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新辩

义利新辩先知“过时”了吗？一般人都会认为财富越多越好。

中国民间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法，从古至今，人们都在通过各种手段积攒财富：占有很多田产和奴隶，将金银珠宝装在瓦罐子里东埋西藏；存折和信用卡经常更改密码，设法将已经占有的财富保值，拖欠民工工资，炒股，洗钱……据说中国上古的尧、舜、禹时代，也就是《礼记·礼运》中所说的那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人们的财富观念很淡泊，思想境界似乎很高。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对于财富，如果不是担心丢弃在地上而浪费资源，那么谁也不会把它搬到自己家里去。

孔子感叹那样一个美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他认为，夏禹、商汤、周文、周武时代是“小康之世”，大家都变得很自私，一门心思积累个人财富，没有人关注公共问题和福利经济学。

因为那是一个“天下为家”的时代，天下、国家都变成了私有财富。

为了防止“家天下”的财富格局遭到破坏，必须限制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

于是，先贤们按照天道运行的原则，发明了一整套“礼”的规范，来维护已有的社会秩序。

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就连“天下为家”的格局都没有了，以德配天的“王道”没有了，只有以“五霸”为代表的“霸道”，谁的力气大谁就当权，有枪就是草头王，说得赢就说，说不赢就打。

孔子认为，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局面，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教育。

上梁不正下梁歪，首先要教育君王，让他们懂得以德治国的道理，要老百姓节俭、不贪婪，自己首先要节俭、不贪婪；要老百姓守法，自己先要守法。

社会出问题了，跟领导者很有关系，不要在老百姓身上找原因，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老百姓，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意思是在积累财富的时候，正直有德的人首先谈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糊涂人则只是谈怎么样才能增加利润，损人利己、破坏环境都在所不辞。

孔子从来也没有反对财富。

在他那些被称为贤人的学生中，财政管理专家、国际贸易专家、政治家大有人在。

只有颜渊，既不关注吃穿住，更不会积累财富，像个苦行僧。

孔子对他偏爱有加，不仅因为他达到了仁的境界、对老师忠诚，更主要是他的身体太差，让人怜悯。

只有在谈到尘世生活之外的更高理想时，孔子才会用颜渊做例子。

颜渊生性木讷，体弱多病，35岁就病死了，不足为戒。

即使极端主义者老子也没有反对财富。

他设想的“小国寡民”(有点罗伯特·诺齐克“最小国家”的意思)方案中，也十分强调财富问题：要有好吃的、穿着打扮要漂亮、每一个家庭都要有至少两室一厅、最好还要有乡村俱乐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实际上没有人反对财富。

人们只是对财富的积累方式和分配方式提出质疑。

为什么徭役赋税越来越重？为什么劳动者贫困，不劳动者反而富裕？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什么原创性劳动越来越贬值，虚拟经济(或者信息经济，主要是传播小道消息)越来越吃香？人类还有没有得救的希望？人类文明史上所谓“轴心时代”的一些宏大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印度教和佛教，古希腊哲学，希伯来先知)中，都包含着对财富积累和分配方式的强烈质疑成分。

在此后的文明进程中，一方面是人类积累财富的技能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对文化先知所提出的质疑越来越不屑一顾。

恶德合乎公益？西方经济学界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私人恶德就是公众利益。

这是18世纪的荷兰人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提出来的，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

曼德维尔描写了一个充满恶行的蜜蜂王国的繁荣状况。

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

“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

接着，在整个蜜蜂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举国一片萧条景象。

曼德维尔所说的恶行，主要是指传统道德禁忌中人性的缺点：贪婪、奢侈、虚荣、自私。

曼德维尔认为，如果禁止这些“恶行”，社会就不能进步，财富积累就会落空，整个社会就会陷入贫困状态，美德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如果让每一个人都充分地按照私利的原则去追求财富，才能总体上增加社会财富，才有繁荣。

我们已经看到了亚当·斯密“自利最大化”理论的雏形，这有点接近古代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思想。

亚当·斯密说：“个体生产者只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这样做时……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结果出现，而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

”更一般的表述是：“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是对经济思想最具智慧的贡献。

如果换成曼德维尔的表述，就是恶行产生了善的结果。

资产阶级十分纳闷地想，我们只不过是想作恶、想满足个人的私欲，没想到一不小心产生了善良的结果，真是世事难料啊！香港某大亨经常在电视上发脾气，说：“我不投资了，我不剥削了，行不行？”顿时，香港舆论一片哗然，高声呼吁，你投资吧！你剥削我们吧！连“菲佣”也上街了，高叫要维护自己选择当仆人的自由权利。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德行、善等理想人格，会限制社会经济的发展。

仔细想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大家都像颜渊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还活得很快乐，那么，搞福利经济的念头就要落空；进而，仁者又如何能快乐起来呢？孔子晚年的生活，全靠那个既善于从政，又善于做生意的学生子贡支撑。

所以，孔子把女儿嫁给那个懂鸟语、而且还有犯罪记录的怪才公冶长；将侄女许配给人生态度健康的南宫适，而决不会将女儿和侄女嫁给他最喜欢的颜渊。

孔子还说过，颜渊的确很有德行，但太穷。

太穷的人无疑不适合当女婿，当一个道德楷模差不多。

但是，孔子也决不会将女儿嫁给一个只知道做生意、毫无德行可言的“威尼斯商人”。

西方经济学大概过分依赖那只“看不见的手”，太重视“自利最大化”，以至于忽略了对财富积累和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的关注。

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亚当斯密在他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对自利的追求赋予一般意义上的优势。

”他认为，西方当代经济学曲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之复杂关系的理论。

亚当·斯密“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被人们忽略了”。

同情心、怜悯心、仁义、德行这些伦理范畴，被西方理论视为文学性的表达，不能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可行性。

这只能说明西方理论的逻辑本身有问题，而不是说这些范畴不重要。

在孔子那里，这些因素都是教育的基本内容。

他试图通过诗歌和音乐教育，使人的内心能保持一种美好的情感，从而冲淡人的欲望。

实际上他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从唐代开始，文学艺术就沦为科举考试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

今天，它又成了赚钱、满足欲望的一种高雅方式。

甚至连教育本身也成了一种商业前期投资。

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可以据为己有的“财富”。

“财”的问题，还是“道”的问题？中国人积累财富的方式是十分独特的，主要是借公共利益的名义实现个人私利。

在传统文官制度中，首先要通过学习仁义道德理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然后才有通过国家财政发放的“俸禄”。

一般而言，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只有“俸”，而没有“禄”。

“俸”基本上只能满足一般性的日常开支。

“禄”的部分则要等到真正上任之后，从地方财政中搜刮。

而且这是大头。

今天也是如此。

那些地方小官，“俸”(工资单上所示)的部分，跟我们大家差不多，但“禄”(现在叫“灰色收入”)的部分却十分离谱。

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一个小官僚怎么能过着奢华的生活。

公开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一般都遭到鄙视(等级依次为官农工学商)，有时候还规定其子女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秦汉以后)，将通过私欲满足而积累财富的路堵死了。

于是，欲望的宣泄渠道转向权力：当官，读书也是为了当官。

结果导致了一种“官本位”文化的畸形发育。

像西门庆那种人，基本上是个文盲，也不想读书做官，一门心思做生意。

但他既不搞实业，也不搞贸易，主要财政来源是开妓院和赌场。

他的生药铺(药店)基本上是个幌子。

同时，其生意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勾结官府(红包搞定)，也就是将权谋文化加进财富积累过程中。

这都是财富积累和分配缺少制度支持的结果，这也是“利己”必然“利他”理论的中国版演绎。

除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特例，中国人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敢于大张旗鼓地提倡积累财富，从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度饥馑的饿汉形象。

尽管从整体历史进程上看，这是一个迟到的进步，但也伴随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权钱交易的黑幕、道德败坏、贫富两极分化的惨状、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毁灭性破坏。

即使搁置这些绕不开的问题，我们也依然困难重重。

整整这一代人，正在为了迅速积累财富，而无心考虑财富之外(包括个人道德)的问题。

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而拼命(台港人称“打拼”)。

在一种极度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他们像一台疯狂运转的挣钱机器，还扬言35岁挣够了就退休。

财富的确与自由相关，但离幸福却越来越远了。

这种一代人的困境，是我们正在师法的西方经济和社会已经出现了的困境。

有没有一种可以绕开社会伦理学的经济学？传统伦理还有没有意义？通过个人努力与自然社会交换的财富积累是不是没有边界？没有谁仇视财富，但与财富相关的问题，它的积累方式和分配(流动)方式，它与自由和幸福的关系，却永远是一个疑问。

君子贪财，这没有关系；取之无道，就出问题了。

不是“财”出了问题，而是“道”出了问题。

社会心理的整体失衡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与所有人都相关的人文主义的基本问题。