17年中就已渐占上风的左倾势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大浩劫，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被踏倒在地了，惟独鲁迅被推上了“神坛”，成为“文革”倡导者们恣意利用的政治工具。

然而另一方面，鲁迅的书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借以沿续文化脉络的惟一寄托，鲁迅又一次拯救了中国文化。

国际影响日本已经形成了悠久的鲁迅学史，以20世纪40年代竹内好的《鲁迅》为起点。

《鲁迅是一位思想家》的鲁迅论，是日本的思想家与中国的思想家鲁迅在“抗拒为奴”这一点上达到了“深度契合”。

之后伊藤虎丸提出了“个的思想”，认为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的深刻理解使日本鲁迅学界的鲁迅观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北冈正子和丸山升则是实证学者的代表。

木山英雄以诗性哲学家的思辨见长。

藤井省三、丸尾常喜、吉田富夫、中井政喜、工藤贵正等则善于寻找研究的切入点。

而最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是日本学界的调查实证精神，主要体现在仙台平凡社和东北大学阿部兼也、花登正宏等先生关于鲁迅在仙台的调查记录和《鲁迅医学笔记<脉管学>》的翻刻、解题。

日本统治第一时期(日帝时期)的李明善是早期研究鲁迅的代表。

他在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鲁迅研究》。

在他眼里，鲁迅后来成了一位通过杂文指向革命的富有理想情怀的文学家。

他后来站在北部的立场参加南北战争而牺牲。

第一时期的左翼作家韩雪野(1900-1976)的作品直接受鲁迅的影响。

日帝时期他写了《摸索》《波浪》等短篇小说，明显受到鲁迅《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的影响。

金史良(1914-1950)的短篇小说《天马》和《Q伯爵》，也都受到鲁迅的正面影响。

刘阳善(1952- )的《狂人日记》可说是完全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而朴景利的《给Q 氏》则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

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

韩国的鲁迅研究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丰硕的成果和深度。

1920年，韩国的学者梁白华就把日本中国学家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打漩的文学革命》翻译成韩文，把鲁迅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狂人日记》介绍到韩国，至今已有85年，形成了相当成熟的鲁迅学学科规模，朴宰雨主编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就是重要的见证。

岭南大学法律学院的朴洪奎(1952- )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自由人鲁迅》一书中解释“我喜欢鲁迅的原因，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作为批判性自由人，再没有像鲁迅那样彻底的人物”；“我不赞同把鲁迅当做民族主义者”；“鲁迅对反权力、反奴隶的呐喊，不仅在中国有效，同样，在韩国也有其说服力”。

李泳禧是众所周知的“韩国的鲁迅”，他从1950年代末开始偷偷接触鲁迅，视鲁迅为其社会实践的导师来学习，成为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对韩国民主化的贡献是很大的。

李光洙是具有代表性的最早表达启蒙思想的文学家，但他在1936年1月6日载于《朝鲜日报》的《对战争时期的作家态度》一文中，却支持日本军国主义。

他以日文发表的短篇小说《万翁之死》，以打杂的万翁为主人公，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但在创作旨趣上却和鲁迅不同。

与中国早就建立友好关系的前苏联，在20世纪就出现了谢曼诺夫、费德林、罗果夫等鲁迅研究家，有着很长的研究历史。

捷克则拥有著名的鲁迅研究家普实克。

[2]评价一以《祝福》为例，学生对祥林嫂的故事异常熟悉，对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意义认识较为深入，而对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作用及其形象内涵却不甚了解，甚至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

实际上，叙述者“我”的地位决不逊色于作品中的其他典型人物（如祥林嫂）。

在《祝福》及《呐喊》《访煌》等其他许多作品中，作者之所以选择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祝福》运用了鲁迅小说最常用的“归乡”模式，这种情节结构模式的特点是：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构成一个复调。

叙述者“我”又常常是一个远离故乡社会环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社会精神和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通过“我”远离故乡又回到故乡并最终离去的人生行程，展示“我”与故乡传统社会的不相容性，并通过“我”的眼光折射出现实故乡的闭塞、衰败和萧索。

除《祝福》外，《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等都运用了这种情节结构模式。

在《祝福》里，“我”的行程似乎与《故乡》有着某种承继关系：“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但这次归来已不再存有《故乡》里那种寻梦的奢望，是“早已决计要走”的，因为“我”既已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改变，对“我”来说，现实的鲁镇社会如此陌生，只能感受却无法融入它，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的好运气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

身在故乡却时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

况且，从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和“不很留”的冷漠里，“我”读出了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并不打算久留。

然而，正当“我”“决计要走”时，却出人意料地与祥林嫂相遇。

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这里，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恰当的视角是作者展开故事与读者理解文本的关键。

我们知道，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首先就是对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说多采用限制叙述，将作者与叙述人明显剥离开来。

因为任何一篇作品都不是作者本人所有思想愿望和情感意志的体现，作者必须把叙述的任务交给叙述人，才能更客观、更真实地将故事呈现给读者。

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情况下即指作品中的“我”，这个“我”是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

在《祝福》中，作者为什么选择“我”——一个远离故乡的知识分子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冲茶的短工或是柳妈呢？因为作者对故事里的其他人物，即使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围、对她异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态度，即不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他们。

“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认为他们没有可能或没有能力把身边发生的事情依照作者需要的方式叙述出来。

”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

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

所以，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一个熟悉故乡却远离了鲁镇传统社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智识者”的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

不仅如此，“我”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这个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祥林嫂的不幸在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饨，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实现了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远距离观照。

所以将“我”推人故事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着知识分子的灵魂。

除直接表现知识分子问题的作品外，《呐喊》《彷徨》里还有很多作品都用了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作叙述人，如《祝福》《故乡风一件小事》等，这就为作者不断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提供了机会。

鲁迅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是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把他们看作思想启蒙的主体，希望他们肩负起改革社会的重任。

而“五四’时期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本身还有很多弱点，他们必须正视自我，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

所以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着精神的酷刑，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灵魂的解剖。

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有没有灵魂”的发问和惨死，“我”发现了自己与鲁镇社会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

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

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没有勇气正面回答，而只以“说不清”三个字来搪塞，此后匆匆逃走，在不安与不祥中度过了一夜。

既在“我”预料中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计离开鲁镇。

小说的叙事学通常把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分为“可信赖的”与“不可信赖的”，“前者表现为叙述者的信念规范与作者是一致的，而后者则相背离”。

“我”对鲁四老爷的封建思想观念和伪善持批评态度，对鲁镇的守旧习俗感到格格不入。

这些足以使读者把“我”看成“可信赖的”叙述者，但在对待祥林嫂的疑问和死讯的态度上，“我”又失去了可信赖性。

“我”虽然是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鲁镇社会的黑暗，却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甚至潜意识里想逃避现实矛盾，在失望和痛苦之余希望卸去负疚感，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精神道德上的不足，这种不足正是传统思想在“我”灵魂里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